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
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7220.htm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荼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明前期“台阁体”盛行
来源：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306100300157.html台是尚书台啊,阁是内阁啊.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台阁体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2/Genre/DL/DL-171637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杨士奇(1365～1444)，名寓，士奇是他的字。泰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建文初入翰林，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著有《东里全集》97卷，《别集》4卷。杨荣(1371～1440)，字勉仁。建安（今属福建）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杨文敏集》25卷。杨溥(1372～1446)，字弘济。石首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有文集12卷，诗9卷。“三杨”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故他们的诗文有“台阁体”之称。
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正是明朝的“太平盛世”，“三杨”备受皇帝宠信，位极人臣，他们发为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应制”和应酬之作，充斥于他们的诗文集中。“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的气度，徒有其工丽的形式而已。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摹仿，以致沿为流派，文坛风气遂趋于庸肤，而且千篇一律。
台阁体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先有茶陵诗派的崛起，随即有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的倡言复古，在复古论的冲击之下，台阁体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明代名臣、台阁体诗派创始人——杨士奇
杨士奇（1364～1444），名寓，字以行，号东里。今泰和县澄江镇人。杨士奇幼年家贫，他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学业大进。20岁后，杨士奇为了开阔眼界，便离开家乡去游历教书。建文元年（1399），经汉县令王叔英举荐，杨士奇被入翰林充编编修官，修《太祖实录》。永乐元年（1403），杨士奇被选入内阁管理机务，他居官谨慎从不私下言论朝廷政事。洪熙元年（1425），杨士奇长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历事五帝，辅佐君王40多年，一直为内阁重臣。他深得皇帝的器重和厚爱，被赐与“绳愆纠缪”银章，参与咨询议事，制定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失误。从洪熙元年（1425）到正统元年（1436）出现的仁宣致治的好形势，杨士奇是有功劳的。尤其是宣德五年（1403），许多地方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宣宗召杨士奇商议下诏宽恤，免除灾区的赋税及所欠官马亏额。杨士奇请求将过去旧欠赋税和薪刍钱一并免除，并减免官田租额，平反冤狱，淘汰工役，这几项措施深受民众喜爱。杨士奇平日总是宽厚待人，清廉律己。他为人宽宏大量，好称道别人的长处，检讨自己的不足，常以大局为重，从不记私恨。杨士奇谦虚厚道，不图虚名利禄。洪熙元年（1425）正月，朝廷任命他兼礼部尚书。对于这样显赫的高官，杨士奇却辞而不受，他说：“我任少傅、大学士之职已经超过了能力所限，尚书的职位更不敢当。”皇帝很严肃地对他说：“黄淮、金幼孜都任三职，只有你二职，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推辞。”杨士奇只好答应任职，但不要尚书的薪俸。杨士奇平生乐简静，闲暇时闭门读书。居官奉职甚谨， 在家里绝不谈公事，朝廷的事，就是至亲的人也不让他们知道。在京城为相几十年，妻子却在家乡躬勤家业，以耕作树畜为务。杨士奇因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以后，常以国家安定和人民生活为念。他刚直敢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意见，使明朝初年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杨士奇的政绩还在于知人善任，拔擢贤能，史称他“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杨士奇爱才重才，不拘一格举荐人才。他向来认为，各级官吏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应该提拔博学多才，品好的人当官，要搞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不重资历、学历，不管出身如何，即使是死刑犯的人家，有贤能的子弟也应破格选拔，加以重用。经杨士奇荐举的人，大都有政绩，官声好，廉冠天下。杨士奇还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主张严格考试制度，以选拔和造就匡扶社稷的栋梁之才。特别是在土木之变时，面临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惊慌失措，杨士奇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击败了瓦剌的进攻，使朝廷转危为安。杨士奇是明代一个颇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对明王朝的辅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曾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室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措施，使明朝初期出现了太平盛世。
杨士奇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他与杨荣、杨溥形成明代初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杨士奇为诗派盟主。杨士奇的诗歌雍容典雅，创造了一种辅杨功德，建缀太平的诗风，左右了当时诗坛。杨士奇著有《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编有《三朝圣谕录》、《文渊书目》、《历代名臣奏议》等。正德九年（1444），杨士奇病死，终年80岁。赠太师，谥文贞。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