海隅钓叟 发表于 2009-2-25 23:54:29

钱钟书修辞学思想的系统“演绎”——评高万云《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

作者:郑心灵 来源:http://www.cnki.com.c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从十二个方面描绘了这个图景,如古汉语修辞学发展平稳,修辞学理论有所深化,辞格研究有所突破,字词句修辞研究成果丰硕,跨学科修辞学研究成绩斐然,修辞学史研究异军突起,言语交际修辞研究风起云涌,修辞批评研究花繁叶茂,语体风格研究全面展开,文学语言研究成果卓著……等等。我们非常认同这种认识,不过也应该看到,当代修辞学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对西方修辞理论、语用理论借鉴较多,而对中国传统修辞理论、尤其是对中西修辞理论的结合研究关注较少;对大块的、明显的理论著作重视较多,而对零散而有价值、隐在而成体系的修辞思想关注不够。如中国唐代以来的诗话、词话、曲话和小说评点,其中有关修辞与修辞批评的论述,多有卓见,而近年除了几部修辞学史有所涉及外,只有2005年出版的张秋娥的《宋元评点修辞研究》,而其中最让人遗憾的是对钱钟书修辞思想的研究。
    钱钟书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因其没有系统的修辞学著作,散见在评点、考证、校注、鉴赏等著作中,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修辞学界足够的重视,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如周振甫、宗廷虎、张炼强、胡范铸等先生作过研究,但或者不系统,或者不是专门的修辞学研究,都留下不少遗憾。
    让人高兴的是,2006年7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高万云先生的《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以下简称《演绎》),对钱钟书的修辞学论述作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推演,使钱钟书的修辞学思想系统化,进而为中国修辞学史增加了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并为人们的修辞实践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修辞学范本。
    《演绎》有三大亮点,我们概括为:穷尽式扫描,系统化贯通,逻辑性演绎。
    钱钟书没有专门的修辞学著作,他的修辞思想大都散见于他一生的著作和论文中,而要把这些认识挖掘出来,无疑要对钱氏的所有学术著作进行一次较为彻底地检索。对此高万云先生作了大量工作,除了外文著述和晚出的《钱钟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等,他对钱钟书的重要学术著作如《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等进行了全面扫描,同时也对钱氏的学术论文、信札甚至一些谈话记录作了搜集整理。从所引用的学术性文字看,《演绎》最早引用的是钱钟书1930年发表在《清华周刊》的《小说琐证》,最晚的是钱氏1988发表在《随笔》第5期的《模糊的铜镜》,时跨近60年。我们知道,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所引语料多为先秦以来的经典文献和国外的相关例证,所述思想也大都是中西合璧的修辞学思想,所以整理归纳起来难度可想而知。虽然这种归纳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漏和偏误,但整体而言,《演绎》对钱钟书修辞思想的“整合”功不可没,这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
    集中整理钱钟书关于修辞学的论述只是基础工作,而把钱钟书近六十年“万殊”的修辞学论述梳理出“一贯”的修辞学思想才是《演绎》的中心任务。在修辞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钱钟书虽对中国修辞学有贡献,但论述支离,不成体系。然而,高万云先生却别有新见,他认为,钱钟书不仅是修辞学家,而且是与陈望道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因为他发现钱钟书的修辞论述虽零散但却有着紧密联系,稍事整理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演绎》对钱钟书的修辞学认识进行了系统化编织,归纳出钱钟书修辞研究的十个方面:语言观和修辞观、文学修辞论、理解修辞论、词句篇章修辞论、辞格论、文体论、语言风格论、修辞批评实践、修辞史研究、修辞研究方法。这十个方面,《演绎》并不是把钱钟书的修辞学论述作物理性的归并,而是把具有内在联系的思想进行科学演绎。如在描写钱钟书的修辞观时,就把《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和《七缀集》中的修辞思想集中起来,或合并同类项,或互补互释,最后把钱钟书的修辞观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变通,二是辩证,三是讲究“语言天地”。可以说,这是对钱钟书的最好解读。其他各个部分都是如此,高氏抓住钱氏显在的表述,基本使用原来的概念或根据原意去命名,去建构钱氏的修辞学体系。如在描写钱氏的文学修辞理论时,就是所述的五个方面“审美韵味”、“逻辑理据”、“心理机制”、“游戏意味”是按照钱氏的意义命名,而“语法程度”则是使用钱氏原来的概念。