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的语言观及其发展轨迹
作者：孟建安 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z=141728784一、问题的提出
语言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语言研究者不可忽略和回避的问题。语言学历史上有不少学界大家都试图对之作更为接近于事实的阐释，以此来揭示语言的实质内涵。正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语言的本质有不同的阐释，所以在语言学的研究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语言观。比如，在18世纪以前，以中国、希腊、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为中心的语言研究属于语文学研究范畴，这一时期形成的语言观被称为“语言工具观”；19世纪的许多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如拉斯克(R1Rask)和葆普(F1Bopp)等都赞同语言是一种机构，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的有机体，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生物机体观”；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从而形成了“语言系统结构观”；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1Chomsky)强调语言是一种心理能力，由此形成了“语言天赋官能观”；20世纪50至60年代，又出现了“语言社会现象观”；20 世纪80年代，由于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又出现了“语言认知能力观”，等等（侯丽红《语言观的演变和语言研究》）。这些众多的具有重要地位的语言观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者对语言本质所具有的不同认识与看法。所以，正如刘大为所说，所谓的语言观实际上就是语言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语言的本体存在方式、由于采取了某些特定的观察角度之后所做出的基本假设。（刘大为著《我们需要怎样的语言观？》）正因为是一种基本的假设，所以语言观便带有更为强烈的主观性特征。有的语言观能够科学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因而便能够为语言研究提供正确的思路和基本保障；有的语言观不太正确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就不能使语言研究畅通无阻，相反还会使语言研究走不少弯路甚至是步入歧途。这些已经为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这里不需再去求证。由此看来，正确的语言观对语言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忽略对语言观的研究，相反还应该特别强调语言观的重要性，并加强对语言观的讨论与探索。这不仅有利于梳理语言学历史上人们对语言本质探讨的大致脉络，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来优选比较科学的语言观，揭开语言的神秘面纱，形成自己对语言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以识破语言的庐山真面目。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王希杰先生语言观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王希杰先生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语言学研究领地的一面旗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他的语言观进行研究可以揭示这种语言观的精神实质并发掘其形成的学术背景，从而以点示面，为解读其他语言观和深入地研究语言本体和语言运用提供有益的帮助与借鉴。所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二、王希杰语言观的形成与确立
于根元根据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把王希杰的语言学研究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试笔，1960年到1976年；二是热情工作，1977年到1984年；三是深入思考，1985年到1988年；四是超越，1989年到现在。（于根元《王希杰的语言学研究》）如果就王希杰语言观的形成与确立来看，高万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二是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 （高万云《王希杰语言研究的整体评价》，载《王希杰修辞学论集》，何伟棠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一）“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阶段
王希杰在大学一年级读书期间就对语言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涉足于语言学的研究和语言学论著的写作。王希杰在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意识，并在注重语言实践的基础上又把较为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作为学理支撑，这是他进行语言学研究的最优化的方法论选择。在学期间，他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先生，专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汲取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精髓。与此同时，又深得到方光焘的赏识与器重，从方光焘身上学习了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并传承了方光焘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从而为自己的语言学研究和语言观的形成与确立打下了坚实的语言理论功底。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王希杰认为：“从语言本身来看，它是一个体系。就体系的职能来看，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从体系对客观事物的关系来看，它是一个以声音为物质外壳的记号体系。”（王希杰《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那就是从属性、功能和语言本体三个方面来理解语言的本质的，即：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这种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给语言所下的定义基本一致，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索绪尔语言观的进一步解释，这也与当时包括方光焘在内的语言学者所持的语言学主张完全一致，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语言学界语言观的主流，这种语言观实际上就是索绪尔加斯大林式的语言观。王希杰说：“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是索绪尔加斯大林。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那里，我们接受了‘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说法，一一驳斥、论述语言不是个人现象，语言不是自然现象，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工具，如高名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62）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我们又从索绪尔那里接受了‘语言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的说法，然后加以论述，什么是语言符号、系统性和任意性。这就是近40年来我们对语言本质的基本认识。”（王希杰《语言本质的再认识》）这个阶段的语言观是王希杰第二个阶段语言观的基点，同时也是其全新语言观的重要内涵。这个阶段的语言观主要由王希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语言学论著来体现。
