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方言、防止方言的快速同化
作者：丁崇明 载《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语文出版社，2006年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240摘 要推广普通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注意方言正被快速同化。超方言人急剧增加。方言同化体现为方言因子比例快速下降。以昆明方言为例，证明在词汇、语音和语法方面方言因子迅速减少。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载体，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方言萎缩必然影响地方文化。方言是语言学及历史研究珍贵材料。方言更具表现力，是普通话取之不尽的营养。濒危方言需要保护，各种方言因子的快速衰减也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延缓它衰减。提出十条措施保护方言的措施。
关键词方言同化，方言因子衰减，文化载体，保护措施
中国汉语方言差异太大，推广普通话无疑是正确的。我们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但令人担忧的是在有的地方方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同化于普通话，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
不会说方言只会普通话的超方言人越来越多。近半个世纪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城市里不会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少。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负面的影响。随着普通话的推广，逐渐出现了一些不会说自己家乡方言而以普通话为自己母语的超方言人。 (P114)特别是近20年来超方言人的数目急剧增加。吴语区是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有的记者的调查显示“在金华６岁到１４岁孩子中，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65％.”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地处上海的华东师大有相当一部分老师的孩子在上海生上海长，却不会说上海话。北京也相当数量的超方言人。北京的超方言人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生活在大学、机关、科研机构等由全国各地的人组成的单位大院。他们的父母大多数不是北京人，文化程度比较高。在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他们接触北京话的机会不多，他们的母语——普通话语言系统在家已经基本形成，虽然进入幼儿园和小学后，他们有一些机会接触到北京话，但由于幼儿园和小学中多数孩子和他们一样不会说北京话，所以即使受到少数讲北京话的老师和同学的北京话的影响，他们的语言系统也只能带上少数北京话的因子，如个别北京话的词，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自己普通话的系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有自己的生活服务部门，普通话是校内主要交际用语，多数教师不是北京人，在校园内长大的教师子女大多数都不会说北京话，说的是普通话，是超方言人。北京另一类超方言人是外地来打工、做生意的人的子女。这些孩子中多数主要接触到的不是北京话，他们中有的父母也不与他们讲方言，而讲普通话，所以他们习得的也是普通话。
每一个方言都有一些成分是与它与其他方言或者共同语相区别的区别性特征，或者说是某一方言的方言因子。正是存在着一系列的方言因子使得某一方言区别于其他的方言和共同语。每一种方言代代相传必然会造成其方言因子的传承衰减。（丁崇明2000）（P118）不常用的语言成分会在语言代代相传中衰减。“至今所收集到的全部经验证据表明，儿童并不保存他们父母亲的方言特点，而是保存少年期支配他们的同样地位的人群的方言特点”(P 102)。听感上特点最突出的方言因子要算语音上的，其次是词汇和语法方面。一般说来，有的方言因子在传承中衰减了，但年轻的一代又会创造出新的方言因子。但在人口流动大的时代和地区，在共同语影响加大的时代，有的方言因子被普通话同化或被其他威望较高的权威方言同化，新的方言因子产生的数量明显减少，方言因子的比例大大降低。汉语方言近50年来主要的趋势是同化于普通话。同化最突出的是词汇。一般说来常用词变化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甚至有的方言常用词变化速度加快了。以昆明方言为例，昆明方言词汇近几十年在迅速衰减，很多老昆明的词汇正在大批的死亡，被普通话词取代。五六十年代昆明人使用的许多常用方言词，七十年代起有的迅速消失。如以下表常用生活物件的词已经消失了：马杌（小凳子）、胰子（香皂）、汗帕（手绢儿）、铜盆（脸盆）、木梳（梳子）、位儿（坐位；椅子凳子等可坐的物件的通称）。现在就是原来用这些词的老昆明人也极少使用这些词，而用普通话词来代替。根据我们1998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98级昆明学生中做的调查，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多数没听说过这些词。又如，昆明话有丰富的形容词生动形式，以“黄”为词根的就有：黄生生、黄爽爽、黄焦焦、黄窝窝、黄扯扯、黄pÁi¢3 pÁi¢3、黄nE3 nE4。现年轻人掌握的形容词生动形式锐减，上述生动形式只有第一个多数年轻人还在使用，其他的很少使用了。据我们调查，《昆明方言单音词汇释》（张宁1986）共有445个词（其中有一部分词与普通话并没有区别），（287－297）其中有82个整个或其中个别义项80年代出生的新昆明人已经不再使用，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一方面由于传承衰减，另一方面普通话的普及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方言正快速地向普通话靠拢，被普通话同化。北京方言的很多词汇现在的年轻一代北京人已经不会使用，有的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根据钱乃荣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相信任何一个方言区的人拿起方言词典，大致考察一下就会得出方言词汇正迅速衰减的结论。
