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辞格研究一瞥
作者:郭慧 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z=139087313摘 要：王希杰先生以“三一”修辞学理论为基础，独辟蹊径地对辞格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王先生不断创新，把新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辞格研究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在王先生最新的力作《汉语修辞论》中，他又把着力点放在了辞格系统的整体建设上，提出了辞格的分类、辞格的归并扩充以及辞格的创建等一系列课题。使自己的大辞格系统不断趋于完善。
一、不断创新的辞格研究
修辞格研究历来是汉语修辞学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一度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从早期讲修辞的书中可以看出，那时作者大都寥寥数语地介绍一下修辞理论，继而便是几十个辞格一字排开。与某些人奉行“辞格中心论”相反的是，另一些人认为辞格只是可有可无的“佩饰”，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显然这些或对辞格顶礼膜拜，或视其如草芥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王希杰先生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修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认为“我们既不应当把修辞格神秘化，也不可鼓吹“修辞格可有可无论”（《王希杰修辞学论集》P351）。虽然王先生没有辞格学方面的专著，但他在辞格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不仅建立了一套完善、崭新的辞格理论，而且敢于碰触辞格研究领域中一些悬而未决、分歧很大的问题，并给出充分、合理的解释。总的来说，王先生对于辞格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自我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他对汉语辞格研究所做出的努力大大提升了辞格研究的科学品位。
在《汉语修辞学》中，王先生打破以往修辞学著作的体例，以美学标准为暗线串起了几十个辞格。把各种辞格分别归纳到“均衡”、“变化”、“侧重”、“联系”四类中去，并分别探讨了“均衡美”、“变化美”、“侧重美”、“联系美”，以辞格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统帅修辞格。
在随后的著作《修辞学新论》中，王先生同样强调了辞格在修辞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并且建立了归纳和演绎两种辞格系统。王先生指出：传统修辞学运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辞格，往往难以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分类，因此主张建立两种辞格系统。那么从语言和语用的规则出发推导出来的辞格就是演绎辞格。演绎辞格的提出对辞格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为它不仅包括业已形成的显辞格，还包括有可能形成但尚未形成的潜辞格。这样一来，辞格研究就摆脱了只对经验事实进行分析的尴尬境地，成了一门具有预测功能的实用科学。
《修辞学通论》中对辞格的研究可谓是全面地体现了王希杰的辞格观。在专论辞格前，王先生详细地阐述了四个世界、零度—偏离、显性—潜性等重要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辞格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一套崭新的辞格理论。在此，王先生确立了自己辞格观的核心—即“偏离”，并重新捋顺了几组重要概念：显辞格—潜辞格、正辞格—负辞格、归纳的辞格—演绎的辞格。在此基础上，王希杰给出了修辞格最全面、最科学的定义“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能够提高表达效果或者是将会导致效果损耗的、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的、包括已经逐渐形成了的或可能形成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修辞学通论》P404）这是最广义的修辞格，按照这样的理解，修辞格可谓是包罗万象。
《汉语修辞论》是王先生最新的一部力作，书中仍设有专门章节对修辞格进行讲解。这次他把着力点放在了大辞格系统的整体建设上，毫不回避地碰触了历来颇具争议的研究领域。如辞格与非辞格的区别、辞格的分类等老大难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辞格的归并、扩充和创建等一系列主张，并运用建立在“三一”修辞理论基础上的辞格观对其进行整合。此外，他还从修辞与语义、语法的关系角度出发，力图找到辞格研究与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研究的交叉点，以此为辞格研究打开更多的突破口。
二、《汉语修辞论》中关于辞格系统的整体建设
1、 辞格与非辞格：
王先生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对汉语辞格系统的整体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区别辞格与非辞格。这首先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进入八十年代后，所谓的新辞格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鱼目混珠，经不起推敲。所以急需把它们剔除出汉语的辞格系统。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想让辞格和非辞格真正做到泾渭分明并非易事。究其本质，是因为辞格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处于辞格系统中心的部分特点很鲜明，容易辨认，它们是典型成员，如比喻、对偶等，没人怀疑它们的辞格地位。然而，辞格的外延不是很明确，这就使得处于辞格系统边缘的部分变得很难处理。这些边缘成员一边联系着辞格，一边联系着常规的语言运用模式，从而形成了一个界限模糊的连续统，很难从中把它们分离出来。虽然区分辞格与非辞格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王先生在《汉语修辞论》中再次迎难而上，又一次提出了区分辞格与非辞格的重要性，并指出“科学的辞格学著作必须建立在辞格与非辞格的严格区别基础上”（《汉语修辞论》P325），明确区分了辞格和修辞方式两个概念。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王先生以辞格系统整体的严整性为标准，从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等不同角度对疑似辞格进行逐一排除。在此基础上，王先生认为只有那些明显偏离常规用法的、并且是固定的结构模式才有可能成为辞格。
