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竹溪阮老弟谈方言土语
作者：野莽来源：大立：
关于方言土语，我给竹溪文联副主席阮家国的回信中谈了不少，后来整理出一篇长文，他们要去发表给老家的作者们参考。你也可以看看，我的观点是实在没有能力赢得读者，只得放弃，否则难人难己，何其苦也。
野莽狗年初三于听风楼
与竹溪阮老弟谈方言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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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的年底，那天我在外面，会见一位从河北来的朋友，竹溪的阮老弟发短信来要我电子邮箱，我给了他，晚上回家，电脑里就收到他发来的两篇小说，第一篇写木匠在女主人家做活儿，第二篇写女子到小伙儿家相亲。小说写得不错，是用竹溪土语，我一边看，一边用红字做着批注，做罢还有很多的未尽之意，关于方言土语如何进入文学的问题。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连同做了批注的小说原作一同发给他，清算了一下字数，这封信竟达万言，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信，再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零点四十分了。我打个呵欠，洗脚睡觉，翌日起床，忽然觉得，假如给这封回信取个名字，是可以冒充一篇文章的，那么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就取了个《与竹溪阮老弟谈方言土语》。
我们要说竹溪的语言，必须先说竹溪，没有竹溪就没有竹溪的语言。竹溪是一个多方外籍流民远足拓荒的领域，成千上万的外籍流民在竹溪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插草为标，安营扎寨，带来了他们的农耕文化，也带来了他们的家乡语言。这是发生在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的一场以流民为主要对象的迁徙运动，流民们原本流动在湖北的荆州襄阳一带，明宪宗朱深害怕他们聚众造反，先是动用军队绳捆索绑，把他们押解到边塞不毛之地，但是前脚押去，后脚又跑回来，盖因为没有土地，不能活命。后来明宪宗就改迁他们到有土地而无人烟的去处，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于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极不情愿，却又迫不得已地去往了一个未来叫做竹溪的地方，这些穿得乱七八糟，说话南腔北调的流浪人口，就是目前竹溪人民的一代祖先。
郧阳府即成立于那次迁徙，同时就有了竹溪县，朝廷派一个名叫原杰原子英的右都御史牵头，负责湖广一线的建县改制。这个原御史原大人是个山西老头儿，肥水不流外人田，推荐他的山西小老乡，一个名叫曾熙的竹山教谕做了第一任的竹溪知县。老少二人首次在新成立的郧阳府里用山西土话秉烛夜谈的时候，衙门外那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却用各自的家乡语言小声骂娘，听口音他们的原籍大致是在湖南、陕西、河南、江西等人口稠密的地域。文化大革命前，竹溪县城还可以找到江西馆，湖南馆，以及其它馆祠的遗址，那是踏入竹溪的第一代移民以他们原籍省份为名隆重修建的纪念堂，为了纪念这次将要改变他们命运，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迁徙。
来自荆襄移民的竹溪先人，当初到底操着几种什么样的语言，那时没有录音和录像，以及用地域文化语言所写的小说，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那些最原始的竹溪语言已经或者正在杂交，改造，消失，走向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的国语，这是一种进步，损失的只是地域文化的一点小小的特色。但是我们现在还能从现存的竹溪语言中，淘洗和提炼出一些独特而能被人理解的部分，通过文学作品的方式进行储存和传递，留给未来的语言学家，地域学家乃至人类学家，作为他们研究古庸国、古竹溪文化的可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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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府志》和《竹山县志》共同记载：“民多秦音，俗尚楚歌。”说的是竹山，其实包括竹溪，因为明成化十二年前的竹溪就是竹山县的尹店社，大移民后才有了更多地域的乡音。从目前全县居民的口音进行分析，活跃在蒋堰一带的多数是湖南人，活跃在南山一带的多数是四川人，活跃在丰坝一带的多数是竹山人，他们可能是原本竹山尹店的土著，而城关一带则以河南人为主。城关人瞧不起高桥以上，跃进桥以下的人说话，嫌人家说话是“乡的腔儿”，特别看好自己的口音，自称京腔京韵，其实你侧耳倾听，城关人的发音基本上跟河南人一样，只要把“咱”改成“我”，把“中”改成“是的”，就是典型的河南人了。北京人认为河南人说话是全中国最土气，最难听的，因此跟人逗乐往往模仿河南人说话，他们讲述董存瑞的一个河南战友，让董存瑞用手托着炸药包，自己去找根棍子来支着，然后直到碉堡炸了也不见人来，这个段子就是用河南话讲的。但是语言大师侯宝林却喜欢河南语言，不喜欢上海语言，他说上海人不该把“理发”说“打头”，“洗脸”说“打面”，我给你钱你干嘛还打我呀？还数河南人说话简捷明了，两人夜里睡觉，一个起来小便，另一个惊醒了，双方的对话是：“谁？”“咱！”“咋？”“尿！”类似评论家夸奖海明威的小说语言，一字不多，像打电报。
有些地域把大小便称作解溲，典籍上也曾予以承认。但竹溪人要么是夹舌，要么是另有所想，他们不称解溲，而称解手，这两个字的韵母一样，区别在于声母。据考证后者是源自古时戴枷的囚犯，内急之时，既不能让它们排泄在自己的裤裆里，也不能让差衙和狱卒代劳，所以必须把手解开。古时的枷锁是把双手和脖子铐在一块结实的木板上，男女囚徒一概如是，京剧《苏三起解》里的名妓苏三也不例外，后来大约有人反映解手会导致逃跑的事件发生，于是又把枷锁改为手铐，戴手铐者大小便聊可自理，无非是相对困难一些，如不放心下面还有一副脚镣，属于双保险。竹溪人把从清早一直到入睡前的排泄工作称作解手，夜晚入睡之后中途起来，则简称起夜，这一句式的凝炼就接近河南人和海明威了。
如果竹溪人在起夜的时候遭到盘问，他的回答比上海人要简明一些，但比起真正的河南人，却还会多出一个字，不说“尿”，而说“尿尿”，第二个字是名词，指尿的本体，第一个字作动词讲，是一种很高级的修辞艺术，甚至是一种语言革命，譬如现在流行的一些形作动用的歌词：“你快乐着我的快乐，幸福着我的幸福。”说明竹溪人在语言上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且还想领导潮流，只是用在此处有点儿可惜，尤其是半夜三更的，一个慌里慌张，一个懵里懵懂，彼此都没有工夫欣赏和讨论。此语在竹溪还能找到其它的版本，举例说“屙尿”，“倒尿”，“倒肚子”等，第一种外域人能从字面上理解为排泄之意，第二种就容易使人发生误会了，以为是把尿壶一类溶器里的液体清理出来，其实这个溶器不是尿壶，而是自己的膀胱，是从自己膀胱里往外排出，觉得“撒”的速度太慢，不如“倒”字来得酣畅淋漓。第三种明显地带有贬义，话里透出嫌弃和埋怨的意思，认为对方排泄的次数太勤，时间太长，影响了正当的生产和工作。甚至是为了逃避劳动有意识地偷懒，因此又衍生出一句有失人性化的说法，叫做“懒牛懒马屎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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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30年前的那次荆襄大移民中，原始荒蛮的竹溪一下子有了七个社区，后又增加了两个，总共九个社区，相当于目前的九个乡，这些移民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言土语，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交流，形成了以后杂交化的语言格局。同样一个竹溪，县城内外，乡社之间，对一件事物的说法就有多种版本。譬如国语“什么”一词，竹溪的同义词为“么事”，“么子”，“啥子”，“啥经”，“啥得（读竹溪话第一声，疑是“歹”的变音，意为“啥坏事”），“啥东西”，“啥家伙”，还有不好听的叫“啥球卵”。一个男人整天在外打麻将，家里的女人（竹溪叫屋里人）通知他回去吃饭，正碰上他这一局赢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就发了火说：“扯起嗓子喊，喊个啥鸡巴卵！”竹溪与陕西交壤处，楚长城一带的乡下人念“啥”为“哈”，过去我曾以为是此地居民的祖宗念了错别字，因为二字形似，两笔之差，小学生和老花眼往往也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但是后来听东北人说“干啥”为“干哈”，我就怀疑这是外地语言文化的入侵。
京剧《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吆喝花果山的小猴子为“孩儿们”，等同于国语“孩子们”，但竹溪对孩子的称呼也有多种，城关清坪一带叫“这个娃子”，是河南话。陕西也这么叫，秦腔《双雄会》中李自成号令他的农民起义军：“娃子们，给饿（我）上！”把下级当做自己的后代，这是自古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称呼，我们不说他对与不对，只说他跟竹溪同与不同。桃源向坝一带叫“这个娃儿”，是四川话。中峰蒋堰一带叫“各家伢子”，“各家奶子”，是湖南话。这种称呼最是耐人寻味，细细想来，既可以听出那家孩子的大体年龄，也透出称呼者某种潜在的轻蔑态度：“你不过是哪家还在吃奶的伢子！”中峰人说起自己的籍贯口齿不清，人问他家住哪里，中峰人的嘴里发出两个奇怪的音节说：“真哼。”他们的嘴唇是张开的，露出两排被旱烟熏得有些发黄的当门牙，问题自然出在声母和韵母上，古代为训诂学，现在叫汉语拼音。“知”和“翁”相切为“中”，“拂”和“翁”相切为“峰”，他们却把第一个字的韵母“翁”念成了“恩”，第二个字的声母“拂”念成了“喝”，这么一来“中峰“就变成“真哼”了，跟毛泽东的口音如出一辙：“真（中）华赢（人）民更（共）和乖（国）真（中）央赢（人）民政虎（府）成立了！”蒋堰的老一代乡民不说“吃饭”，说“呷换”，也令人想起这位湖南籍的主席。文革时长沙著名的美食府火宫殿遭到红卫兵的冲击，狡猾的主人贴出一条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干好呷！”此殿后来就没有遭受被抄之灾。 4
蒋堰也有一个经历过大起大伏、大悲大喜的露水集，三十年前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割战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了经济繁荣的正面典型。当初割尾巴时，此地上下两个路口都有国家干部奉命把守，但凡有人进入这个集市，必须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关于党的基本路线，背完以后才能过关。现年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民，肯定都会背那一条，开头一句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下面如何如何，总共有好几百个字，本身也是相当长的。
