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前言
作者:黎泽渝 马啸风 李乐毅来源:人教论坛/2004-6
黎锦熙先生（1890—1978），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是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巨子之一，蜚声中外的语言文字学家，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进步学者光辉的一生
黎先生幼年在家乡读书，在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15岁考取清末最后一届秀才。随即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又转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后，先后任湖南编译局编译员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1915年应聘到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年起一直担任北京高师（后多次更名，即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文系教授，并兼任过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的国文系教授。同时，长期担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还兼任过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临时所长。抗日战争时期，随北师大西迁西安，辗转至汉中和兰州，先后担任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北平师大复校，继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长，又借聘于湖南大学。解放后，一直是北京师大教授，研究生导师，曾任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等职，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还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黎先生是本世纪初期较早接受和传播民主进步思想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16岁那一年，凭着弱龄青年的勇气，在长沙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为号召，不久遭官厅打击，逃匿还乡。辛亥革命前后，曾主笔《长沙日报》。总编《湖南日报》，鼓吹各省反清独立，实行民治，都受到当局查办。后与杨怀中（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同仁组织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附办《公言》期刊，又组织哲学小组，湖南一师的学生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常到社研讨，由此加深了与毛泽东的友谊。他秘密保存1915—192O年毛泽东给他的六封亲笔书信和毛泽东主编的刊物等珍贵的革命文献，解放后献给了中央档案馆。1916年参与发起国语研究会，推进国语运动，这个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25年任北京女师大国文系代主任时，与鲁迅站在一起，发表声明，揭露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同年，公开上书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小学复古“读经”。次年参与发动东南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的运动，与封建文化作坚决的斗争，其声势震动一时。“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后，黎先生作诗抨击讽刺政府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后结集为《国难集》、《流浪集》。1938年，在城固西北师院收到毛泽东从延安寄赠的《论持久战》，当即约集同仁阅读研讨。1946年，在重庆，黎先生与许德珩、潘菽、李公朴等人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团结了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1948年黎先生在北平积极支持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时，企图劫走部分知名教授，给黎先生送来了飞往台湾的机票，他严正地予以拒绝，并满怀激情地迎接解放军进京入城。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黎先生平生第一次参加了国家的政权工作，先后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主席团，第一、第二、第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同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常务理事，一直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朋友。黎先生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和语文教学活动近70年，涉及的领域有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训练学、目录学、辞书学、教育学、方志学、史学、文学、哲学、佛学、文字改革以及少数民族语文等，广博精深，著述等身，共撰有700余种论著，其中论文500余篇，专著百余种。黎先生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坚忍不拔，奋斗不息。89岁高龄时，仍致涵中央，建议在繁荣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临终前几小时，在病床上输液时，仍逐字逐句审订由泽渝记录整理的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语文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先驱
