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散轮
作者：姚鹏慈谢志迪内容摘要：绰号是人的本名外的一种补充名，是一种数见不鲜的语言现象。本文着重从共时的角度论述绰号同文学、符号学、语用学之间的关系，也附带地从历时的角度探讨绰号的起源和变迁等问题。
关键词：绰号姓名符号语境
0、绰号，也叫外号、混号、诨号等，是人的本名外，由别人根据他的某种特点或生活环境给起的补充名，大都含有亲昵、憎恶、诙谐的意味，是日常生活、历史典籍、文学作品中数见不鲜的一种语言现象。
人们对绰号做过一些研讨，不过广度、深度尚欠不足。本文试图从历时的角度阐述绰号的起源（即引论）和变迁（即余论），而又着重以共时为视点，从绰号与文学、符号学、语用学（即本论）各个侧面，展开进一步论述。
1、引 论
鲁迅指出，绰号“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觥觥郭子横’，‘五经纷纶井大春’，就是这法术。”① 品题，即是品评人物的高低、优劣。品题并不等于起绰号，但绰号却来自品题，这是无疑的。如果不对一个人物有所褒贬，似乎是不会有绰号的。
绰号究竟产生于何时，已难以查考。不过我们认为，它应该很早就活跃在群众的口语之中。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混号》考证：“世俗轻薄子，互相品目，辄有混号。《吕氏春秋•简选篇》夏桀号‘移大牺’，谓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为混号之始。”② 虽然我们不必像赵翼那样，拘泥地认为，这就是绰号的滥觞，但从中可以看出，绰号确实是古已有证的。
“蜚（飞）廉善走”（见《史记•秦本纪》）中的“蜚廉”是传说中的殷代力士名。“飞廉”原是风神名，“风”的上古音正好是“飞”“廉”二字的合音。这里的“蜚廉”就是形容他能跑得风也似地快的一个绰号③。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里，绰号略有所见，如称王媪为“黄牛媪”，称郭况为“金穴”、称袁术为“冢中枯骨”。绰号之风至唐宋，可谓大盛。有些人物的绰号，干脆作为成语而流传下来，如“伴食宰相”（见《旧唐书•卢怀慎传》）、“饥鹰饿虎”（见《旧魏书•宗室赍传》）、“立地书橱”（见《宋史•吴时传》）等等。
特别是随着话本、杂剧、小说的出现，绰号见诸文字记载就比比皆是了。如：《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号。”元代康进之《李逵负荆》：“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清代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另有一个外号，叫做酒将军，因为他酒量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水浒传》，施耐庵运用绰号可谓登峰造极，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浑号，譬如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浪里白跳张顺、鼓上蚤时迁等等。
绰号，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从古到今，上自公侯将相，下至百姓庶人，都能戴上绰号的“桂冠”，而且，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绰号的运用也日趋广泛、普遍。在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绰号更是俯拾即是，不少语言大师都善于运用绰号，绰号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手段。
2、本 论
2.1 绰号与文学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它与绰号已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作为文学主体的小说跟绰号的联系尤为紧密。
绰号的运用，在古典小说中是常见的，不再赘述。鲁迅给人物起外号，犹同描写人物抓特征一样，多从外形上着眼，如“驼背五少爷”（《药》）、“红鼻子老拱”（《明天》）、“假洋鬼子”（《阿Q正传》）等。而赵树理则常常用几个字，把人物的性格特征加以高度的概括，并作为他的绰号，如李有才叫“气不死”，还有像“常有理”、“糊涂涂”、“惹不起”等等，莫不如此。
文学作品上绰号有哪些作用呢？
