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中拯救历史——对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种读解
作者：张慧瑜来源：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3-12-11 13: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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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研究语言学的新方案，不仅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而且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严格地区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并且参照政治经济学把内部语言学研究再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样一种把外部语言学完全排斥在外的内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结构主义只适用于封闭体系的做法完全不同，正如索绪尔一方面通过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划分，把符号与事物区分开来，使语言仅仅是没有积极因素的差异性存在，另一方面又指出语言制度在维持声音差别与观念差别的平行上具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口语/文字、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和民族统一体/方言四个方面的讨论，来分析索绪尔对语言学的重新配置，指出“普通语言学”并非真的拒绝政治、民族等历史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而恰恰是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政治性，并通过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来处理民族与语言的问题。
关键词
口语/文字、语言/言语、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民族统一体/方言
引言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由他的学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或者说改造了此后人文学科的面貌。索绪尔通过批评十八世纪末期以来语言学史中的比较语文学和历史语言学 ，主张研究“普通语言学”，并提出一些如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句段/联想 等二元对立的观念，正如乔纳森·卡勒在《索绪尔》中所说“事实上，他把本来是深奥难懂、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知识领域，变成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典范” 。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与事物本身没有关系，并且符号的意义来自于任意性的差异关系，这就割断了符号与历史的联系，进而索绪尔在批判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把语言学研究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并采用共时和历时两种方法来研究内部语言学，认为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完全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回到索绪尔来反思他之所以把符号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的“语境”， 他选择口语作为符号的能指而没有选择书面语，是因为书面语并不能记录真正的历史，而把语言学的研究清晰地划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认为内部语言学完全可以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这并非要放弃对外部语言学的考察，而恰恰是充分意识到“外部”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并通过回到内部语言学，来暴露外部语言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而诉说语言与民族学、政治史、地理学的关系。这并非简单地要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辩护 ，而是把他的“普通语言学”放置到语言与构筑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 之间的关系中来关照。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研究绝不是“价值中立” 的透明学术，否定语言的政治性本身就是一种“性质恶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索绪尔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很明显是政治化的。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亦是无法坐视语言学之意识形态机能的状态” 。本文就围绕着口语与文字、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民族统一体与方言四个方面来重新反思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希望能够把被后来的结构主义所规范和封闭掉的历史从索绪尔那里拯救出来。
口语与文字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 ，他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正如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 在《符号学原理》中说，“在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意义含混” 。这样，符号就成为能指与所指组成的双面统一体，而“事物”则被剔除符号之外，这实际上就取消了传统哲学中名与物的问题。进而，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只能来自于符号内部，并且是任意性的，即能指与所指也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因此，“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
索绪尔选择了“音响形象”作为能指，而没有把文字作为符号的物质基础，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 ，这样，音响形象/声音就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内部因素”，而文字则成为“外部因素”，尽管“声音”指的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的表象” 。后来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正是从这种把声音作为语言研究中心而排除文字的做法中发现了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并把这种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追溯到柏拉图，认为口语对文字的压抑是西方哲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 。
在《语言在言语活动事实中的地位》一节中，索绪尔说“要在整个言语活动中找出与语言相当的部分，必须仔细考察可以把言语循环重建出来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这是使循环完整的最低限度的人数” ，这里暂且先不谈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更为精妙地是，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个人的言语活动的语境设定为了一种“对话”的情景，而使对话得以成立的条件至少需要两个平等的主体，这也是巴赫金所提倡的“对话主义”的基本情境 。而值得追问的是索绪尔为什么要把“对话”作为个人言语行为的基本情景，而没有把个人书写作为一个“原初情景”呢？对话情景，就先在地把文字/书写排斥在外，或者说对话是一种主体“在场”的行为，而书写或阅读的主体是缺席的。当然，这种对话的情景只存在于言语之中，或者说“言语”的存在依赖于这种声音在场的交流，而“语言”则不需要，因为在索绪尔的思想中，语言是一种先验存在的，它如同“交响乐”一样 ，是抽象的不会受具体演奏的影响，而言语的具体演奏被索绪尔认为是口语活动，而不是书写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索绪尔在这里所说的文字是指表音体系，并且“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 。