王希杰从1960年开始在《中国语文》第1期和第11期上分别发表了《列举和分承》《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等两篇把修辞学与语法学结合起来进行语言研究的论文，初步显现出了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天赋和娴熟的语言思辨能力，并由此开始了他语言学研究的漫长历程。与此同时及其之后的40余年间，王希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语言学方面的文章，来讨论语言的本质及其他相关问题。
王希杰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王希杰的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一视同仁的语言》（见1977年的《语文学习》）、《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见1978年的《中国语文》）等论著中。这些文章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经过王先生深思熟虑之后写出的。他坚定地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没有阶级性的，很显然王希杰从方光焘那里接受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而且，一直以来甚至到了90年代，王希杰还不止一次地在一些场合和论著中宣示自己的这一主张。他在《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999）中，依然坚持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他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修辞和修辞学都是没有阶级性的。”“我们想：如果修辞学真的有阶级性，就应当有人写出无产阶级的修辞学，也有人写出资产阶级的修辞学来。可是没有。”“就我自己而言，我主张修辞和修辞学没有阶级性，但是决不排除阶级对修辞和修辞学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修辞和阶级性、修辞学和阶级性的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也是应当研究的，甚至是必须研究的。”（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载《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李名方主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王希杰接受了“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和言语二分”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参加了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大讨论，在1964年及其之后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王希杰不止一次地论述到语言和言语区分的问题。例如在《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2第1期）、《汉语修辞学》（1983）等这些著名的篇章里，王希杰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这种讨论不仅支持了方光焘的语言观，而且也为自己语言观的形成与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可以说，王希杰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语言和言语二分主张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在索绪尔和方光焘的语言二分观。我们知道，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并认为语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严密的符号系统，而且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索绪尔语言思想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方光焘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王希杰秉承了这种观点，并进一步论证和充实完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方法论意义，推动了语言学各个学科的进步。正是在这种对语言二分观的赞赏和继承之中，王希杰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来研究并弘扬语言二分观。在他看来，广义的语言包括狭义的语言和言语；区分之后的言语是语言的投射和体现，是对语言运用的结果，语言是语言世界中相对稳定的部分；语言是一般，言语是具体；语言建立在言语基础之上，言语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
王希杰认为语言还是思维的工具。基于这种观点，王希杰在不同的论著中就语言与思维和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在他看来，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离不开语言。思维的过程中要有语言的参加，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的形成离不开语言。思维的结果要用语言记录，语言可刺激思维，激发人们的思维活动。思维的结果是思想，思想是大脑借助于语言思维的结果。交际的目的就是表达思想，而要使言语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完整，就离不开思维的作用；作为接受者，理解别人的思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的过程，思维在起着作用。言语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思想是言语所表达的内容，二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言语，思想要靠言语来组织。（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P36-40）这种观点与索绪尔和方光焘的语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王希杰还从交际层面把语言当作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里就不再赘言。
一句话，在这个阶段里，王希杰是按照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方光焘对语言本质的理解来诠释语言的本质的。正如于根元所说，王希杰的语言观“集中反映了他和我们许多人长期以来到的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王希杰受到影响的索绪尔的语言观经过了方老师的改造，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语言和言语都没有阶级性。” （于根元《王希杰的语言学研究》）
（二）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阶段
王希杰在学术研究上不仅敢于超越前人，更为难得的是又善于超越自我，这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大优势之一。他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拘泥于现成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不甘寂寞又重新开始思考语言的本质问题。这种思考当然是建立在自己20年语言学的研究实践和业已获得的对语言本质的更为深切的感受基础之上的。进入80年代，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王希杰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他不再满足于接受和继承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而是在坚持了这种语言观的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又进一步地充实、深化和完善了这种语言观，从而形成并确立了“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其全新语言观的核心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主要论著中：《修辞学新论》（1993）、《修辞学通论》（1996）、《汉语修辞学》（修订本，2004）、《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1994）、《语言本质的再认识》（1994）、《语言是什么？》、《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1995）、《修辞和漏洞》（1991）、《语言和言语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1994）、《语法系统的非系统性》（1991）、《论语言的词汇和言语的词汇》（1993）、《抽象的词和句与具体的词和句》（1993）、《论显句和潜句》（1996）、《语言的规范性和言语的得体性》（1998）、《论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2002）、《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词汇演变发展的内因和外因》（2003）、《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2003）等等。而在《修辞学新论》中，王希杰对语言的本质作了完整的解释与界定：“语言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文化载体的、一种复杂的开放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非系统性特征的、处在不断从无序向有序运动过程之中的、动态平衡的多层次的音义相结合的符号体系。”（ 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新论》，P2）