八十年前，黎先生已经成为国语运动的中坚。国语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在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又反过来促进了白话文运动。它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有相应的科学研究成果作后盾，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间，黎先生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与同仁早在1916年倡建了国语研究会，推蔡元培为会长，黎先生从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解释国语研究会的两个宗旨：一是“国语统一”，“就是要整理改良中国特有的语言，使它统一而易于普及”，而“国语的范围，是包括这‘国音’、‘词类’、‘语法’三大部，是缺一不可的”；①二是“言文一致”，即书面语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口头语和书面语一致起来。此外，他还提出自己和一些同仁的理想：“国语运动最高的企图、最终的目的，乃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①从事宣传的同时，他脚踏实地开展具体工作，如调查各地方言，开办国语讲习所，审查白话教材，出版有关书刊等。黎先生会同国语研究会成员取得的成果和科学研究实绩，是相当丰硕的。
在推广国语和改革汉字方面：黎先生等人促成了北洋政府于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他又创制了带有注音字母注音的各种型号的汉字铜模。以排印书刊；1922年与钱玄同等联名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1923年提出“词类连书”的原则，要求以词而不是以字为单位来拼写现代汉语，同年起与钱玄同、赵元任等致力“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研制，1928年该方案由教育部作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予以公布，成为第一个得到政府承认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1941年提出了《边疆教科书及通俗读物，概用注音符号互注读音，以利推行而便得传习案》；1944年倡导创办了为台湾光复后推行国语训练人才的国语专修科，其后10O多名“黎门弟子”赴台推广国语，台湾省借助“注音汉字”用了10多年时间就普及了国语。
在提倡白话文方面：1915年即力主把小学“国文科”（沿用清末“中国文学科”之称）改为“国语科”，192O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调令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次年又确定初等小学四年间教材纯用语体文；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期，“复古家”们掀起恢复“读经”的逆流，黎先生挺身而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五四”白话文学兴起之际，黎先生撰文表示支持，认为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也就是“国语文学”。
在语法研究方面：“五四”以后白话文取得了胜利，但被国粹派攻击为有“文”无“法”。黎先生则搜集大量白话文的“活语言”材料，进行创造性的归纳和研究。力求揭示出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1920年他首次开出“国语文法”课，1924年又出版了划时代的《新著国语文法》，有力地回击了国粹派，捍卫了新文化，该书以后修订了四次，在国内已印行达25版之多，不愧为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影响至深。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郭绍虞所评赞的，“文法之学，肇自《文通》（指研究古汉语语法的《马氏文通》）；语法之学，建于黎翁”，1933年，黎先生又出版了《比较文法》一书。在辞书编纂方面：为了规范语音、语词，1917年即倡议编订《国语辞典》；1923年促成“国语辞典编纂处”的建立，1928年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黎先生主持工作前后达30年之久；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着手编写，后来印出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出版了《国音常用字汇》、《国语辞典》、《中华新韵》等十多种辞书，上述三种被当时政府颁定为全国读音标准、诗词用的标准的“官书”此外搜集整理了卡片300余万张，积累了编纂辞书的宝贵经验。黎先生认为：“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4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至于黎先生在语文教育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也是人所公认的。在解放前的三十多年里，黎先生致力于语文改革和建设工作，他的思想言行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倡的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向。他对语言文字所作的研究非常深入，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结论大都比较系统、细致、全面，并能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他前期的学术研究，正值西学东渐，因此他在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时，迅捷而有选择地吸收了不少西方语言学先进的科学的成果，而同时他又十分注重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实际和传统的实践经验，因而他所创建的理论带有本民族的鲜明特色。再者，他的语言科学和语文教育是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不仅嘉惠青少年学生，而且为各阶层人民首先是工农劳苦民众送去了精神财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敦促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接近民众，指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而黎先生的一生恰恰是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符合毛泽东的这一教导。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黎先生坚持不懈地战斗在语文战线的前列，其思想基础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他明明知道自己从事的文教工作特别是普及性工作艰难困苦又不易见效，正如1945年在兰州写给友人信中所述那样：“扫盲工作，历年办理，大都虚应故事，并无实效可言”，“其“政治的原因”是“政府方面并无诚意，真正扫盲启智，实于官僚政治无利益，放提倡不出自内心，推行徒具其形式”；然而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扎扎实实地去做，义无返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背后，全靠振兴中华的信念在支撑。他深知，只有统一语言，改革文字，才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促进民主革新。
