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乃荣:风云际会“上海话”
作者：钱乃荣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223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天时地利人和，形成了一支独秀变化诡异的上海话。它在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里，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及其前后的一个半世纪间，一跃而起快速发展成为汉语中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三大方言之一，其影响远播全国和世界。
上海方言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在江南水土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上海方言的全部发展历程，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关键作用。
上海港诞生上海话
在江南吴语中，上海方言没有苏州方言那样号称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上海话是随着上海浦两岸人口聚居而形成的。古代在长江出海处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称吴淞江，在今吴淞江即苏州河以北），上海浦和下海浦是其下游近入海处两条支流，上海浦后来成为黄浦江的一段。由于吴淞江渐渐浅狭淤塞，使原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城北青龙镇的港口条件为上海镇所取代，上海镇自然成为主要出口苏松地区繁盛的棉花和布织品的新兴贸易港口，人口剧增。到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松江府一些地域建置上海县时，上海镇已成为滨海大港，蕃商云集，黄浦江中段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6.4万户，人口数十万，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就这样开始形成了。因此上海话产生至今大约仅有700多年的历史。
年轻的上海话是松江话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早期的上海话语音几乎与颇有特色的松江话相同，上海话中的基础日常生活词语都来自有悠久历史的松江话，在淞南，松江府的方言也长期保持稳定相似。但是上海话和松江话还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差异是松江话的阳平声调是降调31而上海话是平调22，上海话阳平开头的词语（如：蹄膀、媒人、人民）都读作舒缓的23＋44调，还有上海话的人称代词单数读成 “我”、“侬”、“伊”这样的单音节词，而松江话地区不是这样读法，等等。
由于地处松江府的东部海滩边缘，上海县城建置以后直到19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一直是一个最大时仅为方圆九里的三级县城，上海方言一直变化缓慢，和松江话一样保留着很多的古代语言的特征，都是当时变化较快的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宁波方言中所没有的。
但是，上海从一开始人口聚集时就是一个港口，港口的生活环境与以农业为中心的城镇面貌不同，上海的港口通商的条件造成了上海人的思路开阔和语言活跃的特点。这可以从在嘉庆初年在上海县城（今中华路、人民路环线中）生活的上海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口语夹杂官话书面语写成的章回小说《何典》中看出，这种轻松滑稽的语言风格为其他地区形成的小说所无。上海方言的词汇、成语、俗谚以及惯用说法充斥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0年前的一批常用词的使用面貌，如“家婆、后生、毛头囡、独囡、养娇囡、畔房小姐、斫柴囝、花花公子、学生子、烂好人、囡大细、蟠藤亲眷、老虫、羊买买、三脚猫、死老虫、哈巴狗、四眼狗、乱头货、清水货、塔饼、冷饭团、酒肉白米饭、坑缸板、死人骷髅头、肉里钱、荐便宜、吃花酒、贼忒嬉嬉、救命王菩萨、肚皮里蛔虫”，尤其是运用了大量的惯用语如：“拔短梯、揵木梢、吃白食、吃生意饭、看野眼、起花头、搭脚手、看脚路、钻铜钱眼、嚼舌头根、刁钻促掐、贼忒嬉嬉、磨光石卵子、闲话白嚼蛆”等等。这些词语虽在今上海话中有些已经被更替，但在上海郊区依然存在。上海的港口环境也养成了上海人不拒绝外来事物和容易宽待外来文化的秉性。
现代性洗礼上海话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对外开埠，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上海接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