他把文字划分为两个体系：一是表意体系，即“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二是表音体系，即“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 索绪尔把研究对象限制在表音体系，而不包括表意体系，原因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音素是非形象的东西本身，任何可见物都不可能与它相似” ，可是表意文字与被指称的事物之间却有一定的表形关系或相似关系，这就与索绪尔所说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相矛盾，因此，表意文字就被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同时，这也成为由语言学过度到符号学的障碍，显然，图像符号或影像符号并不仅仅像语言符号那样其意义来源于差异关系，反而与已经被语言符号所割断的“事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被德里达认为“如此晦涩” 的《文字表现语言》一章中，索绪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使用口语比表音文字的优越性，以消解“文字的威望”。一是“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很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 ，也就是说，语言的秘密与其说凝固在文字的形式上，不如说更踏印在声音里，或者说随风而逝的音响印象比看似永恒的视觉印象更为可靠；二是“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 ，也就是说，相对于时代的变迁，文字反而没有口语变化的快，或者说文字具有滞后性，并不能反映实际上人们对语言的使用状况，反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三是文字无法真正反映发音，反而“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 ，或者说文字书写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与发音的变化没有关系，如果通过文字的变化来研究发音的变迁，就只能本末倒置，成为“畸形学”的一部分。此外，口语/声音是一条听觉上的时间线，“它的要素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而书写符号从视觉上可以在几个向度上同时并发，是“空间线条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 ，口语的这样一种“线条特征”就保证了符号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实现。
德里达正是从这种对把口语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内部素材而把文字作为语言学的外部因素来批判索绪尔的，认为索绪尔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乃至恢复语言的内部系统在概念上的纯洁性，以防止它受到最严重、最不顾信义、最持久的污染，这种污染不断威胁着语言的内部系统，甚至败坏这一系统” 。进而，他认为索绪尔为了贯彻符号的任意性而把文字或者说非表音文字排斥在外，这种“给整个文字学加上括号，对它们存而不论”的做法，是因为索绪尔没有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系统” 。而实际上“普通文字系统并不外在于普通语言系统，除非我们承认外在与内在的划分转向内在的内在或外在的外在，以致语言的内在性本质上受到了明显外在于系统的各种力量的干扰” ，或者说，言语与文字并非“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所以说，德里达正好把索绪尔的命题颠倒过来，把文字作为内，口语作为外，其符号的意义产生也由差异变成了延异。不过，德里达“并非针对索绪尔的意图或动机，而是针对他所继承的这个非批评的传统”，也就是文字受口语抑制的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
但是，在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著《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 的论文中有一小节专门讨论索绪尔的语言学，他不同意德里达把索绪尔放到整个“西洋形而上学”的语境里被归入“语音中心主义”的解读方法，认为“这样解读会忽略掉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含意” ，因为德里达这种把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的观念追溯到柏拉图主义的寻找起源的方式，实际上是“把较近的起源上发生的颠倒投影到过去”的做法，“会忽略本来可以从本质上看到的较近的过去或者其政治性的颠倒过程” ，进而，柄谷详尽分析了索绪尔排斥书面语而把口语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或者说，“索绪尔坚持把语言学的对象限制在口语范围内，并不是因为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要暴露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之欺骗性” 。
在索绪尔看来，“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言语活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重要。我们不能容忍语言研究还只是几个专家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研究语言” ，他用“每个人”来消解“专家”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索绪尔并非想反对语言学的专门研究或者说语言学的学科化，反而他的工作恰恰是想建立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实际上，他反对的是那些“利用文献的人如历史学、语文学家等”专家以文献/文字来研究语言的人，这在当时，主要指一些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研究。索绪尔是在批评他们的研究“不符合现实中的任何东西，同一切言语活动的真正情况也格格不入” ，或者说他认为在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资料中并不能承载真实的历史状况，反而在口语中蕴涵了更多历史的痕迹，比如他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把使用历史文献来研究语言的起源或进行比较很难说是可靠的。
在《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一章中，索绪尔指出历史比较语言学由于梵语是印欧语的最古文献就“把这文献提升到了原始型的高贵地位” 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判断“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古老”的标准并不是找到一种在时间上更久远的语言就行了，甚至“没有一种语言我们可以指定它的年龄，因为不管哪一种都是人们在它之前所说的语言的延续” ，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追溯起源的方法是错误的，言语活动的“发展的绝对延续性不容许我们把它分成世代” ，再加上，语言始终处在一个“系统”当中，语言学的问题，最先应该追问的是“语言”系统，而不是“言语”的来源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认为“语言起源的问题并不象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也就是说，根本无法把握语言在历史演变中的真正情景，除非“具有那种语言随时摄取的无穷无尽的照片” 。当然，这并非不要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利用文献来重建古老的语言形态还是有意义的，只是重建的意义在于确定“区别的实体”，而不是确定准确的形式，这依然是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是一种差异系统，即弄清差异要比确定某个具体的音位更重要。
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
索绪尔对口语/文字的安排最终还是落实在把口语作为语言的内部因素而把文字作为外部要素上，他认为“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 。这些要被排除的“外部语言学”具体指语言学与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以及地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研究内部语言学则可以不考虑这些外部因素，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也就是说作为“普通语言学”的一般规律是可以把握的，“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 。
