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一百年
《马氏文通》一百年马庆株
●《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汉语从
此告别了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历史。
●经过马建忠系统的理性的爬梳，古汉语语法学体系才得以建立。
《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成为汉语语言学一门分支学科的标志，说明
语法研究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摆脱了出来。汉语语法学帮助人们养成
科学分析的习惯，大大有益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这部书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它不是谈感想，而是用
事实说话。《文通》例句共计达7万多条，真是难能可贵。他为了构建
汉语语法体系所付出的辛劳，谁人能比！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怎么能
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语法？
●马建忠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普遍唯理语法非常合拍，他在创立汉
语语法学之初就与国际语言学接了轨。
●马建忠带动了一批人投身汉语语法研究，《马氏文通》所形成
的优良传统——系统性、面向应用、以词为基本单位、务实，得到了
发扬，影响到今天，也必将影响到将来。
马建忠以《马氏文通》迎来了20世纪
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即语法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版上卷，二十五年（1899）出版下卷；二十六年（1900）作者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享年仅55岁。作者这么早地成仙驾鹤西游，主要是因为写作《文通》。现在是《文通》出版暨汉语语法学诞生百年，2000年是作者逝世百年。《文通》百岁诞辰和作者百年忌辰到来之际，缅怀马建忠，讨论和学习《文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通》的特色与其作者的情况和写作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文通》作者马建忠，字眉叔，1845年诞生于江苏镇江府丹徒（即今镇江市），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代的先进人物，杰出的爱国者。他生活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秋，很有思想，主张改革富民，善于办外交，是大韩民国太极图国旗的主要设计者。《马氏文通·后序》虽然高估了语法的作用，但其中洋溢着的炽热的爱国热忱，感人肺腑。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满腹经纶，学过数理化、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历史，通过了巴黎考试院文科和理科的学位考试，还通过了律师和外交等科的考试，为开创汉语语法学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准备，马建忠知识结构合理，达到了超群绝伦、超凡入圣的境界。
这样的作者所写的中国第一部内容充实、发掘很深的汉语语法的系统著作，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与西洋语法理论框架相结合的产物，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洋为中用的典范，是汉语语言学史上耸入云霄的不朽丰碑。马建忠以《马氏文通》迎来了20世纪。《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汉语从此告别了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历史，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开始自觉地、理性地研究汉语语法结构规律。现在无论学习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都要
学习语法，这第一部语法书是马建忠写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受《马氏文通》影响尤其明显。可见马建忠及其《马氏文通》影响之深远。
从马建忠先生遗像上我们看到他面容清癯，目光如炬，看到他对汉语语法学发展的期待。百年以来，汉语语法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份量厚重的成果，带动了中国语言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总结近20年来结合语义表达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不能不追溯到《马氏文通》。有特色的《马氏文通》及其天才作者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
《马氏文通》洋溢着科学精神。它具有系统性，面向应用，以词
为单位，务实。这部书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
《文通》洋溢着科学精神。
它的第一个特色是系统性。语法学是系统地研究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结构规律的科学。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独立学科，缺乏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而只有附丽于训诂学的零碎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法研究的荫芽阶段是漫长的，主要成就是虚词和句读的研究。古代是一个一个地说明汉语虚词的用法，缺乏一类一类的概括分析，因此与其说是语法研究，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含有语法因素的训诂研究。在服务于读经书的训诂著作中还有零星的和语法有关的一些叙述。经过马建忠系统的理性的爬梳，古汉语语法学体系才得以建立。《马氏文通》是汉语语法成为汉语语言学一门分支学科的标志，说明语法研究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摆脱了出来。汉语语法学帮助人们养成科学分析的习惯，大大有益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文通》的第二个特色是面向应用。写作的目的是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实际上是提出了语文教学的现代化问题。马建忠发现西方人语文教学效率高，省出了很多时间学习数理化，因此科学技术先进。有感于此，他把中国语文教学效率低归因于中国没有“葛朗玛”（grammar，语法），所以才下工夫研究了十年的汉语语法。《马氏文通》面向应用的表现之一是重视句、读、顿。文言文传统上不用标点，句读之学就自然地成为有实践意义的学问。句读是选择文中可以断开的
地方（切分点）即断句，在此基础上对句子进行切分，找寻可以停顿的地方，从而确定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片断。正确断句即正确切分，是正确理解文意的前提。句读之学属于语法研究。面向应用的另一个表现是把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这对当时和后来都有很大影响。时隔六年，来裕恂写作《汉文典》，把语法、修辞和文章学写成一部书，两年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要面向应用，而当时应用的是文言文，所以马建忠和来裕恂都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孙中山先生在《建
国方略》中评论《马氏文通》时提出“言文一致”的主张，指出文法应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而改良之”。这是更高的要求。
《文通》的第三个特色是以词为基本单位。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六卷，下册四卷，一共十卷：第一卷正名，介绍基本概念；第二卷至第九卷总共八卷讲“字”（即词），介绍各个词类，其中第二至六卷讲各类实字，第七至九卷讲各类虚字；第十卷讲句读。由此看来，《马氏文通》的语法系统显然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这一点有很多人不赞同，认定以词为基本单位，就是模仿西洋语法，就是没有抓住汉语的特点。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失于偏颇，至少是欠全面，欠公平。马