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我国的语文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开拓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制订了有关的政策，如推广普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不少教育家已讨论师范院校如何进行学科教授法的教学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各科教学法的研究对象极大地拓宽和延伸了，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较完善的学科教育学。当年，黎先生从“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白话文进入小学教材的现实出发，总结了自己丰富的语文教学实践经验，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教学法》一书，这是现代史上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文教学法的专著，1950年，又将三、四十年代的教法著作结集为《新国文教学法》出版，革路蓝缕，功不可没。
黎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的贡献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提出了关于语文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等一系列新的观点。
黎先生在《新著国语教学法》中说：“语言的用处，一是表情达意，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文字和语言，都是代表事物和思想的符号：文字这种符号，是用手写、用眼看的；语言这种符号，是用口说、用耳听的：不过我们运用的官能有不同罢了。”接着，他列表阐述了语文教学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上表归纳出了语文教学的四大目的，其中以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的建造等三项为主，这就明确了语文教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工具性；但由于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又应注意通过它养成个性与趣味，以求在锻炼人格上起到辅助作用，黎先生认为，二者的地位不宜颠倒，却又不能有所偏废，既要重在培养语文能力，也不忽视陶冶情操和提高智力。至于语文教学的具体要求有五项，即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从而第一次把听、说两项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黎先生主张通过读法、话法、作法、书法，加强基本训练。上述简明、严密又富于辩证精神的概括，比较科学地揭示了语文教育学科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回顾我国语文教学所走过的曲折路程，对黎先生70年前达到的认识水平，不能不感到钦敬。
二、深入实践，为各级各类语文教育设计了教学方案或课程纲要
教学方案集中地落实了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黎先生起草的这类文件，不仅凝聚了他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所付出的心血，而且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与深谋远虑。例如，他拟定的一些中小学语文教学方案，贯穿着革新精神，又合乎国情，很重效益。又如，当时不论哪种门类的大学，第一学年都开设“大学国文”课。而效果多不理想，他则坚持维护这一举措，作了改进教学、提高质量的周密规划，其基本思路对今天的“大学语文”课仍有借鉴意义。他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系，设置共同必修的科目”，打好文、史、哲的并同基础，拓宽知识面。而且要求中文系科学生必须修习目录学，以掌握检索、利用资料的能力，为日后自学进修准备条件。在《师大改进的工作重点一课程》一文里，对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关于师范院校是否单独建制，“师范性”和“学术性”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高度概括，指出，为了满足国家对师资的需求，师大必须重点改进课程，从编制、师资、教材、教法上入手。《中国近代语研究法》是“近代语”课的教学计划，指出研究的目的是把从古代语到现代语的过渡时期的真相考究明白，从而了解现今标准国语的基础，知道现今方言分布的原因；方法则是：先汇集，次整理，又次比较归纳，于是达到穷源（隋唐以前）竟流（国语和方言）。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黎先生作了高屋建瓴的剖析，这是研究性课程指导的一个范例。