上海原来是五个开放口岸中最微小最不起眼的县城，但是在上海有思想相对颇为开放的清朝官员和居民包括商人，上海开埠就是上海对外国主要是对西方开放。不久在上海县城的北面和西面建立了最大时面积为33平方公里的租界（Settlement），租界在1853年太平军等的动乱后又转而为华洋杂居。在租界政治殖民性的另一面，西方经济制度、社会形态、科技成果、思想文化迅速的输入，使这块土地最快地接受了有轨电车、火车、电灯、电话、电报、报纸、图书馆、无线电、游乐场、影戏院、会馆（这些词语都先在上海话产生）等现代事物，带来了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时间观念，形成了追求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科学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和人类自由发展的意识，上海成为创制具有现代性观念的文化产品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最有现代性的语言中心。在具有高度“现代性”的上海租界的管理制度下面，上海人敞开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带来了上海平地而起的新城市建设，上海话随即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大变化。
上海变成了一个移民客居城市，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移民杂居上海，带来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撞击着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使其取得了杂交优势。这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发展了不少具有细微差异的同义词，如“一眼眼”不同于“一沰沰”、“一屑屑”，使上海话反映生活更为细腻；同时，在上海使各地方言的公约数词语较快在上海话中取胜，如上海话的“户荡、地方”、苏州话的“场化、地方”、杭州话的“埭户、地方”，以“地方”取胜，又使上海话最早地摆脱了窄地域性的土语，如“汏”、“摆”、“拿”、“房子”、“难为情”取代了“净”、“安”、“担”、“所在”、“坍铳”。这些变化使上海话在吴语方言中成为更有代表性的方言。以后，上海的周边城市也渐渐跟随上海话发生类似的变化。所以说，新上海话并不是诸如苏州话、宁波话等江浙方言的杂合，更不是它们的混合语。恰恰相反，以松江话为基础的老上海话基本词汇在上海开埠的环境下首先不断优化，然后扩散传播出去，词语是这样，语音、语法也是如此。上海话在发展中也从来上海的移民中吸取有特色的词语，如苏州话的“挺刮、吃傢生”，宁波话的“阿拉、窗门”，杭州话的“莫老老”，苏北话的“小把戏”，又如上海话中会聚了江南人烹调食物用火制作方法的所有的动词：“烧、炒、煎、蒸、炖、笃、焖、煸、煼（煼油肉）、煠、熯、氽、焐、焋、烘、汆、溜、熬、爆、脍、炸、扣、烤”等。
上海社会是一个百花筒，瞬息万变。上海话中吸收的英语词语比吸收其他吴语词语多得多，晚清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三波外来语的高潮以上海为中心形成，诸如“沙发、色拉、白兰地、麦克风、水门汀、课程、台头、凡士林”等一大批词语在上海登陆。西方物质和西方文明打开了上海人的眼界。上海人看见一件新东西，就造一个新名词。比如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造一个车名，几乎交通工具的所有新词都在上海诞生，从独轮小车的“羊角车”，到“东洋车、黄包车、三轮车、脚踏车、机器脚踏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汽车、自备车、卡车、吉普卡、送货车、搬场车、蓬车、花车、机动车、火车、饭车、睏车、特别快车、行李车、集装车、棚车”等，还有小搬小运的“黄鱼车、老虎塌车、平板车”等。文化、宗教、商业商店、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产生，如葛元煦在《沪游杂记》（1876）中就记到许多新名词：“制造局、通事、司法权、同业工会、洋行、机关、商务、研究会、会话、租界、马路、阴沟、阴井、轮船马头、电报、会馆、公所、客栈、脚色、戏馆、书场、拍卖行、垃圾车、洒水车、大自鸣钟、跑马场、保险公司、马车、脚踏车、教堂、申报馆、电线、地火、自来风扇、荷兰水、柠檬水、火油灯、煤气灯、焰火、马戏、盆汤、车夫、野鸡、放白鸽、露天通事、巡捕、包打听、油画、照相、东洋车、马车、号头（租界华洋房屋，工部局于门首用小牌编明字号）”等。在衣食住行现代化的同时，上海话也不断形成新名词，取代了旧事物旧名词。上海成为一个世界时尚中心，上海话汇集的新生词语不断向其周边城市发散。这一切使上海话发展无论在语音或者词汇上的发展都比其他大城市遥遥领先，上海方言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城市方言变化。
国内国外大量的经济人与文化人自动向往汇聚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大致聚集有20万人左右，面对一个独特的宽松环境，获得大显身手机会，共同创造了“中西融合”、“博采多元”、“有容乃大”的海派语言和海派文化。大量的上海话新文化词语很快在上海话里生成并通过上海的高度发达繁荣的出版业，由书刊、报纸以及电影、电台、广告传播开来，在上海形成了通用语、书面语和上海话有效对接，其良性互动的结果，大批上海话新词语进入了国语。如：出版类的“印书馆、排字间、出版、装订、毛边书、洋装书、勘误表、报界、记者、编辑部、周报、画报、定户”等；如文房类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墨水、日记簿、名片、印油、橡皮”等；钟表类的“自鸣钟、挂钟、座钟、闹钟、金表、夜光表、挂表、寒暑表”等。化妆品类的“香水、花露水、脂粉、生发水、雪花膏、凡士林牙刷、嘴唇膏”等，娱乐类如“台球、足球、网球、棒球、高尔夫球、打弹子、跳绳、体操、马戏、留声机器、洋琴、风琴、口琴、手风琴、竖琴、洋号、麦克风、的笃板、软片、西洋景、明星、行头、做功、”等。新场所名如：“公馆、别墅、陈列馆、图书馆、博物院、救火会、电报局、交易所、育婴堂、孤儿院、美容室、殡仪馆、医院、诊所、运动场、游乐场、跳舞场、跑冰场、书场、夜总会、俱乐部、餐厅、小菜场”等。这些新词已经收于1939年法国传教士的Bourgeois《上海方言课本》，大都采用的是字面大致反映词义的书面语构词方式，这类文化词中还包括从日本传来的形译词，如“社会、文艺、哲学、文明、思想、服务、场合”等。