建忠免不了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营养，一方面模仿西方语法。这与他学贯中西有关。马建忠不仅饱学古代丰富的典籍因而熟悉训诂之学，而且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希腊语，运用这四种外国语的能力达到了“与汉文无异”的程度，他曾任驻法公使的翻译，此外还通俄语，翻译过外交文件。在各种意义上他都称得上是一位linguist（语言学家／精通多种语言的人）。以词为基本单位，不完全是模仿西洋语法，显然他也同时受到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深刻影响，至少是部分地在训诂学基础上构建汉语语法。因此他从所掌握的古籍和多种外国语的角度来观察汉语，得出以词为基本单位的结论，这很不简单，决不应该算缺点。词本位的语法体系至少一点也不比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句本位语法体系差。汉藏系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类型一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各种简志和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对各语支的介绍，词法所占篇幅一般比句法篇幅大。再如巢宗祺《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词法126页，而句法只有14页；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词法365页，而句法只有75页。总不能说9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者都仍然在模仿西洋语法吧。这说明毋庸置疑，词是汉藏语的一种基本语法单位。黎锦熙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同样是借鉴西方语法，只是模仿的对象改成了英语。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模仿英语一定比模仿拉丁语、法语语法好。在汉语基本语法单位词和同组中，马建忠无论如何还抓往了一个基本单位，比起句本位语法来，似乎应该说还是要好一些的。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学者和接受这种体系的学者一般比较熟悉英语，有的还熟悉法语，他们掌握的语种数一般没有马建忠多。英语和法语又都是形态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的分析语，模仿英语和法语语法，就可能采用句本位体系。不少人觉得句本位体系还可以，是因为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之间在构造上是平行的，句子、词组、复合词的构造规则基本一致。马建忠的字类即词类，是根据意义划分出来的。他认为“字无定义，固无定类”。意义的确是词类划分的最深刻的基础，意义的共同点，往往可以从搭配上看出来；我们强调形式上的根据，就是把形式和意义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语义语法范畴，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有效办法。
《文通》的第四个特色是务实。这部书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它不是谈感想，而是用事实说话。《文通》旁征博引，据统计共用了7326条例句。（张万起1984《〈马氏文通〉用例小计》，见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7）这些例句经过筛选，仅仅是马建忠收集例句的1／10。例句共计达7万多条，真是难能可贵。他为了构建汉语语法体系所付出的辛劳，谁人能比！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怎么能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语法？他还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如在字类（即词类）中增设了西方语法中所没有的助字（即助词）。
从汉语语法学的世纪回顾看《文通》以来的传统
回顾汉语语法学史，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汉语语法研究第一人马建忠及其《马氏文通》的巨大影响。马建忠带动了一批人投身汉语语法研究，《马氏文通》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100年来，《马氏文通》所形成的优良传统——系统性、面向应用、以词为基本单位、务实，得到了发扬，影响到今天，也必将影响到将来。在世纪之交，有必要总结《马氏文通》出版到今天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得失以利于下个世纪汉语语法学的健康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经过黎锦熙等人的努力，现代汉语语法学才建立起来。然而这还属于汉语语法学的初创阶段——语文学的汉语语法研究阶段。这时人们不自觉地主要着眼于语言共性。因为面对的是大大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所以也有值得注意的新发现。
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影响下，王力先生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和随后陈望道组织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标志汉语语法学进入了发展阶段，注意力转向自觉地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分别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50年代李荣把赵元任《国语入门》的《序论》翻译为《北京口语语法》出版以后，经过几次大讨论，结构主义一步步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扩大了影响，汉语语法研究逐步走上精细描写的道路，直到80年代才明确了词组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结构主义在汉语语法研究中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涌现了以朱德熙先生为杰出代表的一批语法学家，如张斌、胡裕树、胡明扬、陆俭明、邢福义、徐枢、王维贤、王还等人。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突飞猛进，逐步进入走向成熟的、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的新阶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出现了蔚为大观成风气的令人欣喜的繁荣局面。汉语语法学成了汉语语言学中最重要的也是成绩最显著的部门之一。结构与语义、表达又联系了起来，与方言、近代汉语乃至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比较，与外国语对比，形式分析与语义特征分析、描写与解释真正结合起来，功能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虚词、语义语法范畴、空范畴、配价、句型、句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自觉
的理论意识空前增强，视野拓宽，方法多样，开始做到既重视个性，又重视共性。从对待语法单位的态度上看，就是既重视词，又重视词组。这里我们看到了《马氏文通》的深刻影响。
限于篇幅，这里勾勒的线条很粗，要了解得稍微具体一点，可参看我和项开喜合写的《20世纪的中国现代语法学》（刘坚主编《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世纪末总结百年汉语语法研究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借口语法研究中存在一些分歧而否定《马氏文通》以来的成就是错误的。固步自封，盲目乐观，对国外同行的成就不屑一顾也是错误的。
我们要在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大胆
吸收并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一方面马建忠为我们
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虽说语法研究今非昔比，现在学习和研究《马氏文通》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在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大胆吸收并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一方面马建忠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马氏文通》至今对汉语语法的研究，特别是对汉语语法史和语法学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必读文献。北京大学王力教授把它列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两种须要精读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另一种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大和南开大学等校都开出了专书《马氏文通》课。商务印书馆（北京）把《马氏文通》列为《汉语语法丛书》的第一种。《马氏文通》洋溢着科学精神，醍醐灌顶，说明汉语有可以言传的语法，无可争辩置疑的事实已经把汉语无语法论和汉语语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论即取消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作者不回避问题，对于所遇到的语法现象都提出了一种处理办法，因此虽然处理得还不是尽善尽美，没有做到天衣无缝，但仍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因为很能启发人们的思考。
马建忠有朴素的共性意识，注意联系语义表达和阅读来研究汉语语法。这在现在仍然对人们有启发作用。当代世界语言学潮流是重视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马建忠在语法研究中的表现出来的朴素的共性意识，尽管与今天的共性意识不可同日而语，但毫无疑问，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既然人类自然语言都是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就一定是可以分析的。一个言语单位可以分析为若干个单位，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和组织规
则。《马氏文通》强调语言共性，与写作该书的目的，与重视语义表达和阅读有关。既然语言表示意义，就可以从意义出发，整理汉语的语法规则，只要不忽视形式方面就是了。
《马氏文通》反映了19世纪末的科学发展水平。学习《马氏文通》，就要继承并发扬马建忠开创的汉语语法学优良传统，自觉地开创汉语语法学的新局面。首先要学习和继承《马氏文通》及其作者务实精神：追求系统化，重视词类和词的小类的描写，面向应用、注意语义表达；研究者要具备研究所需要的广博的知识，努力建立有利于深入研究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力争像马建忠一样博学，学习多种外国语，注意大小学科的交融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大势。因此要学习和研究汉语方言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和了解汉语语言文字学的其他各分支学