这种“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的划分与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划分是一致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如同莫尔斯电码或者交响乐，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与如同具体的电码或乐曲的“言语”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活动则“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 ，因此，“我们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因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 ，并且诸如语音演变等“言语活动”对“语言”的影响不大，尽管“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
在这里，语言/言语、内部/外部、口语/文字可以看成具有同质性的话语结构，或者说，索绪尔把语言、内部、口语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排斥与之对立的言语、外部、文字，这并非忽略了外部、文字的因素，反而索绪尔认为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语言从属于“外在的”东西。在《日内瓦大学就职演说》中索绪尔提到：“语言不会自然死去，也不会寿终正寝。但突然死去却是可能的。其死法之一，是因为完全外在的原因语言被抹杀掉了。例如操此语言的民族突然被根绝。这主要发生在北美印第安特殊的语言中。或者也有强大的民族将自己的特殊语言强加于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治的支配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确立文明的优越地位。而且，文字语言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说必须通过学校、教会、政府即涉及公私两端的生活全体来强行推行其支配。这种事情，在历史上被无数次地反复着” ，这就是语言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既然这些诸如政治、民族、地理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语言，为什么还要把语言学分成内部和外部呢？并且认为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完全可以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索绪尔举国际象棋的例子，“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 ，这并不是说外部因素的改变无法影响到内部因素，无论是“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还是“棋子数目的增减”都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这些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到“棋法”，也可能影响不到“棋法”，但是内部研究只关注于棋法和棋法的变化，而对于为什么会变化，则属于外部研究的范围，或者说，“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 ，也就是说，外部因素并不一定影响到内部研究，而内部研究只对系统有兴趣，即使外部因素影响到内部机构，内部研究也不用管为什么会影响，而只要弄清影响的结果是什么就可以了。对于外部因素来说，索绪尔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偶然的，比如上面提到的语言“突然死去”的事情，所以如果依据外部因素来研究语言的变化或者语言的法则，就会把诸如民族、历史、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偶然结果变成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法则，所以说，索绪尔坚持强调“内部语言学”不是因为他忽视“外部的”东西，而是为了批判那种把“外部的”结果内在化的语言学。这样一种严格划分内/外的做法，反而使“外部”更加突显出来，况且索绪尔也并不认为语言完全是消极的，在符号或内部语言学中依然可以安置历史和外部因素。
当然，索绪尔认为语言也并非没有积极性的因素。由于“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个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 ，所以“不必触动意义或声音，一个要素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而改变” ，这就是索绪尔反复强调的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即“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 ，尽管索绪尔也承认“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另一些符号的“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 ，也就是所谓符号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这种任意性和差别关系也成为对索绪尔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他“用语言学范围内能指者对所指者的二元关系，取代了‘能指者-所指者-事物’的三元关系” ，即取消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但是，这种批评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索绪尔承认在语言中“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即使“说语言中的一切都是消极的，那只有把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才是对的” ，而如果从符号的整体去考虑，就会看到在它的秩序里有某种积极的东西。
这种积极的东西，是指“语言系统是一系列声音差别和一系列观念差别的结合，但是把一定数目的音响符号和同样多的思想片段相配合就会产生一个价值系统，在每个符号里构成声音要素和心理要素间有效联系的正是这个系统。所指和能指分开来考虑虽然都纯粹是表示差别的和消极的，但它们的结合却是积极的事实；这甚至是语言唯一可能有的一类事实，因为语言制度的特性正是要维持这两类差别的平行。” 索绪尔把维持观念差别与声音差别的平衡作为找回现实/历史的途径，正如“差别一经产生，必然会表示意义，尽管不一定成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反之，任何观念上的差别，只要被人们感到，就会找到不同的能指表达出来；如果有两个观念，人们已感到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在一个能指里混同起来” 。这样，两个符号之间就不是差别关系，而是区别关系。
进一步说，研究内部语言学有一个前提，即假定有一个语言系统存在，只有在语言系统内部，符号的差别才有可能是任意性的，所以说，索绪尔搁置外部语言学的做法，是为了找到适用于每一个语言系统的普通规律，而无法处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观念的差别，来自于固定的语言系统，或者说尽管“声音差别”与“观念差别”是一种任意性的关系，但是要追问观念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则就不仅仅是一个内部语言学的问题，而是由文化、民族、地理等外部语言学所决定的，那么如何来确立一种语言系统呢？或者说哪些言语可以被归入同一个语言系统呢？这样，语言研究就要由内部语言学转向外部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
索绪尔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又把语言学的范围分为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强调内部语言学的优越性，而要对内部语言学进行研究，就必须区分为两种形态的语言学，即共时态和历时态，这就是语言学研究的内在二重性。他认为任何学科都要面对连续性/时间和固定状态/空间这样两个二重性，但是在一些比如天文学、地质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里并不太注意这种二重性，但是这种情况却在经济学领域比较明显 。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在同一门科学里构成了两个划分得很清楚的学科；最近出版的有关著作都特别强调这种区分。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常常不很自觉地服从于一种内部的需要。同样的需要迫使我们把语言学也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各有它自己的原则” 。进而，索绪尔指出，语言学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是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 。在这里，索绪尔非常大胆地把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作为对“不同类事物”的一种“再现”，或者说符码化，只不过，政治经济学找到的是商品，而语言学则是符号。这样，商品在“生产-流通-消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流动，而符号则在语言/口语中进行线性流动，商品的交换是等价交换，那么符号也要遵循于“等价”交换的原则。