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化叫潮州
作者：陈远程来源：潮州日报2007-6-182004年，新华网曾登过一则与潮州有关的报道：在由新浪文化与国内若干媒体共同推出“中国最有文化的城市评选”的大型公众调查中，据新浪网友投出的276多万张选票统计，最有文化的十大城市依次是：北京、潮州、香港、广州、深圳、西安、扬州、洛阳、杭州、天津。文中对潮州的文化评点是“潮州——自从匹夫而为百世师的韩愈被贬潮阳(即潮州，引者注)，潮州的山水都改姓韩。这里不但有中国最古老的佛教寺庙之一开元寺，更是潮州文化的代表地区”。虽然网络评选不能成为严肃的论据，但笔者仍然惊讶于潮州竟能上榜，而且排名如此靠前。当时的心情，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惊喜，只觉得非常意外。潮州，在网民的心中真有这么重吗?近年来，随着“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城”、“潮州菜之乡”等一张张亮丽的名片不断向全国发出，潮州，在国人眼中已不仅仅是有韩愈、有潮州菜、有潮州工夫茶的简单的地方。
有一种文化叫潮州，有一个文化符号是潮州。对于潮州人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叫潮州。潮州，不只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的名字，她首先是历史对于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厚赠，也是历史给全世界潮人永远的礼物。潮州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牢牢地抓住潮州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的富矿，看似从平凡起步，但总以特别登场，总用特色演绎精彩。
笔者一直认同潮州文化是民系文化的观点。潮州文化的潮州，是文化的潮州，是那个承载着1400多年灿烂地方文明发展史的潮州（仅以隋开皇年间潮州始名算起），是那个历史中的潮州府，是那些从潮州府开始带着一种很潮州的目光走向世界的方言相同的子民们的总和；现在，他们或被简称为潮人、新潮人，但“潮”字号的文化印记永恒不变；不管称谓怎样演变，他们都是潮州文化的传播者、享用者、发展者。强调民系文化的特性，并非否认这种地方文化在创生、发展、成熟期的地方烙印，现在的潮州，仍然是这种文化独一无二的源地。
这些年来，有一些地方的潮人，从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对潮州文化品种中的一些指称进行更改，但文化的同根同源性、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的表现形式没有改；特别是那些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品种，如潮州菜、潮州音乐、潮州工夫茶等都没有改，从一个侧面看，这正反映出海内外各地潮人对潮州历史文化的珍视和关爱的不变情怀。
“礼失，求诸野”。潮州因为在历史上虽经“野”过，又因为历史发展的机缘，就演变成“中原古典文化典橱”，这大概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悖论”。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文化品种，在文化源地、文化中心区，可能正在消亡，也可能出现边缘化的现象，但在文化的移民区或移植区，仍然蓬勃生长着。这也是文化发展的自然现象，就像潮州文化中的韩愈现象，对于中原的韩愈文化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及补充。故而，面对这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不妨以“礼失，求诸新”来理解，在这里的“礼”当然是借代文化，非本义。去年以来，在潮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拯救、申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现在，已申报成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项，正在申报的还有9项，其完成和送审的项目数量在省内与广州市并列榜首。然而，潮州文化还必须发扬开放兼容的优秀品性，不断吸取各地潮人群体中的文化新元素，丰富和充实其文化内涵，使潮州文化更具有永恒的魅力、张力和活力。
文化和文明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边界有时依然模糊。简单地说，文化的主体是人，是由人群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技能与工具等构成；文明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实体，是人类在不同发展时期产生的文化成果。文化推动着文明的发展，文明也反哺并丰富着文化。在当代，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文明先行，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一文化人群中，有如电影、电视和卡啦OK的普及，曾使一些潮人渐渐淡忘了对潮剧的兴趣一样。现在，电脑在我们的生活也普及了，它究竟是文明还是文化，暂且勿论，但它又将让我们淡忘了什么?这可能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潮州文化是弥足珍贵的，但仅仅是珍视还不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波中，再让它像过去那样很原生态地自生自灭，若不被同化，也会渐渐消亡。