由此可以推知，这种对语言的解释与索绪尔和方光焘对语言本质的理解有一定的区别，也与一般的语言观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王希杰化了的全新的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不仅有确定的、有序地、必然的、线性的、静态的、封闭的一面，而且还有无序的、偶然的、非线性的、动态的、开放的一面；它不仅自成系统，而且和其他非语言因素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高万云《王希杰语言研究的整体评价》，载《王希杰修辞论集》，何伟棠主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三、王希杰全新语言观的理论内涵
王希杰全新的语言观其实就是“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与第一阶段的语言观相比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除了具有第一阶段语言观所具有的基本思想与核心观点外，又对语言作出了更为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更接近于语言的本真。这既是对原有语言观的补充与完善，也是王希杰对语言本质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为了避免重复，以下就其语言观新的内涵作较为详尽的说明与论证，而与原来语言观一致的看法上文已经作了论述，这里就不再过多地加以阐释。
根据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等相关论著中对语言本质的重新界定与阐释，王希杰又赋予语言以五个方面的新内涵。
4 王希杰的语言观及其发展轨迹
（一）语言是多层次的相互制约的符号系统
在王希杰看来，语言是一个音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不是符号的简单相加构成的，而是由不同的符号按照一定的关系、规则和规约组合而成的关系网络。
其一，语音和语义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离。在这个系统中，不存在没有语义内容的语音形式，也没有不负载一定语义内容的语音形式。也就是说，语言是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高度统一的结合体。比如在词汇层面，“biàn”（辨）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对“辨”条目的解释，它所承载的基本语义内容是：分辨；辨别。这个语义内容和“biàn”这个语音形式就是不可分离的，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观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就是由众多的音和义结合而构成的。
其二，语音和语义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反比例的关系，即：语音形式越简单，其语义内容越复杂；反之，语义越简单，其语音形式反而越复杂。（《新论》，P3）例如“rén”这个语音形式，《现代汉语词典》“人”条目下有8个义项：①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②每人；③成年人；④某种人；⑤别人；⑥人的品质、性格或名誉；⑦人的身体或意识；⑧人手、人才。语音形式只有一个，但语义内容却有8个，形成了典型的多义词。在汉语中，双音节、多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大多都是单义的，而单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大多却是多义的。这样的语言现实也证明了王希杰关于语音和语义之间具有反比例关系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其三，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语言作为一个大系统处在最高层面；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语义分别作为一个子系统，共同构成了语言的第二个层面，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王希杰看来，语言这个大系统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阶式性、结构性、完整性。（《新论》，P3-4）就阶式性来说，语言首先是一个大系统，语言这个大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内部又有众多不同的小的子系统，小的子系统下还有不同的更小的子系统，依此层层套叠，组合形成了语言大系统。比如在汉语中，语法子系统又有词法和句法两个第三级的子系统构成；就句法子系统来说，又有短语、句子等第四级的子系统构成；就句子子系统来说，又有单句和复句两个第五级的子系统构成；而单句这个子系统又有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个第六级的子系统构成，……依次可以推导出第七级、第八级等子系统。这种层级关系可以简示如下图：
汉语语法
词法 句法
短语 句子
单句 复句
主谓句 非主谓句
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
（二）语言是具有非系统性特征的系统
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和《语法系统的非系统性》等论著中对索绪尔的语言观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了索绪尔语言观的伟大之处，但同时也认为索绪尔的语言观也有不完的地方。王希杰说，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为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这推动了现代语言学在科学化、精密化、公式化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进。但是，要想使语言学抽象出具有普遍品格的简明的关系模式是理想化的设计。这到头来只能让人失望。王希杰具有非常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在他的语言学研究中始终充满了辩证法的观念，所以在他观察了大量的语言事实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很快就发现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这一观点是有缺陷和漏洞的。在此前提下，他认为语言是一个音译结合的符号系统并没有错，但这个符号结合的系统并不那么严密，它还具有非系统性特征。为什么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还具有非系统性特征呢？王希杰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其一，语言产生的机制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完善的，并不是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所以就必然带有某种非系统性特征。这种观点这也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二，语言的动态开放性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王希杰认为，索绪尔正确地区分了语言的历时态和共时态，但又错误地把二者对立起来，把共时态置于历时态之上，把共时态绝对化，一味地突出共时态而忽略了历时态。其实，对于语言来说历时态、动态才是绝对的，而共时态、静态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所以，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个动态平衡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就决定了语言永远具有非系统性。