科，还要学习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医学、社会学等和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以适应新世纪汉语语法学科发展的需要。
纪念《马氏文通》百年，要看清《文通》的不足，在研究中避免《文通》的局限性。我们不苛求前人，《马氏文通》未可厚非，《文通》不能差强人意之处主要是认为无论中外古今，语法的大纲都是“概无不同”的，于是基本采用拉丁语语法的框架来写汉语语法；因为认为上古汉语与后世汉语的差别不大，就把从先秦到唐代文言的语法看作一个系统，把历时语法当共时语法来描写。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
马建忠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普遍唯理语法非常合拍，他在创立汉语语法学之初就与国际语言学接了轨。接轨就是承认科学没有国界，不夸大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别，不过分强调汉语语法的特点，不另搞一套没法翻译或很难翻译成外语的术语，而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汉语的特点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共同点，采用和国外术语含义大致相同的术语，以利于国际交流。接轨不仅是国内学者学习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同时国内汉语语法研究中使用的有效的新的理论方法也要很好地总结并向海外积极地介绍。只有海内外学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汉语语法学才能更快地进步。
以上主要宏观地谈了《文通》的主要方面。在迎接21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我们高兴地看到马建忠开创的汉语语法学事业后继有人。责有攸归无旁贷，我们要学习马建忠及其《文通》，继承宝贵遗产，推陈出新，更好地为汉语母语教学、为外族人汉语教学、为语言信息的计算机理解和处理、为国内外汉语语法研究提供参考，以新的姿态把汉语语法研究提到新的高度，为丰富普通语法学理论方法做出我们应有的新贡献。
1998－07－31初稿，重阳节二稿，
1999－05－04改定于南开大学东村十八所
（本文原题“中国汉语语法学百年纪念与马建忠先生百年祭”。——
编者注）
转自中华读书报http://www.gmdaily.com.cn/0_ds/1999/19991201/GB/ds%5E277%5E0%5EDS503.htm 《马氏文通》的作者到底是谁？
——近代史上的一桩疑案
姚小平
《马氏文通》10卷，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1898
年始出6卷，次年续出4卷，署名作者为马建忠（1845－1900）。
各种史书、传记资料中，也多写明《文通》的著者是马建忠。
不过，也有资料记载或暗示了《文通》系由马建忠与其兄长马
相伯（本名马良、马建常，1840－1939）合撰。在纪念《马氏
文通》问世一百年之际，这一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兴趣。
其实，《文通》的著者问题起初并不引人注意，直到1980年朱
星发表《〈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社会科学战
线》第 3期），才让学界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研究《文通》多
年，竟连著者是谁仍不能定论。诚如王海?所言：“我们研究
《文通》为何而写、如何写成的、体系怎样等，都仍然会联系
到作者的经历、思想、学识等。如果《文通》与我们研究的作
者根本无关，这种研究岂非近于荒唐？”（《〈马氏文通〉研
究百年综说》，《中国语文》1998年第 5期）所以，问题一经
提出，便很受重视，吸引了不少学者参与讨论。在《文通》行
世百年之际，廊清这样一个学界公案，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一、朱星提出：《文通》实际作者是马相伯
20年前朱星认定，《文通》的“实际作者原来是马建忠的大哥马相伯”，其根据是1935年马相伯与他的谈话。那年老人已96岁，“每次给我谈《马氏文通》，要说我三弟的《文通》如何如何，不直说是他写的。但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他说：我是采用拉丁文法，尽量就中文特点，避免摹仿之迹。他是神父出家人，不愿出名，且兄弟友爱，所以写马建忠之名。”后来朱星根据自己早年的访谈所获，在《关于语法学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写道：“当初马相伯参考了欧洲拉丁文法，所以编出了科学的汉文法。”
这样，《文通》的著者便有三种可能：第一，马建忠独撰；第二，马相伯实撰；第三，兄弟二人合撰。
第一种说法最常见，第二种说法极少有人响应。第三种说法则为多数研究《文通》的学者所接受，但又有分别：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文通》出自马建忠之手，其兄相伯只起了某种帮助的作用；少数研究者认为，马相伯与其弟并为实际作者，所起的作用不限于“帮助”。
二、邬国义反驳朱说
朱星对《文通》著者是马建忠的一般看法提出异议后，即有学者撰文反驳。邬国义根据知情人梁启超的叙述，指出《文通》确系马建忠所作，“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是马相伯吗？，《学林漫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82年）。梁启超曾多次叙及《文通》和马氏兄弟，只称马建忠为著者，并未提到马相伯的参与。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一文，对马建忠正在撰著《文通》一事有所报道：“西人于识字以后，即有文法专书，若何联数字而成句，若何缀数句而成笔，深浅先后，条理秩然。余所见者，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若其条理，则俟马氏书成，可得而论次焉。”
《文通》面世后，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称赞道：“最近则马眉叔建忠著《文通》，亦凭藉高邮（眉叔著书时，余在上海，居相邻，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于《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者独多也），创前古未有之业。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
最详细的记叙见于梁启超的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章之二：“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二年，他住在上海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
梁启超所言应该可信。可是，朱星的回忆也并非无中生有。有利于朱说的证据，如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先生常言，予作《文通》，人目为中国文法书。”方豪（马相伯弟子）《马相伯先生事略》：“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先生年五十九，……是年冬，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
生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翌年冬，后四卷亦付梓。”
邬文试图将两种说法统一起来，得出的结论是：“……马建忠是主修，而马相伯是协助，主次是分明的。……正因为《马氏文通》的作者是马建忠，所以马相伯每次谈起，要说他‘三弟的《文通》如何如何’，从‘不直说是他写的’，把著作权归于马建忠；也正因为马相伯助其弟著《文通》，所以有时‘在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也属事出有因。……综上所述，《马氏文通》的作者仍应作马建忠，而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并非如朱先生所说的‘实际作者’。”
朱星把《文通》的撰著归功于马相伯一人，完全不顾足能证明马建忠实际撰著《文通》的有关史料，其持论显然失之偏颇。但邬国义的辩驳也隐有不少疑点。
首先，马相伯并非只是在“言语间露出”或“不直说”是他撰写了《文通》，而是不止一次明明白白地这样说过。以他与马建忠融洽友爱的兄弟关系，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
其次，说马相伯只是协助了马建忠，怎么个协助法？到底做了多少工作？提供几个例句是帮助，参与拟定框架或修订全书也是帮助。
再者，据前引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所记，兄弟二人“积二十年”才撰成《文通》，而马建忠始究语法，是在1880年代中期以后，所以在《文通》的序文里他说自己“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如此，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马相伯在这之前已开始构思《文通》，并为之搜集材料？
三、许国璋断定：“马相伯不具写汉文文法的学养……”
许国璋在《〈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一文的第13条长注里下结论道：“对于这一公案，我的意见如下：1）兄有助于弟，但以译名为主；2）《文通》本身是建忠自作；3）相伯不具写汉文文法的学养，他一生以宣道为主。”
关于第一、第二个结论，许国璋解释说，马相伯编有《拉丁文通》，其编写工作盖始于1873年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之时；相伯在会见朱星时“言语间露出是他写的”，应是指写了这部《拉丁文通》，而朱星并未听清（96岁老人的话不易听清），又不知曾有《拉丁文通》，遂以为相伯说的就是《马氏文通》。马相伯既有编写《拉丁文通》的知识和经验，在汉译语法术语的酌定上自然“乐于答问”，能给其弟帮助。
许国璋猜想朱星听错，理由不足。须知，马相伯并非只对朱星一人说过他作了《马氏文通》。而且，以为96岁老人说话必不清楚，也无根据。朱星在同一文中明明告诉我们，“他已九十六岁，还能讲一小时话，有说有笑，神志清健。”过了两三年，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呢？
