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扬：中国语言学21世纪展望
作者：胡明扬来源：《语言》2002
一、引言
展望不同于愿望。展望总要有一定根据，总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预测，而不能像主观愿望那样任意去描绘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从中国语言学当前不那么令人振奋的处境和现状说起。
二、中国语言学当前的处境
语言学在中国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社会不重视，学术界不重视，至今全国高等学校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系。朱德熙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期间曾经竭力想创建一个语言学系，但是就在北大内部就通不过。“毕业出来的学生往哪儿分配？一句话就枪毙了创建语言学系的建议。语言学百无一用，这是中国当前各级领导，包括高等学校领导人在内，一时难以改变的共识。冷静地来看这个问题，应该说领导和一般人的看法不完全是偏见，更不是跟语言学有什么深仇大恨，有意跟语言学过不去。要社会重视语言学，语言学首先要为社会做贡献，而语言学在过去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语言学既不能出物质产品，又不能起宣传教育作用，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名声也不太好，语文教学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抨击，“淡化语法教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怎么能怪别人不重视呢！
在上个世纪之交，对外英语教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英语的研究，并且出现了像叶斯柏森那样的语言学大师和一大批英语专家，对现代英语的语言事实进行了近乎穷尽的描写和研究，创建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方法和体系，把现代英语研究提高到一个到现在也很难超越的高度，同时为此后以英语研究为基础的语言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有很大发展，各个有条件和没条件的高等学校，纷纷建立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或学院，并且听说很快就要允许中等学校设立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各个学校的领导很重视对外汉语教学的“经济效益”，同时却始终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是“只要是个中国人都能教”的“小儿科”；多数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也把重点放在上课、辅导，出国、挣钱上，也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是“小儿科”，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因此积极从事语言研究的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有的领导也重视科学研究，但是只承认教学法的研究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不大愿意承认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是当务之急。可是，如果说不清现代汉语在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各方面的基本规则，而只能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那么教师怎么能教好，学生怎么能学好？可以这么说：一个对语言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而又负责任的教师，即使不研究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很快就会掌握一套适合教学对象的教学方法，多年以后就会成为一位出色的语言教师；反之，一个对汉语缺乏必要的理性知识而又不去研究的教师，即使精通教学法，恐怕永远也成不了一个合格的语言教师。本世纪初的英语研究还不足以满足对外英语教学的需要，所以叶斯柏森他们把重点放在本体研究方面。今天汉语研究的水平还达不到20世纪初英语研究的水平，我们怎么能忽视本体研究呢？教语言的怎么能不首先研究语言呢？本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但是，非常遗憾，对汉语教学的发展没有成为这样的推动力，没有提高语言学在中国的地位，似乎反而进一步证明了语言学“不算什么学问”和“没太大用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个别从事语言研究的人转向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音频谱分析、改进语音通信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机器翻译方面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是这些研究很快由于十年动乱而中断了。由于种种原因，即使在语言学界，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些研究和从事这些研究的语言学家的名字。80年代和90年代，又有少数语言学家开始和计算机专家合作，从事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首先在汉字编码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基本上解决了汉字输入的难题；在机器翻译领域也取得了不少进展，有的英汉自动翻译系统已经初步达到了中国语言学21世纪展望的商品化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也只是在一个极小的专业圈子里有人知道，语言学界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至于语言学界以外的人就更不了解了，而且即使知道有机器翻译这么回事，也认定这是计算机专家的事，跟语言学和语言学家没有多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涉及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科研项目，在社会科学领域申报很难批准，即使批准了，经费也就是几千块钱，最多给几万块钱，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申报，一申报就批准，一下就给几十万到几百万块钱的经费。社会上现在还认识不到中文信息处理和语言学的密切关系，而总认为这是自然科学的事，跟文科的语言科学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中文信息处理现在可以说主要是语言学问题而不是计算机科学的问题，因为计算机科学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编制的水平都已经相当高，只要语言学家能把语言规则告诉他们，他们就可以在计算机上实现。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语言学家的研究严重滞后，真可以说是“一问三不知”，拿不出计算机专家需要的语言规则来。这样，语言学的滞后就拖了计算机科学的后腿，语言学知识就成了自然语言理解的瓶颈。反过来说，语言学在信息时代大有可为，这当然就要看语言学家自己了。社会不了解不要紧，一般人不了解也不要紧，如果语言学为中文信息处理切切实实地作出了贡献，社会就一定会承认，更何况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别人的承认，而在于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说“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不完全没有根据，至少可以说，当代语言学是跟自然科学关系最密切，方法和体系最严密的社会科学，并且语言学的方法和体系也已经影响了，并且正在影响着众多的社会科学。但是这只是国内外少数人的认识，还远远不是社会上多数人的共识。这就是中国语言学当前的处境，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种情况是直接跟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滞后状态分不开的，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
三、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和不足
（一）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不同评价