首先绰号可以鲜明人物形象，从而使人物在读者的心目中鲜明突出而难以磨灭。只要读过曲波《林海雪原》、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人，“一撮毛”、“二诸葛”这两个名字都过目不忘，然而提到刘维山、刘修德却未必尽人皆知了。因为“一撮毛”的绰号夸张了刘维山的外貌特征（“他右腮上有一撮二寸多长的毛”），使读者油然而生一种厌恶心理；外号“二诸葛”则高度概括了刘维德“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的性格特征。
由于绰号的具体化、形象化，不仅能使读者认识人物，区分出“这一个”，而且还能进一步巩固人物形象。当作者在描述了某个人物的外貌、性格等特征后，再冠之一个绰号，把他外貌、性格等最突出的部分凸现出来，之后就不断地用绰号来称代人物，实际上也就是在不断地重复描绘这个人物，不断地在加深读者对人物形象的认识，这样，重复而不繁缛，鲜明而不直露，不知不觉间，就把人物牢牢地确立在读者的心中。鲁迅说过：“果戈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④。鲁迅以及其他众多的文学作品，都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绰号可以鲜明作者的思想感情。文学作品中的绰号，总是凝结着作者强烈的褒贬毁誉之情。
有的表示赞美崇敬，如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从这天起貌不惊人的范汉儒名声大振。……有人给他起了个‘六点钟’的外号。意思很简单，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时针和分针成一条垂直线的时候，只有六点钟，以此形容他的做人正直。”
有的表示亲昵喜爱，如张抗抗《北极星》：“呵，是‘酒窝’，一个漂亮而说话叫人哭笑不得的姑娘，好像只有二十岁，她总是无缘无故地笑着，露出两腮不大不小的酒窝。”
有的表示嘲讽揶揄，如鲍昌《“参考”干部》：“人们在背后称他为‘参考干部’，……首先，他对《参考消息》阅读之细，人间少见。其次，他也就获得了大量时事、政治知识。别看他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考试中不及格，他可是一肚子‘列国’。……一肚子‘列国’的单玉璞，很可以充当领导的智囊。这在军队里叫参谋，在政府里叫参事或参谋；然而这里是工会，上述的名称都不妥，于是便掂对了个合适的名称：参考干部。”
有的表示憎恶贬斥，如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康锡雪硬把桦林山这座天生天化的东西霸成他自己的家产，谁要上山砍一背柴，刨一点药，都要给他纳捐上税，因此，外号人叫‘桦林霸’。”
再次，绰号对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开展、文章的照应等，也有独特的作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运用绰号，能够自然地引出下文。有的作品，往往以介绍绰号为缘，设置悬念，展开故事情节，绰号具有布局谋篇的作用。例如：
林斤澜的《阳台》：“他不但有名有姓，而且名声在外。不过那年头，我只管他叫‘红点子’。我们就从这个‘红点子’的来由说起吧。”小说以“红点子”这个绰号的来源作为悬念，引出故事的。
老舍的《骆驼祥子》：“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一个外号。”作者为了叙述外号“骆驼”和祥子的关系，用了整整三章，从容不迫地展开故事情节，既叙述了祥子的苦难遭遇，又初步勾勒出一个初进城市的青年农民的性格。
以绰号作引线的另一种情况是通过绰号的前后成因的交代，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情节。读者一开始只是跟着绰号转，待到交代清楚，故事也就结束了。如马烽的《三年早知道》，以绰号为题，从主要人物赵满囤为什么叫“三年早知道”说开去，直到最后结尾：“我早知道你是个‘三年早知道’！”绰号贯穿情节始终，情节始终依附绰号，相辅相成，读者印象深刻。
最后，绰号还能起到文章结构的“骨架”的作用。有的文学作品直接以绰号为题的，如茅盾《大鼻子的故事》、老舍《黑白李》、汪曾祺《陈小手》、矫健《快马》、王文泸《枪手》等等，不胜枚举。有的作品通过一个人物不同的几个绰号，构成完整的一篇故事，例如张宇《脊梁》这篇小说，绰号“夜游神”、“五心夫人”、“一钱儿搭儿命”等作为几个章节的标题，通过每个绰号引出一件件“出奇日怪”的故事，“给王狗栓做个小传”，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小说情节错落有致。
此外，绰号的运用还能增强文学作品语言的幽默与诙谐等色彩，限于篇幅，暂不赘笔。