1935年秋，记者王瑞霖采访了97岁的马相伯。采访始于10月5日，止于12月21日，先后60余次，记为67篇，以《一日一谈》为题连续刊发于天津《益世报》。第一天，记者写道：“老人起居虽须人扶持，耳朵亦不大方便，然而精神却很饱满，和他谈起话来，还是滔滔不绝，并时做手势以助语气。据友人告我：老人从前非常擅于讲演，现在看他口讲指画的精神，始信友人之言不诬。”马相伯曾有“中国第一演说家”的美誉；三天后，10月8日，老人还到复旦中学作了演讲。也正是在王瑞霖系列采访的11月15日那一次，谈起马建忠和《文通》，老人明白地说：“《文通》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可见马相伯对《文通》的贡献不限于译名的制定。
关于第三个结论，许国璋说：“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汉学根基不深（自云不会作诗），要像建忠那样读尽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一是学养不够，二是天主教会不许读凡俗之书，三是即读也不许从事非宗教书籍的著作。”这段论述对马相伯有误解，所列三点均难成立。
第一，马相伯虽就读教会学校，获神学学位并成为教士（1876－1897年，他还曾脱教还俗），但像那时所有殷实人家的子弟一样，他自幼便在家塾习读古文。12岁上来到上海时，他已读毕四书五经。14岁的他已在徐汇公学里担任助教，边教边学。“因为我的国文比较有点根底，本校各班的国文、经学，都是我教”；“……余虽为教徒，而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颇知注意。”（《一日一谈》之九）他自称“国文比较有些根底”，乃是谦词，实际上他的国文相当好，远在一般中国学者之上。在章太炎曾经谈及的当时精通西学的四大名士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中，“以马相伯的中文最为纯熟，为文作书，既能旁行，又擅直书。从公文尺牍、对联成语，到四书五经、典章制度，无不如素习科举者。”（见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文载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后论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读过马相伯的公文、政议、序跋、题词、书信、论著等各种作品后，我们对他那深厚的中文根底便不会再有怀疑。
第二，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除授西文、神学和西学诸科目外，都把中文和中国经籍列为必修主课（非如此，不能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接受）；何况马相伯既有家学渊源，又兼中文、经史教习，读遍四书、三传、史记、汉书、韩文，实不足奇。马相伯的逻辑学著作《致知浅说》系用文言写就，引自古文献的例句极多，标明出处的有《论语》、《孟子》、《公孙龙子》、《荀子》、《庄子》、《列子》、《法言》、《方言》、《说文解字》、《汉书》、韩愈诗文等。1914年知识界拟仿照法兰西样式，创建“函夏考文院”（科学院），发起者为马相伯、章炳麟、严复、梁启超、黄侃、刘师培等19人，相伯的名字排在名单的第一位，并由他亲自起草《章程》和致政府诸要人条呈，足见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突出地位和他的学养所具的号召力。
第三，马相伯一生极重科学。年青时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字，于是我始悟韩昌黎所谓‘处若忘，行若遗，伊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实为笃学之士的甘苦之言！”后来他去读神学，也未放弃数学研究，终于达到“会通中西数理的枢纽”；“我遇到对于数学有创获时，都笔之于简册，后来竟积有一百二十多卷，余命名曰《度数大全》。惟在少年时代一往直前，不知道爱惜和保存以前辛苦所得的成绩，公之于世，遂令其散佚无存，到今儿想来，实有点可惜！”（《一日一谈》之九）对于教中人士，在修读神学之余从事科学研究是正常的，自利玛窦以来，科学
－学术传教便是西洋教士的一贯做法，刊印科学书籍、传播西学知识恰是教会出版机构对晚清中国的一大贡献。如1860年代开办于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隶属天主教会，出过《西学关键》、《物理推原》、《几何探要》、《五洲图考》、《彗星论》、《人类学》等等（可参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总之，从查验许国璋说法的可信性入手，征之于史实，我们无法否定马相伯参与了《马氏文通》的撰著。
四、马建忠在上海写《文通》时，马相伯在何处？
据蒋文野的考察，“梁启超第一次会见马相伯是在光绪三十三四年间”，“马建忠写《文通》时，马相伯不在上海”，由此可以证明，马相伯不可能是《文通》的作者（见蒋著《〈马氏文通〉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假如马相伯真的不在“作案”现场，当然就不可能是“作案者”。可是，“案情”并不那么简单。马建忠始作《文通》，大约是在1880年代中期；至1896年完成初稿，两年后出版第一部分六卷。撰著加修订的时间，在十年以上，所以马建忠说花费了“十余年工夫”。这十几年，马相伯都不在上海么？兄弟俩都不在一起么？
1884年，马建忠被李鸿章任命为（轮船）招商局会办（总部在上海）。马相伯则协助建忠监理招商局财务，赴各地清查局产，并写就《改革招商局建议》。7月间，因中法战争形势逼迫，由马建忠策划将招商局产业转至美资其昌洋行名下。此举招致多方指责，竟致马建忠背上汉奸罪名，险遭杀身之祸。马相伯也因此受到牵累（时有友人戏言“难弟难兄”），不得不亲赴天津，向李鸿章面陈转移产业之由。马建忠则于同年9月奉旨到京接受调查，幸无事安返天津。
1885年，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同年，马相伯应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赴台；旋接李鸿章电，赶回大津。1885－1986年间，马相伯曾代弟建忠出面，与美商谈判收回招商局产权。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兄弟二人一同向李鸿章建议筹措外资，以兴实业、建海军。相伯自叙道：“后李中堂和我们兄弟平居闲谈，大发牢骚；他说：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只给五百万两银子，怎样能办得好！我们就对他建议说：‘现在有美国大富商可以借钱给我们，中堂为什么不试办一下？’中堂听了我们的话，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国商人约略商定一种办法……。”（《一日一谈》之二十）
于是马相伯便奔赴美国商借巨款，可惜因为朝议反对，未能成功。沮丧之余，他从美国跑到了欧洲，游历巴黎、伦敦，并去罗马晋见教皇利奥十三世。
1887年，马相伯从欧洲返回，至天津向李鸿章述职。从此马相伯在政界已无大作为，马建忠也是如此。但马建忠显然仍很把洋务实业放在心上，这一年他写了《上李伯相论朝鲜漠河开矿事宜禀》。以后几年里他又写有《富民说》（1890）、《法国海军职要叙》（1891）、《拟设翻译书院议》（1894）等文，也说明他并未完全沉湎于《文通》的撰著，一直在关心国事，存有复出之念。他仍是李鸿章幕府要人，
1895年并随李氏赴日签定中日马关条约。
马相伯在回国后的1888－89两年里做了些什么，甚至人在哪里，史家无人能说清楚。但从1890年起，他的行止又有了线索。据李天纲查考，“大约是在1890年，他已回到上海，托养病之名，买地造屋，预备退出政界。大家都知道这一阶段的马相伯十分痛苦，但由于他本人和友人的隐讳，他返沪后的精神痛苦并如何因此痛苦而萌发重回教会的情况，我们已经不很清楚。从土山湾1894年出版马相伯翻译的《新史合编直讲》来判断，他在这时已经重新在为［徐家汇］教会工作了。”李文的分析是合理的。
马相伯退出教会，投身政界，是在1876年。但他的宗教信仰从未动摇。在欧期间晋见教皇一事，已显示他有重新归教之心。官场失意后，他便自然想要回到上海，与徐家汇天主教会恢复联系。1893年其妻回山东省亲，与次子君远并溺于海，对他的尘世生活是最大的打击。1895年，马母卒于泗径家中，临终前希望自上海赶来的相伯重归教会。这样，两年后他终于决定把长子失名和女儿宗文托付给教会，并捐出家产助教会兴学，自己也再度成为一名神父。
回到本文的话题上来，我们要问：从1890年（或更早一些时候起）起，到1898年，马相伯在上海做些什么？恐怕不能排除他与马建忠一同撰著《马氏文通》的可能性。
五、梁启超与马氏兄弟
蒋文野说，梁启超迟至1907－1908年间才初次见到马相伯。可是朱维铮写道：“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也结识了马相伯。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而马建忠四十八岁，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岁。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而马建忠也自愿充当义务教师。从这时起，梁启超只要在上海，便与康门弟子麦孟华等，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当然也纵谈时事。也由于马氏兄弟的介绍，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严复、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务名人。”（《马相伯集》）
梁启超那时是马宅的常客。马氏兄弟二人同寓一所，同为主人，马相伯也教过梁启超等拉丁文。这段故事，载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梁启勋所写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丙申（1896年）七月，《时务报》出版，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过从。麦孺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与任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自丙申秋至丁酉冬，一年半之间，与马相伯先生几无日不相见，马眉叔先生所著之《文通》，与严又陵所译之《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