方言被普通话同化在语音上也有表现。昆明方言的有些词的语音受普通话的影响正在发生变化，“肉”过去老昆明读为[½u31]，到70年代末期，即使是老昆明人也很少这样读，而读为[½ou212]了，韵母变了，声调也变了。如果说这只是别字音的变化的话，那么早在80年代我们就注意到新昆明人正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昆明方言古入声字的调类归属的规律，这应当说是对昆明方言语音系统的突破。昆明方言与其他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一样，古入声字一般归阳平，但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有的入声字，新昆明已经读为与普通话一致的调类，这些字音，老昆明人多数听起来觉得“怪怪的”。例如“匿、逆、脉、塞（车）、译、续、牧、客、摄”。其中有的老昆明也读为非阴平调了。昆明方言没有撮口呼，而现在有的新昆明人的语音系统中出现了撮口呼。昆明方言有7个鼻化韵母，而有的新昆明的语音系统中有的鼻化韵已经变成了非鼻化的鼻音韵母。
方言因子的急剧衰减，方言快速同化于普通话还表现在一些方言特点的语法形式使用频率大大降低，甚至趋向于消亡。昆明表示程度深有一种特殊的形式“A＋n«＋A”，例如“非常好”说成“好n«好”，“特别大”说成“大n«大”，“非常漂亮”，说成“漂亮n«漂亮”。其中的元音的拖长表示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近些年这种表示程度的语法形式出现频率大大降低，多数人倾向于采用普通话的在形容词前面加程度副词的形式来表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很多方言因子迅速衰减，方言的活力正在下降。
有的汉语方言已经成为濒危方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光一时的“南宁官话”（也称邕州官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宁市约有6万人口，其中有2万人左右说南宁官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宁地方戏——邕剧。可见，南宁官话当时是南宁一种较有影响的方言。 广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周本良副教授，从1999年就开始记录研究南宁官话。据他们粗略统计：现在会说南宁官话的人，在整个南宁市仅有60人到70人，并且年纪大都在70岁以上。
二
语言除了交际是其主要功能之外，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也是民族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具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地方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都必须依赖方言，民歌也依赖方言。方言的衰败、萎缩乃至消亡，必然会带来丰富的地方文化的萎缩、衰败甚至消亡。方言的消失或方言成分的迅速同化于普通话，方言受到当地人的歧视，那么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戏、民歌、曲艺的生存基础将不复存在。不可想象：吴方言区说吴方言的人急剧较少、吴方言特色成分的急剧衰减，越剧、沪剧、苏州评弹还会长盛不衰；天津话萎缩或者天津话快速同化于普通话，京韵大鼓还会魅力不减当年；西北方言同化于普通话，西北民歌花儿还会盛况如前。方言与乡土紧密相关，汉语方言历史非常久远，一种方言的萎缩或消亡，其实就是一种古老文明的消亡，也是一方乡土的沦陷。
普通话距离我们的生活语言的确有一段距离，而方言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所以更加生动、丰富，更具有表现力。相信看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影《抓壮丁》的都会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演员说的是四川自贡方言，如果它是一部普通话的电影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庆方言拍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虽然远不如《抓壮丁》，但其贴近生活的特殊效果也是普通话影视剧无法替代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神曲》正是用意大利罗马方言所写的。方言给文学不断地注入活力和生机。小说《红楼梦》之所以成功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用的都是人们活生生的语言。胡适明确地把中国的语言分成古文、通俗的白话以及方言土语，他认为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语言，最具有表现力。作为一部用上海话写成的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不论从文学抑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都具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在《<吴歌甲集>序》中，胡适又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刘半农在对方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的缘故。” (P245-246)老舍的作品的魅力除了其内容之外，与他基本是用北京话来创作不无关系。