2.2 绰号与符号学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行为的学科，它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与所指客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绰号也是一种符号，因而与符号学联系密切。在此，权且讨论两个问题：绰号与姓名的差异，绰号与所指客体的关系。
第一，姓名与绰号都是一种指称人物的符号，不同点在于：姓名基本上是一种抽象性的符号，而绰号则是描写性的。人出生后，姓是承继前辈的，名是由长辈给起的，起名时虽然讲究意义以寄托对新生一代的祝愿，但不管怎么起，它无非是个抽象性的代号，以便别人能在众人中指出这特定的一个。像给男孩起名，爱选“杰、伟、明、强、刚”等；给女孩命名，又偏爱“珍、芳、琴、娜、惠”一些字。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起单名颇普遍，因而同姓名者急剧增长。据报载，天津市近年新生儿中就有2,300个张丽，2,130个张颖，可见，姓名与被指客体的关系较少有可论证性，它只是一种抽象性的符号，而绰号则基本上都是描写性的，它与被指客体之间有明显的可论证性。如绰号“孔乙乙”，尽管是从描红纸上找来的，但这半懂不懂的话是与鲁迅所刻划的“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下层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完全吻合的，可论证性是显然的。
凡是符号，都由能指、所指两部分组成，姓名和绰号的差异，可列为下图：
能 指 所 指
符 号 （姓 名）
能 指 所 指
符 号 （绰 号）
从图中可以看出，姓名是第一层次的符号，是抽象性的，主要作用是指称；绰号是第二层次的符号，是描写性的，具有指称和描写双重作用。绰号的内涵要大得多，不仅与姓名相当，起称代作用，而且又概括地描写了“这一个”某些方面的特征，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了，而是具有审美作用的符号了。无怪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绰号每每比人物本名留给读者更深刻的印象，道理也就在此。
其二，为何绰号与被指客体之间有明显的可论证性（即理据）呢？其实也就是绰号的成因问题，这种可论证性表现在诸方面。
可以拿人物的外貌形体作理据。这类绰号常是撮取人物的最引人注目的外貌形体上的特征，如康濯《春种秋收》：“这是个高小毕业的学生，名叫周天成，身架儿精瘦精瘦的，人们都管他叫‘一根筋’。”
可以拿人物的特长作理据。这类绰号每每概括了人物性格最本质或最突出的部分，如浩然《艳阳天》：“平时他说的多，做的少，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专会绕人……村里人给他送个外号叫‘弯弯绕’。”
可以拿人物的特长爱好作理据。如阿城《棋王》：“我……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很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学成绩总是前数名。”
可以拿人物的经历话语作理据。由于人物经历过的某件事，或者说过的某句话（或口头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人们就把这件事或这句话概括为绰号，如王蒙《轮下》：“他的外号叫‘高高的乌拉山’，因为他朗诵过一首有过这样一句话的诗，他的热情的朗诵使听众特别是女生们倾倒。”
还有些绰号与被指客体的可论证性是多角度的，同时顾及好几个方面。如峻青《老水牛爷爷》说“老水牛”这绰号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他会凫水，而且凫得特别出色；二是他的脾气很怪，真像牛一样。这既表现了人物的特长，又反映了人物的性格。再如王安忆《小鲍庄》中“文疯子”这个外号，既反映了“仁文”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他这个疯子是文的”，又表示了“仁文”的爱好——“他没日没夜地写着”，“先著书，后成家，这也是他的座右铭。”
综上所述，任何绰号都有理据可寻，总带有一定的描写性，这种可论证性就在于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人物的某些特征，也正是由于绰号与被指客体之间存在着这种强烈的可论证性，因而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这种带有描写性的绰号也自然而然地具有它的独特作用了。