当务之急，应是每一位潮人都行动起来，都能珍惜它、保护它，然后才谈发展它；特别是要在每一位潮人的心中，都能先留出一片供它住下来的净土。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很难直接成为一个地方的生产力，但肯定会是一个地方终极的竞争力。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也是一个人的灵魂，人是文化流动的符号。潮州菜、潮州工夫茶、潮州金漆木雕等是潮人祖祖辈辈创造出来的文明，是他们留给后代潮人的文化。这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如果后人只用它讨生活，便已亵渎了它。笔者曾在电视上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族节庆活动，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穿戴传统民俗服装，热闹着一些古老有趣的民俗活动，每一位参与者和观赏者都十分投入，场面真叫人感动。想想人家的文明已够我们学了，而他们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竟也会是我们的老师?当国人如果都不分场合地以西装革履标榜自己的时候，这或许也是文明的进步，但有可能已是文化的没落。他山之石可取，他山之玉更可用，弘扬潮州文化，我们已取得显著的成效，但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还可以在传统节俗文化上下功夫，在新潮人和小潮人身上下功夫，可以使传统文化更生活化，做足做透文化普及和文化推广的工作。比如在中小学教育中，可增添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小故事、小游戏、小手工、小讲座等，努力使潮州文化后继有人。
说到潮州文化，广济桥(湘子桥)应是一个永远不该被忽视的重要元素。如今，正值它重修焕彩，其意义及影响不可小觑。重修的湘子桥不仅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旅游景点，不仅是著名的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在历史上，它是韩江文明之花，它的桥市的繁荣，曾牵动过南中国经济的神经，经济是文化之父，湘子桥带动的经济文明发展，使它成为潮州传统文化的鲜亮脐带。我们确信，“到广不到潮，枉费走一遭”曾是一种真实的文化存在，而非一种虚拟的文化梦呓。因此，以湘子桥为载体的经济文化活动和文化研究，定会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与开发。
潮汕文化称谓之争及其它
作者： 黄赞发 来源：http://www.chaoren.org/mzqw/huangzanfa/cs06_HZF.htm最近，汕头广电报就潮汕文化的称谓等问题刊发了对笔者的“访谈录”。“访谈录”在“潮州人”网站上被贴出后，刹时引来了一场颇为激烈的抗辩。看来这一问题还是颇受关注的，故特将“访谈录”有关内容重作调整充实，以就正于学界和读者。
一、是“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
就时下来谈，关于“潮汕文化”，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名称问题。之所以称“潮汕文化”，有一个依据和参照，就是岭南文化。目前，我省历史文化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岭南文化包括三个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这些都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华文化大辞海·文化精萃分类卷》称为“带有浓重地方特点的”“地方文化”。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都有大量海外移民，所形成文化都有一定群体性、民系性，但作为亚文化的一种，归根到底都是地方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只有用“潮汕”这个词，才能涵盖现今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以至汕尾市海陆丰和梅州市的丰顺大埔一带。
称潮汕文化，本并没有异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不少有识之士，包括省里的一些非潮籍领导，如王屏山副省长，开始提出要对这一别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于是，汕头大学率先于1990年11月成立了由杜经国教授任主任的“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并先后出版了两集《潮汕文化研究论丛》。翌年年底，在吴南生主席的倡导下，潮汕三市联手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由刘峰主席任理事长，聘请饶宗颐先生等为顾问；1993年底，由饶宗颐先生担任主编的《潮学研究》创刊。此后，揭阳市也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揭阳市研究会”。这期间，多位知名学者先后以“潮汕文化”为题著文。如詹伯慧的《新世纪潮汕文化研究之我见》，曾骐的《韩江流域史前考古与潮汕文化源》，蔡起贤的《外来文化与潮汕文化的交融》，林伦伦的《对潮学和潮汕文化的再认识》，赵春晨的《略论近代潮汕文化的转型》，新加坡黄叔麟的《潮汕文化在新加坡》，美国翁绍裘的《潮汕文化对外交流的特征和影响》，等等，等等。2001年7月，由黄挺、陈占山著，并经杜经国审定的《潮汕史》（上册）出版发行，标志着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已获得阶段性的丰硕成果。