有个老汉是湖南移民的后裔，要经过蒋堰露水集，去陕西平利走亲戚，头天夜里背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来到关口，吭吃吭吃对干部背道：“最高指示，毛主席哇（念第三声，音洼）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家赖赖长的历史阶段……”完了，背错了，过不了关，走不成亲戚了，他不会说“相当长”这句国语，他在潜意识里把它篡改成“赖赖长”了。奉命把守的干部们喊了一声向后转，请他回去再好好儿地学，好好儿地背。
三十年来，我远离家乡来到京城，一直没有忘记那个没有走成亲戚的老汉，有时还突然为“赖赖长”这句妙语笑出声来。我觉得这三个字里含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意味，它比“相当长”要有意思得多，“相当长”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褒义贬义和主观倾向以及心理暗示，可以表示世间一切“相当不短”的事物，而“赖赖长”却是有主观倾向性的，是明显的贬义，里面有一种不喜欢那么长的意味，猛一听思想有点儿反动，再一细想它却是正动的，特别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按照大跃进时的红旗歌谣所唱，它是一座桥梁，老百姓都希望快些过这座桥，好去享受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呀！
但是毛泽东本身是一个湖南人，他那么英明，为什么不用湖南话写文章，为什么不说八年抗日四年内战是两场赖赖长的战争呢？因为他知道，他的讲话不是仅仅面对湖南的乡亲，他的讲话是面对全中国，全亚洲甚至全世界，他要做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类的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所以他还要让章士钊的女儿教他学习他最不喜欢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英格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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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你两篇小说中的土语，觉得《看家》比《木匠》用得好，文化围氛渲染得不错，人物故事也安排得当。在写木匠的这篇小说里，一开头你写到对父亲的称呼，我发现你选择了一个“老子”，在此我在电脑里做了一段红字批注。竹溪对父亲的称法至少有以下十种：“爸爸”，解放后的国语，流行于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家庭；“伯”，并非父亲的兄长；“叔”，也并非父亲的胞弟；“大大”，读竹溪话第四声，或许意为天大地大，世间万物以爹为大；“大爷”，不是父亲的叔辈，父子二人叫爷儿俩，爷儿两个比卵子——差（争）上不下；“爹”，中国民间通用语；“老子”，唯有这个比较独特；“老汉”，不是对年纪在五十以上的男子统称；“老爷子”，系北方语言的侵入；有的索性叫“我们老的”。
你在这么多的叫法中独独选择了“老子”，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是想写出竹溪独一无二的称谓文化。但是就像我在批注中所说，你应该用你的机智和幽默，用你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得心应手的艺术手段，把这个老子跟那个骑着青牛过函谷关，写五千言《道德经》的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聃，又叫李耳的那个长寿者区别开来，明确此老子非彼老子。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你写的是历史或者神话小说，就会在心里犯嘀咕，只听说鲁班是木匠，没听说李耳的儿子是木匠呀？等到后面明白过来，阅读兴趣已经被破坏了。
你写山里的木匠给人做木活儿，写到木匠主要工具之一的刨子，走过木料的平面时从刨缝里出来的那种长而薄的小木片，你叫它刨页儿，这个考证是对的，不能写成刨叶儿，树叶虽然也薄，但是长度不够，它就是页，像纸一样。竹溪还有人叫它刨花儿，这更形象和浪漫，刨页儿从刨子背上的缝隙里一钻出来，立刻就卷成一团，很像是一朵花，特别是樱桃木又遇上磨快的刨子，刨出来的刨页儿，刨花儿，一层又一层的，由里而外，由小而大，由紧而松，很像是玫瑰花的花心儿。你写到的高腰煤油灯，也是那个时代特定的文化，一旦农村有了电灯照明，它的历史使命就告结束，那个年代竹溪人叫它“蒜苔灯”，是说相比最原始的灯盏窝和短粗的油瓶灯，这种灯有一副修长起伏的身材，中间装煤油的部位逞弧形地向外突出，像一面鼓，又像一头蒜，顶端是一朵苔花一样的小火苗。
但我又觉得这个字面尚可再考，它也可能是“三台灯”，因为它有三个突出的地方，像是三个优美的台阶，令人想起今天评选美女的三围，不过位置略有出入。第一围是位于玻璃灯罩三分之一处，相当于美女的胸，第二围是储存燃料的主体部分，相当于美女的臀，第三围就是接触桌面的灯座，相当于美女的裙摆而不是香肩。主人用一只手端灯，恰恰不能端在腰部，而要用手掌紧紧握住它的主体，并伸出一根食指轻轻控制住灯罩的下部，防止因为身体的晃动而脱落在地，另一只手则须展开成一个扇形，挡住容易吹熄灯光的风头，当年民间的窗户一般是用白皮纸糊的，远不及今天的玻璃那么严实。那天晚上木匠与女主人调情，两人一高一低“拉上下锯”，那是一句微妙的隐喻和暗示，有着曲线之美的三台灯也可作为一个挑逗的话题。 6
有年夏天，我的妻子第一次去武汉，回来后对我感叹地说，中央是应该搞南水北调呀，你们武汉建在长江边上，水用不完，旅客一出车站就有人拦住叫“洗个澡”，大清早的洗个什么澡哇。我一听就笑倒了，我说他是叫你“去过早”，那一定是位于车站附近的小吃店雇请的人，意思是请你去吃他们店里的早餐。国语“早餐”北京叫“吃早点”，早上刚起床吃得不多，很快就是中餐了，吃多了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早上只吃一点点。改革开放以前老北京人的早点多半是一碗小米粥，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碟黑咸菜，现在的品种质量都得到丰富和提高，牛奶、豆浆、鸡蛋、肉肠、面包、糕点，出门去上早市，还有油茶、豆花、豆腐脑、打卤面、煎饼果子、馄饨油条，以及其它各样的花色小吃；广东叫“吃早茶”，连吃带喝，可以持续半天乃至一天，其功能不仅是解决生理上的饥渴，同时还兼谈商贸、时局、见闻和友爱。
竹溪叫什么？竹溪叫“打个尖”，我暂时还无法确定应该写做“打个尖”，还是应该写做“打个煎”，如果是前者，它的意思就是先吃一点儿，不算正式，就像打仗一样，这只是一个尖兵班，先打入你的内部，正式部队等会儿就来，那至少是四菜一汤的白米饭；如果是后者，它的原材料很可能少不了一个鸡蛋，主人家有一个被省略了的复句，原话是“我给你打个鸡蛋煎一煎”，简称“打个煎”。
还有一个关于饮食文化的土语，现在已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了，但愿它在现实生活中一去永不复返。二十五年前，我的小说处女作《这车好炭》发表后，接着又在同一刊物上同期发表了第二篇和第三篇，第三篇里有一个名叫赵家卯的民办教师，假期里他跟几个公立老师一道，到学生家里去走访，那个年代农村一户人家往往只有一只茶杯，还要专门留给尊敬的客人，自己喝水则用水瓢在缸里舀。这家学生家长倒了一杯茶放在屋子中间，请围坐成一圈儿的老师们转着喝，就是国语所谓的轮流饮用，无论是喝的客人还是劝喝的主人，丝毫都不会觉得那是不卫生的，相反还要严格按照各自的阶级地位，公立老师一人一口都喝过了，最后才临到民办老师赵家卯。忽然有一天，赵家卯通过转正考试得了第一名，由此也一举成为公立老师，下次再到学生家去共喝一杯茶时，大家异口同声地推荐他喝第一轮。
我在这篇小说里用了一个喝“转杯”，把编辑部的几个女编辑笑倒了，一年后我们在武汉初次见面，她们都要跟我喝转杯。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竹溪土语，由我首次把它成功地用进了文学作品，但我为此作了大量的文化辅垫，否则在小说中仅用“转杯”二字，一人一只茶杯的讲卫生的女编辑是不会理解的，生活在城市里的读者也是一样，他们会错误地理解成一只高科技的、能够自己转动的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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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有一个奇特的称谓，这种称谓我在全国还没有找到第二例。我看到一位竹溪作者写的小说，里面一个农民把省里下来的领导叫“大蛮蛮子”，这使我的记忆立刻回到三十年前的语言环境，我想起来，竹溪的确是有这个说法。然而我接着再往下想，就觉得这个写法是错误的，不应该是“大蛮蛮子”，干部越是大，穿着越体面，举止越稳重，他又不是张飞李逵，怎么会给人留下“蛮”的印象呢？中间两个字的音也不准，它的声母是“么”，韵母是“哎”，但也不是“大埋埋子”，人家能下来检查工作，说明他没有死，是活着的，你不能埋。应该是“大买卖子”才对，“买卖”二字读竹溪话的第四声，“子”是虚词，不具实际意义，如“杯子”就是“杯”，“锅子”就是“锅”，“脸巴子”就是“脸巴”，“家国子”就是“家国”。
我们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自古以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朱明王朝国库空虚，明码标价，六百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个知事，海瑞为此还上过疏。大清朝更厉害了，顺治皇帝亲自开会批评：“贿赂公行，照等定价，督学之门，竟同商贾。”商贾就是做买卖的，行商坐贾，出门做买卖的为商，开铺子摆摊儿的为贾，足以证明当官儿，从事政治活动，跟做买卖是一样的，地县以下的官儿是“买卖子”，省市以上的官儿就是“大买卖子”。这是中国早期的买官卖官，跟现在的区别在于，那时卖官的银子收归国库，而今的钱则都打进了上级的账户里。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这个阴谋家：“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大贾人，就是大买卖子，吕不韦是个做珠宝生意的，但他后来认为经商只是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一本千利，他要做一件一本万利的事，那就是从事政治，于是他大把花钱跟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子楚交朋友，大把花钱让子楚投靠华阳夫人，大把花钱让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华阳夫人，要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把子楚认做儿子，然后他再把跟他睡过觉的赵姬送给子楚，让她生下一个他的儿子却说是子楚的，取名嬴政。昭王一死，安国君继位称孝文王，孝文王一死，子楚继位称庄襄王，为了报答吕不韦，封他为文信侯，把洛阳十万户食邑赏赐给他，相当于十个万户侯，你说他的买卖做得大不大？利润赚得多不多？