2.3 绰号与语用学
语用学是一门研究语境的科学，语境是由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人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绰号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剖析绰号时，必须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系起来。离开了一定的语境，就难以确定绰号的意义。
首先，同一个绰号的意义因语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绰号“老夫子”：在鲁迅的《高老夫子》中是说高尔础的迂腐可笑，是痛下针砭的；而在巴波《走上大道》中的“老夫子”，却流露出作者对该人物的赞美之情：“王老夫子是省级的大记者，只因为人不懂方圆，不赶浪头，便挣得了这么个绰号。”
再像同是绰号“大洋马”，在下面两个不同的语境中，含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冯牧《新战士时来亮》：“他背的彩号，是六班的贾志怀，外号叫大洋马，个子比他高一个头。”又蒋子龙《悲剧比没有剧要好》：“那时沈清的外号叫‘大洋马’，马嘛，就是谁都可以骑……”。
其次，某些绰号的毁誉之情，不是那么一定，要结合语境而有所抉择。有的从形式上看是贬的，但是具体语境中却是褒的，反之亦然。
汤吉夫《老涩外传》：“老涩姓单名国瑞，H县商业局局长，……老涩这外号就是这样，老者，他已年过六十，涩者，他从来不会圆通。”“老涩”从字面看是贬的，但实际上作者是充满敬意的，用“涩”赞扬他坚持原则不谋私利。
马识途《最有办法的人》：“科里无论缺什么材料，只要给莫达志说一声……莫达志毫不迟疑地回答：‘行，有办法’……他的一句口头禅‘有办法’，在科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光荣外号了。”“有办法”从表面看是推崇人物能干的，而作者的意图却在于嘲讽，告诉读者，在我们的社会里莫达志的吹牛钻营的“办法”已无济于事了，因此小说结尾时写道：“从此，莫达志就成了最没有办法的人了。”
再次，某些绰号里还透露出使用者的方言语境的信息，它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方面。
叶文玲《亨得利大座钟》：“亨得利？韩德莉？对，谐音，用我们这豫东官话一叫，简直毫无二样！”绰号“亨得利”是由豫东方音谐“韩德莉”而形成的。
蒋子丹《说话老温其人》：“于是，人们把老温那个温如水的大名换了字，唤做‘温吞水’。”“温吞水”是吴方言的词语，谓水不冷不热，这个绰号喻指老温是个温温乎乎的老好人。
其他再如绰号“老棒子”（郑万隆《老棒子酒馆》）、“尿坑精”（徐恒进《乡情荡漾》）、“马大埋汰”（张笑天《桃花源》），显然都带着浓厚的北方方言的语境色彩。而“阿三头”（盛李《女特警》）的外号则是典型的上海话的说法。
至于社会方言方面的语境特征，在绰号中也不时有所体现。例如“地虫儿”（赵松泉《把家虎》）带有农村职业的特点，“卡片”（马悦《红发卡》）有较为浑厚的知识分子气，“自大多一点（臭）”（王蒙《名医梁有志传奇》）带有学生腔，“梅花爱司”（鲍昌《盲流》）则有帮会色彩了。“泥人张”、“馄饨侯”、“葡萄常”的称谓，纯粹是依据职业所起的绰号，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此外，从大的语境来考察，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表现在绰号上也有较大的区别。我国的姓氏起源于夏代初年，到周王朝已经有世袭的姓氏制度，姓氏至少已有四千年左右的悠久历史了，而绰号这语言现象仿佛是后起的，较姓氏相比要晚一些，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绰号的使用却远早于姓的使用，事实上有些姓往往来源于绰号。英语中像White(白色的)、Young（年轻的）、Redhead（红头发的人）、Longfellow（高个子）、Hunter（猎人）、Fox（狐狸）这样一些姓，原来都是某些个人的绰号，后来开始指其后代，就不管这些词语是否合适了。革命后的俄国，许多家庭都放弃了原来由卑劣的农民绰号派生的姓，如Krasnoshtanov(意为红色裤子)转而采用像Orlov(意为雄鹰)这类姓氏⑤。