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详尽讨论了商品交换的过程，简单地说，商品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换，首先是因为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所以有交换的必要性，其次是商品的“价值”凝聚了人类的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又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这样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就可以在价值的天平上进行交换了 。在《语言的价值》一章里，索绪尔借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概念，认为符号“只有当它披上自己的价值，并与这价值结为一体，才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要素” 。具体地说，语言的价值如同“货币”的价值一样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1）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2）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 ，前一个保证了历时的句段关系，后一个支持了共时的联想关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根据生产方式的不同，而把历史划分为诸如“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并首先选择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研究，在索绪尔看来，前者是对不同状态的演变进行的历时研究，而后者则对某一状态的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研究，进而普通语言学也应该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所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在方法上相似之处，这与其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启发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不如说索绪尔对语言学的洞察无意中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 。
但是，在谈历时与共时的关系时，索绪尔没有使用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把这种“历史现实性和语言状态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投影学”。“为了表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独立性及其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可以把前者比之于物体在平面上的投影。事实上，任何投影都直接依存于被投影的物体，但是跟它不同，物体是另一回事。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整个的投影学，只考虑物体本身就够了” ，因此，“语言学里，历史现实性和语言状态之间也有同样的关系，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 ，也就是说，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如同投影/被投影的物体，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方式，既不是后者支配前者，也不是矛盾统一的辩证法 ，而是截然对立不能混为一谈的并且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就是没有后者/被投影的物体，肯定就没有前者/投影，但这绝不意味着后者就是前者的来源和基础。
民族统一体与方言
近代以来，语言学的问题总和民族、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联系在起来。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描述过但丁用方言写作的伟大诗篇在与拉丁文的对抗中使得“托斯卡纳方言成为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并且这种方言被“这个国家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地正式采用” 。伴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样一种方言成为民族语言的情形在欧洲各国出现，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把近代欧洲民族意识起源归结为拉丁文的方言化，其方言的选择都是“逐渐的、不自觉的、实用主义的——更不用说是偶然的——发展过程” ，并借重印刷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地传播，“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 ，这就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想象”在这里不是真假的区别，而是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连接的一种运作机制，或者说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想象性关系，而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是指“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则把安德森的命题引向对非西方国家主要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语言变化的讨论中，在其谈论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的论文里反复强调语音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并指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中” ，即通过对古代日语的发掘来驱逐汉字的支配性影响。受到安德森和柄谷行人的影响，中国学者汪晖写作了《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文，认为“中国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因为白话文运动完全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方言运动，作为一种书面语系统，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替代也不能被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在这里，并不存在用一种民族语言去取代另一个帝国语言的问题，如用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取代拉丁语的问题，也不存在用日本方言或韩国方言取代汉语的问题。这里存在的是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的问题。然而，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之所以说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系统，而不是取代“帝国语言”， 是因为中国与近代欧洲由帝国逐渐分裂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很不一样，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由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继承了许多“帝国”的遗产，或者在基本保有原“帝国”的基础上化装成了另一个帝国，所以说中国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像具有独立主权和固定边界等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 。