但还不够，没到高潮。庄襄王又死了，嬴政继位称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其实这个仲父本身就是他的亲爹，当年吕不韦“欲以钓奇，乃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这是司马迁说的，赵姬嫁给子楚之前肚子里已经怀孕了，做了太后还“时时窃通吕不韦”。如此看来吕不韦何止一本万利，他一本而得天下，儿子的天下不是他的天下吗？所以说，把当大官儿的，搞大政治活动的，称做“大买卖子”，这是竹溪人的博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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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智慧，而且善良，含蓄，心细，因此竹溪还出现了一些让外地人拐一个弯儿才能理解的语言，一旦理解之后就佩服得五体都要投地。比方说一个人生了病，告诉别人时不忍心直截了当地说他病了，却说他“不好”，或者“不快活”，某某这几天有些不好，某某这几天有些不快活。病了当然是不好的事，病了怎么还快活得起来呢？这样的语言进入文学，只有在《红楼梦》一类的才子书里才找得出来，其他打打杀杀的野蛮小说不可能有。这种说法委婉而又保守，透着善良的女主人公一种不想把病情闹大的愿望，那个“不好”的后面是不能加“了”的，加了就是另外的意思了。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嫁给子楚的赵姬，一个新婚女子怀孕了，国语叫妊娠期，竹溪不说怀孕，更不说妊娠，却偏偏别具一格地说她“害喜”，这个词儿用得妙极了，一个“害”字，表示这是一种病态，消瘦，苍白，呕吐，浑身无力，茶饭不思，只想吃杏子，李子，樱桃，葡萄，橘子，木瓜一类酸性的果实，而且越青越好，越不成熟越好，如果错过了夏秋果子丰收的季节，那就要喝山西老陈醋，没有醋就喝酸水，揭开坛子抓一个酸柿子如饥似渴地往嘴里喂，嚼得咔嚓咔嚓响，这些东西哪里比得上饭菜的营养呢？太反常了，她不是害病是什么嘛！但接下来一个“喜”字，又表示这是一件好事，这个病害得好，一个女人家不害这样的病那还是女人吗？甚至连“害”也不忍心说，只说“喜”，说某某“有喜”了，把那些贪吃酸果的丑陋形象也一概省略，留下的全是洋洋喜气。然而对于没有好感的女人，则不愿把这个“喜”字白白地送给她，有人提起她来，就说“那个女人肚子大了”，是被某某某人“搞大的”。
说起有喜，下面接着要说临产。临产是国语，出自身穿白大褂而面无表情的医生之口，竹溪人也不这么说，因为情况紧急，人命关天，这一次竹溪人不再委婉含蓄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说“生”。“王麻子家的女人等急要生了！”自然也不说“助产”，而说“接生”，把人民医院妇产科的白衣天使叫“接生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竹溪女人的这项伟大工程一般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请到家里来接生的，中老年的，女性的，有丰富经验的民间的助产士，被称作“捡生婆子”。
竹溪人对于那类特别热心快肠，助人为乐，雷厉风行，急于实施的人，有一种善意的调侃和讽刺，笑话他“生娃子的都不着急，抱腰的着急”，所谓“抱腰的”就是指来自民间的助产士，因为她们没有人民医院那种可以自由升降的产床，完全是靠手工操作，抱起产妇的粗腰使其腹内的婴儿顺利诞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位乐于帮助人者比被帮助者还要积极，比雷锋还要雷锋，见义勇为得有点过了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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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生下孩子以后，她就变成了母亲，解开上衣把樱桃似的奶头塞进婴儿的嘴里，国语称其“哺乳”，其它地域统称“喂奶”，竹溪女人也瞧不起这些说法，她自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只见她左右摇晃着身子，用唱歌一样的声调对她怀中尚不懂事的亲骨肉说：“娃娃莫哭噢，娃娃吃妈妈！娃娃乖乖噢，娃娃吃妈妈！”这是竹溪的摇篮曲，不说“孩子”，而说“娃娃”，不说“吃奶”，而说“吃妈妈”，看起来这个句子并不完整，似乎还缺少一个宾语，原本这句话的后面可能还有“的奶”二字，因为要急于止住孩子的哭声，顾不得语法上的通与不通，应有的宾语被省去了，久而久之就成了这样。这个“妈妈”读竹溪话的第三声，第二个“妈”的后面要带儿话韵，约定俗成之后，它就不再是母亲本身，而是母亲乳房的借代，就是那个为孩子储备了无数甜蜜奶水的仓库和食堂了。同时它又巧妙地把母亲和她的乳房合二为一，共同使用“妈妈”这一个词，使两者不可分割，浑然一体，娘就是奶，奶就是娘，有娘就有奶，有奶就是娘。多么伟大的创意啊，这就是竹溪人民的语言！
还有一句与性有关的竹溪语言，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这句话在我的记忆里永不磨灭的原因，是它曾经使我在一片哄堂大笑中满面羞愧，无地自容。那一年我才十七、八岁，初中毕业下乡劳动的第三年，正野心勃勃地做着作家之梦，买鲁迅的各种集子，买七分钱一张的白纸裁成十六开，用蜡笔钢板和油印机自印方格稿纸，买夜里点灯读书的煤油，开始写一部名叫《绿水青山》的长篇小说。我家附近的人都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视此为天方夜谭，其中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农民就对我说：“雀雀儿盘硬了，天亮了。”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意，只是从周围人的强烈反应中猜出是对我的辛辣嘲讽。果不其然，事后我向人一咨询，才知道他是挖苦我这辈子当不了作家，这句挖苦话的艺术水平很高，生动，形象，准确，幽默。竹溪有一种说法，把青少年的男性生殖器叫“雀雀儿”，认为它暂且没有老男人那么硕大，形状像是一只未曾展翅的小鸟，“盘”字的用法比较特殊，不指桌上那种大于瓷碟的餐具，而是量词作动词用，相当于“摆弄”，北京话叫“捣哧”,又叫“折腾”，这句话的整体意思是说一个年轻的男人，等他好不容易把生殖器培养得勃起之后，已经到了第二天的凌晨，错过跟异性做爱的机会了。
那是一个农业学大寨的艰苦年代，中国农民跟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样，白天见不着妻室的面，性事只能在深夜进行，不等天亮又得背着锄头去改天换地。这位善良而又幽默的文盲是在变着法儿地劝我放弃对于作家的梦想，说明这件事情的成功需要一个“赖赖长”的历史阶段，彼时纵然功成名就，斯人已成明日黄花。好在后来的事实打破了他的预言，我很快就硬了，二十多岁就成了全省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我至今还佩服着他的语言天赋，要有文化那还了得！他只用了短短的九个字（去掉“儿”字只有八个），就能让身边爆发出一片欢乐的笑声，让一位未来作家暗下决心要在天亮以前取得成功。 10
利用文学作品宣传一种地域文化，这是一项艰苦而又冒险的工程，有的人做到了，有的人没做到，有的人毕其一生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并不是他没有本事，学问小了，而是他所拥有的那片地域不逢天时，不逢地利，仅有人和是苍白无力的。不说别人，就说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鲁迅写他的家乡绍兴，写绍兴的鲁镇和未庄，连他都不敢用绍兴语言，他怕写成了张南庄的《何典》。
鲁迅的小说大抵是标准的书面国语，你看他三篇被人划为乡土文学的小说，只看一个开头，《故乡》：“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二千余年“跟”二十余里“之间还打了一个逗号，逗留了一会儿，分明是书面的语言，故乡的润土们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话，竹溪也没有，恐怕全中国都没有，只有西方人才习惯说复式句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这样的句式带入中国小说的白话。《祝福》的第一句话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这纯粹是他的语言，祥林嫂是不会说“毕竟”、“不必”和“天空”的。在《阿Q正传》里，他就直接摆出作家的架子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这里面有一个字，全世界的作家都不这么用，只有鲁迅一个人这么用。鲁迅不说写小说，他说做小说，不说立传，说做传，他有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做《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个“做”字一定是出自古已有之的“做文章”。同样是搞创作，“写”跟“做”是不一样的，“写”给人的感觉是奔泻，流畅，“做”给人的感觉却是精巧，考究，鲁迅小说的结构和语言恰恰就是后者。所以说这个“做”字是鲁迅的，不是别人的，也不是绍兴的。他以《伤逝》为代表的短篇小说，把这种精巧和考究推向了极致，结构九曲回肠，语言则像散文诗一般的美丽，悼文一般的哀伤和凄凉，因为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整篇小说里就更没有一丝的土语。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竹溪有一批写小说的朋友，在某个场合一头碰上了，相互问起最近在干什么，明明是在从事小说创作，但都不敢说做小说，知道那是鲁迅的话，也尽量回避写小说的这个“写”字，觉得过于的认真和严肃，于是就遵循家乡五百三十年来的语言习惯，轻松地回答说：“没搞啥经，搞了一篇小说。”好像一篇小说只花了一个钟头，一搞就搞出来了。
竹溪人随心所欲地支配那个“搞”字，一致认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动词，没有任何的阶级性可言，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派它做新闻发言人，搞酒搞肉，搞根烟吃，发现有人想对自己图谋不轨，就口出大言道：“还想搞我？我逮个亮火虫儿放在你的屁眼儿门上亮（量）你，你也不敢搞我！”“亮”是“量”的谐音，衡量之意，“亮火虫儿”，通称萤火虫，有照明功能，古代有一个学习模范曾经用它替代蜡烛在夜间读书。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捉一只能照明的虫子放在你身体的出口处，让它的光芒通过这根管道，把你的五腑六脏还包括苦胆都照得一清二楚，发现你不敢跟我进行斗争。这话虽然生动幽默，但是过于复杂，放进文学作品里要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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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语言大师鲁迅为什么不用绍兴方言，从文学说到戏剧，我看绍兴的传统剧目《双推磨》，那是鲁迅家乡的戏，一个寡妇和一个单身汉，两人一边推磨一边谈恋爱，如果不是字幕上翻译出来的国语，如果不是男女二人不断地眉目传情，我是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以为这两个人是为推磨而推磨，盖因为家里没有驴子。其实这对醉翁醉婆之意并不在酒，两个舞剑的项庄意在彼此这个沛公的身上。绍兴的观众心中却有数得很，看得津津有味，嘴里咕咚咕咚直咽口水。鲁迅写绍兴的风情，《社戏》，《秋夜》，《从三味书屋到百草园》，文中都是生动明朗的国语，通过儿时的记忆写出故乡的特色，有时候在小说里他也想说，但他老奸巨猾，自己不说，而让阿Q们替代他说，那里的大葱是切段还是切丝，长形坐具是叫板凳还是叫条凳。最初他还跟着行家一道看戏，然而戏台上的锣鼓乱响，怪声说唱，却让他觉得“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这句话他刚刚说罢，接着他又说了一遍，以至于到了后来，竟连“咿咿呀呀”的梅兰芳都讨厌了。