我们还不应淡忘了在每届潮学研讨会上，潮汕三市领导和海内外嘉宾都围绕“潮汕文化”这一共同关注的课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比如，第二届（1997年），潮州秦昌大副书记的讲话就毫不含糊地阐明：“潮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庄世平先生则说：“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流”。陈伟南先生也强调：“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支”。李嘉诚先生还特为研讨会发来贺词，十分明确地指出：“潮汕文化丰富，源流绵长而具特色”。要说“共识”，这就是海内外潮人的共识。
令人不解的是，近一两年来，有些人却认为“潮汕”的“汕”字比较晚出，而“潮州”历史长，更有代表性，所以打出“潮州文化”的旗号，而不屑于提“潮汕文化”，并不认同于岭南文化。这种看法显为不当。
如所周知，“潮汕”一词完完全全是个地域名称，早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区位概念非常明确。作为地域名称，根本不必考虑其中某个字什么时期才出现。潮汕一词最迟可见于光绪九年（1883）“委办潮汕海口洋务委员同知衔试用知县葛肇兰禀”。由于是个约定俗成的区域名，其概念范围不因行政区域的改变而改变，一直较为固定。而作为行政区域的潮州，则历代多有变易，大至辖有整个粤东和闽南部分地区，小至二级市以至与潮安县分治时期的小潮州。尤须阐明的是，行政区域名称是地名中最具权威性的，也最带强制性的名称。为此，如果用“潮州”一词，就必然会让人误以为指当今行政区域上的潮州市，容易产生歧义。称“潮州文化”无异于作茧自缚。所以用“潮州文化”来指称潮汕地区的文化，是不适宜的。这就像我们不宜把广府文化称为广州文化，把客家文化称为梅州文化一样。我们不妨再查找一下全国若干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诸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等等，几可说没有一个是用行政区域名指称的。比如吴越文化，其所涵盖的有今之江浙大部和皖赣部分地区，显见用行政区域名称是包涵不了的。新近由中山市推出的香山文化，因涵盖范围的需要，也避开了现有行政区域名称。当然，在广府文化之外，再推出香山文化，窃以为大可不必，因为没有方言这一最重要的因素支撑。
举证这么多地方文化名称，目的只在于说明不宜以现有行政区域的称谓来指称其涵盖不了的区域及其文化。各个地方文化自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涵，根本不必去逐个进行与本题无关的比附。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有某些地方文化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只要涵盖面明确，不产生歧义，当能为人们所接受。如果仅从历史长短的角度来讲，“揭阳”一名历史更长，比“潮州”要早了约八百多年，那又该如何解释呢？个别学人将潮汕文化说成是“植基于唐”，这实则是割断了潮汕地区的历史。将古揭阳近千年的历史文化一笔勾销，那是历史虚无主义。笔者在1993年所撰《潮汕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按：网上将“潮汕”写为“潮州”应是转录的笔误）一文，就已提出潮汕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始自秦皇之发兵岭南至初唐陈政、元光平“蛮僚啸乱”，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多年。
又比如潮安，这个名词是民国初期才有的，此前称“海阳”，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那么《潮安文史》就非改为《海阳文史》不可了。总之，区域名称不应以历史长短来取舍。我们再点检一下饶宗颐先生的论潮著述。饶老著有《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史前哪有韩江之称，且韩江一名也较晚见，古称员水。饶老又著有《潮州历代移民史》，文中述及秦时史录留家揭岭，有云：“此即中原人士最早留居潮州者也”；述及汉武帝时余善率八千部众至揭阳，又有云：“盖由闽遵海来潮者”；述及三国时揭阳曾夏率众拒吴，复有云：“砀拒攸县，在湖南中部，去潮之揭阳尚远”。秦汉年间，远未有潮州之称，可见饶老指称地域名，绝不囿于所述史事发生之时的称谓，而以时人明确，不产生歧义为准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地方文化的种种具体内涵，都不无“带有浓重的地方特点”，潮汕文化的诸多具体内涵，也当不例外，所以其冠首称谓也应有个统一的区域性名称。这就涉及专有名词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窃以为是可以改变，可以约定俗成的。《辞海》都要经常修订出版。与时俱进嘛。比如大锣鼓上京，用“潮汕大锣鼓”代替“潮州大锣鼓”，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争论。其实，采用“潮汕大锣鼓”还是恰当的，要不就会被人误会为是潮州市的大锣鼓了。用“潮汕”一名，“潮”字当头，当含潮州市以及揭阳市在内，有何不好？一个名词的使用，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义。