方言的价值还在于它是普通话词汇取之不尽的源泉。普通话词汇以北方话为主，北方话也是由众多的地方次方言、地方话构成的。另外其他汉语方言也源源不断地向普通话输送词汇。许多我们今天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实际是其他方言输入普通话的。如“垃圾、自来水、电灯泡、马路、尴尬、麦克风”来自于上海话，“族、桑拿浴、拉力赛、色拉油、的确良、大排档”则来自粤方言。在表现日常生活方面，比起方言来说，普通话的词汇要贫乏、枯燥得多。不论你的普通话词汇如何丰富，当我们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口语的地方方言转换为普通话时，都会感到很多方言特有的意思是无法用普通话来表达的。而把普通话转换为地方方言则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方言因子的衰减，方言词汇的死亡，方言快速同化于普通话，必然导致方言的活力降低，这无疑会使普通话的词汇缺少丰富的来源，也会使普通话的活力和表现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每一种方言，都是一种古老语言的活化石。方言的价值还在于它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是最宝贵的活材料。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以及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研究都需要从方言中寻找证据。方言的保护之于语言学的价值就如同物种的保护、物种基因对于生物学、医学一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例如，现代上海方言保留着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和喉塞音入声韵尾[/]，粤方言保留着古汉语、、三个塞音入声韵尾。学者们正是通过现代粤方言和吴方言中不同的入声韵尾以及大多数北方方言入声消失的现状，证明粤方言的入声的历史层次早于吴方言。归纳出汉语入声消失的轨迹。曹志耘（2002）指出南部吴语入声的归向与官话极大的不同，具有自己的个性，更为复杂，“南部吴语入声调的演变过程首先是‘延伸’，即把原来的短促的调值拉长。延伸之后，如果原声调系统中有相同相近的调值，就并入跟它最接近的那个调，如果没有，就保留单独的调类。” （P107） 而这些具有学术价值的南部吴语入声演变的规则，正是在对南部不同吴语方言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才提炼出来的。钱曾怡（1987）通过研究汉语中古“见”系字在从南到北的发展，揭示了这一组字自南向北渐进的过程。并进一步总结出一条具有理论意义规律“汉语各方言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积存着本方言在各个时期遗留下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其他方言在不同时期的各种影响，这就造成了汉语方言地中有时，时中有地的复杂情况。”(P246)而正是这种复杂的情况为研究汉语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科学的解释某些语言成分在方言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根据荣晶、丁崇明（2004）研究，昆明市区现在一般只有少数90岁以上的人把动态助词“着”、方位介词“着”读为，绝大多数昆明人这个词读为。（P249）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下这个字老人的读音，等到这些老人过世后，人们要正确地解释的真实的来源就比较困难了。
据刘丹青、刘海燕（2004）研究，崇明方言有异常复杂的指示词系统，崇明话表示 “这/那”义的指示词共达13个，其中6个是单纯基本指示词，7个复合指示词。（P97－108）这可能是我们见到指示词数量最多的一种方言。这样的方言如果不加以保护，那么不用很长时间，它就会同化于普通话，这对于汉语方言学、语法学、汉语史和语言类型学无疑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方言历史久远，所涵载的文化内容要丰厚得多。方言对历史研究、文化史的研究、科技史的研究都有借鉴作用。例如，在考证元代王祯的《农器图谱》和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关系的过程中，曾雄生（2003）指出“称稻为禾，正是江西、湖南方言的一大特点。”“禾担的形制、用途和名称，至今还保留在江西吉安一带的农事和方言之中。”“曾氏为江西人，在湖南做官，两地方言都称稻为‘禾’，《禾谱》实即‘稻谱’”另外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引用杨雄《方言》来解释“杷朳”的内容。曾雄生认为“《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部分可能书中的‘农桑通诀’和‘百谷谱’两个部分一样，大部分内容是根据曾之谨的《农器谱》改写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P53）
与地下发掘出的文物一样，濒临灭绝的方言及正在消失的方言因子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只不过它们是特殊的无形的文化遗产。汉语方言经过研究和整理的只是一小部分，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跟不上方言同化的速度。现留下音档材料和其他文字材料的方言仅是一小部分。方言消失、方言因子衰减，就像物种和物种基因的消失一样另人心疼。特别未经研究和没有文字记载的方言的消亡和某些方言因子的消失，有时甚至比物种和基因消失更加令人遗憾，因为它便不能再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历史语言学可以构拟一些古代语言的或方言的音系，但也要借助文字材料和现代方言，而且他们所构拟的音系常常仅只是一个近似的音，其可信度有限。没有足够的方言和文字资料，很多问题也难以回答。例如：原始汉语的宾语在动词前还是动词后？原始汉语有没有复辅音？原始汉语一定是孤立语吗？可以说没有方言资料，就不可能产生较为完善的语言史。
重视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花费巨资研究敦煌、四库全书等有形文化遗产是很有必要的。有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以自己毕生精力破译出少数古代语言遗存的文字符号。如果我们忽视对当代有形无形文化遗产的挖掘和研究，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语言和方言濒临消失、快速同化，这样做显然是不恰当的。绚丽多彩的中华地域文化与千差万别的汉语方言密不可分。与博物馆中的文物一样，濒临灭绝的方言也是一笔文化遗产，是研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特定时期文化的重要依据。