老舍不同，北京毕竟是首都，北京人可以不懂其它地域的语言，其它地域的人必须要懂北京的语言，不说过去，就说现在，你到北京来坐一次公交车试试，问一次路试试，你听不懂人家的报站和指路，故宫和天安门都去不了。老舍是仗着北京无与伦比的地域优势，才在他的京味小说里尽情一展北京土语的魅力，他要在偏僻闭塞，二十一世纪连火车都开不过去的竹溪行吗？鲁迅都不行，何况老舍。在《骆驼祥子》开篇第二个自然段里，带儿话韵的北京土话，他一鼓作气上来一串儿：“随手儿”，“整天儿”，“主儿”，“车份儿”，还有“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这篇小说换了鲁迅，会这么做：“倘若走运，大抵也能挣个一两元的。”
典型的竹溪语言又不同了：“要是走破脑壳运的话，手头儿上能搞它个块把两块钱儿。”老舍小说里的“着落”两字，竹溪人会老老实实地以字念音，但北京人不这么念，北京人念“找闹”，国语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所以也跟着念“找闹”。不过老舍的北京话也不是篇篇都用，处处都用。《断魂枪》中的镖头“神枪沙子龙”，是个外籍走江湖的汉子，因此不必说北京话，老舍就用跟老舍风格极不相称的洋话开头：“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写《月牙儿》他这样下笔：“是的，我又看见月牙儿了，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不像小说，像散文，或者散文诗。换成标准的北京话是：“得，我又瞅见月亮牙子了，寒啦吧唧的小半拉子，带点儿黄色儿……”最后的这个“色”字，北京人不念“瑟”，北京人念“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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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因为鲁迅没看好他，因为不肯跟柔石等五位被枪杀的青年作家一同赴死，因为跟他和胡也频共同的朋友丁玲翻脸，因为解放后坚决不写革命的小说，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载其名，现在是必须要写他了，称他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领袖和地域派的代表。但是沈从文写他的家乡湘西，无论是中篇《边城》，还是短篇《龙朱》和《柏子》以及其他一切小说和散文，并没有写“各家奶子”和“呷换”，爷爷叫孙女为“翠翠”，孙女叫爷爷为“爷爷”。二十年前我曾到过沈从文的家乡凤凰，注意听那里的土著说话，那里苗民和土家人对祖父的称呼根本不是这样，究其原因，这与沈从文早在1924年就离开湖南凤凰来到北京，以后又辗转南京、上海有关。虽然他以不谙城市生活的“乡下人”自许，但要迅速走上文坛却不得不考虑乡下语言的障碍，一开始他就选择了城乡两方、南北各地都能接受的流行语言，而他的名作《边城》是他离开家乡九年以后写出来的。
不识时务，不加提炼，不予选择，成批地，大量地，铺天盖地使用地域文化语言，与读者沟通起来非常困难，你妄想影响他，征服他，他会视此为轰炸，吓得跑开，不理你行吗？而且，最后到了翻译那里，什么地域语言都没有了。最具地域特色的《边城》，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令人难懂的地域语言，它的结尾简直是一首优雅的歌词，可以谱曲唱出来的，不信你找个唱歌的唱着试试：“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俗字与雅字的结合，短句与长句的结合，到了“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这里，形成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这样的语言谁能不爱，谁能不沉醉于其中，沉思于其中？
法国有一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我三本书，样书寄来，只有我一个在法国留过学的女同学认识法文，我送了她一本，请她反过来又译成中文念给我听，结果一听全都成了标准国语，我的试图建立一个家乡语境的努力，或者叫做野心，全部的失败了！我还有一些小说和散文翻译成英文、日文和俄文，到了外国人那里也全都一样，有的干脆给我删了。我怎么知道给我删了呢？收到样书以后跟原文一对照，少了几个页码，用竹溪话说，短一大截，东西没得点儿了，不是删了是删什么？
有天晚上，法国的安博兰女士给我打来一个越洋电话，问我《开电梯的女人》这篇小说中的“臭棋篓子”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千万别翻译成装棋子的器具里有了臭味，它是中国老北京人的一句俗语，形容这个棋手的下棋水平太次，远远没有达到胡荣华和柳大华的大师等级，连续地败给对手，他的对手和围观者们就叫他“臭棋篓子”。意思是他有满满一篓子的臭棋，这盘臭了下盘还臭，属贬义，有戏谑的成分，但无敌意，往往是关系亲善的朋友才这样说，对陌生的输棋者则绝对不敢，以免挨打。安博兰女士听我讲述已毕，在电话里说声“嗯哼”，终于明白过来，最后是怎么翻译的我却不知道了。 13
还有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法国女人，跟那位英国女王一样的名字，她的中文能力实在是差，但因为嫁了中国一个边远省份的省长的儿子，就到我所在的单位做了翻译。她翻译池莉的一篇小说，里面有个汉口青年说他朋友昨夜“搭凉篷”了，伊丽莎白翻译成夏天的武汉天气很热，市民们晚上在家难以入眠，就在长江岸边搭个帐篷睡在里面。翻译界里有道程序，中国翻译翻过的作品，外国翻译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外国翻译翻过的作品，中国翻译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专业术语这叫合稿，为的是防止误译。负责给这篇作品合稿的中国翻译一对原文，觉得有问题，听说我在武汉待过两年，就来问我夏夜的长江边有无凉篷，我说凉篷是用于遮阳的，夜间搭它干什么呢？拿过原文一看，才发现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青春期的汉口男孩儿想女朋友，夜里睡在江边，生殖器把他的短裤衩高高地顶起来，形同一座凉篷，不幸于次日凌晨被他的同伴看见，就对人宣传他“搭凉篷”。中国翻译找到伊丽莎白，用法语叽哩咕噜对她解释了半天，还是不懂，只好拎着自己短裤进行比划，这位中国省长的儿媳妇和英国女王的同名者，方才恍然大悟，张开外国女人的红色大嘴笑得不成体统。
因此我想，作品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地域特色是可以写的，地方语言是可以用的，但不仅要极其聪明地渲染文化，还要极其智慧地进行解说，不然遇上省长儿媳和英国女王，那座凉篷就白搭了。而且所谓地域文化，更多的是泛指风情，风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包括饮食、婚恋、丧葬、年节、信仰、生产、生活、人际交往等等各方面的文化总和，地域语言是用于表达地域文化的工具之一，可以这样表达，也可以那样表达，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有语言特色的作家未必一定要在用词用句上与众不同，他是靠一种形象的、可观的、别开生面的艺术语言的有机组合，使人对他的作品刮目以待。
另外还有个名叫斯蒂芬的英国翻译，是一个同性恋者，后来也是由于这个离开中国，但他的工作作风非常认真，曾经向我请教过中国作家的地方语言。有一次他翻译的作品中出现了两种虫，一种是“应声虫”，一种是“跟屁虫”，斯蒂芬查遍了《昆虫大词典》，法布尔的《昆虫记》也读了，就是找不出来这个东西，他泄气了，跑来问我。我对他说，这不是虫，而是人，中国人形容听话的奴才，上级说什么他答应什么，上级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实在要查典故也有，《世说新语》里说某公说话，腹内应声，恐怖之极，请教高士，有良医曰此为应声虫，最怕打雷，你念出中药雷丸的名字，此虫自死，此公遂连呼雷丸数声，果然腹内从此不应声了。斯蒂芬说：“QK！”送了我一捧外国邮票作为答谢。有一段时间张承志在国内很走红，但是斯蒂芬非常不喜欢他的语言，嫌他枯涩，拖沓，气得扔在地上，还用脚踏，踏罢了又捡起来再翻，他得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过五万字的小说经他一倒手，出来的英文只有三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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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有一次对我说，他的小说中有一句“二老归西”被错误地翻译成“二位老人到西边去了”。我知道史铁生不懂英文，但他的妻子陈希米懂，肯定是陈希米教给他的。后来我对他的译者斯蒂芬转告了这事，斯蒂芬说没有译错，英国人说到西边去就是死的意思，美国西部也有一条意味着死亡的大峡谷，很多怀揣淘金之梦的冒险家到了那里都无生还。东西方的语言文化在这个“西”字上居然巧合了，《封神演义》中的重要人物死后，都会化为一缕青烟飘往西边，西边是日落的方向，是死神之境，同时也是极乐世界。在中国古人的心中，有造化的人死了才有归西的资格，还可以颠倒一下叫做西归，他的灵魂骑着一只象征长寿的仙鹤西归，为此创造出一个驾鹤西归的成语。而要是作孽的人死了，不仅不让他到西边去，连南、北、东那三个方向都不让他去，让他到哪儿去呢？十八层地狱！请看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魏晋时刘义庆写的《赵泰游地狱》，后来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是学他的，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也是学他的。这一下子又跟西方扯通了，但丁的《神曲》里也有类似的描写。
林语堂的朋友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长篇小说《大地》、《母亲》和《儿子们》里，自然看不到中国农村的方言土语，因为是用英文写的。此外她还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水浒》在她的译本里只能是《水边的故事》，书中武松大骂“放屁”，她也只能用倒装的句子进行处理，译成了“请你把屁放出来”，原著中的愤怒减少了，增加的是幽默。这本中国古典名著姑且不说各种俗话多如牛毛，就是那一百零八个稀奇古怪的绰号，也让这个美国女人吃尽了苦头。
