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辞格“因声附义”
高万云一此格的产生
语言是一个借助人的声音负载意义的象征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独有的交际工具——人类之外别无语言。所谓“禽言兽语”，不过是人们推己及物的一种类比，根本不足为据。退一步说，即使非人动物真有它们自己的“语言”，也绝不可能按照人类语言的音义约定关系去说话。然而，在文学作品以及口语交际中，我们时常看到和听到非人动物甚至非生物说人话的描述，并且这“话”并不是人们把物比拟成人，象童话中让动物说人话，而是根据这些动物所发的声音，加上与人类相近似语音所负载的意义，认定它们本来就会说人话或者好象在说人话。如林语堂散文《记鸟语》中有这样一段：
“啾啾！还不起！快起来！我说快起来！”忽然天上传来美乐，SO,MI,RE,DO——SO,SO,MI,RE,DO……TR……TR,TR时哉！时哉……TR,可不是吗？……时哉！时哉！……不起，不起，还不起？SO,MI,RE,DO,SO,SO,MI,RE,DO……莫踌躇！别糊涂，莫要踌躇……TR……时哉，时哉！可不是吗！时哉！时哉！时哉！还不起！还不起！臊！臊！害臊！SO,MI,RE，DO——SO,SO,MI,RE,DO（静默半分钟）……啾！……啾！啾！莫糊涂，莫踌躇……时哉！时哉！时哉！……
这段奇文，作者就是把与人类语音相近的鸟的声音加上相应的意义，“想象鸟儿叫声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由于这种修辞手法是人在物的声音上附加意义，所以我们称之为“因声附义”，为了照顾辞格的双音称谓习惯，可略缩为“附义”。
关于这种辞格的起源，最早可能是人类指称外物时的依声定名，这就是神话《精卫填海》中的“其名自詨，宋之问《陆浑山庄》中的“山鸟自呼名”，梅尧臣《和欧阳永叔<啼鸣>》中的“满壑呼啸谁识名，但依音响得其字”。当然，这种定名方法，有的只记其音，如因鸭子的“鸭鸭”之声而取“鸭”名，也有因狗的“汪汪”之吠称之为“汪汪”，就是“铃铛的名称，大概也与它的发声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命名记音的同时还兼及意义，如“布谷”、“提壶卢”、“婆饼焦”等，这就很接近我们所说的因声附义了。不过，除了口技，人们记录模仿外物的声音只取其近似，不可能完全一致。这自然增强了附义的灵活性。因此，方言不同，心理需要不同，所记之音也各相异。如“布谷”，有的地方称为“脱却破裤”，有的时候呼作“一百八个”，有的人听成“催人做活。”
作为一种辞格，因声附义一般是指在特定的心境和语境之中，人们把一些特定的意义，按照音义约定关系，比附在人类语音相近相似的自然声响上。例如：
① 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苏轼《大风留金山两日》）
② 世上友朋谁似此，“最相知”亦“最相思”。（许桂林《听燕语》）
关于例①中的两句诗，查慎行曰：“下句即铃音也”。可以看出，“颠、当、断、渡”的声母是爆破音“d”，接近铃的声；“明、颠、风、当、断”的韵母都有一个鼻辅音韵尾“n”或“ng”，使得轻清与重浊相同，这又接近铃的韵；而“日、渡”的韵母是可以延长的单元音，好似铃的余响。正是因为“铃音”与语音的相似，诗人才可因声寓义，从而传达“明日风大，阻断济渡”之意；而从这一辞格的生成过程来看，正是因为诗人担心风大不能渡河回家，才“听”出了铃的“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例②中的“最相知”亦“最相思”，作者自注“燕语如云”，这是说，燕子的呢喃很象人在说“最相知”、“最相思”。这种由音近联想到义同的修辞方式，在古代的“禽言诗”中随处可见，它是人们在接近、相似联想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情感需要对外物声响的一种强行附义。
二心理基础
人的心理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心境扩散，高兴时闻悲风也带音乐，愁苦时观娇花也含痛楚，心境不同，对同一外物的认识也不相同。站在海边，愉快时觉得大海在扬波高歌，愤怒时觉得大海怒涛汹涌，悲伤时又觉得大海呜咽号哭……这种物我交融的“移情”现象，完全是人的一厢情愿，与外物没有任何联系，不过，一旦外物染上了人的主观色彩，它的一切都要“人化”，这自然包括外物的声响。如果人的特定心境波及外物的声响时，他（她）就有意无意地给这种声响找到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同音语式，就好象外物本身说出这个词。比如：