其三，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其下位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矛盾的非系统的现象。这也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
其四，人类社会自身的非系统性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语言是社会的镜像，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并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语言系统上。人类社会在制度文化层、物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不同的层面上都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都存在着非系统性，这必然会导致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例如，就词汇系统而言，在现实社会中只有某些行业才有强横无理、依仗权势行事的人，反映在语言的词汇系统便出现了“路霸”“电霸”“水霸” 等词语；但是，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绝大多数的行业并没有出现自己的“霸”，所以在语言中便没有相应的“ⅹ霸”。如汉语言的词汇系统中还没有“油霸、粮霸、书霸、衣霸、车霸、船霸、迪斯科霸、井霸、校霸、系霸、班霸、影视霸、股霸、税霸、灯霸、舞霸、笔霸、纸霸、出版霸、帽霸、球霸、班霸、鞋霸”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语言中都是空位。语言上的这种非系统性和社会生活的非系统性虽不能完全对等，但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关系，我们从语言身上可以看出社会生活的影子。
其五，交际活动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人类的交际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处在不同的层级之上的。或处在日常交际层面，或处在社会交际层面，或处在艺术交际层面。但不管处在哪个层面，都有对语言规范的超越与突破。在艺术交际层面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语文体式中，表达主体是要抒写自己对人生、社会、自然等万事万物的独特感受，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在对语言文字的品评中去鉴赏、享受“美”。所以，这个层面的言语交际群体就更小，交际的范围也就更为狭窄，其追求的应该是话语的审美性。所以往往要冲破语言规范的束缚和限制，试图“扭断语法的脖子”来组词造句。如：
……试想序列音乐中的逻辑是否可以把你的生命延续到理性机械化阶段与你日常思维产生抗衡于缓解并产生新的并且高度的高度并且你永远忘却了死亡与生存的逻辑还保持了幻想把思维牢牢困在一个有限与无限的机会中你永远也要追求并弄清你并且永远弄不清与追求不到的还是要追求与弄清……(刘索拉《别无选择》)
从正常交际层面看，该例是不合法的，是病句。但是。在作品中用来表现人物悟出人生哲理的深奥艰涩，就做到了恰到好处。作者就是要扭断语法的脖子，通过语言外在形式对话语内在意义进行硬性的扭曲，来表现讽刺和嘲弄之意的。因为做到了对表达目的的得体，所以这种无标点语句、这种结构纠缠、句界不清的语句和哲学讨论式的令人生厌的语句，便转化为艺术佳句，具备了审美功能，能够给人以独特的美感。正是因为文学创作者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了病句资源，使病句转化成为佳句（孟建安《汉语病句修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才使文学语言充满了艺术光芒。又如，尤其是人们在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时候往往在不同的语用目的的支配之下对众多同义手段作出的不同选择，使得语言系统的某种语言样式因膨胀而打破了平衡。例如，同是表达“他死了”的意义，就有许多说法：“他死了”“他升天了”“他见马克思去了”“他上天堂了”“他到地下去了”“他翘辫子了”“他再也不会来了”“他牺牲了”“他躺下了”“他逝世了”“他去世了”“他与我们永别了”“他永垂不朽了”“只能下辈子见他了” “他已经闭上了眼睛”“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像一棵星星陨落了”“他被火化了”“他没有一点气息了”等。这些句子各有特色，各有自己存在的语体背景。表达主体只有充分把握不同语体的不同要求，才可能作出恰切的选择。在悼念词这种事务语体中，“他牺牲了”“他躺下了”“他逝世了”“他去世了”“他与我们永别了”“他永垂不朽了”等句子被选择的可能性就大，而在口语语体中“他死了”“他去世了”“他升天了”“他见马克思去了”“他上天堂了”“他到地下去了”“他翘辫子了”“他再也不会来了”等被选择的可能性就大。这些众多不同的表达样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汉语业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从而加深扩大了汉语系统的非系统性特征。
（三）语言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论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等论著中专门提出并论证了语言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他把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看作是语言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看作是语言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机制。所谓语言的自我调节，其实就是语言对平衡状态的一种追求，也就是语言对混乱状态的重新组合能力和保持自身的相对的动态平衡的一种活动。在王希杰看来，语言永远处在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演进的进程中，自我调节是语言这个开放的大系统的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语言的奥妙就在于在变化和不变化之间保持着某种相对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通过它自身的自我调节机制实现的。正因为具有调节功能，语言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发挥其交际工具的职能。
王希杰在《论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王希杰《论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语言进行自我调节的原因。他认为：
其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必须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人类对语言的需要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为了满足新的社会生活的新的需要，也为了不被淘汰和舍弃，就必须进行适度的自我调节；新的事物和观念出现了，需要语言用新的词语来表现它。所以说，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是语言的交际工具的本质所决定的。语言要想继续充当交际工具，就必须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其二，自我调节也是语言维持结构系统的平衡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的自我调节的直接目的是维护自身结构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其三，社会是语言自我调节的一种动力，交际活动的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是语言自我调节的外部原因。比如因为现实中已经有了“搭的”的事实，语言中也便有了“搭的”这个词语，而与之相类的“打的”“打夏利”“打摩的”“打马的”等词语也被开发了出来。其他的如“的士——的爷、的姐、的哥、的票”；“面的——摩的、板儿的、马的、豪的、警的、残的”；“空嫂——军嫂、商嫂、警嫂、纺嫂、地嫂、乘嫂、环嫂、保安嫂”，等等。这些都是由于物理世界等外部因素引起了语言自我调节能力的实现而生成的词语，从而使语言内部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也保持了语言所具有的基本交际能力。
其四，语言的自我调节是语言系统必有的正常的内部运动。