上世纪末，我应约给家乡的刊物写了一篇《小城考》，考了一些竹溪的历史与文化，其中也有竹溪语言。说是竹溪人双方舌战，口出恶言，往往以下列句子激怒对手：你还能把我身上长的什么东西扳弯不成？意即对手并不能把他怎么样。这句话还有一个姊妹篇，比这一句文明，想起来也跟西方有关。竹溪人说：“老子就这样，你还能把老子抬到西天求雨？”同样是对方不能把他怎样的意思。这话肯定诞生于民国以前，那时没有水库，也没有诸如人工降雨之类的科学技术，遇上天旱，只能乞求老天爷开恩，为此杀猪宰牛，祭祀神灵，甚至为表诚意，还要献上童男童女。
司雨之神本来是龙王，龙王住在东海，书称东海龙王，老百姓求雨却往西边去，要么是搞错了方向，要么就是去找东海龙王的上级，譬如观音大士或如来佛，他们是住在西天的，《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就是去的西天。你看南无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手里，迟早握着一只净瓶，危急时刻用杨柳枝蘸着一洒，人间立刻就大雨倾盆。这句竹溪话是话里有话，意思乃是，量你也不敢把我当猪牛一样杀了，当成祭礼抬去敬神！“西天”和“求雨”是复句中的两个假设，在这里并不重要，关键词是“还能”，这两个字的幕后俨然有一种向对方的示威与挑战，一种共同等待结局的赌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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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鲁迅的小说，他的乡土小说近八十年来至今无人能及，但他极少使用方言土语，偶或一用也必以绝妙的方式解说一番，随即通晓明白，魅力四射。有人把鲁迅写鲁镇和未庄的小说归入乡土小说，我认为有失牵强，甚至错误，目的是为了壮大乡土小说的阵容，他的那些小说是乡而不土，或者叫做土而无气。西方被划为乡土的作家也是这样，我读法国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里那段男女偷情的语言，二十多年我忘不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法国作家，主要是他的小说语言，他要是仅靠方言土语，经李健吾先生一翻译都没有了，那他靠什么呢？靠他与众不同的语言结构，他一定要这么说，而一定不那么说。福楼拜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也是这样，对一件事只有一种最好的表达。
福楼拜是写乡村的圣手，巴尔扎克是写都市的大师，马克思说他是“法国社会的秘书”，一个国家的秘书，而不是一个省、县、乡的秘书，能用某一种方言土语写报告吗？当然不能，但他却能创造极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他写《高老头》里的高头儿死的时候，两个女儿赶来看望，他没有用“干哭不流泪”这样千篇一律的语言，也没有用“干嚎”这样明确贬责的语言，他写的是哭了很久以后，女儿的眼里终于有了一颗泪，但是迟迟地不肯下来，挂在脸的中央，到底也就还是那一颗。怎么样，绝了吧。
鲁迅同时也搞翻译，与他同时代的翻译家们，比方说被他骂做“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等，攻击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双方各说各有理，我们都没有办法验证。但我觉得与其读郭沫若那样的才子演绎文章，我更尊重鲁迅忠于原著的态度，因为信、达、雅，信毕竟是第一位的。后来读鲁迅的作品多了，我突然发现鲁迅不仅不是硬译，死译，而且还把外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出了鲁氏风格。二十岁时我读过一本鲁迅翻译的《毁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三十年来记忆犹新，那本小说是由俄文译成法文，又由法文译成日文，再由日文被鲁迅译成中文的，鲁氏文风随页可见。骑兵木罗式加的妻子伐利亚爱上了羞涩的美蒂克，大胆的企什又爱上了伐利亚，伐利亚去追赶美蒂克的路上，却被企什从后面追上，企什把伐利亚按倒在草丛里，伐利亚由反对到同意，到兴奋，到满足，鲁迅用这样的几个短句，翻译了她心理和生理感觉的变化历程：“不是什么都一样的么？于是她就觉得，什么都是一样的了。”
“么”，“于是”，还有一个“然而”，是典型的鲁迅用语，而肯定不是法捷耶夫的。当时有一个青年作家嘲笑鲁迅写文章爱用“然而”，老先生借为《何典》作序之机，嬉笑应战道：“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读关于伐利亚的这段心理描写，我想起竹溪也有一句类似的土语，跟法捷耶夫和鲁迅不谋而合，家有丑妇的丈夫看见貌若西施的美人，先是君子好逑，求之不得，于是想起阿Q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说：“吹了灯不都是球一样的？”竹溪人一般把做爱的时间定在夜晚，做爱的环境定在室内，他们的办法是夜里把灯吹熄，在朦胧中，甚至在黑暗中，不让自己看清对方的面部，这样他就可以把对方想像成杨贵妃。中国古代才子发明的“月下看美人”，还有当代农民所谓的“远看婆娘近看猪”，基本上都是这个原理，用光线和距离处理“美人”和“婆娘”本身硬件不足的问题。法、鲁二位笔下的性别虽说换了，然而性质不换，并且还是大天白日的，伐利亚采取的措施是闭上眼睛，在思想上把灯吹了，让企什和美谛克变成了“都是一样的”。 16
女博士李为读了我的小说《祖国》，屈原和庸扰一个从水边来到水里去，一个从山中来到山上去的故事，要跟我合译一本被称作美国琼瑶的女作家的小说，她说我的语言是唯美的，像散文。我说这篇小说里面也有庸国的方言土语，是我的有意为之，翻译出去会有障碍。她看过我和妻子站在野人洞前的照片，第一天写信说我的妻子慧外秀中，第二天又写信说那个词儿是不是叫秀外慧中？我回信说后者是对的，容貌秀美，资质聪慧，不过翻译成外文性质都差不多，反正是漂亮而又聪明，聪明而又漂亮的意思。从整个世界的语言格局来讲，这类四字成语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方言土语，念起来长声短调，看上去对仗组合，怎么着也要凑上四个字，实词不够就加虚词，临到要杀头的时候还大喊一声说“不亦快哉”。
十六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写文章嘲笑中国人，说话喜欢四个字一句，说的时候摇头晃脑，抑扬顿挫。这类有中国特色的四字成语在造就祖国灿烂文化的同时，也使祖国的母语课程比国外多出了好些年，而且翻译成外文以后，那种原始的唯美效果也都统统地付之了西流，想起来真是有些可惜。
上世纪末，陈东明请我带一个首都新闻记者团到郧西去采访，李新祥在那里当书记，听说那里出产马头羊等四种宝贝。当地作者说了一个词使我眼睛一亮，立刻想到我们竹溪也有人这么说，他把上午说是“前半儿”，下午说是“后半儿”。我分析这个说法与地方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习惯把一天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早餐前叫清早，早餐后叫上午，午餐后叫下午，晚餐后叫夜晚，然而上世纪的中叶不是这样，那时人民生活困难，一天只吃两顿饭，都吃得晚，没有早餐，就把第一顿饭叫早饭，也没有午饭，收工后天已黑了，就把第二顿饭叫夜饭，一天的时间以早饭为界，饭前的半天叫“前半儿”，饭后的半天叫“后半儿”，前半儿在哪儿薅草，后半儿在哪儿栽秧。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吃饭顿数的增加，面对外地的读者和当地的下一代，你想纪念那个特定的年代，也让他人了解那些可怕的日子，特别要在小说里这么写的话，那就必须要把当时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状况用文学的语言描述出来，不能硬说，硬说不如不说，不如就说上午和下午，那样省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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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郧西的一个地摊儿上，我还花两块钱买到一本旧书，是我早年听说的《何典》，中国唯一写鬼的长篇小说，作者是清代上海才子张南庄。这本鬼书的开头是一首《如梦令》：“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词中的这个“喷蛆”，就相当于竹溪说的“嚼蛆”，不同的是上海人把蛆往出喷，竹溪人把蛆往进咽，更加肮脏恶毒一些。八十年前，中国有个名叫吴老丈的作家会写文章，有人请他谈创作体会，他记错了《何典》书名，就说他写文章得力于这本《岂有此理》。钱玄同有考古癖，人称疑古老爹，赶快冲着这个书名去买，到处都买不着，回来就骂吴老丈造谣。不料从德国回来的刘半农去逛厂甸，无意中在破书摊上见到一本石印小书，翻开一看里面有这首词，书的封面印着《绘图第十一才子书》，里面的目录却是《鬼话连篇录》，原来是《何典》的一部分，遂掏钱买到手里。那时候他所任教的北京大学穷得发不出来工资，他把这本书带回去校注一番，印了一版，赚了些吃饭钱。有人就攻击他说大学教授卖鬼书，刘半农招架不住，请鲁迅救驾，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夸这本书“谈鬼物正如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把人家打退了。
这么好的一本书为什么很多人都没看到，为什么摊主只要两块钱就卖给我了呢？因为看不懂，下功夫去当地找人对照，却已有了演变，譬如“肉面对肉面”，已演变成“亲人对肉面”，“飞奔狼烟”，已演变成“飞奔虎跳”。还有“瞎子吃曲，推板一线”，意思是瞎子唱歌，靠的是抓音，跟标准的曲谱相差那么一点点，全是苏沪语，他又不解释。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人说话是不好懂，去年我回竹溪，看见十字街卖服装的有不少是浙江人，我问价钱，他们用普通话回答我，又用普通话宣传他的服装。他们为什么不用地域文化语言呢？因为达不到目的，你听不懂你就走了，他的生意就丢了。
文学也是这样，你不能叫你的读者走，还不说是广大的读者，连你的第一位读者也就是编辑，他都看得累，看得烦，看得苦，他为什么还看你的？中央又没有下指示要看你小说，文革时林彪下令哪一级都要学，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那也不是指你的那书。读好的作品是一种享受，你不能让喜欢你的读者活受罪，否则他们就不喜欢你了。