在20世纪末审视中国语言学取得的成就和不足恐怕众说纷纭，因为对过去一百年来的成就和不足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观点是：就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言，世纪初的中国语言学处于模仿阶段，没有太多的成就和贡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初次反映出有了创建符合汉语特色的努力，但是还属于草创阶段，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语言学进入了成熟和发展阶段，特别是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可以说差不多了，没解决的也就是一些细节问题了。当然在语言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极少数人认为中国语言学直到他们的崛起，一直在模仿西方语言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成就可言，真正的中国的语言学要由他们来创建。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期待中的“真正的中国语言学”并没有出现，而就这一派已经发表的个别理论观点来看，什么“主题句”，“什么“语言是思想的牢笼”等等，也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因为同样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只是品牌不同而已。因此，这样一种极端的消极观点近年来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还有少数人，对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成就的看法既不像多数人那么乐观，也不像极少数“全面否定派”那么悲观。他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总的说来，在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传统语言学现代化了，但是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现代语言学在早期曾经作出过一些国际水平的贡献，但是总的说来，直到现在还仍然处在草创阶段，处在一个借鉴、消化和追赶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从本世纪下半叶起，跟国际语言学当前达到的水平的差距反而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对中国语言学的现状不容乐观。
（二）20世纪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成就和不足
20世纪在中国传统语言学领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进展，特别是在音韵学领域成就最为突出。音韵学在本世纪初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历程，成功地借鉴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现代语音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还吸取了国内方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因此在汉语上古音研究、汉藏语研究、理论和方法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再说，中国传统音韵学原有的理论和方法也可以说是比较科学的，因此在音韵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字学也同样成功地经历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借鉴了西方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因而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而甲骨文、战国文字和简牍文字的发现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的”，并且也是国际领先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在音韵学和文字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在音韵学和文字学这两个领域有近两千年的悠久传统，有深厚的根基。跟音韵学和文字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相比，训诂学显得滞后了，这恐怕也是跟训诂学基本上没有现代化，没有很好吸取西方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有关。
中国传统语言学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在个别领域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中国传统语言学还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危机，那就是后继乏人。
四、20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成就和不足
中国现代语言学，总的说来，还处在一个草创阶段。这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是我们始终还没有摆脱引进、消化和中国化这样一个追赶国际语言学迅猛发展的局面，至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国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另一方面是对汉语的基本语言事实的描写还远远没有完成，因而对汉语的分析和解释离汉语的实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即使就从事这项研究人数最多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而言，恐怕也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太多了。正因为如此，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我们就很难有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但是应该说，在20世纪前期我们曾经出现过一批大师级的语言学家，他们的水平和成就都是跟当时的国际水平同步的，但是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非学术的因素，他们的重大理论贡献在国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后继无人。赵元任关于“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的理论由于他后来移居美国，还当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所以在国外影响较大；而刘复把数学应用到看法研究领域，在语义分析中运用转换分析法这些创举，早被历史遗忘；吕叔湘的“动词中心观”和动词“方向”的理论也由于种种原因完全被忽视了。赵元任、罗常培和王力在历史音韵学、方言学、语法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领域的开创性的研究影响了几代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再加上基础教育的失误造成的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中国现代语言学离当代国际语言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反而拉大了，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不应该让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睁眼看世界，看看别的国家在现代语言学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自满了。
近百年来惟一社会影响较大的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现代化，也就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还有稍后的推广国语或普通话的运动以及50年代的简化字和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这一系列气势恢弘的社会语言工程跟汉语研究密切有关，又有众多语言学家参加，但是怎样评价这一系列社会语言工程，意见也相当分歧。我们的看法是总的说来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但是的确也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进。