潮汕方言作为潮汕文化“最表象化、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内容之一”，其称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初曾被称为“福佬话”。因为福建人在明清时期大量移民潮汕，称“福佬人”，以别于原住居民；其所操语言，则称“福佬话”（有人说是“河洛话”的谐音，那就牵强了）。后来，福佬人与原住民渐渐融合，也就不再称为“福佬话”，而称为“潮州话”，因为那个时候潮州是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到了近代，汕头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潮州话”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汕头话”。 1861年，汕头开埠，洋人多先由汕头口岸触摸到潮汕文化的脉搏，理所当然地将汕头话当成潮汕方言的代表。1884年英国长老会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浸信会牧师威廉·耶士摩所撰《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就是一个确证。饶宗颐先生1948年所写《台湾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一文，则把潮汕方言称为“汕头语”。 与此同时，由于潮汕一词之被广为认知，人们也逐渐习惯称之为“潮汕话”。 1928年，陈复衡编《潮汕注音字集》，1933年潘载和编《潮汕检音字表》，1934年姚弗如编《潮汕十七音》等字书先后出版，特别是1935年陈凌千编《潮汕字典》的出版，更可说是这一方言被称为“潮汕话”所展示的不争之事实。这册字书一版再版，发行多达近一百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此后，续有刘绎如编《潮汕十八音》，黄钟鸣编《潮汕大字典》。到1943年，潮汕一代学者，府城人翁辉东也编著出版了《潮汕方言》一书。
最近，中国社科院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已建立了“汕头话音档”，以有声资料确认汕头话为潮汕方言的代表，这是移民城市的聚合优势所使然。这里所说的“汕头话”已是狭义的概念，并非指称整个潮汕方言。这正如北京话之于普通话。潮汕话当还有潮州话、揭阳话等小分支。指称整个潮汕方言，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称为“潮汕话”，或者称为“潮语”，这样更为确切。整合为“潮汕”这个称呼，也可以避免诸如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出现的潮州潮剧和汕头潮剧，以至揭阳潮剧之类的问题。这应是潮汕三市均接受得了。反之，其义则狭。如前几年，汕大出版社发行四大部精装本《潮州民间美术全集》。去年，有个企业家想购若干有地方特色的书籍送客人，我介绍了这套书。企业家一看，误以为是潮州的，不是整个潮汕的，不要了。实际上，其中内容三市都有所涉及。
还有个“潮学”问题，这本来早已统一意见，现在又反弹了。饶宗颐先生最初的确是提出研究“潮州学”，并著有专论。但这个问题，1997年在汕大筹备召开第二届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时，我们考虑到汕头市已一分为三，潮州已成为其中一市，潮州一词已有新的确切的概念，故提出改为“潮学”。当时，饶老稍一沉思，便当即首肯，终于以“第二届国际潮学研讨会”的名称正式开幕。此后每届（现已进行了六届）研讨会都称“潮学”。
近年，或以“潮学”为参照，主张将潮汕文化简称为“潮文化”；或以“客家文化”为参照，拟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这倒是都未尝不可考虑。2000年底，笔者在《试论潮人文化特征与诗歌创作》一文就曾提出：“潮汕文化是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根在潮汕，它的枝叶已蔓延于全球”，“为此，我更主张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但是，这些考虑，都不应以否定原已认同了的“潮汕文化”这一称谓为前提。
最后，尤须强调的是，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潮汕文化，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既包含着历史和现状，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所以，考察其历史形成的轨迹，意在藉以更深刻而准确地辨认并概括其现状所展示出来的特征，进而窥见其发展的趋势。我们研究潮汕文化，目的在于力图去把握这一独特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主动地以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去弘扬优势、克服弱点，进而造就更强劲的文化力量，以推动社会现代化，并使潮汕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扩展其积极的文化影响。