所以，无论《何典》引起世人多大的关注，原因均不在语言，而在谈鬼，并且是“谈鬼物正像人间”，如果用国语来谈想必更好。世上的鬼不一定都是上海浙江鬼，何况上海浙江的鬼为了文化交流，还可以像到竹溪城十字街来卖衣服的浙江生意人一样说国语。我跟当年的刘半农一样，把这本书买来以后重印了一版，我作了评点，新写了序言，加了鲁迅当年的文章，刘半农当年的校注，还有一个名叫林守庄的人当年在一间名叫畏烟楼的房子里，躺在病床上写的序，除了过去的插图外还新画了一些，发行效果也仍一般，窃以为这种局面仍跟它的方言有关。林序的诞生，是刘半农写信请他发表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看来这位卧病在榻的先生是一位权威的方言学家。林守庄在序里面说：“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这类字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考证的工夫，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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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南庄让上海人说鬼话，鲁迅也让黑衣人唱过鬼歌。他的《故事新编》里，有一篇根据干宝的志怪小说《干将莫邪》改写的鬼故事《铸剑》，小说中替眉间尺向楚王复仇的那个黑色人，就是眉间尺死去的生父干将，包袱里背着眉间尺的头颅，一路唱着古怪的歌儿去往楚都：“呜呼啊呼兮呜呼呵呼”，有读者写信问鲁迅，这歌词什么意思，鲁迅说：“鬼唱歌我怎么知道？”这是他的大幽默，意即这是鬼的方言土语。接着后面那鬼又唱：“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这一句鬼歌就是比较能懂的国语了，是说有一个人背着雄剑与他同行，这个人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原始人类由结绳纪事到创造语言，正是感到了相互不能沟通的痛苦，而语言的功能和目的就是让人彼此理解。湖南人曾国藩反对用方言俗语，“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他认为持这种执着追求的人，只是世间的极少数。一个方言作家，纵然是野心勃勃要把家乡的地域语言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完成这一神圣使命，他的最明智的选择只能是放弃，因为一个人的能力远远不能与一个时代，与千年历史，与亿万民众相抗衡。
文学没有这个能力，政治行不行？最强大的政治也不行。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要把他爹从家乡接到咸阳过好日子，他爹说生活语言都不习惯，不肯来住，他就在首都旁边造了一座跟老家一样的城，把他家的街坊邻居都迁来，连鸡鸭猪狗都跟着一道，让老爹晚年生活在他熟悉的环境中，也让家乡的语言文化影响首都。但是不行，那座城里的人要跟外面打交道，不仅推广不了他们家乡的话，反而学会说陕西话了。
努尔哈赤入主中原，大清皇帝顺治连满洲话都不让说，让八旗人学我们汉语，一个民族能用武力征服一方土地，但它征服不了一方土地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多少年后，曾国藩的老乡毛泽东建都北京，他也不能让全国人民跟他一道说湖南话，他“呷”他的“回锅又”，北京人民吃北京人民的鱼香肉丝。新中国反而要下大力气推行普通话，领袖说领袖的，人民说人民的。打个比方，假设中国人民的首都在竹溪，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还是要说普通话，还是不能说竹溪话，不然就还是竹溪电视台，坚持后者就是《何典》张南庄的下场，就是一本书卖两块钱的下场。这是规律，认识和尊重规律才能成功，又是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昆曲和越剧那么好听，最后为什么没有搞过京剧？语言是一个因素。京剧里有韵白，还有京白，京白的话人人能懂，越剧就不同，林妹妹唱“侬今让虎（葬花）宁嫌次（人笑痴）”，吐每一个字音舌头都往里面缩，必须用国语打出字幕，不然外地观众就要笑她痴了，倒不是笑她葬花，而是笑她发缩舌音。 19
从去年五月起，我在写一本关于古庸国，关于竹溪历史的书，书里有意识地用了一些地域语言，是想抢救家乡文化。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了一场看不见的语言革命，虽然竹溪人仍然以乡音为荣，对说普通话的转业军人和在外地工作的还乡者大不敬，用讥笑的方式讲述解放军回家探亲的故事，老远见了他爹用普通话问：“这位身板结实的老同志是谁呀？”走拢一看，吓得说出竹溪话来：“哈了哇还是我伯呀！”但是普通话还是以一种代表社会文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强大的语言霸权逐渐地、自然地、潜移默化地取代着各地的地域语言。
写的时候我真是小心翼翼，电脑里用了又改，改了又用，最后只能选择性地只确定了很小一部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给它们制造氛围，包括字形，字音，前后字句的渲染，机智巧妙地注解。其中我故意用了一个竹溪的土词：“猛哧一下子”，以此替代通行的国语“突然”，“忽然”，“蓦然”，“蓦地”，这个词我想了很久，直到我认为有把握让全中国的读者读懂那是“突、忽、蓦”的地域性同义语，我才敢在键盘上把它敲出来。我觉得这五个字里，有三处可以向读者暗示作者的用意，一是“猛”，表动作，二是“哧”，表声音，三是“一下子”，表速度，第一关把不住有第二关，第二关把不住有第三关，实际上一关就把住了，读者猛哧一下子就懂了。有时候我又故意变化一下，描写突如其来的事变我用“陡然”，觉得也比“突忽蓦”有个性，这个“陡”字在字形上有一种暗示，它可以帮助我让前进者在出其不意和毫无准备之中，发现眼前挡住道路的万丈绝壁。
很多年前我还听到一个词，表示时间的语言，竹溪除了说“前半儿”，“后半儿”，还有两个近似的说法，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甚至震撼，那个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我是在泉溪听到，一个农民叫上午为“上昼”，下午为“下昼”。昼者，白日也，《诗经•豳风•七月》里说：“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翻译成白话就是：“白天到外面去割茅草，夜里把茅草搓成绳子，赶快把屋顶修理好了，明年春天好下地去种各式各样的粮种。”真是不得了呀，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的句子流传下来，已经成为非常高贵典雅，非常文明隽永的书面语言，诗人和士大夫使用的语言，竹溪的农民却在用这样的语言对人说话！我分析明朝成化年间迁来此地的移民中，一定有犯罪被贬的知识分子官员，或者应试未第的贡生和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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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古庸国和郧阳竹溪一带的历史文化，在这个地域曾经产生和到过的历史人物，庸君，尹吉甫，李耳，鲁班，屈原，张良，万杞良，孟姜女，申耽，龙象和尚，李白，庐陵王，樊梨花，薛刚，吕洞宾，陆羽，杨六郎，张三丰，李自成，张献忠，陈熟美，王聪儿等，在记述他们与这个地域发生关系的时候，我都尽可能地溶入了这个地域的语言文化。
唐朝开元二十五年的春天李白陪裴使君到竹溪来，在城关东门外的一家酒店里，老板娘骂李白“落屎乱塞”，这一章在《山花》杂志发表的时候，编辑打电话说我造了落屎乱塞这个词儿，我说不是我造的，这是地域语言，意思是一个人不讲卫生，拉了屎不扫起来却到处塞。后来我又想到，这个词很可能用错了，应该是“拉屎乱散”，“落”字还有一个音读“拉”，而“散”比“塞”更准确，边走边拉散得到处都是，比拉了还藏起来要好，散是被动的，塞是主动的，后者是太不像话了。但是小说发表出来，李白还是落屎乱塞，只好等以后成书时再改成拉屎乱散。
李白陪裴使君来到竹溪，是因为他在安陆倒插门时的妻子，那位曾经在龙朔年间做过左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恨他总也做不了官，只会到处瞎跑，喝酒，交女朋友，做吹牛诗，就含沙射影地骂他只会摆龙门阵。摆龙门阵是四川话，不是安陆话，北京叫白话儿，东北叫唠嗑儿，南方叫聊天儿，竹溪叫说古今儿，又叫拍经，李白是四川绵州青莲乡人，一听摆龙门阵就多心了，在家待不住了，这才动身到荆州去找韩朝宗，人家不理他又到商州去找裴春才，两人一道骑着驴子来竹溪看石娥溪。
到了明朝崇祯九年，李自成又到竹溪来了，经过关垭子的时候他问他的侄儿李过，后来改名李锦的那个一支虎双喜子，问他到了竹溪想干什么，李过说想吃竹溪的酸辣子焖童子鸡，李自成就批评他说：“看你莫志气的样子，赶明儿叔当了皇帝，叫你天天吃油泼辣子焖凤凰！”我之所以用这样的语言写，是让他们的陕西延安的语言跟古庸国，跟竹溪的语言形成反差，进行碰撞，也通过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展现竹溪令人垂涎的饮食文化。在我写其它的作品，如城市，机关，知识分子时，我的速度就明显地加快，根本不用地域性的语言，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一个多月以前，10月20日布什到北京来，在我对面老山骑山地车，那天下午我故意出去散步，听到不少好玩儿的故事，回来我写了一个中篇。一个首钢的退休工人去老山买茴香包饺子，被警察圈在一个场地里不许出来，从上午被圈到下午，害他一家饺子都没吃成，他又有前列腺肥大的毛病，憋不住尿，最后尿到裤裆里了，回家说是遇上了洒水车。我就不能写这事发生在“前半儿”还是“后半儿”，“上昼”还是“下昼”，北京人不这么说，北京人只说“你来就来呗，圈我干吗呀”，回家对老伴儿（老北京人不叫老婆，妻子，炼钢工人不叫爱人，夫人，更不叫太太）发牢骚道：“今儿个我特背！”不说今天，说今儿个，不说太，说特，不说背时，说背，也说走背字儿。老北京人说话有时特啰嗦，有时又特简练，完全取决叙述者当时的情绪，这是北京的地域文化。
竹溪人描述遇上极其不如意的事，一般会说“背时”，如是自己，严重的会说“背八辈子时”，如是敌人，则骂“背万年时”，有一种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愿望。还有更形象的，说是“背时倒灶”，相比之下前面两句都是空话，这一句却是最现实的，你且想想，无缘无故，无情白事，他家的灶倒了，轰的一响，灶倒了怎么做饭？没饭吃怎么活命？人都饿死了，世上还有比这更背时的吗？最近我看建国写打牌，写打麻将，写小单位的小科长，全部用竹溪方言，我很痛苦。这些东西恰恰不能代表竹溪文化，这些东西是整个东方的文化，或者叫东亚文化，而这种文化最行得通的语言表述是北方语系，但使用得最多的是闽语。真是太为难读者，也太为难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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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文坛上的东北语言普及得快，为什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东北生活的小说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鲁迅写序作评，拼起命来扶植他们两个，后来日本入侵，主战场在东北，又产生了大量的抗战小说。五十年代周立波写《暴风骤雨》，他是个湖南作家，是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沈从文的老乡，以后他的儿子周健明也写湖南地域小说，还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柳林前传》。但是周立波这本书写的却是东北土改的事，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书中的东北语言非常地道，人物也非常地道，如韩大棒子，赵光腚等，东北的赵光腚，移民到竹溪就叫赵光屁股。还有一个赶马车的老孙头，要在竹溪应该叫孙老汉。