③“钱——”蝉在阳光里一面燃烧着一面诱惑地叫着。
……
……为了赚钱，二十二岁的强发第二次到大城市来，给搬迁了新楼的城市居民打家具。当他推刨子的时候，那钢刀铲削木头的声音是“一——毛、一——毛……”当他拉锯的时候，那钢牙咬啮木头的声音是“现——钱、现——钱……”（王蒙《灰鸽》）
④“后悔——后悔——”夜猫子又叫了。
保生的那只手干脆在闰月的屁股蛋上轻轻地抚摩起来。
……
夜猫子又叫了：“后悔——后悔——”声音在凄冷的寒夜里阴森恐怖。（李留华《黄土谣》）
例③中，作者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强发为了和心爱的姑娘结合，到城市里拼命赚钱，他的脑子里无他想，只有一个“钱”字，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把“钱”的概念投射到一切外物上，所以听蝉鸣而为“钱——”，听刨响而为“一毛”，听锯声而为“现——钱”。例④的描写也是考虑到主人公闰月的心境为夜猫子的叫声附义的。闰月的丈夫外出打工，一天晚上她挤在人群中看盲艺人演出，喜欢她且也让她喜欢的青年保生偷偷地“调戏”她，这时作者忽然加进了夜猫子的叫声：“后——悔”。这一方面描摹了夜猫子的声音，更主要的也揭示了闰月的心理：对爱的追求和对追求的后悔。而当她半推半就地和保生发生“关系”后，夜猫子的又一次叫声“后——悔”，就把这种复杂的心情衬托得格外分明。
正因为“因声附义”是人们的心境扩散所致，所以，对同一自然声响的描摹附义也因境而异，比如“淅沥沥”的春雨声，盼雨的农民听到的可能是“苗齐齐——”，守卫边疆的战士听到的可能是“须警惕——”，伤感的人听到的可能是“惨凄凄——”，欢乐的人听到的可能是“笑嘻嘻——”。
由上可知，“依声附义”的心理流程源于心境扩散，继于为自然声响选择包含语义的同音形式，终于外物“讲人话”。
三修辞作用
由上可知，“附义”辞格是根据人们自己的心理需要所产生的“幻听”现象。那么，从表达效果看，这种“幻听”却恰好逆向烘托出作者或人物的这种心理需要。比如前文所举王蒙《灰鸽》中的强发，之所以把蝉鸣听成“钱——”，把刨子与锯的声响听成“——毛”和“现——钱”，李留华《黄土谣》中之所以把夜猫子的叫声附会为“后——悔”，就是为了衬托人物的某种趋向，凸现他们的性格特征，从而强化表现效果。
其次，给同一音响附着不同的语义，还能反映附义者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布谷鸟的叫声，听成“布谷”或“摧工做活”的一定是农民，听成“脱却破裤”的绝不是富人。另外，这种辞格还可表现人的不同际遇和所处的环境，比如打鼓的“咚咚”声，在不明白别人意思时，可能是“不懂”，在自己或别人对某事隔行时，可能是“不通”；在约会而未见其人时，可能是“扑空”。而莫言《红高粱》轿夫们听来，则又是“猛捅”。至于听到“古董”、“好疼”、“老公”、“耳聋”等等，都是受不同的语境制约的。
最后，附义辞格还可以增加情趣，启人心智。这一点，林语堂《记鸟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作者之所以要给各种鸟叫配上意义，一方面是借助谐音表现自己珍惜光阴的心理，更重要的就是表现了他融己于物，移物于己，天真奇巧的生活情趣，读来亲切鲜活，给人以身临之感。
四与拟人的区别
附义与拟人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似乎同属一格，然而它们在对外物的态度上和对外物“语言”的处理上却大不相同。
首先，拟人是把外物当作人写，“强迫”外物说人话，或者说这“话”的人替外物说出来的；而附义把外物仍作为外物，只是给它的声响加上和人的某些相近语音约定的意义，可以说这“话”是人“译”出来的。
其次，拟人中加给外物的语言并不受它自身声响的制约，而且可长可短，比较自由；而附义是一种摹声兼配义，它的语言必须受制于外物的声音，并且这话大都体现为“语词”形式，因为外物的声音一般都是简单的重复。
注：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17页。
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117页。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