那些因“汕”字较晚出而不愿认同“潮汕”这一文化地域概念的人，那些只把某种文化当成一成不变的“符号”的人，不是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因而对潮汕文化的这一动态过程视而不见，就是犯了狭隘的正统观念的毛病，因而对新兴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对大潮汕的文化情结，对“与时俱进”的观念都一概嗤之以鼻，这实际上大大有碍于我们去扩展潮汕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是文化人，就不能不对此深加思忖。
二、略谈潮汕文化的形成、特点及其推介
潮汕文化在很多方面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东西，这是因为潮汕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的（福建只是潮人的中转站），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积淀。到潮汕地区之后，远处东南海隅，限山阻海，与外界交流殊少，所带来的原生文化的积淀，就较多地保留了下来。就说潮汕话吧。瑞典有个语言学家叫高本汉，他认为潮汕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古远”这一点很突出。试举几个例子。如“物”字单独作动词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见不到，但潮汕话就保留下来。在潮汕话里，几乎某一个动作、行为找不到贴切的表达都可以用“物”字来代替。这个用法很古老。《荀子·天论》有一句话，叫“思物而物之”，第二个“物”字就是动词，和潮汕话的用法一样。古汉语还常有“物其土宜”、“物土方”之类的话，“物”字也都作动词用。又如厕所称为“东司”，唐朝就是这样叫的，很古雅，因为唐朝人的建筑，厕所建在屋舍东面。又如“者”字，现代汉语不能用为指示代词，潮汕话则和古汉语一样，广泛用为指示代词，如说“者个”等。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来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个“者人”用法就和潮汕话一样，用为指示代词。还有，像“底”字，潮汕话用为疑问代词，如“底个”、“底块”等，这也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根据，如韩愈被贬到潮州，有一句诗：“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底”字表疑问，意为潮州是个什么样的处所。这种现象在潮汕话里很多，可以举很多例子，所以说是活化石并不为过。
也应该看到，潮汕文化还是一种聚合文化。从历史上看，首先是中原汉族文化和潮汕本地的百越文化经过一次大融合，互相吸纳；然后随着潮汕人到海外去，和海外文化融合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影响潮汕文化，这又是一次大融合。潮汕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聚合形态。
潮汕地区固然有海路与外界沟通，但与中心地带交通的条件较差，偏处一方，长期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任何历史时期，地理因素都很重要，可说是第一因素。经济发展，政治形成，离开地理条件都无从谈起。古代文明的发展，几大文明古国都和大河有关，这是地理因素决定的。
潮汕地区地理上有它闭塞的一面，这是其不足，但也有它优越的一面，雨量充足，水好空气好，很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潮汕人普遍有一种富足的心理。“潮州大厝皇宫起”，就是这种心态在建筑上的体现，房子要建得有气派，重视装饰等，这是一种长住的，落地生根的思想。这种思想促进人口繁衍，但人口饱和了，又不得不向外迁移。温州人同样以流动迁移而出名，但他们是逼于本土山多田少，区位条件差，不走出去，便没有出路，与我们潮汕平原的独天得厚完全不同。但是，潮汕人富足守成的心态和迁徙开拓的精神也并不矛盾。
潮汕地区在唐宋以后人口繁衍很快，人多地少的问题一直很突出。现在潮汕地区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一，而土地则大约只有全国的千分之一。潮汕人口多到什么程度？郭沫若和杜国庠有一次闲谈夸大。郭沫若说，“全国佛像未有大于我四川乐山石佛”。杜国庠说，“一村而十万人口，全国未有如我莲阳”。杜国庠的家乡澄海莲阳向有“十万人乡”的说法。有人认为潮汕人和潮汕文化有一种惰性，或者叫惯性，不喜欢和外界交往。其实，潮汕人是最愿意走出去的。潮汕人在本土和本土之外几乎一样多。潮汕人有一种“徙才会大”的观念。潮汕文化也并不排外。不分场合，好讲方言，这只是为了方便，一种习惯，并不是潮汕人所特有的，各方言区都一样。广府人讲广府话的气习，比潮汕人讲潮汕话尤甚，人们并不觉其排外。
研究潮汕文化，离不开要探讨其特点。说到潮汕文化的特点，人们总会列举出刻苦耐劳，富开拓性，凝聚力强等等，这固然也没错，但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品质，而潮人最具有本质内涵的特点，应该是“精细”和“精明”，这是人多地少所逼出来的，是其他地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潮汕人种田如绣花，刻木石如微雕，何其精细；潮商，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内地，均蜚声遐迩，李嘉诚、黄光裕，一个又一个的商界巨擘，都何其精明。