1896年，《马氏文通》想必已具大体模样，进入了定稿阶段。马建忠拿着文稿给梁启超看，梁氏于是得以先睹为快。可是对此前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著者为《文通》建立框架、制定概念、搜集材料的工作，梁氏是否也了解？实际上，梁氏最后看到的《文通》原稿是经过马相伯删定的。关于此事马相伯的自述如下：“原稿经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但是梁任公对于我所删节的本子还嫌举例太多，殊不知此种研究中国文字的文法书，在《马氏文通》出版时代，实在是破天荒，举例过少，学者将要由徵信而解疑。”（《一日一谈》之三八）
读到这里，疑问就更大了：梁启超是真的不知道马相伯参与了《文通》的撰著，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只字不提马相伯的作用？
六、林玉山重申：马相伯确是《文通》实际作者之一
在近作《〈马氏文通〉的作者谈》（1998）中，林玉山表示，“我仍然认为，马建忠只是《马氏文通》的署名作者，《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是马建忠、马相伯兄弟俩，马相伯的作用绝不仅是‘帮助’、‘校订’而已。”他引用的史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刘成禺《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王瑞霖《一日一
谈》之三八所记马相伯的自述外，还有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马氏文通》一书……实先生与（眉叔）共成之，而卷端未尝署名，盖先生欲奖成眉叔，不愿分其盛誉也。”以及缪才子《〈马氏文通〉答问》：“今之《马氏文通》，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混合多种殊异文理于一书，久而弥彰，后世必再有马枚叔其人者（此
书乃马良相伯、马建忠枚叔，兄弟合作）。”
根据来自历史学者、语言学者、传记作者的众多史料，林玉山指出：马氏兄弟为撰《文通》，“切磋琢磨长达二十多年”，“马相伯的切磋琢磨形成了《文通》的框架、观点、论点，这是作者行为”；况且《文通》原稿在百万字以上，由马相伯删去三分之二，始成定本四十万字，这样的删改颇费斟酌，也应属作者工作。总之，“《文通》
的署名作者是马建忠，实际作者应该是马建忠和马相伯兄弟俩，完全说成是马建忠或马相伯独著的，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不恰当的。”但林文也肯定，“马建忠是主要作者，马相伯是次要作者”。
我认为，在迄今关于《文通》著者问题的各种见解中，以上述林玉山之说较为妥帖。朱星仅凭个人采访所得，便断定马相伯才是唯一的实际作者，其立论未免简单、绝对。而后来的不少讨论者，把《文通》的实际撰著归于马建忠一人，不顾与此矛盾的另一方面的史料，显然也失之偏颇。只有综合客观地把握正、反两个方面的史料，将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全部摆在明处，指出所有的疑点，考虑到各种可能，才能对《文通》著者的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解答。
澄清《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出于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需要，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不仅要尊重历史，也应当尊重马氏兄弟的感情。试想当初兄弟二人多方合作，并未在一本书的署名上斤斤计较。若按今天的常规，有些事情实难理解。比如，且不说相伯有功于《文通》的定稿，就算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帮助”了建忠，建忠也应在序文或附志中说一句道谢的话。可是建忠并未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多半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
经过一番讨沦，我想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已不是马相伯是否与马建忠合著了《文通》，而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合著。或者换一种为争论各方都能接受的提问法：在《文通》的撰著中，马相伯给了马建忠哪些帮助？我们已不必再纠缠于《文通》著作权的问题，而需要探讨马相伯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对《文通》的撰著作出贡献。马氏兄弟通力合作，以《马氏文通》一书草创中国语法学，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设立下了第一奇功。可惜马建忠壮年骤逝，未能继续其语法探索。但我们在马相伯身上，特别是在他的《致知浅说》中，可以看到《文通》思想的延续、发展和更新。以往研究《文通》者，对《致知浅说》以及马相伯的语言观极少过问，原因盖在把《文通》看作马建忠一人之作，以为与马相伯关系不大。这一思路需要改变。
转自中华读书报http://www.gmdaily.com.cn/0_ds/2000/20000216/GB/2000%5E287%5E0%5EDS511.htm 《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
刘永耕
内容提要 汉语的词类研究是从《马氏文通》开始的。马建忠凭自己对语言的科学卓见为中国语法学引进了词类这一科学概念，确立了适合汉语特点的划分词类标准，首次为汉语的词分出了语法类别，建构出汉语词类系统，这一系统已为近百年来的语法研究所验证。马氏首创了结合句法来研究汉语词类的方法，对汉语各类词尤其虚词语法特点的揭示达到相当准确精细的程度，由此进一步揭示了实词虚化的规律。
＊ ＊ ＊
作为科学的语法学的一部分，汉语的词类研究是从《马氏文通》（下称《文通》）开始的。《文通》词类理论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实际影响极深，然而它又是人们指责马氏“机械模仿”的重要证据。80年代以来在语法科学总体迅猛发展的“盛世”，词法学方面，历史却出现了与30年代极相似的状况〔1〕：否定马氏的人拿不出足以取代《文通》的词类理论，继承《文通》的人又无法根本摆脱马氏的框架。为走出词类研究的迷谷，有必要追本寻源：究竟应如何评价《文通》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
一、为中国学术引进了语法科学的重要观念——词类
《文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语法学系统，尤其是引进了一个全新的观念——语法学的观念，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方法，使国人看到：古老的汉语竟可以用崭新的方法来研究并指导人们使用。马氏说小学一端不外训诂、音韵、字书三者之学，“而会集众字以成文，其道终不变者，则古无传焉。”（《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0页，以下仅注页码）这种关于语言文字学中应有语法学地位的主张对于中国传统语言学恰恰弥补了薄弱的一环也是中心一环，确令人耳目一新，由此引发了中国学人的语法学兴趣。而词类的观念，就是这新观念的重要部分，故《文通》出版后的最初几十年，语法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词法研究上。
马氏引进语法学观念，是基于他对世界语言共性的研究。人们指责他没有全面引进西方理论语言学，纯从实用出发比附“葛朗玛”，这并不符合事实。“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
”（12页）“盖形与声之最易变者，就每字言之，而形声变而犹有不变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9页）
等等，都是透过语音文字的迥异看到人类语言深层尤其是语法上的共性及其哲学基础，此中还有他本人精通古汉语和西方古今多种语言而“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11页）的比较研究，显然已有语言类型学的萌芽了。汉语词类在世界语言中最具特殊性，马氏对汉语与印欧语在词类上的巨大差别在《文通》中多有论述，然而他却仍将西方语法中的词类观念引进汉语研究，若非对语言本质有非凡的洞察、对汉语特点有极深的理解，单凭盲目崇信是难有这种胆略的。在语言类型学已证明一切语言都有词类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更加佩服马氏的理论卓识。
《文通》说：“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13页）等等，都已认识到汉语语法简易的特点根源于词类不借助形态因而组合极其灵活，汉语轻形式重意合的特点首先表现在词类上。但马氏也十分清楚：汉语的特点不但没有否定语言共性，恰恰能为语言共性所解释并在更高层次上被包涵，所以马氏断言他能“因所同而同夫所不同者”（12页）。”
马氏说“字字相配必从其类”（15页），“字类既判而联字分疆庶有定准”（11页），“类别而后进论夫句法焉”（15页）等等，清醒认识到词类是整个语法规律的基础，语法分析必须从词类入手。这已为近百年的研究所证明，词类概念一经引进就成为科学语法的核心，语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次大讨论，主题就是汉语词类。80年代以来句法学的发展，又继续呼唤着词类研究的深入。
马氏的成功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先进分子致力于吸取西学以自强的时刻，马氏的“语言救国论”正是对“科学救国论”的补充，与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殊途同归而又对其有启蒙作用。从语言学自身说，既反映一种信息载体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又继承了传统小学的致用精神。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后来同样重视语法学〔2〕，现代史上白话文运动和新中国初期工农学文化高潮两次构成语法学前进的大动力，近百年来总是教学语法的普及推动科学语法的提高而几乎成为规律，这些都是马氏“识当时之务”（14页）的佐证。至于马氏论普遍语法时一些过甚之词如“历千古而无或少变”（9页）等等，是在学科开创之初为让新观念能够在古老的土地上扎根，从讲究引进艺术的角度看也就可以不必过于指责了。
二、首次为汉语分出了语法类别，建构了汉语词类系统