三、大力从事语文教材的建设和改革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黎先生认为教材优劣关乎教育成败：“所谓根本问题者奈何？曰：我国教育久无效果，原因虽多，而总原因实为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又以国文一科为最，尤以初等小学所授之国文为最。……上之既无优美之趣，不足树文学之根抵，下之又违应用之旨，无救于国民之聋盲。”这是指斥旧国文教材内容陈旧，远离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小学生用文言教材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从教育原理、社会生活上看来，义务教育的国民学校，用这种古体的文言，实在毫无道理。”“从前女子用布来缠足，我们可怜她伤害了天然的体肤，不得不设法解放她；现在儿童用文言来‘缠脑’，我们可怜他伤害了天然的性灵，所以也要设法解救他。”由此可见改革教材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黎先生的教育生涯是伴随着编审教材开始的。1914年他与友人一起开办编译社并编写了中小学国文教材。人们可以从中发现，黎先生是怎样匠心独运地通过语文教科书来陶冶学生的灵魂，向他们输入有关知识，并发展其智力的。1915年黎先生被特约到教育部编审教材后，仅中学国文教材就参与审查了一百多套，《三十年来中学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一书，记录了这些实绩。黎先生主张，国语教材在“小学以‘儿童文学’为主；“进至初中，则教材以选读古今名著为主，而辅以实用文”；“高中教材亦以名著为主，唯程度较进，分量较增。更宜支配以文学史的系统，使知古今各体文学之相当位置。此外则本国文字、音韵、文法及国故之类，亦当使知其大凡焉、”“专科及大学，……，亦于一二年级设立共同必修之普通国文，……而各大学或别选语体文艺为补充教材焉。”他对教材编写还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为适应各地发展不平衡，可以设正副两种读本，各层次学校间的教材要统筹衔接等，但相比之下，黎先生做的实际工作则更多，所编教材从平民识字到大学课程无所不有，数量难以计数。四、通过实验，全面改革语文教学法传统的语文教学有合理的东西，而弊端也很突出，如灌输式，教学组织单一化，考查成绩时鼓励死记硬背等。黎先生在推出新教材的同时，潜心探索教法，总结出很多成功的办法。在《新著国语教学法》和《新国文教学法》中，黎先生把语文教学的基本训练归并为四种，每种又有各自的合理程序。关于“话法”（说话）。目的在于训练儿童“学习普通语言”，达到“能听”并且“用语言发表己意”即“能说”。黎先生指出：“说话教学，以前殊不重视。”“在学习之正当过程上，不复能徒持眼看、手写，必须兼作口说、耳听之训练，故说话一项，实已为本国语文教学之中心。”他认为说话教学“必先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语”。但也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律”，并别开生面地提出：“说话教材如用文字记载，中，不断地总结、改进、提高，当然他也吸纳了同时代语文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再者，他注重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经验，取其精华，加以熔铸，如既注重读写，也注重听说，既提倡诵读，却不因循守旧，盲目照搬旧法。另一个方面则是广泛借鉴了外国教育家的科学理论和外国学校的经验。黎先生研究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教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的成果，吸收消化，力争以当时较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释和研究我国的语文教学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避免生吞活剥。以上种种因素，使黎先生的教学法研究不仅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处于该学科的前列地位，直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他提出的“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日札优于作文”的三原则”等，的确富于生命力，能够启发引导人们在探求语言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去掌握语文这一工具。
五、在语法教学、拼音教学等领域不断探索，卓有建树
1920年黎先生首次在我国开设并亲自讲授国语文法课。在近半个世纪期间，他一直战斗在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第一线，桃李满天下。他撰写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语法论著，其中大部分属于语法教材或语法教学参考书，丰富了我国语法教材的宝库，形成了黎派语法体系，对我国传统语法各家影响深远。他积几十年教学和研究语法的经验，从理论上总结出：语法教学体系和科学体系在内容和形式上虽有种种不同，但是它们的关系是“迭相改善”的，这两体系都要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相互促进。科学研究的发明创造要能够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教学体系则是要把自己研究而认为较好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实践，它同样也是要有所发明和创造的。好的教学体系是要建立在先进的科学体系之上的，并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加工”，所以两体系是相互促进，同进并举，“迭相改善”的。
（一）创立了具有民族性的“句本位”教学法 他认识到汉语的本质是“国语的用词组句，偏重结构略于形态”，只讲词类的语法教学，对写作起不了作用，于是他打破了“词本位”的语法教学体系，主张把词类和句子融会贯通起来，并且以句子为纲，带动词类教学。因此“句本位”教学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从造句讲到用词，拿句法控制词类。五十多年间他对词类划分的标准尽管有变化，而词法和句法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始终未变，始终认为词法和句法虽是构成语法的不同的两个部门，但它们是相互依赖的，不是对立起来的，而句法成分是汉语语法的核心。“句本位”教学法的另一个原则是“以章法控制句法”，在《新著国语文法》中还提出“综合前后而并观”的方法，即把句子放在句组、段落、篇章之中去，“综合并观”《汉语语法教材》三大编更从科学体系和学科体系上阐明了语法综合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黎氏语法体系中的句法成分的“活看”、词类的“活看”，就具体体现了这“综合前后而并观”的原则。
（二）提倡语法的综合教学法 从教学研究的对象说，不限于字、词、语、句而要扩大到句群，段落和篇章；从教学的内容方法说，不限于所谓的“纯语法”，而应结合语音、词汇、逻辑、修辞、写作等学科的教学。如讲词类时结合语音学；讲成分省略时结合逻辑、修辞；讲标点时结合语法和修辞；讲句式时结合文章体裁等等。这种教学法可以活看语法的死规范，从而正确认识和描写语言的客观实际，反映出作者的“完整的思想表达”，把“纯语法”和修辞、写作等结合起来，才能使学习者对选词造句不仅“知其然”，还能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提高学习者阅读、写作能力的教学目的。