潮汕文化既有对原生文化大量存优的一面，又有聚合创新的一面，其价值不可估量，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知名度也不够，所以开始有了包装的问题。包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适应市场的需要，有人担心这样会失去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我认为这无妨多让人们去尝试。因为要走出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但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应该保留，应该两条腿走路。就像写格律诗，有人主张用现代诗韵，有人主张恪守《佩文诗韵》。对此，诗词界就采取两条腿走路。不妨都让人去试试。包装很重要，但也要尊重另外一部分需要原汁原味的人的需要。潮剧不管怎么变，潮乐不管怎么变，潮汕的工艺不管怎么变，都要“姓潮”。
推介潮汕文化，需要一些学者的热心支持。学者在文化圈和学术界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比如云南的纳西古乐，现在能够名气这么大，这么受重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个叫宣科的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对纳西古乐进行多年的研究、发掘和宣传，才有现在的效果。我们的潮汕民居，应该说很有特色，也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但还是做得不够。这方面，不少地方已走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还要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推出潮汕文化的品牌。这就需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支持，各市当途者的支持，特别是省一级的支持。再有一个，就是要减少内耗，不要纠缠于“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不要作茧自缚，要形成合力，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潮汕历史文献和名人的编集与研究
作者：黄赞发 来源：摘自：《潮汕海内外名人文汇》我们潮汕一地，尽管偏处东南海隅，远离中州、省会，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潮之置州，始于隋文帝开皇11年（公元591年）。嗣后，潮州一名，历唐、宋、元、明、清而弗替。至近代，由于汕头开埠，复有潮汕之称。当然，潮州也不是潮汕这一地域最早的统称。秦汉之际，史籍已有秦兵遣戍揭阳岭，以及南越揭阳令史定降汉之记载。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复置揭阳县。当时的揭阳，幅员之大，相当于今之整个粤东及闽南和赣西南的一部分。
潮汕自秦汉建制以来，本土先民与中原历代移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地方文化。今日潮汕已分为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或曰连同汕尾为四市），三市人口已超千万，其密度为全国之最，在世界上也居前矛。因此，向来外出谋生者众，海外潮人少说也逾千万。人口之密，应是得利于这一地域的优异条件。这里北回归线穿境而过，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河渠纵横，向来为粮食高产区，又盛产各种经济作物和海鲜，以传统工艺和手工业著称于世。而且山川灵秀，贤人辈出，风俗、饮食、戏剧、音乐、书画，皆别具特征。文化教育事业，也颇发达。唐代而后，经过常衮、韩愈等人的倡学，逐步呈现了“科名鼎盛，鹿宴常设”的景象，以至曾经“棘闱共试三千士，潮郡联飞二十人”，涌现了唐宋八贤，赢得了北宋的“海滨邹鲁”、明代的“岭海名邦”等美誉。尤其是嘉靖年间，西湖雁塔题名，四科共达75名，其中出3个状元：林大钦、兵部尚书翁万达、著名学者薛中离，还有林大春、肖端蒙等，的确是显赫一时。史籍常见“潮为要郡”、“代有名贤”，并非溢美之言。
悠久的历史产生了大批足以彪炳史册的文化学术名流，从而产生并流传下大量古籍善本、图录方志，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献。据不完全统计，潮人著述达3700多种，潮汕文献达2700多种，数量之丰，真可谓“汗牛充栋”。而历代历经天灾人祸和兵燹之后，散失以至湮灭的，又不知还有多少。
由于潮汕文献之丰富，也由于潮汕文化之别具特色，早就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以及本地有识之士的青睐。学者们一直很重视潮汕文献和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已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正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关于1990年11届年会通知》中所说：“潮汕地区，自秦代建制以来，历史上人才荟萃，素有‘海滨邹鲁’之誉。潮汕地区人民自古就有飘洋过海的传统，作为‘华侨之乡’，它与世界各地联系密切，又以常得风气之先而著称。潮汕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目前对潮汕文化及文献的研究，正日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兴趣。”
