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考
A Textual Research on Zhu Yingtai王宁邦 撰(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海学刊》，20084期，185～189页
【内容提要】
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祭祀的神坛之名，“祝英台读书处”则是读识国山碑的指路牌；词(曲)[祝英台近]之“近”是“接近”之近，不是“近词”、“慢词”之“近”；“碧藓(鲜)庵”实为“碧藓岩”，即刻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巨岩；江苏宜兴的“祝英台读书处”是孕育梁祝故事的母亲石。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影响广泛久远。21世纪初，各地围绕申报梁祝口头文化遗产，掀起了一股梁祝源头考证热。学术界及民间在梁祝故事起源年代、地点等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笔者认为，要在众说纷纭之中找到一个相对符合事实的观点，必须对这一故事当事人祝英台的身世之谜作一番探索与考辨。
祝英台本义考辨
梁祝传说的文字资料，目前发现最早是唐代的记载。在唐代有关资料中，被后人认为与梁祝传说有关的“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等，最早皆与江苏宜兴有关。持梁祝传说源于江苏宜兴说的学者多引述唐中宗时梁载言(生卒年不详)《十道志》有关“祝英台”的记载：
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①
善卷山在江苏宜兴，著名的善卷洞及梁祝传说遗址即在此地。中国多地存有读书台或读书处，其中叫“读书台”的居多，如蔡伯喈读书台、梁武帝(萧衍)读书台、周处读书台、鲍照读书台、陈子昂读书台、韩愈读书台等等；称“读书处”的如浙江桐乡市乌镇的“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处”、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的“李忠定公(李纲)读书处”等等。上面列举的几个读书台或读书处中的蔡伯喈、萧衍、周处、鲍照、陈子昂、韩愈、萧统、李纲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其读书处所。根据这种逻辑，祝英台至少在唐中宗时就是历史名人了，否则不会有“祝英台读书处”。然而，祝英台不是确有其人的历史名人，因此《十道志》中的“祝英台读书处”，不可能是“人物+读书处”的构成方式。现存最早文献中“祝英台读书处”中的“祝英台”到底是什么？
在梁祝故事研究中，不少学者关注到了唐代李蠙 (生卒年不详)于咸通八年(867)题于善权寺石壁的一段文字：
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
这段文字被收录入明代善权寺僧方策的《善权寺古今文录》。李蠙，唐代陇西人，青少年时寓居善权寺，后其官居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大司空。文字记录齐武帝在“祝英台产”兴建了善权寺，宜兴古属常州，离墨山即善卷山。封建时代，财产是属于男子名下的，称某某产业为某女子的产业，不合常理。因此，这里的“祝英台”不可能是女性。
南宋咸淳《毗陵志》志二五记载：“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这个资料更为确切地提出南朝齐建元二年(481)修建了善权寺。同样道理，这里“祝英台故宅”中的“祝英台”也不应当成女性来看待。
关于祝英台的身份，古人也有质疑。咸淳《毗陵志》志二七有这样的记载：
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清代著名藏书家吴骞(1733-1813)，其于乾隆年间编着的《桃溪客语》卷一、二中有这样的记载：
梁祝事见于前载者凡数处……又舒城县东门外亦有祝英台墓，今善权山下有祝陵，相传以为祝英台墓。何英台墓之多耶？然英台一女子，何得称陵，此尤可疑者也。
又：
祝陵虽以英台得名，而墓道则不知所在。……骞尝疑祝英台当亦尔时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逾制，故称曰陵。碧鲜庵乃其平日读书之地，世以与佹妆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谦和，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欤。
吴骞没有考证出祝英台到底指的是什么，但他不止一次对有关祝英台的名物提出怀疑。祝英台最初究竟指什么呢？
清毛奇龄(1623-1716)《西河集‧陈翰林孺人储氏墓志铭》有云：
遂于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六日……某月日葬于某阡，祝英台畔宜多佳妇之坟，玉女潭边即是其人之墓。