2、辞格的分类：
辞格的分类是辞格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同是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前人在这一领域曾付出过很多努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是他们往往都采用归纳的方法对辞格进行分类，这样分出来的类别往往具有非系统性的特点，而且带有很强的变异性和开放性。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中对辞格的分类是按美学标准进行的。当然这是评论者的脚注，王先生本人认为在当时“并没有给自己提出一个解决汉语修辞格分类问题的任务”（《汉语修辞论》P318）。然而，王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对辞格的分类，而且一直相当重视辞格分类的科学性。他试图对自己构建的大辞格系统进行分类，在这个分类的过程中，正辞格、负辞格，显辞格、潜辞格，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都在考虑范围之内。而演绎的辞格系统很有可能成为攻克辞格分类困难的突破口，由于演绎的辞格系统是逻辑推导出来的，所以比归纳的辞格系统更加严密和齐整。而对于这样一个相对规整的辞格系统，可能会比较顺利地按照形式逻辑的标准来分类。
3、辞格的归并和扩充：
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论》中首次设专门章节来探讨辞格的归并和扩充问题。我们知道要减少现有的辞格数量必须走两条路：一是区别辞格和非辞格，从而“清理门户”，把非辞格从辞格系统中排除出去，另外就是取消一些所谓辞格的辞格身份，将其作为下位小类归入到其他辞格中去。辞格的归并和扩充正是王希杰对简化现有辞格系统做出的又一大贡献。目前的情况是，许多人乐此不疲地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新辞格，但究其实质，这些“辞格”只不过是原由辞格的下位小类，根本没有另立名目的必要。如“叠音格”可归入反复，“用歧格”可归入双关，“拟性格”可归入拟人等等（《汉语修辞论》九章、十四节）。这样做即减少了另立名目的麻烦，又有利于将辞格研究引入细化。辞格的扩充也是从辞格系统性的角度出发的，从目的上讲也是为了简化辞格系统。辞格的扩充可以建立在扩大原有辞格外延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对原有辞格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
4、对已有辞格的深入研究：
王先生认为在辞格的整体建设中，无论是对原有传统辞格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是积极发现新辞格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传统辞格的研究，王先生可谓是成绩颇丰。其中以比喻和双关的研究最为人所乐道。比喻格是所有辞格中研究最为充分的一个，由于它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某种机制相关，所以历来颇受中外学者重视。王先生对比喻进行的深入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借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学说区分了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其从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的规则。这无疑为辞格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再如，王先生对双关辞格的研究也同样令人折服，他运用演绎的手段逻辑推导出双关有可能出现的二十几种不同的下位类别，建立了双关模式系统，为运用演绎法分析辞格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王先生还进一步主张运用演绎法来研究全部辞格。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对于研究汉语辞格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除比喻和双关的个案研究之外，王先生也很重视其他基本辞格（一级辞格）的研究，在对这些基本辞格做出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讨论其他形态辞格的生成和转化机制。这些努力无疑都大大提高了辞格研究的科学性。
5、新辞格的创建：
王希杰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和非系统性特征的，处在不断地从无序向有序运动过程之中的，动态平衡的，多层次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既然语言和交际活动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新辞格的出现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既可以从既定的语言事实出发，在搜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辞格来，也可以从语言和语用的规则出发，逻辑推导出可能存在的新辞格，再寻找相应的语料加以验证。王先生指出：新辞格的发现和创建需要有新的视野。我们认为新的视野既包括新的角度也包括新的方法。因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要以“零度—偏离”理论为指导，按照正负结合、潜显结合、演绎法与归纳法并重的研究方法来预测和创建新辞格。