正是由于中华文献研究会和汕头大学的促成，并联合了我市和韩山师专，共同主办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11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于1990年11月15-19日在汕头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海内外专家、学者118人，提交论文118篇。象这样集全国各地及海外专家学者于一堂，以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作为专题进行讨论，史所未有。可以说，通过这次讨论会，潮汕一地的历史文献和文化研究，已提升至全国性的研究层次，这对弘扬我们潮汕文化，的确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会议期间，汕头大学郑重地宣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韩山师专也已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开展对潮汕文化的研究。越年11月，联合潮汕三市并大埔、丰顺两县的大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宣告隆重成立，提出了要研究出版包括潮汕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专题论著，潮汕文献典籍的校勘注释，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发掘和整理，以及为普及潮汕历史文化知识而出版通俗读物等等。目前已出版或将交付出版的研究成果有《潮汕文化研究论丛》（初集）、《翁万达集》（点校）、《金钗记及其研究》、《潮汕艺文志》、《潮汕文化史论丛》（初集）、《鹿洲论潮文集》（点注）、《韩江闻见录》（点校）、《海外潮人论潮文集》等8部书。
与此同时，以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汕头市潮汕文献委员会，并于1992年10月发出了《征集潮汕文献公告》，广为征集包括地方史志、潮人著作、有关潮汕著述、潮汕报刊、族谱传记、文物复制件、图片间象制品等8个方面的文献资料。
可以看出，对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研究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有组织、有规划、全面地、系统地搜集、整理、研究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新阶段，我们的整理、研究工作要达到新的水平，有几个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考虑，以达成共识：
一、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少说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目前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参加1990年全国文献年会的代表一致认为潮汕文化悠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多姿。既有鲜明独特的地方色彩，又与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掘和研究潮汕文化，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对于推动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对于加强广大海外潮人对祖国和故土的向心力和认同感，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教授深有感受地说：“这个会议，从开会讨论到参观考查，有置备精品，又喝到功夫茶，品尝到海鲜美味的饮食文化。因此，我觉得整个会议就是潮汕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潮汕文化洪流的一股流泉。我们似乎闻到了花的馨香，看到了泉水的清澈”。香港著名的潮籍学者饶宗颐先生还给与会代表传来了一个信息：法国有一位施博尔先生，很关心我们潮汕的民间文学，他曾前后采集了潮州歌册198本。可见外国学者对潮汕历史文化感兴趣和重视的程度。作为潮籍史学工作者，更没有理由不重视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尽管有不少同志一直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工作，但实际上还很不够。解放几十年，我们的这一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以致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远远落在海外的后面。如香港就整理出版了《潮州志汇编》和《潮州文献丛刊》一至四集。我们还应该看到，潮汕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而且是群体性文化。正如杜经国教授所说的，它“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独具特色而又有全国性意义的小系统”，其最大特色是“广大潮人所独具的文化心态，即由他们的道德情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所构成的气质和风度。”总之，这一研究工作有全国性意义和世界影响。我们必须趁着升平盛世，趁着已形成的研究热潮，不失时机地抓紧进行。