（三）创造出汉语语法教学工具——“图解法”他认识到汉语主要依靠语序来表达语义，况且汉语的造句又多奇诡的变化，于是他在20年代就创造出“图解法”。此后又进行了八次改进，使其更加完善。
在教学上使用图解法的优点：①形象化的线号图解，有助于直观教学，学习者通过图象便于理解“活句底全体”，尤其可帮助教师把对于复杂结构的理解，明白清楚地表达出来。②“严式”图解要求字字上线，因而可以鞭策学习者对文句作委曲雅的探究，从而既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正确理解了复杂结构的原义，又可检查旁人写的是否是“病句”。③借助图解，可提高学习语法的兴趣，养成分析语言的习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可以改革光讲不练、孤立无用的语法教学。④“总图解”是综合教学法的得力工具，它能具体描绘出古今作品的字、词、语句、段落、篇章和主题思想，作一番综合性的分析，使了解、欣赏和评鉴都能全部落实。它主要是要求在师资的提高研究中进行的，它是非常精细的，如同现代尖端科学的制图一样，绝非繁琐。
总之正确运用图解工具可以提高学习者听、说、读、写语言的能力，有助于智力的开发，以达到语法教学的目的。
在拼音教学方面，黎先生一贯倡导注音识字，包括从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到汉语拼音的几个时期，都是如此。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了“先读书，后识字”，“忘其字，写其音”的口号，即在小学语文教学和扫盲识字教学中，先教小学生和文盲熟练地掌握拼音，使他们在阅读和写话时能克眼汉字的障碍，早日掌握文化知识。50年代，他又积极支持新的“速成识字法”和以山西省万荣县为代表的“注音识字扫盲”运动，热情地予以指导，并把群众的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地研究注音汉字印刷书刊的问题，令人十分敬佩和感动。
60年代之后，黎先生又继续深入研究小学语文课的拼音教学法，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例如，他提出了“声介结合拼写音节”法，采用“声介合母”（也叫“结合声母”，如把bian[边]音节里的b当作一个“准声母”）的拼法，克服一些教师反映的“音节拼写规则太琐碎，变化太多”的困难；又如在他历来主张的“先综合，后分析”的教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综合教学法”，把汉语音节形式（字母、拼音）和内容（语词、语义）综合起来，使形、音、义同时并举，综合教学，然后直接阅读适合学习者智力发展的注音汉字排印的各种课本书刊。这些，都促进了汉语拼音教学改革的进程。
黎先生还提倡在书刊上推广“难字注音”，以便群众节省查字典的时间和减少误读的现象，有利于正音和推广普通话。黎先生不只深入拼音教学实践，而且写了不少有关拼音教学的论著，丰富了这方面的理论。六、高度重视语文师资的培养几十年来，黎先生一直从事师范教育工作，直接为基础教育培养语文教师。他除了为学生开设专业课外，还注重育人，使莘莘学子终生获益，为祖国培育了大批人才。首先，黎先生坚持德育。他认为，“教育是德智体美都要兼顾的”。早在1915年他就在《戒欺篇》中倡导在学校中树立一种诚实不欺的校风，又赋予“戒欺”以新的内涵，要求把培养“诚挚的爱国心”，“勇猛精进”的精神，“对于历史人物之崇敬仿效心”，“爱校心”等纳入“戒欺”教育的范畴之中。他现身说法，引导学生认识语文教育的重大意义。1918年他在《论教育之根本问题》中说：“共和回复之后，不图其本，一任大多数之国民，聋肓如故，则‘民意’二字，又将为少数人所僭夺，真正之共和政治，亦终不可得见。此其机括，悉在义务教育之四年，悉在此四年间所学之本国文字能应用与否而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从这样的高度启发学生敬业，令人难忘。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在西北师院任教时，有学生对他这样的评价：“一代宗师”。
本文集的主要内容：
1．仅收录黎锦熙先生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一般语文教材和不涉及语文教学的学术著作不予收录。
2．选材兼顾黎著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带有开创性的成果，尽先选用。
3．所收黎著，多数是过去公开出版过的，也有未正式出版的手稿。
4．同一论著，尽可能选取黎先生最后修订的版本。
二、编辑原则
1．保持黎著原貌，对极个别有变动删节之处，加按语说明。
2．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专收论文或专著的序跋。该编又分综述类和分论类两部分：综述类内容包括论语文教育的性质、目的、任务，论语文教育的历史、现状、改革，语文教材教法通论等；分论类包括成人识字教学，中小学语文教学，高等学校的语文教学，注音及拼音教学，语法教学等。同一类别的论著，按发表或撰写时间排序。下编收两部语文教学法专著。
3．每篇（部）论著的题目下作脚注，一般注明该篇（部）的写作时间，首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名称，本选集所收该论著的出处。
三、对原著的技术性处理
1．参照有关版本或手稿校勘，文字歧异之处择善而从，不作校注说明。
2．改竖排为横排，改繁体字和异体字为相应的简体字和通行的规范字，改旧式标点为新式标点。3．原作中常用不同型号、不同字体的铅字排印或行文旁标有着重号，尽可能保持原貌。
4.论著原件个别字迹模糊难辨处，姑暂存疑，用“口口”号标示；原件印刷中有明显错讹之处，已作更正。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学习了语言学界、语文教育学界时贤的许多论述。还得到黎先生生前友好廖序东、张志公、张清常等诸公的指点和鼓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庄文中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体的帮助，还任本书的责任编辑；首都师大的有关部门和我们的师友也十分关心，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首都师大高教研究室的曹薇和殷琳茹同志，黎先生的外孙女张黎熹同志，在编辑期间协同作了很多收集资料、审核校对、打字复印的工作，我们一并表示谢意。
面对作为一代宗师的黎先生如此宏富的著述和精深的学术，我们深感自己的水平有限，因此，本书的编选和《前言》中的观点，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语文工作者、语文系科师生、中小学语文教师等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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