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角度看外交辞令
来源：http://www.eastling.org/discuz/showtopic-1464.aspx1. 引言
外交工作中所运用的语言，通常称为外交辞令(diplomatic language)。它广泛应用于涉外
人员的各种交际应酬、外事谈判、答记者问、对外宣传、演讲辩论等活动。外交辞令是一
门高度的语言艺术，是语言的精华，其运用和理解都离不开认知语境。本文以关联理论为
主要依据，探讨认知语境在外交语言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认识外交辞令的特点。
2. 认知语境的含义
Sperber和Wilson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将语境定义为“一个心理结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它是听话者头脑中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设，不仅包括关于交际的具体环境和
上下文的信息，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设或宗教信仰、长期或短期的记忆、总体文
化概念以及听话者对听话人心智状态和判断等，这些都对话语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
（Sperber, D & Wilson, D, 1986）。
语言的交际离不开语境，也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但这个语境主要指认知语境，指的是语言
使用者头脑中对客观外部世界概括化、结构化的语用系统知识，即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
知识（熊学亮，2001）。范岱克曾说过，语境就在你的脑中（熊学亮，2001），也就是说
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存在于大脑中，在言语交际中就会被激活并参与交际，补足语言交际
中的不完整的部分，从而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
3. 认知语境的特点
认知语境是“动态的概念”（何兆熊，2002）。理解话语的过程是认知语境中的旧信息和
交际过程中的新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语言交际既然是一个示意——推理的过程，听话者
做出各种各样的与话语相关联的语境假设，然后通过推理来判断话语与语境假设的最佳关
联，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认知语境可以随着交际的深入或其它的因素不
断得到扩充或修正。
认知语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与语用主体的认知水平相关。虽然人类都有认知能力，但
不同的生活背景、经历、性格及文化背景，使语用者的认知结构不尽相同，而听话人的社
会角色、心境、智力程度和敏感程度等等也都是影响认知语境的重要因素。客观语境因素
只有通过认知过滤才能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产生作用。宏观上如社会政治、社会道德、民
族心理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微观上包括交际对象的角色、动机、态度、情绪、性格、气
质、经历，以及交际双方或多方的角色关系和言语交际的微观场合等等。（陈汝东，
2001）
4. 从认知角度分析外交辞令
由于外交辞令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本文只从影响认知语境的几个微观因素着手，对其
进行分析。因其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本文只选取对外交辞令有普遍影响而有重
要作用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4.1 话语角色
对交际对象话语角色的认知直接影响话语信息的构成，而且直接影响交际的方式、方法。
在外交话语构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社会角色关系，即交际者代表的所在国的利益。
例如：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在会议结束后，返程途径苏联商讨有关中苏问题。在苏
联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不讲汉语，也不讲俄语，而是用英语频频说“干杯”。
米高扬说：“周，你很精通我们的俄语，为什么不说俄语？”
周恩来接着说：“我已经学过俄语啦！你为什么不学汉语呢？”
决定是使用不同的语言谈判（交流），还是使用一种语言，实际上是一个面子关系的问
题，自然在谈判（交流）中使用某一种叫参与者（或参与国）的母语，就会使关联性失
衡，偏向他们一方，这会使谈判一方有一种独立性受限甚至受到威胁的感觉。但如果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而坚持使用各自不同的语言，又会使人产生过于强烈的独立感，不利于谈判
与交流。（罗纳德·斯考伦，2001：47）
周恩来既不用俄语也不用汉语，既不会使本国的独立性受到威胁，又会让对方感受得合作
的诚意。“我已经会讲俄语了，你为什么不学汉语呢”这句回答又与米高扬的提问形成关
联，而且透露着对祖国的自豪感及对米高扬所代表国家的责备。
话语角色的关系制约着交际系统的平衡性，在外交的交际应酬中，则表现为国家的关系，
而交际双方对话语角色的认识与否也对话语构建有重要的影响。如：
戴高乐曾寄英国首相丘吉尔篱下，但性情孤傲的戴高乐为了法国的利益，从不妥协让步，
多次与丘吉尔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丘吉尔忍无可忍，对戴高乐怒吼道：
“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
戴高乐打断丘吉尔的话说：“请问首相先生，如果在你看来，我并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什
么，又有什么权利来同我讨论法国问题呢？”
正因为戴高乐对双方的身份即社会角色有很好的把握，才能反将丘吉尔一军。在戴高乐的
认知里：因为我是代表法兰西的，所以你才跟我讨论法国问题。当然这一认知也是为丘吉
尔所共有，所以这一事实一旦被陈述出来，丘吉尔就无话可说。可见对己对彼的话语角色
的定位与把握也是很重要的。
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使双方交际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在最大程度上为自己所在
国争取最大利益。基于这一点的认知，要理解外交家的言语，除了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
还得结合交际双方的国家关系及各自代表的利益来认识，即首先要认识他们的话语角色。
4.2. 智力的作用
交际是示意——推理的过程，因此说话者在表达意图时，一般选择具有最大关联的信息告
诉对方，但是在外交场合中，交际者往往退而求其次，选择隐含表达。这就使话语复杂