玉女潭是宜兴的一地名，今天仍是一旅游景点。文字表明，“祝英台畔”与“玉女潭边”都是指地点。
时至今日，宜兴善卷洞后被称作“飞来石”上面的大石头上仍留有铭刻4处，其中一处曰：“赣南黄辟疆将军于民国二十八年驻军本山，抵抗敌人，浴血百战，公余督饬士兵，助地方展拓祝英台东潭，以点缀风景，并建亭其上适当胜处，里人美之曰黄公潭。他日追念，亦犹宜兴城南之有岳堤也。”很显然，从其中“助地方展拓祝英台东潭”刻石内容来看，这里的祝英台显然也不是人名，而是一地点名词。可见，至少在民国时期，也存在“祝英台”作为地名的认识。
既然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其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呢？祝英台读书传说是如何来的，其背后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线索就是，凡是久远提到“祝英台”的，往往都与“台”、“陵”、“坛”有关。如果我们将“祝英台”三字拆开，会发现“祝”、“英”、“台”三字皆有特殊的含义，而且重点落在“台”字上。汉代刘熙《释名》对台的解释为：“台者，持也。言筑土坚高，能自持也。”显然“台”有高出地面坚实的土丘之义，与坛、陵、冢有时有相通之处。
历史典籍很早就有各种各样关于台的记载，如《海内北经》记载：“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历代以来，各种台层出不穷。如夏有钓台，殷有鹿台，周有灵台，春秋有越王台、姑苏台、章华台，秦有章台、琅琊台，汉有柏梁台、神明台，后汉有云台，魏有铜雀台，吴有钓台，晋有崇天台、织室台，明有司马台、镇北台，清有瀛台、熙春台等。这些台中，绝大多数是帝王所建，或者与帝王重大活动有关。今天泰山周围的登封台、凤凰台、望仙台、舞鹤台，以及与台有关的社首坛、封祀坛、朝觐坛、观礼台等等都与帝王将相祭祀有关。
联系前文对作为人名的祝英台的怀疑，通过对其内涵的初步发掘，考证认为，宜兴的祝英台起源与三国时吴后主孙皓在阳羡山封禅有关，祝英台本是封禅或祭祀时垒筑的神坛。《三国志‧吴志》卷三载：
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赦。
吴兴指江苏宜兴。孙皓在位时，宜兴的阳羡山出现一块长十余丈的巨大石室，有人奏表说是大瑞，孙皓当时就派人去封禅国山，同时改元天玺。《江南通志》、《六朝事迹类编》、《荆溪外纪》等史志资料，亦记载了这一史实。
封禅是非常隆重的大型祭祀活动，筑坛、立庙、巫祝司仪并祝祷都有规范的制度。在封与禅的地点筑土石为坛，坛的尺寸有定制，还要用“玉检”。《五礼通考》卷四九云：
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检有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玉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
由于封禅是非常隆重的祭祀活动，垒土石为台时必须纳入精美的玉或玉石(即《五礼通考》所谓的“玉检”)，从“祝”即“以言告神祈福”、“英”有“似玉的美石”之意、“坛”与“台”多指“高而平的建筑物”来看，为区别一般的“祝台”、“祝坛”，宜兴这里孙皓封禅为祭祀垒土石金玉而成的“坛”或“台”被称为“祝英台”。
祝英台读书处考辨
孙皓封禅国山时，在所禅之处立国山碑(囤碑)。该碑高约2米，圆径近两人合抱，碑顶溜圆，有点类似秦始皇时刻有石鼓文的石鼓，很是罕见。现在碑上建有碑亭，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碑文一千多字，字体似篆似隶，显示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征，书体特征与著名的“天发神谶碑”几乎出于一辙，但似乎又更古老，更能反映由篆至隶的变迁。从文献价值与研究书法演变的角度来看，此碑的价值当在“天发神谶碑”之上。
国山碑记载了许多怪异之事，引起了后人的关注，许多文献都有记载。不仅如此，还因它出自名家苏建之手，在书法界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吸引了文人墨客前去瞻仰研读。清代吴骞《国山碑考》收录了周砥与马治同名的《上董山读孙氏古碑》②(国山因董朝受孙皓之命封禅，亦称董山)，专咏其事。古时阳羡山毕竟地处偏僻，为不使国山碑久之湮灭，同时也为瞻仰观摩方便，后人专门在阳羡山显眼处巨岩上刻了“祝英台读书处”。书法界有所谓的“读碑”、“读贴”之说，“读书”是指对碑或贴中字的写法的揣摩研究，重在对法书之道的探求。古往今来，书法家们非常重视通过“读书”来把握法书之道。如：
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读他书未终，尽学其字，与人居，画地广数尺，卧画被，穿过衣，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蔡邕(133-192)《用笔法》
临摹古人之书，对临不如背临。将名帖时时研读，读后背临其字，默想其神，日久贯通，往往逼肖。─松年(1837-1906)《颐园论画》
这里的“读书”不仅涉及其碑的内容，而且与碑的形式(碑上字的写法)有关。这里的“祝英台读书处”是为方便解读国山碑文字、揣摩国山碑书法的人觅碑而设，并不是指有个叫祝英台的女子曾在这里读过书。