那么，语言自我调节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王希杰认为，语言所具有的丰富的潜在资源是自我调节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宝库。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奥斯古德说，语言就像一座冰山。语言符号中显而易见的东西仅仅就像露出水面的1/12，其他11/12往往是隐含的，但是代表着共同的潜能。我们必须到水面下的语言冰山的那11/12中去寻找语言科学的一般原理。所以，语言中所具有相对无限量的潜词、潜义、潜结构、潜句式、潜辞格、潜语音、潜音节、潜音位、潜规则、潜规范等就是语言的自我调节的必要条件。在王希杰看来，一种语言的潜性组织越大，其自我调节的功能就越发达，其生命力就越强大。
（四）语言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的符号系统
在王希杰看来，语言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的符号系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语言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的无限的潜能。语言世界中语言材料的有限性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的无限性之间不断的矛盾冲突，是语言永远维持开放的动态平衡性的巨大动力。这种开放的动态平衡性首先是表现在语言的潜显二元性特征。由此，王希杰提出了‘潜性“和“显性”这一组概念，并使之成为“三一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内涵。
在汉语研究的历史上，王希杰较早地提出了“潜性”和“显性”这一组概念，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与讨论，形成了一套体系。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王希杰对“潜性”和“显性”问题的研究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历史。早在1987年中国唯一的一本修辞学杂志《修辞学习》第6期就刊载了他的《潜意识和修辞》。自此，王先生在专论或专著中就不止一次地论述“潜”“显”问题。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语言的空符号》（《语文月刊》1989-2）、《潜义与修辞》（《语文月刊》1989-6）、《潜词与潜义》（《河南大学学报》1990-2）、《论潜语法现象》（《汉语学习》1991-2）、《潜词和修辞》（《说的学问和情趣》，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博导”和“汽配”》（《这就是汉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谈语法的研究对象》（《语法研究和探索（6）》，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语言文字应用》1994-3）、《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从《潜意识和修辞》到《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是其“潜”“显”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的零珠碎玉，但不难看出在这些零珠碎玉中潜存着王先生对“潜”“显”语言理论的最为深刻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在经历了10余年的观察、思考、探索之后，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这个体系连缀起了“潜”“显”语言理论的火花，构筑了王希杰的“潜”“显”语言理论大厦。这个体系在其《修辞学通论》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修辞学通论》第六章“显性”和“潜性”专门系统地论述了与“显性”“潜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既是王希杰对其“显”“潜”语言理论10余年研究成果的总结性描述，同时也标志着王希杰“潜”“显”语言理论的真正成熟。王希杰“潜”“显”观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语言是“潜”“显”的二元对立。王希杰有一个著名的公式，那就是 “语言=显语言+潜语言”。（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通论》，P219）这个计算式告诉我们，王希杰是把语言看作是潜性语言和显性语言的总和的，是把语言看作是由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构成的有机整体的。他认为，所谓的潜性语言就是在此之前没有出现的语言现象，所谓的显性语言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的语言现象。语言的潜与显，在词汇层面上，有潜词也有显词；在句法层面上，有潜句也有显句；在语义平面上，有潜义也有显义；在修辞层面上，有潜修辞现象也有潜修辞现象等等。也就是说，在语言的任何一个层面上都存在着“潜”与“显”的二元对立和互补。例如：
A 禾苗树苗秧苗鱼苗
B 牛苗鸽苗狗苗熊苗
显然，A组是早已经说过的、用过的词语，是显词，是显性的语言现象；B组是不存在，没有听说过的，没有被社会承认的，但却是可能存在的，是潜词，是潜性的语言现象。潜词在一定时期内是无限量的，而显词则是有限量的。由此可以推定，潜性语言现象也是有无限可能的，而显性语言现象则是有限的。所以，有人说王希杰的“潜”“显”语言理论，是把语言当成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开放系统，着眼于语言的过程性、可能性来研究语言的。这正是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孟华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
其二，潜”“显”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王希杰不仅发现了语言的“潜”“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认为“潜”“显”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王希杰认为，语言世界内部的潜、显语言现象并非固定不变永远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认识也是与语言世界的自身发展规律相吻合的。如果潜语言不向显语言转化，语言便不能健康地发展；而显语言如果不向潜语言转化，这也有违于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王希杰尤其注重潜性语言的显性化。他认为，“潜性语言的显性化是交际需要的产物，往往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的产物”，“都带有强烈的修辞色彩——好的或者坏的”（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通论》，P229-230），而且是语言的发展之路。那么，如何实现潜性语言向显性语言的转化呢？王希杰认为，这种转化不具有任意性，一定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语用条件。王希杰说：“如果还没有满足潜性语言成分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它们是不会出现的。一旦所需要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具备了，它们是会出现的。潜性语言成分的显性化取决于社会文化语用的条件是否充分。”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通论》，P227）这种社会文化语用条件，实质上就是王希杰“三一语言学”理论中的“四个世界”因素，即物理世界的真实性、文化世界的可解释性、心理世界的可接受性和语言世界的规范性。所谓物理世界的真实性，简单地说就是具备客观现实基础。比如，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为他人做家务劳动的男性”这一事实，这就是物理世界的真实性，于是“男保姆”便由潜性呈显性化。所谓文化世界的可解释性，是说潜性语言必须与社会时代环境、与本民族文化背景相协调，能够得到民族文化（包括地域文化）的支持。如我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曾流行的“太太”“老板”的显词就一度潜性化，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为其显性化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社会文化土壤，这些潜性词语又得以显性化。这是与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的。所谓心理世界的可接受性，是说一种潜性语言现象只有当它为人们所认可、承认的前提下，才可以显性化。如“空嫂”等词语由潜性到显性就是以心理世界俄的可接受性为前提的。当然，上述社会文化语用因素往往不是孤立地影响潜性语言的显性化的，更多的时候是综合地制约着潜性语言的显性化的。所以，在分析潜性语言向显性语言转化的条件时应该把这几个方面都考虑进去。二是，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王希杰说：“潜语言的显性化，也受到了语言系统内部规律、规则的制约。”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通论》，P216）这实际上是说，潜语言的显性化还受到了语言内部自我调节能力的影响。我们知道，语言系统内部是由其自身的构造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比如词有词的构词规则和发展规律，句子有句子的造句规则和变化规律，语言单位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这些都会干预潜性语言向显性语言的转化。由于语言系统内部的张力，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会推动潜性语言的显性化。语言的发展是在追求平衡到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样的循环中进行的，当一种显性语言出现或长期存在需要一种平衡时，在社会文化语用条件充足的条件下，与之相对应的潜性语言就会显性化。如有了显词“外宾”，“内宾”便由潜性而显性化。