最后，绰号的语用环境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就语体而言，一般说来，口语中较多使用，而书面语里相对少些，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尤其在工农业题材的小说以及说唱文学中更为多见。就场合来看，庄严正式的场合一般不宜以绰号相称，而在较为随便的交际范围内，就没有这种限制，有时用绰号替代姓名显得亲切、融洽。当然，那些以人物的生理缺陷为理据起的绰号，是很不文明的，以此来称代人物，是缺乏教养的表现。还有的绰号，因种种原因，只是背对背的，绝对回避该绰号的被指代者的，它们与姓名更是大相径庭的了。
3、余论
结束本文时我们附带地从绰号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和物的“绰号”方面谈谈绰号的变迁。
绰号是紧密地与社会生活、现实基础相联系的，绰号的内容随着社会生活现实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迁。旧事物的消亡、新事物的诞生、旧意识的改变、新思想的确立，都会在绰号中体现出来。古代以动物名称作为绰号的很多，像“入云龙”、“玉麒麟”等，这与古代社会图腾的崇拜、狩猎的生活、落后的科学、肤浅的认识息息相关。到了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这类绰号也日趋减少。而新兴的科学成就和社会现象，则越来越频繁地在绰号中反映出来。如陈祖芬《忠实的人们》中的“计算机”这个绰号，在古人乃至近人的绰号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再像张为《“万元兵”故事》中的绰号“万元兵”，也明显地烙上改革开放的时代痕迹，也是不容置疑的。
此外，群体性“绰号”，也是绰号发展中的一种新现象。譬如贾宝玉称“凡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蠹”（曹雪芹《红楼梦》）；人们叫“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从上任那天起要求调走的头头”为“牙刷干部”（汤世杰《高原的太阳》）。再像称“烟民”为“老枪”，称“英国人”为“约翰牛”（John Bull）等，也都属此列。
绰号是人的本名以外，别人给起的补充名。现在这种语言现象“推此及彼”，似乎已感染的事物身上，那么，“物”到底有没有绰号？赵翼在《陔余丛考•混号》里认为：“沈括笔谈，吴人谓梅子为曹公，以尝望梅止渴也，谓鹅为右军，以换鹅书也，有士人遗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瓮，汤燖右军两只，是物类亦有此雅号矣。”此论未免有失偏颇。我们认为，这里的“曹公”、“右军”还只是一种借代，并非绰号。不过，时下文学作品中给“物”起“绰号”已不少见。
王蒙《友人和烟》：“李志豪呷了一口，判断说：‘……一块三一斤的那种是用麦秸白薯干和高粱杆作原料的，喝上一口像挨了一棍，诨名叫作‘头疼大曲’。’”
曹鸿翔《有这样一堵高墙》：“解放后，房管所虽然对小楼几经翻修，但是死马毕竟难以医治，起色终究不大，年长日久，这小楼倒是落下了许多绰号，什么‘洋火盒儿’‘老炮台’‘小闷罐儿’……”。
鲍昌《盲流》：“公鹿们性情还很暴躁，特别是那只最凶恶的大公鹿（崔连登给它起个外号叫‘法西斯’），不时有反常的发作。”
这儿的“头疼大曲”并不是借代，但它称代了一种烧酒，“洋火盒儿”、“法西斯”等都是比喻的说法，但又是作称代用的。还如“雨序曲”是肖邦于1839年创作的bD调序曲的“绰号”，因为曲中重复使用了音符bA，听起来引起一种好像雨点密密地下着的感觉⑥。这些，都跟前面讲过的人物的绰号的作用相似。看来，事物的“绰号”已见端倪，但究竟应不应该算“绰号”，还有待于这种语言现象今后的发展来证明。
注释：
①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②“移大牺”是否就是“夏桀”的绰号，尚有疑。参见今人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
③参见张永言《词汇学简论》第1章，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⑤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姓”、“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⑥参见陈原《社会语言学》第9章，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版。
说明：原文载于《内蒙古电大学刊》1993年第2期，这次发表行文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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