上海人在开放社会自由生活中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海派风味的词语，如造了“电车”，随即将额前皱纹称为“电车路”，又将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两脚车”，从计帐用的“算盘”引申出“开盘、收盘、盘点”，进而“放盘、暗盘、客盘、洋盘”等一系列词语衍生出来。从商业上的“打折扣”，用到“耳朵打八折”，称“不妙了”为“勿是生意经”，还有来自洋泾浜英语的词语“嗲、老虎窗、混腔势、瘪三、瘪的生丝、挖儿丝、肮三、阿木林”等都在上海灵动泛用。上海的冒险家乐园造就了创造性的语言文化环境，使上海话在语音语汇上不断地突破。一种更高一个层次的新词组合形式，即通过比喻、借代、比拟、通感、拈连、移就、双关、仿拟、夸张等修辞方法，通过语义空心化扩用或文字缩略后定型，涌现了大量习惯用语。这类语词，富于表现力，如“牵头皮（提起或数落人家一个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不得松松垮垮）、出风头、戳壁脚、敲竹杠、淘浆糊、望野眼、拆烂污、敲木鱼、轧苗头、搭讪头、避风头、调枪花、隑牌头、百有份、软脚蟹、软耳朵、勒杀吊死、牵丝扳藤、吃空心汤团、开年礼拜九、悬空八只脚、狮子大开口”。这类民间生活中产生的生动词语在上海话中积累十分丰富，为各大城市之最，可以成为丰富普通话的源泉。
上海话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上面两种变化是主要的，它们造就了新上海话的主体，并使上海话成为一种适应了前卫的大都市发展的大器的方言。
上海自20世纪10年代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地成为江南和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20世纪30年代当时提倡“大众语”的乐嗣炳（1935）先生就写到上海当时语言生活的崭新面貌：“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先进文化和前卫语言在上海发源，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由那些作家、文化人、编辑通过上海出的报纸、书籍、小说、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
上海话在上海开埠以后的100年中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上海话变得越来越好，那是因为上海的基础好，好就好在上海及其居民具有现代性。上海的物质文明接受了现代化的繁华，同时上海人民的精神经受了现代性的熏陶哺育，同时上海话在搏击风雨的洗礼中变得充满活力和富于代表性。
上海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口难以大量涌入，上海话因此得到整段相对的稳定发展期，新一代都以说标准上海话为其上海人身份标志而以此自豪。由于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由于海派文化的深远影响，在上海的语言、文化的遗传中先天地含有现代都市的文化基因，上海话还一直保持创新的活力，远胜于其他城市。
万变不离其宗
上海方言，在160年里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在这么短的一个时段里，方言的变化不是太大的，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上海土语在占人口80％以上的移民的方言撞击下，在上海快速都市化的历程中，正是在这短短的160年里发生了巨变，变化之处，俯拾皆是。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变成现今的32个，上海话的声调也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上海话这160年来的高速变化，使今天上海城区的上海话与其四周乡下原上海方言区内还保留着的旧上海话差异极大，大到上海城区年轻人与郊区老年人难以通话的地步，这与苏州城、郊或嘉兴城、郊等的语言差异很不相同，这是我国近代方言发展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时，由于上海1843年开埠后在经济文化上很快形成的中心地位，由于移民来源的五湖四海，虽然他们人多势众地涌来，资力和智力也许也优于上海本地人，移民们的方言都影响了上海话，但没有一种方言能够极大地影响上海话或取代上海话，上海话还是在自身基础上稳定有序而又兼容并蓄地持续发展着。比如上海话到2003年的10个元音音位竟和1853年10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上海话的22个辅音音位也始终未变，上海话的基础没有动摇。160年中的上海方言变化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又万变不离其宗。