还有的是暂时打破语言系统的平衡，冲破语言内部的系统压力，使潜性语言显性化。如王希杰曾以王蒙《冬天的话题》为例，指出潜词“沐浴学”“浴盆学”“水温学”“浴衣学”“浴巾学”“捶背学”等暂时有条件地显性化了（何伟棠主编《语言随笔精品》，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4）。 另一方面，阻碍了潜性语言的显性化。正因为语言系统内部的压力，使得一些潜性语言无法显性化。如语言中有了“车票”就必然会阻止潜词“汽票”“火票”的显性化。
其三，唯物辩证法的统观之下优选演绎法兼用归纳法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任何一种语言理论都有一定的方法伦作为指导。王希杰对“潜”“显”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王希杰的“潜”“显”语言理论是把在唯物辩证法的统观之下优选演绎法兼用归纳法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的。这是与王希杰的超前语言意识和语言哲学功底密切相关的。王希杰在方法论上继承并发展了方光焘先生。方光焘先生说：“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是从一定的原则、原理出发，占有一定数量的可靠的语料，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来加以分析，然后抽象概括为理论，最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转引自胡裕树《修辞学新论•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王希杰优选演绎法来构筑他的“潜”“显”语言理论大厦是有其独特的思考的。他深深地体会到，语言的研究是不能完全依赖于归纳法的，仅仅利用归纳法研究语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弊端。在语言的研究中应该有假设，从假设出发推导出可能存在的语言现象，然后再加以论证。由假设出发，就是由一般出发，就是由抽象出发。当然，这种假设、一般、抽象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王希杰的“潜”“显”语言研究的演绎法就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在对大量的具体的语言现象研究之后去演绎的，由现行的语言现象演绎出潜性的语言现象。例如，由显语音而潜语音、由显词而潜词、由显词义而潜词义、由显语法而潜语法、由显修辞而潜修辞等等。因此，可以说没有演绎法，也就很难发现一些尚未出现的潜性语言现象，也更难解释潜在的语言现象存在的可能性。王希杰以演绎法为其方法论的基本骨架，但决不排斥归纳法，这种方法是他“潜”“显”语言理论的必然选择。
其四，“潜”“显”语言理论赖以生存的土壤。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必然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王希杰的“潜”“显”语言理论的构建也同样如此。笔者以为，王希杰的这一理论的产生除了受方光焘语言理论的影响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来源是他对四个世界的细致的观察和严密的思考，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独特感受。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提出了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这一组概念，并认真地观察、严密地审视了这四个世界。他认为，四个世界中都存在着“潜”与“显”的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里，即物理世界里，据已有的现代技术与设备发现了客观存在着的物理现象，如山、河流、空气、云、雾、人、树等，这些都是显性的物理现象。但也应该承认，在这个物理世界中还有相当多的尚未被发现的物质，如野人、外星人等。他们都是潜在的物理现象。王希杰对物理现象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物理世界中还有许多东西是目前还没有观察到的，或者是人类自己的感觉器官无法观察到的，但是绝不是不存在的。人类观察不到的东西就是潜性物理现象。”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通论》，P216）
文化世界也存在着潜性、显性现象。例如：导弹、人造卫星、飞机、轮船等在近代显性文化现象，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则是潜性文化现象。汉人在侮辱他人时往往与“狗”联系在一起，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狗娘养的”“狗东西”“狗头军师”“砸烂狗头”等，这都是显性文化现象，而与“凤凰”“龙”等联系在一起的骂人现象则是潜性的文化现象。
心理世界也有潜显之分，人们为了表达某个语意时，可以直接说出，如“请把门关上”，这就是与显性语言现象对应的显性心理世界，即说活者希望听话者干什么。但说话者也可以用潜台词，不直接说出“把门关上”这种意思，而说“这一会好冷呀”。“把门关上”的话没有说出来，但语意是可以意会的。这就是潜性话语相对应的潜性心理世界。
语言世界是用来反映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的，这三个世界又反过来影响着语言世界。这三个世界中存在着潜显现象，语言世界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潜显现象。
王希杰不仅指出了四个世界的潜和显，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认识到了四个世界中潜和显之间的转化问题，阐明了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语言世界与文化世界、语言世界与心理世界之间的转换关系。比如，他认为语言是物理世界的反应，“语言是认识物理世界的模式。”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简称《通论》，P77）
物理世界的潜性和显性现象，在语言世界就可能有相对应的潜性和显性语言现象。还没有认识的物质，是一种潜性物质，那么用以反映这种潜性物质的语言便是一种潜性语言。而且即使是已经存在着的显性物理现象，语言世界也还有可能存在着潜性和显性两种语言现象来反映它。也就是说，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有同构性关系，但并非是完全对等的，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示差性关系。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说“鱼苗”是一种显性语言现象，它是相对于物理世界的显性物质即初生的饲养的动物而存在的。物理世界中初生的饲养的动物是很多的，如狗、牛、羊、鸟、鹿、兔子、乌龟等。但语言世界中并没有相对应的显性语言“狗苗”“牛苗”“羊苗”“乌龟苗”“鸟苗”“鹿苗”“兔子苗”等。那么，“狗苗”“牛苗”等就是潜性的语言现象，因此会产生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不对应关系。在文化世界、心理世界、语言世界自身也都有类似现象。王希杰“潜”“显”语言理论的产生还深得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旨要。《修辞学通论》中，王希杰在谈到他的语言理论时说，当前的中国修辞学，概念术语太繁多，在中国的传统修辞学里，概念术语是很有限的。例如，“达”和“诚”、“阴”和“阳”、“动”和“静”、“死”和“活”、“虚”和“实”、“平”和“反”、“四声”和“八病”等。因此，他的“潜性”“显性”概念及语言理论就体现了王希杰对周易思想的自觉追求，也是他全新语言观的核心内涵之一。
（五）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