二、目前，潮汕各地先后成立了不同名堂而同为整理研究潮汕历史文献和文化的机构。百花齐放，这固然是好事，但如协调不好，将会造成财力和人力上的浪费。比如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提出了兴办“三库”，即《潮汕文库》、《潮汕文化资料库》、《潮汕文化人档案库》。决定把文库建成全方位的集中中外古今潮人各种著作和非潮人“记潮”、“论潮”著作的总汇，资料库存着力于征集、发掘潮汕历史沿革、地理、人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宗教、华侨、民情、风俗、气象、灾害、历代名人事迹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包括各种典籍、文告、志书、谱谍、年鉴、报刊、校刊、会刊、碑记以及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笔记、日记、图片、照片、书画、音像和各种非正式出版物。文化人档案库则是专为有一定成就的已故潮人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等保存档案资料，包括其作品、手稿、书信、日记、笔记、照片等。计划十分详尽，也应是可行的。但对照市文献委员会征集文献的公告，就不难看出，不论什么种类的文献，两个机构都需要，都适用。结果，你整理你的，我搜集我的，你有你的善本，我有我的珍品。如果大家都有充实的人力去整理，有充裕的资金去出版，那倒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大家都需要穷极心计地去筹集资金，广揽甄别、校勘的人才，这就够吃力的了。但机构既已成立，工作都已安排，也不要来个简单地合并，我主张真诚地通力协作。
如何协作？或曰有所侧重，有所分工。一重在整理、一重在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也不妥。整理资料为了研究，研究离不开资料，截然分开是不行的。最妥善的办法是文献分头搜集，分工整理，集中出版，共建文库。即使是研究工作，也要做好统筹安排，尽可能避免同一问题多人研究或某一问题无人问津。
三、几年来，汕头历史学会在完成我国首卷《国际汉民族研究》文献的编集出版之后，又在努力于潮汕海内外名人表、名人传、名人辞典的编写工作。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是“20世纪潮汕海内外名人”的推荐和编写工作，现已相继成立了医学、文艺、新闻、教育、政法、财贸、科技、社会科学、经济、交通、农业、工业、财税金融等界的推荐组。可以说，这是一项新的地方文献工作。在潮汕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哺育了海内外两千多万潮人，有自己的语言、音乐、戏剧、美术、饮食、风俗和自己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潮汕文化。进入20世纪以来，潮汕更加兴旺发达，随着汕头的崛起，潮汕成为全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创办汕头经济特区，创办沿海经济开发区，整个潮汕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层次，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重要基地。潮汕历来人才辈出，各行各业都涌现了一批可以光照地方史册的名人，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条件的。这一批批名人，有长期坚持在本土工作的潮籍和非潮籍人士，也有活跃在海内外的（包括加入异国国籍的潮胞）人士，把潮汕海内外名人事迹收集起来，载入史籍，让人们了解潮汕，让名人事迹激励后人，也让尚健在的名人看到自己的业绩受到肯定而更鼓劲，这样就能更好地调动积极因素，使我潮汕的两个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这是一项宏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历史学会去做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们通过分界别成立推荐组，由各个推荐组分头组织推荐、挑选。然后把名人推荐名单集合到《潮汕史学》、《潮汕海内外名人》编辑部编辑出版，经海内外同胞酝酿国内外潮籍和非潮籍同胞提意见，水到渠成，再集英成书，正式出版。虽然这也是一项艰巨的现代化文献征集任务，完整地、圆满地、不滥不漏地把应录入的名人事迹收齐编好，这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丰硕的文化遗产，留下一份难能可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确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潮汕史学》、《潮汕海内外名人》、编辑部的同志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把这一工作做好。对于某些界别尚迟迟未动的，有的同志企望由市委或市政府发个通知，用行政指令去促成，这是不行的。它应是一项民间性的编写工作，只有通过细致和艰苦的发动，使社会各界都自觉地参与，推荐出真正的名人，其结出的果实才会是甜蜜和丰硕的。
（黄赞发，汕头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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