三
其实早在20世纪初抢救濒危语言就称为语言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描写语言学得以兴盛与语言学家们抢救北美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关系密切，可以说没有抢救濒危语言就没有美国的描写语言学。1992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濒危语言是该会的两大议题之一。不仅濒危的方言需要保护，而且各种方言因子的快速衰减和同化也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延缓它衰减，要防止方言被普通话迅速地同化。我们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保护方言，防止方言快速同化：
第一、法律上确定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也应当确定方言受保护的地位。
第二、在宣传普通话的好处的同时，也应当适当宣传保护方言的重要性，特别是让方言区的人们认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性，让人们认识到反对子女使用和学习方言是不明智的做法。
第三、防止方言快速同化，首先要从孩子抓起。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不应硬性规定小学生在课后也必须讲普通话（不少地方学校规定在学校只能讲普通话），鼓励下一代在生活中使用自己所在地的方言，鼓励他们根据不同的交际环境，自如地进行普通话和方言的语码转换。
第四、新闻媒体应给方言一定空间。政府应为每一个大方言设一个上卫星的方言频道，使全国各地的人乃至世界各地华人能收看到家乡的方言节目，这一方面可弘扬中华地方文化，同时也可增强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全国上卫星的电视台有六七十个，几大方言有一个台，对某一个方言区的人来说，仅只是几十分之一，这并不会影响普通话的地位。
有特点的方言区或者濒危的方言区，若有多个电视频道，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开办方言频道或开办方言节目时段。其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和发扬地方文化，同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政府政策。例如，北京电视台有10个频道，可以开辟一个北京方言频道，这对于满足北京人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于保留北京方言土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广东省的广州作为粤方言的代表方言，可以开办一个广州话电视频道；梅县话是客家方言代表话，梅县可以开办一个客家话频道，潮州地区电视台可以在某一时段播出潮州话节目。甚至可以在媒体上开办一些主要方言的教学节目，让想学方言的人学到地道的方言。地方报纸可开辟方言栏目，发表方言文艺作品。
方言频道或时段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对保护方言、防止方言快速同化有积极的作用，对于统一祖国，加强祖国内地的向心力和影响力也有特殊意义。香港、澳门法定语言是粤方言，闽方言在台湾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另外在海外华人中，粤、闽、客家方言有相当影响力，方言频道的存在无疑对增强祖国内地的影响面无疑是有益无害的。
第五、国家语委应当组织方言学家、文字学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审订各大方言、省会所在地地方话以及像潮州话、梅县话这样的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的地方话的方言用字，使方言用字能逐步走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为人们使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记录民风民俗有较为统一的文字。方言字不收入通用的字典，只收入专门的字典，除非今后某个方言词进入了普通话，才考虑收入一般的通用字典。
第六、国家语委应组织语音学家、方言学家在汉语拼音的基础上制定方言拼音，使各方言区的人有一个方便使用的拼音系统。这对于老百姓记录方言中有音无字的词语，对于保留民歌民谣是很有用的，对于人们学习方言也有帮助。
第七、在方言拼音的基础上，鼓励计算机软件专家研制计算机方言字库以及按方言语音输入汉字的软件，使普通话说得不好的人能够较为方便地使用拼音输入法输入汉字，同时也为地方报刊杂志刊登用方言文艺作品提供方便。
第八、很多年来，多数学生只学全国大一统的教材，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知之甚少，这样的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各地教育厅应组织专家编写乡土教育课本，让学生在学校能够基本了解本地自然风物、乡土文化以及方言特点。了解方言特点一方面对保护方言有益，另一方面对推广普通话也有帮助。
第九、国家应当加大投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大规模方言调查工作，抢记方言。目前虽然有侯精一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另外还有曹志耘教授主持的教育部科研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参与这两个项目的人不到100人。他们的研究非常有价值。但由于资金和人力有限，要调查全国2500多个县的汉语方言是很困难的。比起方言同化与普通话的速度来说，目前的研究力度和深度远远不够。钱曾怡（2002）就指出“记录方言的特点的进程并跟不上方言特点消失的速度。”(P20)我们呼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方言的抢记。应组织学者在方言普查、抢记的基础上，确定濒危方言，制定出抢救濒危方言的措施。对于濒危方言和对语言学研究和地域文化有重要意义或影响大的方言，应制定定时调查的中长期计划。例如对于广州话、潮州话、梅县话、苏州话、上海话、北京话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方言以及天津话、烟台话、昆明话、成都话、太原话、绩溪话（这仅是举例性的）等这样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地方话应当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20年至30年定期对这些地区不同年龄段（20岁、50岁、80岁）人的语言进行语音、词汇、语法全面的调查，包括采集相当数量的自然语料的录音材料。从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对这些地方的方言进行有计划的跟踪研究。