上海语言的变化经验和这个城市的变化经验一样值得重视。上海话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独特的样本，对于世界都市语言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上海话在变异最快的100年中，西方传教士和一些日本学者连续不断地在上海出版了大量的上海话著作，如上海话课本、上海话字典词典、上海话语法、上海话圣经等，为我们留下了充分的语料，全国各方言中留下最多的是上海话资料。我们可以从这些书中梳理出上海话100年中变化的线索和轨迹，从语音的合并简化到词汇语法的转移，都可以证实上海话是怎样在自己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快速变化。
又到风云激荡时
如果说，20世纪初年，老上海话以昂首阔步的姿态无所畏惧地迈过一个充满变数、以少胜多的十字路口后，展现出来的是她的巨大的辉煌，那么，100年后时轮转入21世纪初，上海话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又面临着新的一轮风云际会。她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去接受新的洗礼呢？
1852年，上海只有544413人；到1949年，已有5455007人，人口增长10倍，其中80％以上为外地籍人。1950年，市中心的黄浦区、老闸区，上海籍人只占4.8%（邹依仁，1980）然而，在黄浦区、老闸区的人都讲上海话，来沪外地人尤其是从第二代的子女起都学会了用标准的上海话来交际。在此100年中，上海也用国语，所拍的2400多部电影绝大多数讲国语，在上海产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用国语创作，上海的电台也讲国语，也有上海话的电台，上海话和国语和平共处，互补双赢，国语因上海强大了，上海话在上海也强大了。
如今，上海已是一个大都会，出生在上海、以上海话为母语（向母亲那儿从小传来的不需学的第一语言为母语）的人口少说也有1000万，近年外来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在上海只占少部分。但是为什么大家感受到上海话反而在上海正在衰弱下去呢？
有人说：这是由于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外地人来多了的缘故；有人说，这是有些错误的观念造成了上海话的边缘化。
上海在上世纪末重新全面开放，上海又属于开拓人的天堂。这次的外来移民，大都能用普通话来与上海人沟通而不必使用上海话，在上海社会上和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增多了。
另一方面，普通话已经在上海大力推广并且基本普及，上海的青少年中普通话已经成为很熟练的交际语言以至成为思考看书的内部语言，普通话的使用已在学校里养成习惯，有一些人反而对上海话感到陌生了。
上海的语言环境面临着新的背景，与100年前的语言环境相异。
推广普通话没有坏处。当前整个当代汉语都面临着新词新语蓬勃诞生生机盎然的局面，网络开通之后，思想空前活跃，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词语，以及词语的新用法大量出现，风起云涌。大量的新潮词语通过现代传媒普通话传进上海，并为上海话吸收，丰富了上海话。
语言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当然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顺其自然的变化带来的是语言的自然丰富和健康发展，语言会自动择优除劣，不用人来多操心。上海话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从西方来的新概念新事物，上海话来一个就造一个新词语，来不及造的就说“洋灰、洋伞、洋房、洋风炉、洋囡囡”，以至群众造洋泾浜语来与外国人交际，也没有人出来疾呼用词要“规范化”，动辄不准“生造词语”，其结果是，在上海上海话和国语都生龙活虎。
然而前些时候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有的人奉行斗争哲学，把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错认为是一种“消长”关系，认为一个要长，一个就要消，甚至提出“警惕方言回潮”等口号，将两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或者把对待人的等级观念任意延伸，把普通话说成高等语言，把方言看作低等语言，“说普通话，做文明人”。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不必像普通话那样要通过推广就可学会的，只要从幼时起跟着母亲说就会说的。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这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上海话的传承。到了进大学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的上海人正常接触上海话，在方言剧、戏曲、新闻广播中都能听到上海话。然而有一段时间里，在传媒里，如在电台、电视台的播出中禁止方言，不准用上海话拍摄电视剧，这样的规定使大家不能听到准确的和生动的上海话，一种方言不能顺其自然地说用，就会萎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语言又迎来快速变化期，上海话在新的风雨中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原来有10个元音音位中，一个o开始动摇；辅音音位也有一个ng在面临消失。