首先，我们应注意到潜辞格和显辞格之间的相互转化。有很多可能成为显辞格的成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显化，但是一旦社会文化条件得意满足，这些尚未出现的潜辞格便会自然而然显化出来，成为有名有姓的新辞格，并且很快地被社会所接受。其次，正辞格和负辞格之间的相互转化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王先生在《汉语修辞论》中提到过：句式杂糅属于典型的语法错误，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但是，当语言使用者有意识地对语言和谐这一准则进行偏离，故意制造杂糅形式并取得了积极表达效果时，以前的“句式杂糅”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十分富有生命力的新辞格，一旦这种偏离用法固化为固定模式，就有必要设为新辞格了。
按照王希杰大辞格系统的构想，潜辞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王先生也一直很重视潜辞格的预测，并鼓励我们“大胆地积极地开拓这一新的富有宝藏的领域。”（《王希杰修辞学论集》P365）。确实，这一领域一旦出现研究成果便会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例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人们可以通过预测潜在的负辞格来主动地避免一些常见的偏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些错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偏误并非偶发而是成系统的存在的，是潜在的固定偏离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潜在负辞格的研究预测出有可能出现的偏误结构，并对学生加以正确的引导。这一领域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不同国别学生的常见偏误形式。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在总结学生错误的基础上归纳得出的。如果我们能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运用演绎的方法加以预测，那么前景是无限广阔的。
三、辞格与语言诸要素的关系
王希杰在《汉语修辞论》中，专门探讨了辞格同语音、语义和语法等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有意识地把辞格研究同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联系了起来。在提高辞格研究科学品位的同时，也为语法、语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众所周知，辞格是一种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的格式或模式。所以辞格同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理论上讲，每条语言规则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正负两种表达效果，从而形成正负两种偏离，久而久之，形成某种固定的格式。例如，从语音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有很多辞格都是通过对语音形式的某种偏离达到的。其中谐音双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语义有关的辞格更是不胜枚举，对零度语义的正偏离可以形成夸张、双关、反语、移就等辞格，对零度语义的负偏离可以造成歧义、赘余等语病。辞格研究还可以借用语义学的研究方法，以此把辞格研究不断推向深化和细化。在大多数人眼中，辞格同语法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似乎是“水火不容”。语法是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规范，而修辞则是有意识地违背语言符号的结构规则而形成的固定格式。但二者却时有交叉，例如，语法研究当中的词类活用，一旦这种用法被反复使用，固化为一种固定模式后，就成了辞格研究中的转品格。
此外，很多修辞学派在对辞格系统进行分类的过程中，都采用了以语言诸要素为纬的形式。王先生也曾用过此法：从总体上把汉语修辞格分为五类：字形变异格、语音变异格、语义变异格、结构变异格和情理变异格。对于负辞格同样以此法分类。可见，辞格研究离不开语言本体的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及时利用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辞格研究服务。
四、结语
王希杰对辞格的研究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令人折服。他不断创新的研究思想使他开辟了辞格研究的新途径，并拓宽了辞格研究的视野。王先生构建的大辞格系统使辞格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使辞格研究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王希杰《汉语修辞论》，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年
聂炎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年
聂炎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年
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李晗蕾《零度偏离论》，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年
李晗蕾《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作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05级汉语言文字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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