《文通》词类体系一建立，其深厚的基础和极强的活力就日益显现，历经百年考验沿用至今。30年代陈望道分析过《文通》词类体系的稳固性〔3〕，80年代吕叔湘、王海ｆēｎ＠①仍说：“《文通》……这九类字的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在，除把‘字’改为‘词’，也还没有什么大变化。”〔4〕孙良明也说：“汉语科学语法史上，词类划分及其定名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名称与范围的小异如‘代名词’和‘名词’）或小类的独立与合并（如‘数词’‘量词’有的归入形容词或名词）上。”〔5〕
并进一步指出《文通》对各类词的次范畴的研究也基本被继承下来。这都符合事实。
《文通》词类体系的弱点大体有两种，一是马氏历史局限所致，如“把汉字和词用同一个术语‘字’来表示”〔6〕，二是马氏未贯彻好自己的理论所致，如代词、副词包括范围过宽。前者随学科研究进展会逐渐启发后人不断探讨，后者由于马氏体系本身的科学完整，人们也较易有所纠正和发明。近百年来后人在词法学上的努力总体都在“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范围内。
对马氏词类系统尽管“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而始终不能另起炉灶，原因就在其基础有两大柱石：
西方科学语法思想和传统小学丰硕成果。马氏极认真地继承了中西文化两千多年创造的精华用以极认真地剖析古汉语语料，“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凡措字遣词，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博引相参”（10页），务使“古今文词经史百家……旁至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无有能外其法者”（17页）。其体系既是引进和继承，又是创新。他把全部古汉语的词分虚、实两大类就是范例。“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15页），“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19页）等等，认识到汉语以实词对应客观世界，虚词对应大部分语法结构的意义。实字“即其字所有之义而类之，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11页），认识到实词的运用及其研究方法都决定于对应客观世界这一根本特点。“实字易训，虚字难释”（15页），“攻小学者……皆知其如是而不知其所以如是”（16页），这是传统小学未能达到系统、科学的高度所致，所以马氏说：“刘彦和云：‘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虚字所助，不外此三端，而以类别之者因是以。”（11页）认识到虚词运用及研究方法都决定于词义退居次位结构作用升为主位这一根本特点，所以马氏的虚词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了紧密结合句法这一科学方法。
马氏深知传统虚字研究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他极注意批判地继承这些成果，仅书中明确标出的就有《左传》、《尔雅》、《谷梁传》、《说文解字》、《广雅》、《文心雕龙》、《颜氏家训》、《玉篇》、《群书治要》、《经典释文》、《广韵》、《增韵》、《六书故》、《韵会》、《正韵》、《正字通》、《日知录》、《助字辨略》、《读书杂志》、《经传释词》、历代注疏及柳宗元、段玉裁、曾国藩等的论述，经爬罗剔扶，融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例如他说：“‘乎’字，《说文》谓‘语之余’也，《〈礼·檀弓〉正义》云‘疑辞’也。语余者，助字也。疑辞者，传疑也。合两说而犹云传疑助字也，而究未悉其用。”（361页）“‘哉’字，《说文》谓‘言之间也’。《〈礼记·曾子问〉正义》曰：‘哉者，疑而量度之辞。’《说文》之解不切，《正义》之解不全。盖‘哉’音启齿，其声悠长，经籍用以破疑，而设问者盖寡，用以拟议、量度者居多，而用以往复咏叹者则最称也。”（367页）对传统充分继承而又以崭新的方法重新研究的态度贯串全书。
鲁迅曾以“煤的形成”喻“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7〕
科学的前进又何尝不是如此？多少代人的努力才换来艰难的一步，而马氏的词类研究，就是这样的一步。
三、确立了适合汉语特点的划分词类标准
正确的划类标准是词类研究的关键。马氏对虚词本质的正确认识指导了虚词的正确划类，同样地，对实词本质的正确认识指导了实词的正确分类。
马氏划分实词的标准是什么，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种，一是“意义标准”说〔8〕；二是“词义及词在句中的功能标准”说〔9〕；三是“功能标准”说〔10〕。持第一说者人数较多，理解却各有不同。谈得最详细的是陈望道，他认为“马氏所谓字义似乎含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引者按：即所谓“个别意义”、“配置意义”、“会同意义”），《马氏文通》却将三种不同的意义混而为一，未加区别”〔11〕。陈氏不满足于“意义”一词的含混，是非常正确的，可惜他终未说清马氏是凭什么样的意义划分词类。
《文通》不是纯理论著作，要搞清马氏的划类标准，不仅应当看他怎样声言，更应考察他怎样具体贯彻这声言，两相参照以认识其主张的实质所在，理解其贯串始终的语法思想。
实词中名、动、形三大类最能体现其主张：
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凡字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凡实字以肖事物之形者，曰静字。（20—21页）这三个定义明确表述了划类标准是概括意义。高名凯说：“某一类的词都有其所指明的语法意义，例如，名词指明‘事物’，动词指明‘动作’或‘历程’，形容词指明‘性质’。”〔12〕
《文通》是严格依照概括意义给实词分类的，这从作者为词归类的分析上也看得清楚：
“比”字：ｇāｏ＠②比，虎皮也，名也……《礼·学记》之“
比物丑类”，解比较也，则动字矣，……而《周礼·夏官》“大国
比小国”，解亲近之义，亦动字也，……（35页）
“从”字：平读外动字，相听也。《书·益稷》：“汝元面从。”
又就也。《易·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又自也。《诗·小
雅·何人斯》：“伊谁云从”。去读名字。《书·ｊｉǒｎｇ＠③命
》：“其侍御仆从”。放纵之解则为外动字，亦去读也。《论·八
佾》：“从之纯如也”。（196页）这样的分析在书中比比皆是。无庸讳言，马氏未区分多义词与同形同音词乃至同形词，甚至割裂双音词“比”，是其历史局限。但作为划分词类的具体示例，其逻辑性是明确的，都包括了确定词汇意义和根据词义抽象出概括意义以定词性的完整过程。
《文通》说：“故字类者，亦类其义耳。”（23页）就是强调概括意义来自词汇意义，强调词类的这种语义基础。
《文通》说：“字各有义，而一字有不止一义者，……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23页）指的就是多义词、同形同音词与同形词的多义多类现象。这种多义多类现象，在语句中都是依靠语义的组合、结构的制约而限定为单义单类的。所以《文通》说：“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经籍中往往有一句叠用一字而其义不同者。《论·学而》：‘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二‘与’为动字，上下两‘与’皆虚字也。”（23页）显然，“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24页）
所以马氏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24页）就是说古汉语中词绝大多数是多义的，这些多义词未入句就无法限定为单义，因而就无法确定其词性。这样来讨论“字无定类”，完全符合古汉语实际。
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语言的实词与现实有极密切的对应关系。如现实世界无非是物质和运动，所以绝大多数语言的词类都有名词和动词。马氏对此深有认识，例如他说：“动字者，所以言事物之行也。
物生而动，物之性也。动斯行矣。夫行，非必有自此达彼之形迹可指也，凡事物之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皆有彼此之分而可以意之者，亦所谓行也。行之所包者广，故动字之为数，至为繁赜。”（144页）现代语言学证明：实词的深层结构是经词义与现实相连的概括意义，表层结构则一般是形态和功能，深层和表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联系。在表层结构中形态又是功能同概括意义之间的中介。在汉语这种略于形式的语言里，表层并无形态一项。马氏对此也是十分清楚，他说实词的运用“或主之，或宾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随其义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当。”（11页）这里把概括意义不经形态的中介而直接决定功能的实际情况说得十分明白。所以他敢于冲破西方语法以形态分类的框框，直接抓住概括意义来作分类标准。
另外两类实词（代、副），马氏也同样依其概括意义分类。他说：“代字之异于名者，名因事物而各殊，代字则所指异而为字则一。”（20页）“故代字者，不变之名也”。（21页）就是说代词是对名词的一种更高的概括。他说：“凡实字以貌动静之容者，曰状字。”（21页）“状字之于动字，亦犹静字之于名字，皆所以肖貌之者也。”（227页）马氏想用概括形容词的办法来概括副词的意义，可惜未能认识汉语副词的虚词性的一面，所以将副词的概括意义定得过宽，导致与形容词相混。
正因为马氏严格依照概括意义划分实词词类，所以他必然能发现以下几种情况：
甲、《左·襄三十》：“疑年，使之年。”（191页）又《哀
十六》：“微二子者，楚不国矣。”（同上）
乙、《孟·梁上》：“庶民子来。”（230页）《孟·万下》：“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ｊí＠④。
”（同上）
都是一个词在句中临时产生了词义系统之外的新词汇意义而导致新概括意义的产生。这两类情况一经马氏指出即成公论沿用至今，唯经陈承泽等进一步从词汇意义上加以再分类，并定名为“词类活用”。
丙、《汉·张敞传》：“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书不能文也。”（34页）韩《上于相公书》：“不知鞍马之勤，道途之远也。”（同上）
也是词在句中临时产生了新概括意义。至于词汇意义，如“精微”、“微眇”显然是指“精微之状”、“微眇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只是不易察觉罢了。这就是后来争论的著名的“动、形名物化”。
丁、“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112页）“饥色”、“饿莩”诸语（同上）
