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纪念语言学家郭在贻逝世七周年 （写于1996年）
作者：刘坚来源：《语文研究》1996年第4期（总第61期）
1992年初，我给郭在贻先生的两位高弟方一新同志、王云路同志的《中古汉语读本》作序，序的末尾说：
“方一新、王云路两位继承了他们师辈谨严求实的学风，这本著作证明了这一点。郭在贻先生英年早逝，朋辈无不扼腕叹息。现在读了一新、云路的新著，我想大家都可以为亡友薪尽火传、后继有人而感觉欣慰了。”（《中古汉语读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
从那时候起，我就想写一篇悼念在贻的文章，多少可以抒发一些我的“狐死兔悲，物伤其类”的心绪。几次提笔都没有写成。现在他去世将近七周年了，我的心情好像平静了许多，该是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了。
七年以前，1989年1月10日，我因为腰椎病宿疾发作，住进了离北京市区百里之遥的小汤山疗养院。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郊外北风呼号，比城里更加凄厉。远郊区深夜的静谧和市区的喧嚣恰成对比，反而让人难以入睡。
几天以后，语言所的同志驱车来疗养院问疾，我从他们口中得知，在贻已经在我入院的当天因肝癌去世了。他离开人世时，我大概刚在病房里安顿下来。等到我知道噩耗，亡友的躯体已经化为轻烟，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去了。
养病的日子是寂寞的，难耐的寂寞又因挚友的早逝更增加了无言的怅惆。病房里是暖和的，可是室外的严寒让人生畏。这个疗养院以温泉而著名。同光两朝垂帘听政的那个叶赫那拉氏曾“巡幸”于此。当年她“御用”的汉白玉砌成的浴池还在乱草丛中独自面对西风残照，形影相吊。病友们鼓动我去看看，可我完全没有那份兴致。
我和在贻初次见面是在1983年5月，在合肥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下距他去世不到六年。不过我们通信论学要比这早得多。
1978年《中国语文》复刊，主编向我约稿。那时大家从十年动乱的恶梦中醒来不久，我十年没有碰近代汉语，对自己的专业“似曾相识”，而实际上生疏已极。勉强凑了几千字，写了一篇“语词杂说”应命。没想到这篇补白式的东西引起了在贻的注意。他从蒋云从先生那里知道我在语言所工作，主动写了一封信来，在赞扬的同时也指出了我的文章里的一些毛病。我捧读之下很受感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这么认真地给我拾遗纠误。本来他满可以写一篇长文章，冠以“商榷”之类的题目，把我批驳一通，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的大名我是知道的，我读过他的文章;他的手迹却是第一次看到，不能不引起我注意。是毛笔在大张白纸上直行书写的，字兼行草，龙蛇飞动而不失二王法度。是一位老先生吧?我想。及至在合肥见面，我才发现他很年轻，比我还小好几岁。这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文和字给我的印象是很老成的。
在贻提交给这次年会的论文是关于唐诗里的俗语词的，可我没能听他在小组会上宣读论文。我忙会务，错过了论文宣读，就想在会后找他聊聊。正好大家结伴去游黄山，可以在游览的同时多向他请教。哪里知道还没有上山就找不着他了。问别人，才知道他身体不适，折回杭州去了。
我这才知道他年纪虽轻，可身体不怎么好，大概是多年的书斋生活影响了他的健康吧?王了一先生都83岁高龄了，还上了黄山，在贻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差呢?
从黄山下来，我按照吕叔湘先生的意思，去华东几个城市寻师访友，为语言所组建不久的近代汉语研究室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到杭州，是在贻来火车站接的我。这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古人说“一见如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在杭州盘桓了三天，在贻天天带我游西湖，杭州我是第一次去，西湖自然是初泛。不过刚从黄山下来，怎么看怎么觉得西湖缺少黄山的气魄，跟黄山相比不过是个小盆景，兴致并不太高。我只想把心中积蓄已久的有关俗语词的疑问一古脑儿掏出来向他请教。可他不谈学问，只带着我一路小跑往前走，不像游湖，倒像是赶路。我腿脚不灵便，跟不上，跟他开玩笑说，他像是“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他才有点歉意地说：“坐船去阮公墩喝茶吧。我去过一次，正想再去一次呢。”
在小划子上，他问我几年前去日本的时候跑过哪些图书馆，看到了哪些咱们国内看不到的文献。他说杭大有一个出国名额给他，可以到日本去做一年研究工作。去还是不去，他很犹豫，想听听我的意见。他怕不适应那边的气候和饮食，而且不忍扔下学生，不管不顾地自己去搞研究，也许还是短期访问为好。他说，别看我不问政治，我还是觉得咱们社会主义的饭香，不去日本也没什么。
我极力怂恿他去。我说，日本收藏咱们那么多文献，去一年正好多搜集点资料，回来好写书写文章。短期访问反而更累，像我那样一个月内从关东跑到关西，也没有好好儿看几处图书馆。与其这样席不暇暖，还真不如一年的长期研究为好。学校既然派你去，总可以找人代课吧?