笔者在善卷洞附近作田野考察，找到了一块约十几米长、六七米高的巨岩。它位于近代宜兴名人储南强(1876-1959)墓的左侧，周围野树密匝，石面生满了碧绿的苔藓。小心翼翼地用枯枝拂去巨岩上的败叶，发现了人工刻石的痕迹，生满苔藓的平坦岩石上，依稀可辨一巨大的“英”字，字径大过两尺，“英”字“艹”头的刻痕十分明显，下面的“人”字似篆似隶，字形十分古老。笔者还在“英”字同一水平线上发现了几乎同样大小的刻痕，与“英”字相距有近1.5米，由于没有其他工具，向左的岩石被很厚的枯枝败叶所覆盖，没有再去清理，显然它就是刻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巨岩。
找到“祝英台读书处”巨岩后，又去找国山碑。据一位负责景点的老者说，就在这块巨岩下面原来有条老路较为平坦，顺着山脊，可以直通国山碑的所在，因开辟景点的需要，现在这条路已渐渐湮没。按照他的指点，笔者找到了国山碑。国山碑位于董山之巅，山很陡，北面和西面都上不去。刻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巨岩与国山碑虽有点距离，约一里多路，但相对于从几十里、几百里甚至更远赶来读碑书的人来说，在那块巨岩上刻字作标是太合适不过了。
因此，从笔者的实地考察来看，“祝英台读书处”最初也是指示人们上山识读国山碑的标志。
[祝英台近]辨正
词曲中有[祝英台]与[祝英台近]词(曲)牌，近人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严建文《词牌释例》、杨文生《词谱新编》等都认为词名与梁祝故事有关，词曲界亦有[祝英台近]“近词”、“慢词”之争。
查唐圭璋编《全宋词》发现只收有苏轼[祝英台近]一首，现录如下：
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欹枕听鸣舻。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回首望、孤城何处？
间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
经笔者考证，苏轼的这支[祝英台近]当为最早出现的[祝英台近]本曲。理由如下：
从词中“还过钓台路”看，这里的“钓台”是指宜兴著名的“任舫钓台”。词中“簇簇云山，重重烟树”是写善卷山区的景色。“回首望、孤城何处”这里的“孤城”当指宜兴旧县城。词下阕“间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苏轼几次被贬，命运多舛，此时的他表现出一种对旧恨前仇全然抛却，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的复杂心情。
词一开始用“挂轻帆，飞急桨”，表现苏轼心情激动地赶往某地，目的地就是宜兴的“祝英台”，正是因为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往祝英台，离祝英台越来越近，所以才将这个词(曲)牌叫作[祝英台近]。
苏轼对于宜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菩萨蛮》有“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不为溪山好”，又在《浣溪沙‧送叶淳老》写到“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苏轼获得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又到常州，曾打算在此买田长住，当年七月，苏轼客死于宜兴。
笔者认为，苏轼来到宜兴，在寻访祝英台故址时，为宜兴美丽的山山水水所陶醉，产生一种终老阳羡的念头，同时为表达临近祝英台的喜悦心情，情不自禁地写下[祝英台近]。为什么苏轼要去寻访祝英台呢？苏轼是著名文学家，亦是著名的书法家，宜兴有一块那么出名的囤碑，他又怎能不去慕名寻读呢？
词曲界有人认为[祝英台近]应当叫做[祝英台慢]，因为词曲中大量的[祝英台近]其实是慢词。如清初徐子室辑、钮少雅编订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册七收录了出自元传奇《蔡伯皆》的[越调引子‧祝英台近]：
[祝英台近]绿成阴，红似雨，春事已无有。闻说西郊，车马尚驰骤。怎如柳絮帘栊，梨花庭院，好天气，清明时候。
曲后编者注云：
按《词谱》，凡引子皆曰慢词，凡过曲皆曰近词，全此本引当作[祝英台慢]可矣；但此调出自《诗余》，元作[祝英台近]，不敢改也。
徐子室、钮少雅认为，既然[祝英台近]的曲(词)体结构是引子，那么称其为“近词”是不确切的，应该叫做[祝英台慢]。但在宋词中从未出现过[祝英台慢]的词牌，徐子室、钮少雅提出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知道[祝英台近]中的“近”不是曲(词)体中的“近词”之“近”，而是地理上“靠近”之“近”。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祝英台近]之“祝英台”是地名，不是人名，同时也可说明[祝英台近]中的“祝英台”与梁祝故事中的作为人名的祝英台没有关系。