王希杰认为，语言就是语言，并不那么神秘，语言依然存在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作为语言学家只有承认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这种现实，才能真正地把握住语言的本质。所以，当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子瑜先生提出古今修辞的原则都是堵漏洞，“须是没有漏洞，无懈可击”的主张时，王希杰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他在《修辞和漏洞》《修辞学通论》等论著中就此问题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王希杰认为，修辞学不能一味地追求精确，时时处处同漏洞作斗争是不妥当的。其实绝对完善而没有任何漏洞的话语是不存在的。修辞学所说的漏洞应加以限制：坚持交际活动中的诚信原则，交际双方合作友好，努力向着对方靠拢，才可以避开许多漏洞。因此，修辞学不教人同漏洞对着干，而是教人在诚信的原则下双方合作避开许多不可避免的漏洞。这些漏洞是交际所允许的漏洞，即在诚信的原则下不会也不可能产生误解的漏洞。修辞学要注意两种漏洞，一是损害交际效果的漏洞，即消极漏洞；一是积极的漏洞。消极漏洞是指在诚信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得到正确解码的漏洞，如病句。积极的漏洞则是指在低层次上的漏洞，在高层次上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并获得了更大价值的漏洞。在这里，王希杰运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语言的漏洞和不自足性问题。这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观，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中认为，语言之所以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语言自身所具有的非系统性决定了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不管一种语言是多么的发达，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许多的缺环、空档、空符号（lexcal gap）。”正因为如此，语言存在缺漏性和不自足性并不为奇，相反正是语言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是语言存在的常规，没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则是不正常的。
其二，语言符号与物理世界的示差性关系决定了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语言符号与物理世界之间并非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大量的示差性关系。语言世界中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意义，在物理世界未必能找到相应的对照物；在物理世界存在的东西，在语言世界未必有相应的语言符号来表示。这就必然会造成语言漏洞的出现。
其三，语言符号的有限性与物理世界客观存在的无限性这一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语言世界中同音词、多义词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语言符号存在多义性和模糊性，而这也为出现语言漏洞提供了条件。
其四，心理世界、文化世界因素的制约作用决定了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语言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具有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作用。但是，语言的这种工具性并非是在真空中的，同样受到了交际主体和交际对象的心理、文化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改变、异化、同化语言符号所标示的语义内容。例如，一个人请客，来了三位，还有一位没到。于是主人就说：“该来的还没不来。”一个客人心里想：“该来的还不来，那我是不该来的了。”于是站起来走了。这时主人就急了，接着说了一句：“不该走的走了”另一位客人心里想：“你不是说他的，那是说我的了。”于是也站起来走了。这时主人就更急了，急不择言地说：“我又不是说他们的。”最后一位客人则想：“你不是说他们的，那你是说我的了。”于是也愤愤地走了。这虽然是个笑活 ，但说明心理、文化因素对语言表达和理解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是由于汉人的辩证思维的惯性等因素制约着人们对上述语言语义内容的理解，从而改变了表达主体的本意。这就是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的不自足性。
（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作为一种制度文化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是整个社会集团所共同具有的。王希杰认为，语言在本质上不同于文化，但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新论》，P15）所以说，语言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反映物理世界要通过文化世界作为中介，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共变关系。
根据王希杰《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等相关论著的阐释，笔者以为王希杰赋予语言以文化的内涵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不具有绝对的任意性。一直以来，我们关于音义结合的简单认识就是，音义结合的任意性。语音要表达一定的意义，一定的意义要由一定的语音形式来表达，这是必然的。但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达什么样的语音内容，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任意的，没有任何约束性。王希杰通过对语言中语音和语义的关系的考察，认为人们原有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他说：“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任意的符号系统，一味地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无法揭开人类的语言之谜的”。（《新论》，P5）比如他举例说，如果语音和语义的结合完全是任意的，那么各民族语言之间就很难翻译。尤其是汉语中的一些特殊概念、特殊用语，如儒、道、士、禅、凤凰、麒麟、龙等几乎无法翻译成外语。言外之意，现在之所以能够翻译实际上就说明各民族语言之间的音义结合是有一定的文化通约性的。
其二，词汇层面上，有相当多的文化词语及社会文化意义。在王希杰看来，社会文化意义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之中产生的，不知道社会文化意义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个词的意义。社会文化意义带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同时也有地域的差异。成语、典故、格言、警句、歇后语、惯用语等熟语中大多都含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文化意义。所以，词语具有文化标示功能，即词语标示一定文化背景信息的功能。（1）在同一文化的不同区域，不了解词语的文化功能，也容易产生误会。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颜色以及相关词语的文化含义不同。在汉语中，“红色”、“白色”、“黑色”、“绿色”等具有特殊的含义。在大陆，红色象征革命，白色象征恐怖。（2）熟语具有形式固定、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等特定的修辞功能，使用熟语可使话语更具表现力。汉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熟语，这包括惯用语、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俗语等。惯用语一般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字面意思；一层是比喻、引申意义或文化含义。 “走后门”、“炒鱿鱼”、“大锅饭”、“一窝蜂”。成语具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来源，可以说，成语的历史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其中蕴涵了本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成语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同时也具有丰厚的修辞价值。如“东窗事发”、“完璧归赵”运用成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过程。有些成语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隐含着典故。