也是词在组合中产生了新概括意义。至于词汇义，如“王”应理解为“能用以王天下的”，“臣”应理解为“符合为臣之道德标准的”，“饥”、“饿”即“因饥饿所致的”。改变也是明显的。但由于人们习惯了汉语简洁的特点，对这种已深埋潜意识的习焉不察的改变似乎不再理会，又由于马氏将“齐桓、晋文、吾家、其言、其行”（112页）等词义概括义均未变的名、代定语与之混用，所以不易被人接受。
以上四种情况尽管词义改变程度差别很大，但共同特点很明显：（1）概括意义都变了；（2）概括意义的变化都是临时的；（3）新的概括意义都是入句才有，离句就消失。这种新概括意义姑且称为“临时概括义”，以区别于能从词典义抽象出来的固定概括意义。马氏既然坚持概括意义标准，理所当然要认为这些都是词性的改变。不过他也注意了临时、固定之别，故称之为“假借”（从分类角度说）和“用如”（从归类角度说）。
这种临时概括义，马氏也归入“字无定类”（112页）。这样“字无定类”就涵盖了两种概括意义：多义词、同形同意词、同形词的固定概括义和以上四类临时概括义，似乎更杂了一些，然而马氏这样处理有良苦的用心，他要揭示汉语语法的重大特点：汉语的词尽管在不同的上下文可表不同的意义，但始终不需形式标志，不受形式束缚，“惟作文者有以驱遣之”（112页），这就为汉语的词（尤其单音词）一词负载多义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故新的固定意义（引申义）极易产生，而且，又可在固定义基础上通过组合产生种种临时新义，从而造成表达上极简洁、灵活而又明确的特点。这就是“字无定类”的深刻含义，所以马氏对这四字概括，字里行间颇为自负。
既然词义和概括义要在组合中显示和限定，尤其临时义更依赖组合而存在，马氏就特别注意句法结构与概括义之间的联系，他也就能发现，例如名词常处主宾语地位，而一旦动、形也被置于主宾语地位，则概括义必然转为指称，所以他毅然断言：“要之名无定式，凡一切单字、偶字，以至集字成顿成读，用为起词、止词、司词者，皆可以名名之。”（40页）就是说，判断名词的根本标准是指称事物的概括义，但任何处于主宾（包括介宾）地位的成分都必然受组合的限定而显示为指称义，故主宾地位就可视为名词的外部标志了。
可见《文通》划分词类始终是用概括意义标准，而不是句子成分。从马氏的实践看，这个标准的选择与运用都是成功的。
四、选准了正确的方法：紧密结合句法来研究汉语词类
《文通》起头就宣布：“是书主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15页）与西方重词法轻句法的传统相反，马氏置句法于首位，而以词法研究服务于句法描写，故全书十卷前九卷全以词类命名。这样，若从词法学这一面讲，就恰好是紧密结合句法来研究词类。这是极适合汉语的方法，马氏词类研究的卓越成就首功要归选准了方法。
马氏词类系统之所以建构得那么完密，从两大类九类词到各次类，总体极为合理而又秩序井然，就因为在全面考察相关句式的基础上对每类词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考察与动词相关的全部句式才分出了内动、外动、受动、助动、同动、无属动字等次类，对每一个代词，他都先全面搜集相关句式，然后据以描写归纳其全部特点。此法一经马氏运用即显出高度的科学性，历经百年考验越来越受重视。80年代以来，更为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古汉语代词和虚词这些封闭性词类，马氏的研究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以至一百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成就无一能离开《文通》的基础。
由于结合句法，马氏对各类词特点的揭示从总体上说达到了相当准确精细的程度。虚词历来是训诂学家望“词”兴叹的难题，而一经马氏剖析，则条理分明而又贴切精到。如马氏看出“也、矣”分助两种句型：
评述论断句和行为动作句。“‘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故凡句意之为当然者，‘也’字结之，已然者，‘矣’字结之。”（323页）
关于“矣”他反复举例分析：“其助‘矣’字之句，虽无‘已’字，而其意已隐寓矣。”（343页）“其绝句助‘矣’字外，复蒙‘已、既、固、尝’各字，而辞气益复阐缓矣’。”（344页）“言效之句……‘矣’字助之者，盖效之发见有待于后，而效之感应已露于先矣。”（345页）“有两事同时，其先者助以‘矣’字，盖视他事又为已然矣。”（345页）而如果‘矣’助形容词谓语、数量谓语，则必有变化已产生的意义（341—343页）。最后用“‘了’字之口气”来总结：“‘了’者，尽而无余之辞。而其为口气也，有‘已了’之‘了’，则‘矣’字之助静字而为绝句也，与助句读之述往事也；有‘必了’之‘了’，则‘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外此，诸句之助‘矣’字而不为前例所概者，亦即此‘已了’‘必了’之口气也。”（345—346页）
关于“也”，他指出其作用首先是煞句，“大抵助论断之辞气”（325页），其次是在句中助读和助字。助读的“顿宕取势”，使“辞气为之舒展”；助字的，“凡实字之注意者，借助‘也’字，则辞气不直下，而其字有若特为揭出矣。”助读助字虽有不同，但总归是“起下文”。句末“也”句中“也”作用似相反，一“结上文”一“起下文”。然“起下文”的方法是“停顿”，这就与句末“也”相反而相成了：句末“也”既是加强肯定语气，故语气重、停顿时间长，也就自然既能“顿宕起势”，又能以指“注意”之所在了。（325—340页）
这样，从句法说，深入研究了两大句型；从词法说，“矣”和“也”的语法意义也就分析得透彻入微而又头绪清楚了。
马氏深知各类词尤其虚词的语法特点只有在句中才表现出来，对相关句型搜集得越全面，研究得越深入，词的语法意义也就发掘得越精细，且能透过现象抓本质，发前人所未发。如马氏断言“而”表时间上的“过递”，从而与表事理相承的“则”造成分工，就是因为他紧紧抓住“而”字句上下两截的时间联系：“凡两字相并，以其时相较，则有同时与异时之别……盖连以‘而’字，其上下截两时之较，有判然者。”（296页）“‘而’字之位，不变者也。而上下截之辞意，则又善变者也。惟其善变，遂使不变者亦若有变焉。”（291页）就是说，“而”的作用是把两事在时间上的联系强调出来，让读者去体味两事的并列、转折、承接、修饰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而”本身表达的。仅分析证明这一结论，马氏就用了近一万四千字的篇幅，其中引例297句（段），共剖析了568个“而”字的用法，从两个侧面分十项进行条分缕析。
王行之《经传释词》曾被誉为每一条都是高水平的语言学论文，借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通》对每个代词和虚词的剖析，都称得上卓越的语法学论文。
研究方法的科学，使马氏对古汉语虚词的总体认识不断深化。关于实词虚化规律的揭示就是突出表现。
马氏认为汉语虚词绝大多数是实词虚化（和虚词再虚化）而来的。他反复指出连词“盖皆假借动字状字以为用”（277页），“‘而、则’两字外，其他承接连字，率皆假借动状等字”（305页），“总之，介字用法与外动字大较相似，故外动字有用如介字者，反是，而介字用如动字者，亦有之。《史·张释之列传》：‘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从’本动字也，曰‘从旁’，则以联‘旁’与‘代’之实字矣，故‘从’字用如介字。”（276页）虽未明确指出动词向介词转化，而实例分析已讲清了这种转化。这种具体分析遍及了大部分虚词，所以他断言：“虚字概皆假借于有解之字。”（19页）
马氏特别强调实词虚化有意义和句法位置两方面的原因。如：“‘然’字义本状字。状字之‘然’，用以落句，口然之而意亦然也。连字之‘然’，用以起句，口虽然而势已转也。”（311页）又如“已、矣”与“而已、耳”，他抓住“已为动词”这个关键，指出“已”决已然之口气而皆有已了之意也”，“而已”连用“有止此之意”，“矣、已”同义，“而已为耳”（347页），这样就透过文字的迥异从意义上抓住了动词向助词的转化。正因为实词虚化首先以意义为纽带，所以马氏也将它归入字类，“假借”、“用如”一项。
马氏关于实词虚化的理论，不仅解释了虚词的来源，而且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根本特点：尽可能利用词汇手段表达语法范畴，故虚词总不彻底虚化而残留词汇意义。如“‘尔’本状字，解‘如是’也。今为传信助字，可殿句，可殿读焉，而亦有‘而已、如是’之意，其所以别于状字者，盖加有决断之口气耳。”（348页）又如“‘焉’，代字也，及为助字，概寓代字本意。”（350页）“‘焉’既为代字，又为助字，一字而翝用明矣。”（355页）等等，认为“焉”有“于之”实义，自然含强调意味，又多在句末，故就借这种强调意味来造成语气，最终形成实义、语气兼表而以语气为主的状况。汉语就是这样通过改造词汇义来表达语法义。
实词虚化的理论，固然是对传统的继承，但非有科学的方法，则不能象马氏这样从本质上认识它，其规律也不可能揭示得如此自觉，如此系统。
注释：
〔1〕〔3〕30年代的情况，参看陈望道《“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载《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商务印书馆1959年新1版，第19—22页。
〔2〕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129页。
〔4〕〔6〕吕叔湘、王海《〈马氏文通〉评述》，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2页，301页。以下简称《资料》。
〔5〕孙良明《汉语词类划分的再概括》，山东省语言学会编《海新探》第一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
〔7〕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载《华盖集续编》。
〔8〕如陈望道《漫谈〈马氏文通〉》，《资料》第107页；郭锡良、祝敏彻《解放前汉语语法的研究》，《资料》第403页；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董杰锋《〈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说略》，《资料》第346页；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等等。
〔9〕如季绍德《评〈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资料》第206页；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10〕如张静主编《新编现代汉语教学自修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11〕陈望道《漫谈〈马氏文通〉》，《资料》第109页。
〔12〕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62要。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分下加木
