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飞机来的“欧洲早期汉学”
作者：张 治 来源：http://www.literature.org.cn/Column.asp?ID=08《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images/00107267.jpg
张西平著
中华书局
2009年1月第一版
710页，56.00元
张西平先生的新作《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皇皇七百余页。从题目、篇幅来看，这部书意义很大，非有笼罩全局、通览中西古今的气魄不能办也；但从内容上来看，我感觉颇有些失望，理由是我以为写这类通史，固然不见得要处处资料全面、观点新颖，至少要能够驾驭得起所使用的资料，做到稳妥、合体，便已是中等水平以上了。这部大书读下来的感觉，却是难以承当这么堂皇的一个题目。从文献解读和运用上看是如此，从学术背景知识上看是如此，从专题史的结构与眼光上看，也是如此。纵然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西方先进文明的喷气式飞机，一下子冲到高空中，俯视整个大地，但如果没有细致的地面扫描技术，没有科学的地貌分析仪器，那么绘制出一幅庞大混杂的地图，又有什么益处呢？在此，我举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和商榷。
首先，我以为作者对“欧洲早期汉学史”这个题目的理解，过于受其“汉学史”三阶段说所局限了。此前，张西平先生曾提出，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故而所谓“早期汉学史”，便是专业汉学建立之前的头两个阶段了。本书以第1章论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第23、24章述德、法两国专业汉学的兴起。其间的二十一章主要篇幅，则全是传教士汉学阶段的内容。我觉得如此便不能算是合乎题旨的写法了，好歹作者自己也在后记中说，要“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对所谓“游记汉学”阶段的简单化处理，实际上表现了对古代传统的轻视与忽略。
而“游记汉学”这个概念，我个人以为也有可议之处。不可否认，文明交流初期，关于异域的认知有一部分内容是来自于个别的旅行者之记述，但凿实为以“游记”这样的书写文本为载体，便无形中排斥了道听途说的另一组成部分内容。举本书作者所熟悉的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且不言所采用的耿昇先生译本中有多少“美丽的误会”）来看，大部分材料都属于“道听途说”，极少数才是“游记”，而且那游记作者往往也是在东方世界旅途中“道听途说”而来的知识而已。比如作者未译出其绰号的旅行家Cosmas，其名号中的Indicopleustes，意即“到过印度的人”，他可能是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之外，足迹最远的一个西方人了。他笔下的中国，也是听说来的。再如作者论述较多的中古西方的“游记汉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都是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译丛中的书，我以为若是谈中西交通史、关系史，我们不妨仅以可信之游记资料作为依据。但这里研究的是“早期汉学史”，关注的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那么就不当局限于历史类的材料，还要纳入文学中的信息，比如今天大家都知道是虚构作品的《曼德维尔游记》，其书对东方世界的描述都影响到了莎士比亚，难道不能进入此书关注的视野么？
正是由于作者对西方古典时期与中古时期的思考不够充分，造成这部分的内容极为贫乏，而且其中对古典时期的论述漏洞百出。作者对西方古代历史的知识就非常欠缺，他提出这时期划分为两个时代：“希腊时代”和“罗马时代”，但到底什么是“希腊时代”、什么是“罗马时代”，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世界史之“希腊时代”，当止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就算连接上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几个王朝，即所谓“希腊化时期”，也应当止于公元前50年前后。而作者在此时代里涉及的主要文献，不仅有使用拉丁文写作并属于罗马帝国时代的老Pliny和Ammianus Marcellinus，也有使用希腊文写作但生活于公元二世纪的Pausanias和Lucianus（后者还是个叙利亚人），竟还有使用叙利亚文写作且生活于罗马帝国时代的Bardesanes。因此，可知作者不仅混淆了“希腊时代”和“希腊人”、“希腊作家（指以希腊文写作者）”，对于最主要的拉丁文经典作家也全无了解。说起来，只有此节开始征引的希罗多德《历史》是希腊时代的文献，作者不知此书至少竟有中译本可参考，偏偏辗转抄来的引文又有错误，黑海东北隅顿河误作“黑海东北偶”，《历史》第4卷引旅行家Aristeas长诗，原本是说极北之族居于中亚民族Issedones之外方，却不知为何在此变成了“北风以外”的所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接下来，作者又言希罗多德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继而说戈岱司以为其知识不可延伸到如此辽远。读之令人愕然：分明上文是在讲希罗多德引用其他旅人之见闻资料的啊。至于“罗马时代”，先以旅行家Cosmas作为“罗马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代表，本书作者将这位罗马帝国末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人，称为亚历山大时代之人，等于将时间倒退了九百年。而后面重点介绍的Theophylactus Simocatta乃是以希腊文写作的埃及人，属于六世纪后期的拜占庭史家，归为“罗马时代”，古今西方史家都不能赞同。