语言的变化不可预料，也是不可逆转的，希望一直保持“原汁原味”，完全是出自保护上海话的心愿，但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尤其是当代社会进入电视、网络社会后，变化可能更大，即使是北京话也在所难免。问题是变化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变得更好，像上海话的从前；一种是变得衰弱，像有些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
语言的使用应当是自由的，顺其自然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为了更好地生活和交流，大力推广了普通话。于是，在推广普通话比较成功的地方，有人出来说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方言；这就像我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发展，造了许多高层建筑和工厂，于是就有人出来提出要注意保护好自然环境。
方言是群众天天口中流传的，口语是不断创新的生动活泼的活水源泉。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在共同语得以推广的情形下，方言越复杂则越好，越显现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性，各地方言活语都能出来丰富共同语，共同语永远有着活水的源头。
一方水土，养育着的一方的人民，总会有一方的创造。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各有差异的文化的事物行为和地域风貌，方言背后还有乡情，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离开语言和方言的多样性来谈文化的多样性是不可能的。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也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语言和方言是国家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因此，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上海话的全部历程，生动演示着“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古代哲理。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并存发展的新世纪，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统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母语、风俗、习惯、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世界上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人类使用自己的语言天生自由，这种基本权利要得到更好的保障。
国家语委2006年以来已经传达出一些新的理念：不同的语言与方言都是国家的语言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博采的文化的基础。要树立语言资源观，珍爱人类的语言及其方言。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是当今语言生活的一个严峻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应该提倡都市中的“多言多语”环境。通用语和方言，还有少数民族语言和各种外语，在现代社会中还各自使用在不同的社会交际和文化场合，都有其独自的功用，应该让他们顺其自然地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正在放弃“统一语言”的思路，构建“多言多语”和谐的语言生活，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化为行动，促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如果树立了这样的新理念，普通话和方言可以在上海再创双赢。
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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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煦1876：《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重版。
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人数引自杨金福编著《上海电影百年图史》94页，文汇出版社2006年1月。
Albert Bourgeois 1939 《上海方言语法》，上海土山湾出版。
乐嗣炳 1935：大众语决不是国语，《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智书局。
参见钱乃荣2003：《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邹依仁 1980：《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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