说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还有不少不足之处是把现实的成就跟理想中应该取得的成就相比较，跟世界范围内当代语言学已经达到的水平相比较而言的，而不是说中国现代语言学没有成就可言，也不是说始终停滞不前，更不是说中国的语言学家没有付出辛勤的劳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学术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无法割裂的，而语言学家也不是生活在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的象牙塔内的。20世纪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动荡之中，语言学家究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语言研究，又是在什么条件下从事语言研究，恐怕很多人心里都很清楚。因此，这一百年来中国现代语言学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相反，如果过高地估计我们的成就而居然符合客观的现实，那倒是咄咄怪事。
五、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展望
（一）新世纪中国语言学要获得新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21世纪中国语言学要获得新生和发展的三大关键因素是：社会大环境，教育体制，语言学家的素质。社会大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个安定而又重视学术的大环境，任何科学研究都无从谈起。教育体制和语言学家的素质密切相关。现在中国语言学界各门分支学科之间的严重割裂现象正是发展到极端的专业教育造成的：搞现代汉语的不熟悉古代汉语，搞古代汉语的不熟悉现代汉语；搞语音的不管语汇、语法，搞语法的不管语音、语义；搞音韵的不熟悉文字，搞文字的不熟悉音韵；研究汉语的不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不了解汉语研究；学汉语的不懂外语，学外语的不懂汉语；更不用说学语言的不学文学，学文科的不学数理化。专业越分越细，学术根基越来越浅，眼界也就越来越窄。这样的教育体制而要培养出大师级的学问家完全是南辕而北辙。近年来很多人已经觉察到了这种极端的专业教育的弊病，现在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以纠正，除了逐步恢复综合大学的建制以外，在一些重点大学还开办了大文科实验班。但是，也许有点晚了，因为受过通才教育的人现在都已经七老八十，绝大多数早已退出教学第一线，这样就出现了严重的师资断层。现在要找像王力、吕叔湘那样古今兼通、中西融会的语言学家，哪里去找？更不用说去找像赵元任、刘复那样既是语言学家又是诗人和音乐家，又是古今、中西、文理都通的大家。没有人才就谈不上出成果，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培养出合格的优秀人才，什么时候才能出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杨振宁最近说中国要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这当然是一种乐观而带有鼓励性的预言。就培养文科人才而言，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对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展望似乎一切都要取决于人才问题，而人才又要取决于教育体制和整个大环境。脱离了这些因素，展望也就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
（二）基础性研究和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我们对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社会的大环境也不容许我们从事一时很难出什么成果的基础性研究。但是，正是忽视了基础性研究制约了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不妨来看看英语研究的情况。从19世纪着手编纂到20世纪初出版的十卷本《牛津英语大词典》收录了公元8世纪以来见于文献的英语词语，每一条都注明最早出现在什么文献里面，给出释义并给出最早的例句；如果有多个义项，分义项注明在哪一年首次出现在什么文献里面，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例证。有了这样一部词典，英语语汇的历史研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可是我们呢？某年某月某人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一篇花了不少工夫写成的文章，说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说某个词语是到唐代才出现的，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用例；过不了几个月又有人指出，实际上汉代就已经出现；再过几个月或几年，又有人发现，有关的词语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在语法研究领域也一样，有人辛辛苦苦研究了一条语法规律，发表以后，不少批评文章接踵而来，说是例外多得很，这样的规律难以成立。这的确很浪费精力。但是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接触的资料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不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那么这种状况就还要继续下去。
现代英语语法研究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同样进行了近乎穷尽的描写和分析。一批从事对外英语教学的语言学家，如叶斯柏森、克鲁辛加、朴茨玛、帕墨尔、杭培等等的著作对现代英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至今仍然是现代英语研究的煌煌巨著，并且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现代语言学家才有可能根据不同的理论和需要去构建多种多样的语言理论模型和制定各种方法和分析程序。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缺乏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往往只能是先从西方引进理论、方法和体系，后加例句，在明显不符合汉语特点的地方稍加调整和处理，而不是从汉语语料出发进行综合概括，所以挂一漏万和削足就履在所难免，而让后人贬为“模仿”之作也就不能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
现在看来我们首先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汉语语料库和检索系统，如：汉语历史文献分阶段语料库和检索系统，词典编纂和语汇研究用的各个时期的汉语语料库和检索系统，语法研究用的各个时期的汉语语料库和检索系统，汉语口语语料库和检索系统等等。汉语有文献的历史比较长，文献也比较多，但是总是一个有限量。今天有了计算机，分工合作，总有一天可以完成。那样，研究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就方便多了，也更可靠了。现代汉语文献在不断增加，可以说是一个无限量，所以只能通过随机抽样建立有充分代表性的有足够规模的语料库来解决。建立大规模的语料库需要一定的经费和人力，而要支付这样的经费和组织足够的人力来从事这样的基础性研究的前提是社会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我们也许还要耐心等待一个时期。