此后至马可·波罗的中古欧洲旅行者，书中所用文献都有中译本，梳理起来想必不甚困难。在马可·波罗之后，作者开始写第二章，引出了大航海时代，并提到哥伦布对马可·波罗的崇拜。我以为这里实有必要分析论证的是，为何这些人放弃了原本的陆路而改行海道。作者也在文中顺便提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改写，它从根本上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认知和想象的欲望，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利玛窦时代仍有耶稣会士鄂本笃（Benedetto de Gois）希望经由欧亚内陆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旅途上的种种困厄与险诈耗尽了精力，最后在甘肃去世。临终时他致书给已在北京的利玛窦，“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
自第4至13章，处理的是西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因为其内容大多耳熟能详，于是也大体不会有什么失误。但是，这些内容其实与本书的题旨有点不合，故而作者需要以涵盖面较大的副标题“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来大而化之。仔细想来，即使如此，本书的重点也应是通过在华传教士活动来促进西方汉学的兴起才对，可是这十章中所讨论的，绝大多数是西方文化如何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直到第14章，才算回到正题上来。其实，这部分作者可以借重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借鉴，而不是只顾着讲他们拿来了自鸣钟和大炮；也可以借重范存忠、陈受颐、钱锺书、方重、杨周翰诸先生的著述，谈谈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反映和影响，而不是只顾着讲伊索寓言在中国的译本了。近年来还有对中国传统音乐、美术等领域在西方世界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可惜作者都没有及时吸纳进来。
柏应理一章中拉丁文很多，处理多有不当之处，比如页434，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作者在后面附了括号，注明“意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中国知识的拉丁文译本》”，显然这里“的拉丁文译本”六字应移出书名号才对。17章第4节的第4部分谈到柏应理译书中的周易图，所标的卦名之拉丁译文，拼写基本都是错的。由此我们很怀疑注释里出现的大量拉丁引文是否为作者所熟悉（其中甚至也出现了乱码）。不仅如此，作者甚至不知道四象中的“太阴”两爻都是二画，居然画得同“太阳”是一样的！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作者说，“关于八卦图的图式有朱熹作和蔡元定作两种说法，从柏应理所介绍的图式来看，他的图很可能来自朱熹所作的八卦次序图”，显然他是以为朱图与蔡图是两回事，而柏应理放弃了“蔡氏”八卦图。
谈到索隐派汉学，我们大概知道是以基督教义来附会中国上古经典的研究派别。“索隐派”这术语早见于他处，也许不算作者此书的发明，但我读了作者对此学派的描述后，反而感觉不该如此翻译了。此语本是Figurisme这个法文词的翻译，表示对《旧约》隐而未发之义进行揭示，似乎更接近于阐释学的原初之解经方法。如果使用此术语是出于对《红楼梦》的索隐派之比拟倒也罢了，可作者提到，拉丁文figura一词源自对希腊文Typos的翻译，而查罗念生《古希汉词典》，知这个Typos的意思在于指形象、模式等。假若非要联系上《周易》（作者言“索隐”之概念在中国也有来历，即引《周易》的话“探赜索隐”云云，误作“探啧索隐”），还不如译作“象数派”合适（何况白晋自己也最重象数），好比谭嗣同《仁学》所说的“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当然译作“象数派”也未尽合适，不管如何，称之为“索隐”，好像令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从此才有了真义，教人甚是不快。读第20章，我们根本看不出白晋代表的这个索隐派到底怎么“索隐”法，到第21章，作者举出了马若瑟读《说文解字》的文章来，我们才有点“恍然大悟”：这个路数其实在晚清主张“西学中源”说的那些人的著作里很常见嘛，假如我们把廖季平的《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和张自牧的《瀛海论》也叫作什么探微索隐派，想必一些似懂非懂的外国人也会佩服起来了吧。固然洋牧师们通过比附圣经来说事儿，给咱们的儒家经典头上套好了光环，真是一片苦心值得赞誉；可当年持西方文明发源于中国说的那些人，不也提出“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么。
写欧洲早期汉学史，不消说外语首先得过硬，本书扉页上写的是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致敬话，想必这方面能力不该是我这等中文系出身的人所可以议论的。但此书中对拉丁文的大量征引与其中的错陋差谬之对比，令我想起最近读到的再版朱杰勤先生译本《大秦国全录》，其中有限的几个古希腊文字也被印错了，找出1964年的旧本来看，却居然没有错误，这个责任显然不在已归道山的译者了。研究欧洲的汉学史料而没有一点起码的希腊、拉丁文字知识和基本的西方历史常识，恐怕如同西方人治汉学而不识汉字、不知中国大体有几个朝代一样可怕吧。如今关注中外交通史者，有的人能解读各种语言的原始文献，这自然是值得尊敬的；也有一部分人致力于现代西方学术的引介，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既然这是一个历史论题，多少要有一点随着古人长途跋涉、亲历其间每一个脚印、每一处风景的决心吧，假如只是坐上飞机，直奔目的地，其间沿途的山水草木都远离于脚下，如何能够建立起其中的历史感？
【原载】 《东方早报》200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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