周立波谈他用方言土语写作，大致有四条基本原则，一是机智地用，二是反复地用，三是解释着用，四是实在不行就不用。有些地方作者写的小说，要么自己的土语别地不懂，要么就用别地的土语，盲目地把孙老汉叫老孙头，这就没把问题搞清楚。竹溪叫搞清浆，又叫搞清水，东北那圪瘩叫整明白。前面说了，竹溪人把喝酒吃肉也叫搞，在多数情况下，这个“搞”是个很幸福的动词，东北人把吃喝叫整，整肉整酒，这个“整”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动词。但是一反过来，“整”在竹溪人的嘴里就是一个很痛苦的动词了，整人，整经，往死处整，所以说写地域小说，可以用国语，但决不可以用别一地域的语言。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出了一批走红的小品艺人，你看电视，赵本山，黄宏，潘长江，巩汉林，范伟，还有刚死的高秀敏，还有一个说翠花上酸菜的雪村，他们把东北语言运用得淋漓尽致，连北京人宋丹丹也学得惟妙惟肖，陕西人李琦都说东北话，在演艺界差不多要颠覆国语了。再加上东北历史悠久的二人转，“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竹溪有这样雄厚的文化力量吗？我们以此歌为例进行解剖，东北丫头的“浪”不是飘游浪荡的意思，它是一种青春的展示，是炫耀，是褒义词，国语跟“浪”相对应的是“风流”，中性词，多用于才子和帝王，褒贬各有，竹溪跟“浪”相对应的是“骚”，就彻底变成贬义词了，并带有极大的污辱性和攻击性。跟“青纱帐”相对应的语言，国语是“尚未成熟的庄稼地”，竹溪是“包谷林子”，因此竹溪跟东北相对应的唱词应该是：“大姑娘排场大姑娘骚，大姑娘跑进包谷林子了。”
或者不叫大姑娘，而叫大女娃子，竹溪把时下国内流行的称谓男孩儿叫儿娃子，女孩儿叫女娃子，“女娃”二字出口时速度飞快，听着是一个字，有人把它写成“囡”，但这个字虽然是女娃的意思，却不是女娃的读音，这个字的读音是“茧”，蚕茧是不能跟人谈恋爱的，民间故事里有，那也是蚕，也不是茧。东北民歌里的那位风流少女，到青纱帐去跟她的情人幽会，是非常温馨，非常浪漫，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郎啊郎，你在哪圪瘩藏？”这一对小情人并不急着做爱，他们的序曲是先捉一会儿迷藏。把这句歌词换成标准的竹溪话却是：“你个挨刀死的，你躲在哪汉儿沙？” 22
竹溪的年轻女人称异性为“挨刀死的”，或者“挨刀的”，被骂者大有可能是她的意中人，至少是有一定好感的男性，前提一般是那位男性对她说了挑逗的话，她便以此语进行还击，声色俱厉，字面非常凶恶，字里行间却充满了难以表达的柔情蜜意。而你把这四个字原样不同地移栽在别的地域，那就成了愤怒和仇恨的语言发泄，成了希望对方死于非命的诅咒，咒他真的要挨刀死。跟“挨刀的”仅一字之差，竹溪还有一句“挨千刀的”，这就不是好话了，这才是在名副其实地咒骂来犯之敌，“你个挨千刀的，你想来打老娘的主意！”这句充满深仇大恨的话，大约来自成语“千刀万剐”。
你想一想，竹溪的语言是多么的复杂，微妙，有意思，直假虚实，爱恨情仇，区别就在那九百九十刀里。但是要让这些语言进入文学，作者一定要聪明机智，一定要具有与之相配的表现功力，否则，就会让读者产生误会。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也是搞清竹溪语言的首要问题。
对待自己最亲爱的丈夫，竹溪女人也不如实称呼，她们一般是直呼其名，城市人可以减去一个姓，竹溪人连姓都不减，喊得非常完整，原汁原味。或称他们共同孩子的父亲，某某他爹，某某她爸。去年竹溪有位作者从网上给我发来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个县里干部，每次回到乡下家里，妻子都要抱着他喊“亲爱的”。我回信说别让她这么喊，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乡下称呼，别说农村不是，城市也不是，它不是整个当代中国的爱称主流，只有在县乡一级中小学校读书的情窦初开的男生女生们，才会冒着危险在偷传的纸条上写出这样幼稚的爱语。
这种称呼曾经流行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化运动之中，那时西风东渐，胡适带头，国内年轻的知识分子纷纷脱下长袍，换上西装，嘴里也效法英伦喊着亲爱的。武夫中有一个人对此很感兴趣，他就是后来的蒋委员长，《金陵春梦》中描写这位光头帅男，对宋美龄一口一个“打令”，宋美龄也对他一口一个“打令”。打令就是英语爱人，蒋介石只会说这一句，有一次还把“下令”误说成“打令”，差点儿把他的宋爱人送上前线。这些爱称要让竹溪女人听了，保证身上会一阵一阵的肉麻，竹溪叫起鸡皮疙瘩，她们越是爱一个男人，越是以仇恨的语言称呼他，包括上述“挨刀的”，这个词还有它的两个姊妹篇，一个是“剁头的”，另一个是“砍脑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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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它地域对头部的称呼不尽相同，国语中的头部、头颅一词，在其它地域一般被称为脑袋，或者脑瓜，或者两词并用，叫脑袋瓜儿，脑袋瓜子。竹溪人偏不这么叫，竹溪人叫脑壳。我认为这是全中国对头部的一切叫法中最形象、最准确，最科学的叫法，脑袋的“袋”字给人的印象不仅是长形的，并且是软绵的，而脑壳的“壳”字则给人以坚硬的感觉，使人联想到核桃一类的干果，看过大脑解剖同时吃过核桃的人，还会发现核桃仁跟脑仁的形态也极其相似。
脑瓜的“瓜”字过于含糊，什么瓜呢？南瓜的标准体形是扁的，竹溪叫瘪南瓜，黄瓜？苦瓜？丝瓜？都有些不着边际，唯有夏天吃的西瓜可做一比，但它过于光滑，又是翠绿，形状与颜色均不及核桃。你不妨找个人来评一评理，问他脑壳和脑袋哪种叫法更为帖切，只要他作风正派，又会形象思维，保证他要首选前者。至于那种双保险的称呼，脑袋瓜儿或脑袋瓜子，语法上根本说不通，好像它总共有两层，脑仁外面先套了一个袋，接着又套了一个瓜。夸一个人聪明有才，智商高，反应快，就说他“脑袋瓜儿灵”，你给它套了两层，重重包围，它的灵感怎么发挥得出来，它灵什么呀灵？所以综上所述，还是竹溪的脑壳好。
可惜的是全中国的人民都说脑袋，人多势众，先入为主，这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竹溪山大路远，再好的脑壳也搞不过人家，加上有国语“头”在那里顶着，“脑壳”一词就处于了劣势。虽然如此，我在写古庸国，写竹溪的历史地域小说里，还是硬着脑壳，坚持把脑袋和头写做了脑壳，我觉得外地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会停顿三分之一秒钟，然后还会接着往下读，不会是读不懂。刚才说到的约定俗成，这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哪怕它是错的，你是对的，可它一旦约定俗成了，你还得乖乖地执行，比方说晒太阳，烤火，明明是太阳晒人，火烤人，你还得跟着人家一道反着说。
此外，竹溪女人骂在她面前显示自己有口才，能说会道的男人为“一张白嘴”，“百说无穷”，“啄米倌儿死在树窟窿里，全身都烂了只有一张嘴是好的”。她们不正面地夸他会说，却侧面地骂他“会嚼”，如果说话过于夸张，或者纯粹编造，北京人叫“瞎白话儿”，东北人叫“扯淡”，陕西人叫“瞎谝”，河南人叫“诓鬼”，书面国语叫“胡言乱语”，通俗说法叫“胡说八道”，竹溪人的表达与众不同，竹溪人说“怪嚼”，一般出自女性之口，透出一种温柔而又亲切的责备。“你莫听他怪嚼！”伴着这声责备，往往还有一个妩媚的飞眼。怪嚼什么呢？“嚼蛆”，嚼的是那种乡下农民的粪坑里一伸一缩拱动于大便中的白色软体小肉虫；“嚼颚子”，颚者，下巴颏也，嚼的是自己的下巴颏儿；“嚼牙巴骨”，就是自己腮帮里的那个牙龈，也就是国语牙床；“嚼舌根子”，把你自己的舌头根子都嚼了，看你以后还能发音吗？“嚼喉咙管子”，意思大致同上；“嚼衣禄”，这句话的文化含量要丰富一些，衣禄是过去做官人的衣食俸禄，白居易看见五月骄阳下的农民在田间割麦子很辛苦，便回家写诗反省：“利禄三百担，岁宴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白居易是个襟怀坦白的好公务员，敢于公开收入，说他的年薪是三百担谷子，不用割麦子还吃不完用不尽。三百担，每担一百斤，就是三万斤，按照目前北京超市的大米价格，每斤一元八角计算，他一年的薪水是五万四千元，若是不卖，自己一天吃一斤二两，至少要剩二万六千斤，当然是“岁宴有余粮”了。“衣禄”二字源于“利禄“，也就是国家公务员可供吃饭穿衣的工资，你再胡嚼，把你“衣禄”都嚼了，往后你就嚼不成了！总而言之，你嚼的不是世上最肮脏的蛆虫，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吃亏的是你，别人一点儿都不吃亏，你去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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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语言，前年冬天我们几个外地作家应邀到哈尔滨去看冰灯，开车的“的哥”个个会说，东北段子一个接一个，那里有深厚的黑土地语言文化，又是北方语系，少转几个弯儿就成了普通话，特别容易被外地人接受。东北人喜欢说“大”，姑娘叫大姑娘，小伙子叫大小伙子，黄豆叫大豆，耳光叫大耳刮子，“煽你一个大耳刮子！”东北人喜欢说“大”的文化起因，是那块黑土地太肥沃了，从地里生长的东西的确比南方要大，人的身材，动物的个头，农作物的体积，就连人的胆子都比其它地域的大，近年来杀人越货的凶手里面以东北人为多，为什么呢？个大，力大，胆大。但是东北人有幽默的天性，“糊悠”一词风靡了2005年整个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的写作“忽悠”，但我认为“糊悠”更好，虽然是春节晚会的神奇效应，但也是东北语言本身有一种形象的诱导，你看一个“糊”字，使人想到糊弄，一个“悠”字，使人想到乐滋滋，屁颠颠，晕晕乎，飘飘然，鬼牵着走，忘乎所以。
竹溪山大土薄，长出来的“哈了哇”就打不开局面，它不能让人产生类似的形象，不能让人眼前出现一个人马上就要倒霉的样子，传播起来遇上了很大的障碍，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地域文化小说的主要流派，除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京派和海派，五十年代还有以写《北洋淀纪事》和《风云初记》的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经过十七年的文学断裂，在新时期文学中基本上后继无人。同时期的还有以写《小二黑结婚》和《三里湾》的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后者由马烽、西戎等人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到了新时期文学，山药蛋也不复存在，有也与其它良种杂交化了，还含着化肥和农药的成分，味道已变。