第十、民歌民谣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民俗学的价值，也是方言的宝贵资料，还是地方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和那些从地底下挖出的“盆盆罐罐”一样，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存，它们更容易失传。国家应当加大民歌搜集整理的力度，用现代化的手段记录整理民歌民谣。
四
语言本来是渐变的，但如果我们某些措施不妥，就可能出现剧变，丰富的汉语方言就可能出现断裂。为了我们语言的多样性，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不要忽略了保护方言，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方言被同化。如果我们不保护方言，眼看这方言快速地消失，那么很可能今后有的方言我们不得不到海外去调查，而更多的方言则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我们也清楚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方言差距缩小是必然趋势，但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护方言，减缓同化的速度，尽量为后代留下一些活的方言。我们可以做工作的余地还很大，并不是我们在保护方言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无可挑剔了，而是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有的政策还可以研讨，有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做，或者做得还很不够。如果我们真正努力了，尽到了责任，那方言怎么变化，我们也就问心无愧了。普通话需要大力推广，而方言也需要积极保护，我们应当研究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更多的人会说普通话，同时也使尽量多的人会说方言，不要因为我们做法上的失误而使汉语方言快速同化甚至消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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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news.sina.com.cn 2004年08月12日17:42 中国《新闻周刊》。
丁崇明.语言变异的部分原因及变异种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6）.
[美]Weinreich, U.,Labov,W.and Herzog,M.I.Emp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language in change.Drections for historial Linguististics, Univ .of Texas Press,1968.
张宁.昆明方言单音词汇释.方言，1986，（4）.
转引自news.sina.com.cn 2004年08月12日17:37 中国《新闻周刊》《方言濒危 城市规模越大受到的冲击越大》。
参见广西桂龙新闻网报道《南宁发现语言“化石”抢救南宁官话刻不容缓》2003年10月10日15:41:44。
胡适. 胡适文存(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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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耘. 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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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曾怡. 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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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筹备会上，著名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问我递交什么论文，我说了本论文的构想，他嘱咐我在15号以前将提要寄给他。8月17日陈先生用他颇具特色的普通话给我打电话，对论文提要给予肯定。后来得知陈先生给许多与会代表写过信，提出修改意见。万万没有想到陈先生竟在9月17日，突然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不由得想到陈先生是为筹备这次会议而去的。陈先生把他一生献给了语言学。谨以此段文字来纪念陈先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孩子生长地的方言不是一种权威方言，所以他们坚持在家和孩子说普通话，不让孩子学习当地的方言。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客家人名言，客家方言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先民原是中原汉人，南宋末年以来辗转南迁，大陆17个省以及港澳台地区，客家后裔已遍及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达一亿以上。正所谓“凡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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