而在揭示钱氏的“理解修辞论”时,则完全采用钱氏原来的概念,如“考辞之终始”、“阐释之循环”、“活参”。有的作了解释,如在“文体论”一章,“文体递变:变体”、“文体渗透:破体”、“文体特质:常体”。但不管怎样,核心就是保持钱钟书原来的面貌,用钱钟书自己的材料和表述建立钱钟书的修辞学体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高万云先生并不仅仅把钱钟书散见在各个时期的修辞学论述贯穿起来,而且,他还把钱氏的未尽之意作了逻辑推演和延伸。我们知道,钱钟书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管窥锥指”,微观考释,很有一些现象学的意味,结论往往让事实自证,这自然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对此,高先生不仅对其论述进行梳理归并,而且还对其进行“演绎”,而这正是该书的主旨所在。如在论述钱钟书对中国传统的“修辞立其诚”的认识时,全面总结了钱氏的辩证观点:一方面,钱氏认为修辞须“立诚”,强调既要平日修身端正,也要言说修辞诚信。另一方面,钱氏更认为“立诚须修辞”:“必精于修辞,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可以说,这种对修辞与道德关系的认识,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钱氏举了不立诚而求效的修辞行为,如言道通于兵道,如史传中的代言,如刻薄人善作文字,如文学修辞等,有的难定诚伪,有的以伪求效,而这却是修辞的追求。不过,钱氏的结论性文字并不多,主要表现在古今中外的具体文例上。对此,高先生并不仅仅对钱的零言散语作归纳,而是以此为基础作逻辑“演绎”,首先指出“诚”之内涵:“‘修辞立其诚’至少包含三个判断,一是逻辑判断,即修辞的内容要真实;二是道德判断,即修辞的态度要真诚;三是功利判断(主要是审美判断),即修辞的目的要真切。这三个方面又往往互相叠合、互相交叉、互相对立,于是就使得这一“命题”——其实是言语形式表现出复杂性。”其次指出“诚”的标准难以统一、难以判定的问题。最后通过钱钟书的例证推导出修辞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立诚”不是修辞的本质。那么修辞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钱钟书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钱钟书认为,由于语言中言与意的复杂关系,也由于语言的非自足特征,所以人们必须借助修辞去弥补言难尽意的缺憾。即:在特定的语言天地,表达守经而达权,理解守常而通变。相反相成,万殊一贯。简言之,钱钟书所说的修辞,就是智慧的言说和接受,可以说这是最接近修辞本质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钱钟书的这个结论是高万云演绎出来的,它不但基本符合钱氏的认识,而且推演出了新的知识。我们发现,《演绎》中的“演绎”随处都有,钱钟书的语言观和修辞观是“演绎”出来的,钱钟书对文学修辞、理解修辞、字句篇章修辞、修辞手法、语体风格等的大部分理论认识也是“演绎”出来的。再以比喻辞格为例,钱钟书对比喻的论述很多,但大多是散论或文例,对此,高万云在整理归纳的基础上推演出钱氏的两大认识:一是比喻的功能——诗学功能、表象功能、认知功能、济“困” (弥补语言之缺陷)功能,而这四点是钱氏没有明确指出其他学者鲜有提及的。二是比喻的特质——“我们可以概括钱钟书对比喻的整体认识:比喻就是对渗透了作者不同情感态度的具有相似性的两个跨域事物某一方面属性的互释性表述。‘互释性表述’是说比喻的功能无论是诗性的还是认知的,都具有解释说明性;‘两个事物’,是指‘凡比必双’,无论是明喻暗喻,还是隐喻借喻,都是在两个事物间发生的;‘跨域事物’是指作比的事物必须是‘异类’;‘具有相似性’是指比喻的两面必须有一点是相似的;‘渗透了作者不同情感态度’是指比喻往往具有‘两柄’的态度取向,‘某一方面属性’是指比喻具有‘多边’联系的特点。”这一“演绎”,可说是把钱氏的认识概括地相当到位。
    另外,高万云先生在语料的使用上不但使用钱氏的原语料,而且自己找了不少典型例子作补充,甚至他还借助演绎的方法进行“创作”,钱钟书批评吕居仁、方回等讲“诗眼”时机械规定其出现位置,如七言诗第五字为诗眼,五言诗第三字为诗眼。对此分别举了诗眼是第一字的“征文北山外,借月南楼中”,第二字的“故来不是求他事,暂借南亭一望山”,第四字的“池月幸闲无用处,主人能借客游无”,对此,高万云推出“所炼之字可以放在句子的任何位置,只要它能充当句子的重心或支点,并且与其他词语相安相谐。”同时,他自创了诗眼在第三、第六、第七字位置上的七言诗:
    俗夫不堪赏夜景,池月借与美人看。
    静心亭边羞借月,闹春树下怯听蝉。
    赏月常与镜湖借,只缘玉人在湖边。
    可以说,这也是高万云先生演绎的另一边。
    总之,高万云先生的《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不但是对钱钟书修辞学思想的研究,而且是对中国修辞学遗产的抢救,同时也是他自己修辞学思想的生发,因此,我们说,该书的出版是对中国修辞学的一个不小的贡献。

注:

高万云《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43、47、145-146、114页。

(郑心灵,教授,河南省焦作大学学报编辑部,邮编:454003,
电话:0391-2989081)


说明:《修辞学习》2007年第2期发表本书评的删节文稿,现补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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