阮公墩因晋朝的阮藉得名，是个清静素雅的地方。他特意带我来这里喝茶，我算稍为懂得了一些他的生活情趣。
龙井茶一喝，在贻好像立刻回到了学问中来，不惮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他出语幽默，我们说到会心处，不觉大笑，颇有放浪形骸的味道。好在茶室里除了“茶博士”外没有第四个人，我们不必顾忌妨碍别人的游憩。他面对佳景，不觉脱口而出吟诵：“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间想也。”几天之前我刚刚在上海向徐声越先生请教过《世说新语》的问题，没想到对面坐着的这位年轻学者也这么熟悉《世说》。
在贻也请我到他书房里去坐过。四面墙有三面叫书架占了去。南窗底下是一张大书桌，桌上整整齐齐，除了没有写完的文稿之外，只有他的一帧小像和一盆盆景。不是那种小桥小亭子堆砌成的东西，是挺拔的青石做成的盆景。不那么密不通风，而像山水画“留白”那样留着适当的空间。我想，坡公笔下的赤壁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再看桌上玻璃板底下在贻手书的《南史》上的话“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我更理解了他的内心境界。那是一种远离浮嚣的心境。他是甘于寂寞的。惟其如此，才能塌下心来做学问，不像有些人那样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后来我听他的学生告诉我：“郭老师常常跟我们说，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他的话教育了他的学生，也教育了我。
转年秋天，在贻的《楚辞解诂》和《唐代白话诗释词》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王力语言学奖是王了一先生1985年去世以后北京大学设立的。1984年由吕叔湘先生独力办起来的青年语言学家奖在当时是语言学界唯一的奖项，获奖是很高的荣誉。在贻到京之日，吕先生命我去机场迎接。在机场，在贻乐呵呵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倒也不紧张!”我安排他住下以后，第二天吕先生亲自去招待所看他。当天下午，在贻和蒋绍愚、李家浩几位一起在和平宾馆受奖。他自始至终都很拘谨，在语言学界几位前辈面前执弟子礼，谦恭而得体，几乎没说一句话。他的表现与我在杭州所见到的很不一样。后来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里面说：
“当我得知获奖的消息后，我的脑子中登时浮出了曹雪芹那两句自道甘苦的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虽然有点狂妄，却也不能说不是实情。”
谦逊之中微微流露出踌躇满志的书生意气。这就是在贻。
那以后我们通信更加频繁，只要他有了新的论著，必定邮寄给我，我读后有什么意见也不客气地向他提出。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引了李义山的《杂纂》。我去信说此书是伪托李氏著作，未必可靠。他马上回信说《杂纂》虽有一部份是假的，但不都是假的。我查了一些书，证明还是他的意见对。
那几年我忙于行政工作，自己又不善于“弹钢琴”，疏于学业，不像在贻那样，时有新作佳作问世，不免自惭。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在贻应该都能看到，我也就没有特意寄给他。他不时来信跟我商榷，我知道他是在读我的文章的。读了，发现了错误就直言不讳指出来，我想这才是“畏友”，比敷衍几句要实诚得多。
这之后，在贻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来信说得了“早搏”的病，发作的时候很不好受。早几年就有这病，可是近来频繁发作。我为此去请教过医学界的朋友“早搏”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说起近来脾胃不好，去外地开会回杭州以后大病一场。我奉劝他节劳。人到中年，身体走下坡路了，不能太劳累，自奉也不宜太俭。他回信总是说自己年轻，只是体质差一点，没什么大问题。现在看来，当时他的体内恐怕已经隐伏着癌症的危险了。朋友们当然谁也不会往那里去想，他自己更是照样读书写文章，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他爱他的学生，爱他的研究工作。
在贻终于没有去国，在一片“出国热”中，他不是个赶浪头的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读书，教书，写书。他还是带着学生游西湖，在湖滨纵论学术。有一年杭州下大雪，他赶去看雪中的西湖。看了以后特意写信给我，说旅居杭城30年，领略西湖雪景还是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才算是看到了西湖真正的美。是的，在贻是最热爱生活、最热爱祖国的山和水的。
也许这是在贻短暂的一生中最后一次看到雪中西子，不久就传来了他身患绝症的消息。我得悉之后将信将疑，恨不能马上飞到杭州。又不清楚他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实情，也不敢写信去问，心想等天气暖和了也许他会慢慢好起来的。没想到他竟在50岁差一天的1月10日撒手而去。
远郊区的蓝天是清澈的，寒夜的月亮好像冻在了天边，显得更亮更冷。夜太静了，静得可怕。眼看着月光从窗外的槐树枝杈间照进病房，又映照在屋角，不由想起“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这两句诗，眼前浮现出在贻两眼眯成一条缝的笑脸，我的泪淌在了枕上。
在疗养院住了三个月，回到城里已经是春天了。可是我的慢性病没有好彻底，总还是畏寒。到所里去，看到以吕先生、江蓝生同志和我的名义发给郭在贻治丧委员会的唁电的底稿，“惊悉在贻教授病故，不胜悼念!请代慰问家属，并代备花圈”，是吕先生亲自起草的。我的眼眶又湿了。
直到11月中旬，借着去杭州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第五届年会的机会，我们几个人才能够到在贻家里向他夫人当面表示慰问，并且转达吕先生的吊慰，是在贻的弟子梁晓虹同志带我们去的。他的书房还是老样子，原先书桌上的那帧小像放大了挂在墙上，还是坐在书桌前。他没有走远，他还像八三年那样，坐在我对面跟我谈王梵志，说变文，谈唐诗……。
在贻留下没有教完的课，杭大中文系的老师替他去教完了。他的三位博士生最后是蒋云从先生亲自指导完成论文的，还有一位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同志，系里也安排好了他的课业。我应蒋先生之命跟他一起参加这三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不禁感慨万端!年轻的博士们接受了在贻的衣钵，而这又来自云从先生。眼看弟子和再传弟子精进若此，蒋云从先生自应感到欣慰。可是在贻其寿不永，弟子们结业的最后一步还要靠在贻的业师来扶一把，这又怎能不令人太息!
因为这一机缘，我与在贻的弟子们，包括学业已经有成的和正在深造的，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这种珍贵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从他们口中知道了在贻生前是怎么关怀他们、教育他们的，知道了什么叫做教书和育人。在贻用他的人格力量和渊博的知识为社会主义祖国培育了一代学人。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蒋云从先生又已仙逝年余，但是两代学人培植的第三代种子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贻可以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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