＠②原字为上白趼加本
＠③原字为冂里加八下加口
＠④原字为亻加及＊
转自http://www.swupl.edu.cn/jiaowu/tushuku2/LWJ/1074.htm 《马氏文通研究资料》
张万起
中华书局
1987.8
序例
《马氏文通》出版于１８９８年，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语法书：在此之前，语法学属于传统小学的范围，人们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始终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虚词，研究的方法是训诂学的方法。《马氏文通》为汉语语法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使汉语语法研究成为独立的部门。梁启超说：“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他推重《文通》是“创前古未有之业”。孙中山写道：“中国向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刘大白说：“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系统的文法。直到叫一八九八年，马建忠先生底《马氏文通》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王力先生说：“中国真正的语法书，要算《马氏文通》为第一部。”吕叔湘先生说：“《马氏文通》出版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可还是值得一读。它是我国第一部讲语法的书，研究中国语法学史的人当然非读不可。”
由于《马氏文通》具有开创之功，对语法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对《马氏文通》的研究，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到今天，研究《马氏文通》已成为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重要内容。
对《文通》的研究，经历了由肤浅到深入，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最初的研究仅仅是质疑式的，对《文通》的前后矛盾，或某些局部问题提出疑问，并试图作补正工作。继而是刊误。所谓刊误，并不是从校勘学出发，而是从语法学出发的，质疑派、刊误派对《文通》的研究都还是初步的，多限于具体问题，局部问题。到三十年代，中国文法学界出现了对《马氏文通》的深入研究，出现了文法革新派。这些学者比较注意从理论上、语法体系上着眼，分析、研究《文通》，特别是批判《文通》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的缺点。然而对《马氏文通》真正作出全面、公正评价，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乃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学者们开始注意运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评价《马氏文通》，既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功绩，又批评它的缺点和不足；既从理论上、语法体系上指出《文通》的诸种弊端，又有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尤其是近数年来，研究《马氏文通》的文章和书籍更多了，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入。对《马氏文通》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马氏文通》的词法研究；二、《马氏文通》的句法研究；三、《马氏文通》的评价问题；四、《马氏文通》的作者问题；五、《马氏文通》的版本问题；六、其他。
本编是一本资料集，目的是为研究和学习汉语语法学生的同志提供一些方便。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讨论《马氏文通》的专门文章。第二部分是资料摘编。摘录从梁启超、孙中山至今人有关著作中评论《马氏文通》的资料。最后是附录。
本编所收今人文章，时限至1984年6月。为避免重复，凡作者有专文讨论《马氏文通》而后又写成专书者，本编一般只收专文。专书不再摘录。所收文章和资料，均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编对于原文，一般不作文字改动。如有删节，用省略号标明。标点符号用法，则依据现行习惯，予以统一。有些文章颇具有时代烙印，希望读者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编者见闻不广，水平有限，资料编选，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昔日同窗和几位好友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编者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论文选
《文通》质疑（１９１６）………………………………陶奎（３）
《马氏文通刊误》自序（１９２９）……………………杨树达（ ２９ ）
《马氏文通》答问（１９３１）…………………………缪子才（ ３５ ）
读《马氏文通》（１９３６）…………………………… 何容（ ５４ ）
《马氏文通》之“次”（１９３６）…………………… 何容（ ７０ ）
《马氏文通》论句之术语（１９３７）…………………何容（ ７５ ）
《马氏文通》的版本（１９３７）………………………何容（ ７７ ）
中国文法研究之进展（１９４７）
——《马氏文通》成书第五十年纪念………………邢庆兰（ ８４ ）
中国第一位文法学家（１９５１）………………………陈士林（ ９４ ）
《马氏文通》和旧有讲虚字的书（１９５７）…………麦梅翘（ ９７ ）
漫谈《马氏文通》（１９５９）………………………… 陈望道（１０３）
从《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问题（１９５９）………郭绍虞（１１４）
关于《马氏文通》（１９５９）………………………… 吴文祺（１２７）
关于《马氏文通》（１９５９）………………………… 胡裕树（１３７）
《马氏文通》句法理论中的“词”和“次”的学说（１９６３）
——纪念《马氏丈通》出版六十五周年……………王维贤（１４３）
《马氏文通）述评（１９７８）…………………………周钟灵（１７４）
《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１９８０）……………朱星（１８３）
对《马氏文通》的几点看法（１９８０）………………林玉山（１８５）
《马氏文通》代字章述评（１９８１）…………………王海棻（１９３）
评《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１９８１）…季绍德（２０５）
马建忠和《马氏文通》（１９８１）…………………… 赖汉纲（２１５）
《马氏文通》的实际作者是马相伯吗？（１９８２）…邬国义（２２２）
《马氏文通》札记（１９８２）…………………………孙玄常（２２６）
重印《马氏文通》序（１９８３）………………………吕叔湘（２７３）
试沦《马氏文通》的“次”（１９８３）……………… 林玉山（２７６）
简谈《马氏文通》的“位次”理论的影响（１９８４）王佐才（２８８）
《马氏文通》评述（１９８４）………………吕叔湘、王海棻（２９８）
《马氏文通》用例小计（１９８４）……………………张万起（３４１）
《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说略（１９８４）…董杰锋（３４４）
第二部分资料摘编
梁启超论《马氏文通）……………………………………………（３６１）
孙中山论《马氏文通》……………………………………………（３６４）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节录）………………………………… （３６６）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节录）………………………………… （３６８）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自序……………………………………（３７４）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目录附言（节录）………………………（３７６）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节录）………………………（３７７）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序例………………………………………（３７８）
刘大白《修辞学发凡》初版序（节录）…………………………（３８０）
黎锦熙《比较文法》序（节录）…………………………………（３８３）
陈望道《〈一提议〉〈炒冷饭〉读后感》（节录）……………… （３８４）
朱自清《中国现代语法》序（节录）……………………………（３９５）
陆志韦《汉语语法论》序（节录）………………………………（３９７）
胡附、文炼《现代汉语语法探索》（节录）…………………… （３９８）
郭锡良等《解放前汉语语法的研究》（节录）………………… （４０１）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节录）………………………… （４０５）
刘云泉《“文法革新”讨论及其意义》（节录）…………………（４０７）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节录）………………………………… （４０９）
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４１５）
附 录
《清史稿·马建忠传》……………………………………………（４２０）
马相伯《题马建忠著〈东行三录〉》…………………………… （４２２）
任继愈《马建忠的思想》…………………………………………（４２３）
张岂之《适可斋记言》序…………………………………………（４３３）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节录）…………………………… （４３５）
《马氏文通》研究资料目录索引…………………………………（４３７）
转自http://www.modernchinese.com/YuFa/yufa_02/s11_3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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