中国语言学文献索引和中国语言学文献检索系统的建立更是刻不容缓。现在很多著作都没有参考文献目录。如果主要的参考文献都看过了，不列参考文献目录也许只是对读者不方便而已，并不影响著作的水平。但是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从有关著作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重要的参考文献都没有参考过。这种凡事都靠自己从头做起的研究方法既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也造成不少无效的重复劳动。但是这也并不是多数语言学家的本意，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几乎没有比较齐全的文献索引资料可供查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只出到1980年，近二十年的文章到哪里去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出的《语言文字学》卷的论文索引明显不全；书籍方面，北京图书馆1985年出过一本《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卷），可是一般人见不到，而且不收线装书，即使是铅印书籍，随便翻了翻，似乎也不全，因为这只是国内三大图书馆的馆藏书目，并不是国内外现存中国语言学著作的总目录。再说，即使有了目录，论文和书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借？至于国外的语言学文献资料，那就更难找了。这当然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计算机这样的高效能的手段，只要语言学界齐心协力去努力，这种情况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费时间，费精力，也许还吃力不讨好，因为基础性研究工作本身很难出什么对个人有利的学术成果。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都想让别人去做，自己来享用，那就永远没人去做。但是，不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学就很难跟国际语言学当前达到的水平接轨二基本的语言事实都不清楚，文献都不全，还谈得上什么理论概括。对基本语言事实的分析和解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再解释的研究工作就更无从谈起。
基础研究工作非做不可，现在不做，将来还得做，这项工作是躲不过去，也是绕不过去的。中国语言学能不能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恐怕是一个先决条件。
为什么像赵元任、刘复、王力、吕叔湘等这样一批语言学大师能够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初期就作出那样杰出的贡献？除了其他许多客观条件以外，他们所受的教育跟近几十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严格的国学训练，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精通多种外语，有的还在自然科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国学基础好，可以深入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他们的外语好，可以广泛直接地阅读国外同时代最先进最富营养的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文献资料；他们的知识面宽、创新能力强，所以他们可以融会各方面的知识，结合汉语的实际，作出他们的贡献。专业教育有利于专业人才的速成，但是不利于培养科学家和大师级的人才。这几年过去被肢解了的综合大学在纷纷恢复，3+X的高考试题的改革也是要向通才教育转轨，但是这种改革决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更不是短时期以内就能见效的。因此，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语言学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的估计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人的因素毕竟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在新世纪有可能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领域
基本语言事实的描写是一切语言研究的基础，也是理论概括的基础。少数民族研究和方言研究尽管还是初步的，还不够深入，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并不落后，而且已经描写的语言事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有价值的内容，足以引发我们的理论思考。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语言学家已经开始在进行概括总结，在汉语上古音和汉藏语的谱系研究以及原始汉藏语的构想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有的已经提出了某些很有价值的不同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会极大地推动汉藏语研究、汉语史研究，以及汉语语音、语法、语汇、语义务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而且就汉藏语的研究领域而言，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我们欠缺的也许是在语言理论方面，不过这方面的缺陷不是不能弥补的。在21世纪我们如果不误入歧途走弯路，而是踏踏实实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那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并在语言理论上作出我们的贡献。
夏代的文字至今没有发现，但愿21世纪会有比甲骨文更早的足够数量的文字资料出土，使中国的文字学和古文字学能够创造出更辉煌的成就。
语法研究一直是语言研究的热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最多，也最受语言学界的关注。应该说，在20世纪前期国内语法研究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是跟当时的国际潮流接轨的，因此才有上面提到的一些杰出的成就，尽管这些成就大都被埋没了，那是国内国际的大环境造成的，也许是“弱国无学术”的后果吧！国人缺乏自信，眼睛习惯于一致“朝外看”。20世纪后半叶我们引进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并且成功地中国化了，并且做了不少基础性的描写工作。尽管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但是已有的成果也已经可以满足初步总结概括的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语言学界50年代以后兴起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在国内传播，国内的学术空气也日益活跃和开明，有人就开始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也运用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方言研究方面的成果，对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进行理论概括和解释，并且对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半个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语言研究涉及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面向计算机的语言研究严格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严格要求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并且不存偏见的计算机还为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结论提供了一种迄今为止最公正、最有效的验证手段，从而今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长期以来困扰中国语言学界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对学术发展极为不利的局面。面向计算机的语言研究会给中国语言学带来一次新的机遇。但是这方面的任务并不轻松。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要有较好的中国语言学的基础，还要懂得一点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不然，“面向计算机”就面向不了。现在不能再用抄卡片的办法来搜集资料，要用语料库，这就至少要求我们懂得操作计算机。至于编制算法，这些倒都可以由计算机专家去做。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计算机专家需要什么。现在文科出身的人的知识结构不全面，那就需要补课。我们希望有一大批青年语言学家转向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如果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突破，那就会带动中国语言学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从而也为我国语言学走向世界准备了条件。
对未来的展望总有众多不确定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仍然不得不是一种主观的良好的愿望而已。
[ 本贴由 孙兰荃 于 2005-10-518:02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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