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祝陵、碧藓(鲜)岩(庵)辨正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弄清了“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的真相，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又出现了“祝陵”、“碧藓(鲜)岩(庵)”等名称，它们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呢？
在江苏宜兴，在今天的英台阁与善权寺的附近有一村名祝陵。关于祝陵，宜兴的地方史志多有记载。咸淳《毗陵志》志二七记载：“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这里把“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祝陵”、“碧藓(鲜)岩(庵)”等视为一体。众多地方志中，类似说法很多，下面仅举二例：
祝陵在善权，其岩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藓庵。③
读书台在荆溪县善权山，岩前有巨石，文曰祝英台读书处，俗呼为祝陵。④
一些文人作品中，也存在类似观点。清代宜兴人张起《游国山龙岩憩善卷寺访碧鲜岩故址》诗云“祝陵遗址见荒台，玉虎无人汲井回；一树桃花萧寺外，夕阳深处磬声来”。很明显，张起也把“祝陵遗址”视为“碧鲜岩”。
清代陈维崧(1625-1682)在《陈检讨四六》卷一○载有《蒋少京悟月词序》，云“一城菱舫吹来水调歌头，十里茶山行去祝英台近”。其后这样的注：“《常州志》：善卷洞即祝英台故宅，南有祝台，其读书处也。”陈维崧认为祝台在祝英台之南，将二者分化了。
清末宜兴人邵金彪《祝英台小传》中有“碧鲜坛，本祝英台读书宅，在碧鲜岩”。看来邵金彪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弄清。
笔者认为，“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祝陵”、“碧藓(鲜)岩(庵)”最初所指内容并不相同。
因为“台”与“陵”多指“高而平的建筑物”。为祭祀垒土石而成的“祭坛”有时也被称为“台”或“陵”，如《泰山志》中有云：
登封台：有二，其一在岳顶，相传为古帝王登封所筑。今为玉帝观。台下小碣题曰“古封禅坛”。其一在日观峰，相传为宋筑，石函方丈许，亦题刻曰“古封禅坛”。盖古封坛，而并以禅言，误矣。俗曰宝藏库，以所瘗金书玉简云。⑤
这里的“登封台”就是“古封禅坛”。又同样是这本书，还收录了明代徐源的《登岱宗》诗，诗中有云：
封禅台高簪白石，磨崖字古蚀苍苔。金舆玉辇谁重过，惟见秦王一土坯。⑥
显而易见，这里的“一土坯”其实就是一祭坛(台)。
据前面所提南宋咸淳《毗陵志》志二五“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宣和改为崇道观，建炎元年诏复为院”的记载，广教禅院也就是今天的善权寺。当初祝英台上原来就有与祭祀有关的人工建筑，因为这种建筑与举行很重要的仪式有关，地势较高，风水也好，六朝时，佛教兴盛，所以在各地建寺庙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选择这里建寺庙是个非常理想的场所。由于祝英台上建的寺庙，唐朝会昌灭佛时遭到拆除，“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崇宁中傅待制楫家以恩请为坟刹”(同上，咸淳《毗陵志》志二五)，随着祝英台上建筑的荒废，甚至变成了坟场，祝英台最初的意思渐渐为人们所遗忘，其内涵不断发生变化，这样废弃的大土堆就被人们称为祝陵并作为名称保留下来。可见“祝陵”、“祝台”和“祝英台”最初所指相同，都是指祭坛。
另外，“祝英台读书处”又称作“碧鲜(藓)岩”、“碧鲜(藓)庵”，如：
碧藓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⑦
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⑧
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⑨
碧鲜庵一名碧鲜岩，今石刻六字已亡，惟碧鲜庵长碑三大字字形环玮，谓是唐刻。……碧鲜，本竹名。碑刻现无作“藓者”。⑩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碧藓与石刻，古人多有提及，如《泰山志》有云：“碧藓峰中寻汉禅，五云深处谛秦观。”(11)“典诰文全古，莓苔字半青。”(12)“岱宗自古金，武帝空赫赫。鸾与西入关，苔藓台中碧。”(13)其中都提到了泰山石刻上长满了绿色苔藓，识读上面的刻字需要从苔藓中寻找。中国古代有所谓的“藓书”之说，商务印书馆《辞源》“藓书”条目云：“苔藓生于石上，斑驳如字，故称为藓书。宋代苏轼《分类东坡诗二十‧送范景仁游洛中》有：‘藓书标洞府，松盖偃天坛。’(自注：欧阳永叔〈修〉尝游嵩山，日暮，于绝壁上见苔藓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复寻，不见。)”从上面引录的史料来看，被宜兴人称为唐碑的“碧鲜庵”碑应与“祝英台读书处”有关。事实真相为，刻有“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大字的巨岩，经年累月，风吹雨淋，生满苔藓，字迹渐渐模糊，以至于看不到，从而有人就直接称呼这块巨岩为“碧藓岩”。“碧藓(鲜)岩”中的“藓”是指岩石上的“苔藓”，“庵”与“岩”，在宜兴方言中读音基本相同，而“碧藓庵”中的“庵”本指苔藓泛泛或茂盛之意，故古人面对同一石刻，亦将“碧藓岩”作“碧藓庵”，至于有人将“碧藓庵”当成了一个庙宇，则是望文生义。由于是口头传播，进而把“碧藓庵”又误作“碧鲜庵”，出现了同音异形的误差。