化，话语的相对关联性就减弱，然而交谈的双方却能很快推理出对方的意图，这是由很多
因素决定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外交家们都有敏锐的分析能力，他们的智慧无
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推理能力。这使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对方的话语做出快速的反应
与回击。
关联是个相对的概念，依赖于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在其它的一些认知因素（如双方所代
表国的利益关系、百科知识等）确定的情况下，外交家所具备过人的智慧及敏锐的洞察力
会大大加强话语的关联性。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即使外交辞令有弦外之音，但外交
家们在处理话语信息时还是很轻易地就能把握对方的意图。例如：
西方记者：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
周恩来：你们在走下坡路，我们走的是上坡路。
时代背景、政治形势及双方国的利益关系都在双方头脑中形成大致共同的认知背景，加上
交际双方都非等闲人物，所以在貌似简单的应答之中，双方的思想进行了激烈交锋。通过
对意图信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来一往的口舌之争蕴含了丰富的意图信息。
从西方记者的提问中，我们可以看到：
字面信息：你们低着头走路，我们仰着头走路。
意图信息：因为落后，你们无精打采的；我们实力很强，所以能抬头挺胸。
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把握并不太难，但如何应答却是对智力的考验。周的回答：
字面信息：我们走上坡路，你们走下坡路。
意图信息：我们在发展，而你们恰恰相反。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认知语境的动态性。听话人不仅可以被带进说话人建
构的语境之中，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应答，有意识地“操纵”共有知识来重构有利于达到自
己交际目的的语境。（何兆熊，2000：23）
交谈中，我们很容易走进对方设下的语境“陷阱”，以致在交谈中处于被动，为对方所牵
制。而事实上，当听话人转为说话人之时，他就拥有主动权，可以对语境重构。假如把认
知语境比作一根绳子，交际双方A、B对语境的建构就像拔河，谁的综合实力更强（在很大
程度上是来自智力上的较量），谁就对语境的利用率更高，谁就是拔河的胜利者。
能否重构有利于自己交际目的并为对方不得不认可的认知语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应
答者（听话人）是否拥有比较高的智力水平。从上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仅仅掌握
百科知识就可以做出这么巧妙的应答，这除了要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外，还
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聪明才智，以及他广阔的思维空间。尽管周所化用的知识是最基本的
生活常识，人人皆知。但如何将意图巧妙地化为其中却是智力的问题。周巧妙地运用了生
活常识（百科知识），在一串语境假设中选择有利于己方的一个，使话语表面达到最佳关
联，并对西方记者予以有力回击。再如：
一位美国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桌上有一支美国派克牌钢笔。便带讽刺的口气问:“总理阁
下,你也用我们美国的钢笔呀!”总理很风趣地说:“这是朝鲜朋友抗美的胜利品嘛,作为礼
物送给我的。”
由此可见，智力在认知过程中起着的重要作用。当然两个例子还涉及到交际意图等方面的
问题，在此就不一一详细讨论了。
4.3 主观态度
外交官们你来我往的言词交锋，很多都是会话中的精品，为世人折服。这主要是因为外交
辞令貌似简单，却含意深远，即弱关联性。它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交际双方及其代表国的
主观态度决定的。
一、 由于外交家们代表不同的国家利益，因此，交际双方（尤其利益冲突大的国家之
间）往往相互攻击以推卸责任、揭露对方之痛、伤害对方作为乐趣。即使相互之间利益冲
突甚微，但是相互之间又以压倒对方而处于有利的位置而唇枪舌剑。交际双方的这种敌对
态度使他们的交际意图复杂化。
二、 外交辞令的交际双方都有特定的身份，代表各自的国家，因此双方态度一定要庄
重、礼貌，将浓浓的火药味掩藏于礼貌平淡的语句之中，外交辞令的“外衣”文雅化使得
话语更加复杂。
既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又要使交谈出于一团和气之中（至少表面
上），“敌对”与“彬彬有礼”的两种矛盾的态度在交际中通过话语的弱关联取得平衡。
外交辞令的这种弱关联性使普通人在处理外交辞令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很
多人在理解外交辞令时会产生雾里看花、摸不着头绪的感觉。如：
美国总统罗斯福出访德国，按礼节要见德国皇帝。皇帝对罗斯福说：
“2点钟到我这里来吧，我只能给你45分钟。”
罗斯福答道：“我会2点钟到的，陛下，但我只能给你20分钟。”
德国皇帝自以为高高在上，将会见罗斯福看成自己的恩赐，而罗斯福却反唇相讥：你给我
45分钟，可我还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呢。罗斯福的回答除了表达了对德国皇帝一定的礼
貌，还坚持了自己的平等地位（甚至还“位”高一筹），削减了对方的嚣张气焰。
再如：
葛罗米柯：“夫人，请您每天夜晚在总统耳边要提醒他想着点和平。”
南希回答：“噢，那当然，但我也要对您悄悄地说这个。”
推卸责任，指责对方是外交家们的一贯手段。但如何用幽默而貌似礼貌的言语来达到这一
效果，却是外交家们一向致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5. 结语
认知理论为外交辞令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当然，人的认知能力及认知水平
相当复杂，任何高明的外交交际都是外交家综合认知水平的发挥。外交辞令非常复杂，本
文仅仅从几个主观认知因素加以分析，未能完全窥得其奇妙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
究。
参考文献：
Sperber, D & Wilson, D: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罗纳德·斯考伦.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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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510610广东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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