11 王希杰的语言观及其发展轨迹
人们往往由此喻化、抽象或引申出某种含义，这可以看作是文化的延伸过程。（3）有些词语的语序也蕴涵了对女性的偏见或歧视。“男女”、“夫妻”、“夫妇”、“子女”、“父母”、“祖父祖母”、“岳父岳母”、“男男女女”。（4）词语的时代变体不仅是指现代白话文词语和古语词尤其是文言文词语，即使现代汉语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语之间也具有这种功能差异。如：状元、皇帝、移动电话、先生、小姐、夫人、专业户、冒尖户、万元户等词语都有一定的时代文化色彩，都凸显了时代文化气息，负载了一定的时代文化内涵（陈如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99-107）。
其三，语法层面上，语法的规约性具有浓重的民族文化性征。不同的语言在语法层面也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我们知道，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而英语则是形态发达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在语法上的众多不同，都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作用密不可分，而且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一种表现。比如，汉语中名词与数词的组合要由介词作为中介；而英语中并没有量词，名词与数词的结合是直接的，不需要过渡。汉语的实词往往具有多功能性，所以在句法结构中同一个动词、名词或者是形容词，可以做多种句法成分；而英语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动词要想做主语和宾语就必须转换成动名词的形式。这些都是语法层面所显现出来的民族文化性征。
其四，语用运用层面上，语言材料要做到和文化背景的适切。所有的语言运用、交际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离开了一定的文化条件，就很难收到相应的表达效果。
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各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各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汉人有汉人的文化习俗，回族有回族的文化习俗等等。即使是掌握双语的人或者是双语的地域，都还深深地积淀了相当多的本民族风尚。比如，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礼貌规范，因此在打招呼时就会使用不同的招呼语。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不熟悉的人见面时往往以谈论天气为话题，说一些不会引起争议的话语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如：Cold weather，isn't it? 受话者绝对不会和发话者争辩，反对发话者说出的话。因为他们本民族的文化经验告诉受话者，发话者说出的话完全是为了打破沉默，想和受话者交谈，而不是为了传递任何关于天气情况的信息。这是他们民族的文化心态界定了他们见面时常常以谈论天气为内容来打招呼，表明谈话的开始，而把有关反应天气情况的语句作为招呼语。这在中国是不常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一个文化现象是“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无论婚丧嫁娶，还是亲朋好友相聚都往往以吃、喝相待。这种文化现象影射到打招呼这种言语交际行为上，常常是使用疑问语气较弱的疑问句“吃了了”(LiǎoLe)“吃了吗”“吃了没有”等招呼语，而对方往往依据前面的话紧接着说一个相关的陈述语句“吃了了”“吃了”“吃过了”作为回应。实际上“吃了吗”与“吃了”是一个邻接对，“吃了吗”的内容和形式规定了交际对方只能接着说“吃了”或“没吃”，双方打招呼便告终结。对此我们都有亲身的体验。平时人们使用与“吃”有关的招呼语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招呼语。这是汉人固有文化心理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吃饭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以致见面时也往往问候对方是否吃了饭，以表示相互间的关心。即使到了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吃饭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多少年来积成的言语表达习惯保留了下来，“吃了吗”等依然广为运用。如果把这些招呼语强加给西方人，他们同样无法接受。当汉人用“吃了吗?”同西方人打招呼时，西方人会认为这是要请他吃饭；如果不止一次地这样打招呼，他会认为对方觉得他没有钱吃饭，是对他的不尊重。然而，汉人从来没有这种意识。这又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话语要与文化背景相一致，这是语言的文化性特征在交际活动、语言运用层面的积极反映。
四、王希杰语言观的发展及预测
科学的语言观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概念的集合，应是一个具有逻辑运演和层次结构的知识系统。王希杰对此谙熟于心。由以上评述与介绍可以推知，王希杰具有坚实的语言理论功底，梳理出了恰切而清晰的运作思路和纲目，得到了众多语言思想的有力支持，最优化地选择了确凿的语料，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论，提炼出了简明的几组概念或要素范畴，由此而建构了较为完备的较为科学的语言观。也就是说，王希杰的语言观是在充分收集、占有材料，从现实出发分析研究材料，清理了众多的语言观点，并发掘了语言思想滋长的土壤，科学地遵循了方法论原则的前提下得以逐步完善的。王希杰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用力最勤，论著最多，对语言的认识更是独树一帜，从而使自己的语言观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形成了自己全新的语言观。这种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王希杰的全新语言观是对现代语言学的重大贡献，代表了语言理论的新突破和新水平。这种语言观，无疑给汉语研究乃至世界各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突破了原有的语言研究模式，也拓宽了语言研究的新视野；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阐释语言现象的所以然，也必将能够推动汉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认为，王希杰的语言观是比较完备的、成熟的、科学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而也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就目前来说，王希杰全新的语言观应该是比较全面的、科学的、理想的。但依据王希杰先生甘愿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对学术、对真理执著的追求精神，以及他为语言学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坚强意志，还有他敢于超越自我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希杰先生决不会停止思考，决不会停止探索，相反他会加倍努力继续不断地认知语言、解释语言、发掘语言，以更为科学地吃透语言的本质。用王希杰先生自己的话说：“所有的定义都是不完善的——定义不过是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对象的一个简单明白的形式”，因此“人类对语言的认识，永远不会终结”。（《新论》，P2）那么我们说，王希杰先生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与探究也永远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
1．王希杰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希杰著《汉语修辞学》（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4．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孟建安著《汉语病句修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6．李名方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8．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孟建安教授肇庆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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