最近看到台湾李敖一篇文章，他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他说《诗经》里有一句话，“狂童之狂也且”，一千多年来所有的学者都解释错了，那句话的意思不是“你这个狂妄的孩子也是太狂妄了”，而是“你这个狂人你狂个鸡巴”！他考证说那个“且”字不是语气助词，是什么呢，是古代甲骨文中的男性生殖器，上面一个尖头，中间一个圆柱，下面一个托座，诗中的那个女孩儿呼吁对岸的男孩儿，脱了裤子过到河那边去跟她相好，男孩儿不敢过河，她就骂他“你还看不中我，你狂个鸡巴”。
此前我正好用白话诗的形式翻译过一本《诗经选》，2001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这一首诗，是《国风•褰裳》，原诗的第一段为：“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第二段的意思完全一样，因为换韵的需要，诗中只改了两个字，基本上是重复一遍，目前T型台上的露脐歌星喜欢反复演唱一句歌词，那不是新潮和时尚，那是跟古人学的。在我翻译的白话诗里，一河二岸的姑娘对小伙子这样唱道：“要是你心中有个我，赶快卷起裤子渡过河，要是你心中没有我，爱我的男人有很多，你不要自高自大把到手的机会来错过！”为了押韵，最后这句长了点儿，语气也缓和多了，但话里所含的激将和威胁仍然听得出来，过了此船无好渡，到时你别后悔啊！ 25
这首诗是郑风，溱是郑国的一条河，褰是裙子，古时男人不穿裤子，男女一概穿裙。这条河里的水大概只齐腰深，穿裙子过河是不用脱的，往上一搂就是，那个河南小伙子胆小怕淹死了，于是那个河南女子就激将他。并不是李敖说的那样，你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时髦话叫换位思考，你要是一个未婚男青年，河对岸的女子一口一个“鸡巴”，你还会要她吗？只怕本来已经在“褰裳”了，听了这话，裙子一放转身就逃。
确定“且”是古代的语言助词，而非李敖说的那个东西，还有《诗经》里的另一首诗为证，这首诗是《国风•溱洧》，故事也发生郑国的那两条河边，不同的是用了第三人称：“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春天来了，很多人去往解冻的河边，一个女人问她相好的男人是不是也去看看？男人说他已经去看过了。女人说你不能陪我再去看看吗？于是两人就来到河水的外面。这个男人也说了“且”，如果按照李敖的考证，意思就成了女人问男人是不是也去看看？男人愤怒地回答她说“看个鸡巴”，那就太不合情理了，除非男人是个神经病，或者是个恐水症患者，认为女人故意跟他过不去，甚至要把他推入水中。
李敖的目的是想语惊四座，哗众取宠，让人佩服他是“当代汉语第一人”，台湾活着的作家，柏杨余光中们都被他批得体无完肤，大陆七十年前死去的鲁迅也不放在他的眼里，用竹溪话说他是在“怪嚼”，“嚼牙巴骨”。但是李敖考证出的那句骂人的话，却跟竹溪的说法十分吻合，竹溪不说“狂”，竹溪说“唓”，国语读第一声，竹溪读第三声，“唓不咙咚的”，还有锣鼓伴奏，“唓个大鸡巴”，你炫耀个什么。此字是厉害的意思，狠的意思，元蒙朝代的俗语。杂剧《西厢记》里红娘说张生：“愁得来陡峻，瘦得来唓嗻。”王实甫把元代统治者的蒙语写进剧本，形容多愁多病的张君瑞，昼思夜想着倾国倾城的崔莺莺，为伊消得人憔悴，都愁成那个样子了，瘦成那个样子了，好可怜哟。此字在这里仅表厉害、严重的程度，没有炫耀、轻狂的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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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溪语言杂交化的现象，可能还跟当地流行的戏剧和曲艺互为影响，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竹溪有一个汉剧团，位于目前的城关东门街，文革中改名胜利街，剧团也改为竹溪县文艺宣传队。小的时候我曾看过他们几场戏，演的是一些传统剧目，以汉剧《葛麻》为代表，也有《四郎探母》之类的文戏和《八大锤》之类的武戏。后来看的剧种多了，回忆角色的唱段里有秦腔的成分，剧中的角色为了增强演出效果，念白往往故意采用竹溪土话。有一次正反两方的人马打将起来，哐采哐采哐采哐采，噗哧，岳飞一枪把金兀术的胡子戳掉了，台下大惊，花脸金兀术却镇定自若，把手里的花枪（竹溪叫“苗子”，怀疑是“矛子”的误读。或者觉得那种冷兵器的形状像玉米苗，尖端还有一些红穗子）往胳肢窝里一夹，一边撅着屁股在戏台上捡胡子，一边扭过脸来对观众说：“哈球了啦，胡子一掉嘴巴上光抹抹的！”观众听了大笑不止，反而佩服这位辽军元帅的机智灵活，扭转败局。竹溪的戏迷不说他将计就计，却说他“以弯就弯”：“是个
好演员！他能以弯儿就弯儿，还叫人看不出跷蹊！”
这个剧团后来改名叫山二簧，还真是个不伦不类的二簧腔。戏剧如此，曲艺也杂，快书是山东的，快板是天津的，大鼓是河北的，梆子是河南的，渔鼓是沔阳的，数来宝不知道是哪里的，只有一种高腔声称是竹溪的，扯起嗓子往高处唱，但你要是听过四川的船工号子，就发现它们的基本调子是差不多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数过年玩船灯儿时，彩船内外的丫环小姐唱的歌调为别处所没有，譬如那个四平调的拜年歌，来来苏米来米来多，来苏多多啦苏米来米来多。竹溪人不把彩船里面的红衣女子叫小姐，叫她“船心儿”，也不把彩船外面的绿衣女子叫丫环，叫她们“船边儿”。“船心儿还没得船边儿排场！”竹溪的“排场”就是国语的“漂亮”，意思很可能是长相漂亮的人拿得出手，可以安排到场面上去应付观众，凝炼起见，缩写或简称为排场，长得不排场的则只适合做一些幕后工作。
观众一边嗑着葵花籽一边品头论足，常常会为角色的安排不当感到遗憾，有时还为长得排场而没得到重用的的船边儿打抱不平，气氛非常的民主。对于长得特别不排场的人，竹溪人不说难看，也不说丑陋，更不文诌诌地说面目可憎，几个业余的审美者聚在一起，他们就咧一咧嘴摇一摇头说：“长得不像粮食！”由于经历了“赖赖长”的饥饿历史，粮食在竹溪人心目中成了最美丽的代名词，白花花的大米，滑溜溜的小麦，黄金金的苞谷，圆滚滚的黄豆，多么可爱！而红薯、洋芋、南瓜、萝卜之类，那都不是正宗的口粮，“长得不像粮食”，其实是策略地攻击人家形状怪异，长得像红薯、洋芋、南瓜、萝卜，以及其它需要刮皮的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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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为那句最经典、最普及、最具代表性又最有争议的竹溪语言揭秘了，那句语言就是家喻户晓路人皆知的“哈了哇”。苦吟派诗人贾岛说他“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我却为这三个字研究了十年之久，三字十年得，男儿不流泪。
530年前，明成化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76年，在一队浩浩荡荡开往竹溪的流民队伍中，走着一个满脸悲愤的蒙古族汉子，他本来是朝廷的军人，由于不肯用腰刀杀死一个逃跑而被捉回的流民头领，一怒之下他的长官把他也罚入流民阵营。“哈喇”是一句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杀死”。有一本书叫《华夷译语》，顾名思义，这是一本把外邦语言翻译成中华语言的词典，其中有一个八字词条：“杀曰阿兰，即哈喇也。”这个善良的蒙古军人没有“哈喇”流民，遂与流民为伍，他把这句蒙语带到了竹溪，估计前面说的那个蒙语“唓”字，也是他一并带过来的。
元代有一出戏叫《单鞭夺槊》，出自杂剧班头关汉卿的大手笔，剧中一员跟大唐名将黑脸尉迟恭对阵厮杀的番将，也说了这么一句话：“量这敬德，打什么紧，趁早将他哈喇了，也还便宜！”意思是说：“我量这个尉迟敬德，有什么了不起，趁早把他利利索索地杀了，让他不受皮肉之苦便宜他算了！”元朝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号称元蒙，关汉卿与王实甫异曲同工，他借番将之口把蒙语“哈喇了”写进杂剧，这就是竹溪话“哈了哇”的最初版本。以后口口相传，渐生错讹，由“哈喇了”到“哈了喇”，再到“哈了啦”和“哈了哇”，辗转颠倒几个回合，到此尘埃落定，一锤定音，就演变成了“哈了哇”，表示惊讶，惊奇，惊异，惊骇，有时还含着一丝惊喜的成分。你且试思，人都杀死了，还不“哈了”吗？
也可能另有一种注解，同样是由“哈喇”缘起，一种含油食物，比方说是猪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竹溪没有冰箱，农户家里杀一头猪，无论如何一顿也吃不完，用砍刀顺着肋巴骨砍成若干块，忘了撒盐，又害怕夜里贼娃子偷，不敢挂在屋檐下面被风吹着，却靠着屋内一方土墙。不觉一放就是好几个月，自己舍不得吃，来了客人才煮一块，客人吃了嘴巴直咧，主人试着夹块小的尝尝，竟是一股怪味，那种怪味就叫“哈喇了”。接下来如同上例，辗转颠倒，最终演变成了“哈了哇”。你且再思，好好的猪肉都变坏了，还不“哈了”吗？这个词我总算把它考证出来了，然而还是不好写进小说，原因乃在于这个“哈”字长的是个喜相，给人的感觉是张口大笑，读者以形会意，万一把“哈了”误以为是“哈哈”，作者的一番苦心可就算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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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竹溪的县委书记明邦庆到北京来，搞了一个竹溪同乡会，要我当秘书长我没工夫当，但是我对这个活动持拥护的态度。一百多个竹溪同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让大家一人说一句唯独竹溪才有的土话，谁能唤起我对竹溪语言的美好记忆，我就喝一杯酒，那天我收获颇丰，其中就有“哈了哇”，为此差点儿喝醉了。
第二年我回竹溪，电视台的张武成接我到他家吃酸辣子焖童子鸡，饮酒间说起竹溪的方言土语，为了报答他，也为了报答会腌酸辣子的可爱家乡，我叫他编写一本《竹溪词典》我给他出版，那年我在出版社当总编室主任。当年给《何典》作序的林守庄曾经说过，如想正确地考订方言，建议之一是“就学半农先生的办法，多著些《瓦釜集》出来，给贵方言出出风头，教外方人尝尝异味。”
可是这个张记者很懒，他说要写我们两个人写，我说我可没有那多的工夫，况且我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这本书在竹溪编写是最合适的，煮豆燃豆萁，只有在那种语言环境里编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这本书他至今也没有动笔，甚至连嘴也不动了，只顾自己吃酸辣子焖童子鸡，全无“教外方人尝尝异味”的思想觉悟。不过现在谁有志于做这件事，也不算迟，要编就编一本土语与国语的对照本，也就是竹溪的《华夷译语》，那就更有意思和意义了。我不敢说造福于，只敢说有利于，不仅有利于目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而且有利于未来研究地域文化的人。
最后我用一句竹溪话说，一来二去，三说四不说的，说出这长一篇文章来了。再说下去就成了一本书，因此歇手。 作者很下工夫，可惜好些结论都是猜测的结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考证。
好比阿城写小说，他的语言，我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可是他考证象形文字的“日”就是那个忌讳动词，那可就错得太远了——因为直到广韵时代，“日”和“入”都不是同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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