可见，所谓“碧鲜(藓)岩”、“碧鲜(藓)庵”，应当是那块刻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巨型岩石，它和“祝陵”、“祝台”和“祝英台”的最初所指是不同的。
随着梁祝故事的广为流传，“祝英台读书处”本来的意义渐渐模糊，吸引人们去寻读，甚至其名气超过了国山碑。由于这块岩石遍布苔藓，增加了人们发现与识读它的难度。为此，就有人在这岩石旁边设立了一个小碑，上面刻了以讹传讹的“碧鲜庵”字样，其实当作“碧藓岩”，而宜兴善卷洞口附近现存的“碧鲜庵”碑则是这块“碧藓岩”(即刻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巨岩)的导示牌。
直到明代还有人能正确指出“碧鲜庵”和“碧藓岩”的关系，如明代都穆(1459-1525)就曾在《善权记》中写到“右偏石壁刻‘碧鲜庵’三大字，即祝英台读书处”(14)，都穆明确指出“碧鲜庵”石刻就在碧藓岩右边，这与笔者找到的那块大岩石位置完全相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祝陵”、“祝台”、“祝英台”、“碧鲜庵”和“碧藓岩”等最初所指是不同的，在传播中，有人则将其混为一谈了。
上文所引咸淳《毗陵志》中有“碧藓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15)，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碧藓庵”的记载。明代地方志中，已有个别文献将“藓”字误作“鲜”，如上文所引明代成化《重修毗陵志》中“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16)，不过明代大量的史籍资料，如明万历《明潜确居类书》、《宜兴县志》中仍作“碧藓庵”。到清代嘉庆年间的《重刊宜兴县旧志》中认为“碧鲜”是正确的，而“碧藓”则不对，如“碧鲜庵一名碧鲜岩……碑刻现无作藓者”(17)，这就完全错了。
“碧鲜庵”碑因该碑无款识，从历代记载来看，有称作是祝英台所书的，有说是唐代李蠙所书的，说法不一。从掌握资料来看，清以前没有“碧鲜庵”是祝英台所书的记载，因此“碧鲜庵”碑为祝英台所书是后人编出来的。“碧鲜庵”碑是唐代李蠙所书也不可靠，清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才开始出现“谓是唐刻”，但未说李蠙所书，而此前无人持此说。宜兴当地一直传“碧鲜庵”为唐代李蠙手书或所刻，是有意识附会到名人身上，以提高梁祝传说源于宜兴的知誉度，并将它作为梁祝传说源于该地的最直接证据。笔者考证认为，“碧鲜庵”碑刻时间不可能早于明代。
“祝英台读书处”作为寻读国山碑的标志，后来因为梁祝故事的附会，失去了它原有的内涵；“碧藓岩”原指刻有“祝英台读书处”的岩石，因为附近有寺庙的存在，竟被讹成祝英台读书的地方或唐代李 读书的地方(善权寺)了。到今天，真相已不为人所知，难怪“碧藓岩”在地方史志与名人笔记中有这么多的异文。
综上所述，祝英台最初是祭祀的神坛之名而非人名，随着时代的变迁，“祝英台读书处”最初的意思湮灭，而被讹传为“女子祝英台读书的地方”，后来又附会入与梁山伯同窗的传说，直至今天这种样子。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我们通过对“祝英台读书处”的还原重读，可以弄清很多事实，解开尘封千年的结，宜兴的“祝英台读书处”巨形石刻才是真正孕育梁祝故事的母亲石。
注释：
①徐沄秋 编：《阳羡奇观》，寿楣出版1935年版，第39页。
②吴骞：《国山碑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9页。
③⑨万历《宜兴县志‧古迹志》。
④《江南通志》卷三一。
⑤⑥(11)(12)(13)汪子卿 撰、周郢 校证：《泰山志》，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73～174、456、464、472、507页。
⑦(15)咸淳《毗陵志》志二九。
⑧(16)成化《重修毗陵志》志三一。
⑩(14)(17)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九。 “封建时代，财产是属于男子名下的，称某某产业为某女子的产业，不合常理。因此，这里的“祝英台”不可能是女性。”
这不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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