因此，从这些针对不同地区近代民族与民族国家兴起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围绕着民族语言的形成与转变的问题来展开，只是在不同的区域和历史脉络中，近代民族语言的转化呈现出或利用方言或利用古语来驱逐帝国语言或者由一种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书面语系统等不同的情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语言尤其是“方言”在民族意识的兴起和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充当了特殊而且重要的角色。而“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的批判，明显地有着对其中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 ，因为“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不单产生于民族语言这一思考的兴盛，它还反过来发挥补充强化这一思考的作用”，索绪尔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强调内部语言学的纯粹性，来反衬出外部语言学的政治意义。这样一种对语言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很敏感，被柄谷行人推测为大概是因为“他不是法国国民，而是虽为多民族国家却与奥地利帝国相异的瑞士国民” 的缘故。所以说，索绪尔正是保有对外部语言学充分重视的前提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讨论完“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后又讨论了两编“地理语言学”和“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的阐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幻想” ，也就是说，语言、血统、种族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能拿它们来相互推断，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学的证据和语言的证据是不相符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也不必从中作出选择；它们各有各的价值” 。不过，民族统一体却和语言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民族统一体就是一种以宗教、文化、共同防御等等多种关系为基础的统一体；这些关系甚至在不同种族的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也能建立” ，而民族统一体和语言共同体可以相互解释，并且索绪尔非常清晰地说：“在民族统一体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过问的就是语言。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重要” 。但是，语言“一成不变的特征是没有的；永恒不变只是偶然的后果；在时间的进程中保存下来的特征，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也就是说，在通过语言的痕迹来寻找民族的证据时，对于语言要坚持演化语言学即历时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这体现在索绪尔对方言的研究上。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如果说时间上的分歧往往不是人们所能看到的，空间分歧却可以一目了然” ，因此，“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上的差异；它确定了对语言的科学研究的最初形式” 。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通过对相似语言的比较，确定几种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样的一群语言就称为语系，对这些语系进行比较，又可能找到更古老的血缘关系，但是索绪尔认为“这种比较很快就会碰到一些无可逾越的障碍”，因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普遍的亲属关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索绪尔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方言上，即同一语系中“只在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 。
进而，索绪尔分析了文学语言和方言的关系。这种被索绪尔称为“文学语言”的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也就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这就是“普通的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其形成过程也就是“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感到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歪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用的方言屠杀了众多的其他方言，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而那些“一旦被提升为正式的和共同的语言，那享有特权的方言就很少保持原来的面貌。在它里面会渗透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份，使它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致于完全失去它原来的特性”，而且“文学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普及使用的，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既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土语” 。
索绪尔把方言这种在地理上的空间差异归结为时间因素，因为“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 ，这样一种排斥空间的做法，只能肯定方言在时间中的变化，而又无法找到变化的确切原因，因为这些变化往往由偶然的或不确定的因素造成，这就使方言的传播区域根本无法预见的，可以说“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方言” ，这样一种把方言“去区域化”的做法，使方言暴露了是一种人为安置的特征，其“划出的界限是不符合任何方言实际的” 。当然，如果模仿地图学上的“等温线”也把相同特征的方言划一个“等语线”，这样就有可能确定一个方言的区域，这时才有可能使用社会、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事实来解释这种方言的形成。进而，索绪尔由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推论出语言也没有自然的界限，“语言的分界线，像方言的分界线一样，也在过渡中淹没了。方言只不过是在语言的整个地区上任意做出的小区分，同样，设想中的两种语言的界限，也只能依惯例划定” 。最后，索绪尔把方言的分化比喻为“波浪”，进一步论证了方言的分化与民族的四处分散和地理上相连接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任何把社会、政治、民族等外部因素安置在语言身上的做法都是可疑，或者通过证明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而确定民族、文化身份的做法也是缺乏理由的。
这实际上，索绪尔就消解了语言与民族之间的确切关系，如果说语言学家通过确定一种语言的同一性，进而划定一个边界，就可以确认一种民族身份的做法，显然就忽视了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的事实，任何划定边界的做法都来自于“人为”，也就是说，索绪尔正是意识到这种“人为”的意识形态性，才极力安置和提倡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这恰恰是对语言学的政治性从学术上所做出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的策略却被后来的结构主义所遮蔽，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成为了创建语言等封闭系统研究的始作俑者，而事实上他却是最清楚地意识到“外部语言学”的重要性或者说政治性的学者。
结语
索绪尔在语言/言语、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的二项对立中把前者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把口语作为研究的素材，而不是文字，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是在批判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德里达在这个问题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所做的分析是一种“颠倒” 的解读方式。另外，本文的写作受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1992年）的启发，虽然该论文并非是一篇专门讨论语言学的论文，但却处理的是语言与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把语言学清晰地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本身，就是对语言与民族问题的回应，认为研究内部语言学的问题可以完全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这样一种表面排斥外部语言学的知识安排，恰恰突显了语言学与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并在论述方言与民族统一体的问题时，处理了民族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反思民族语言的形成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其他的思考路径。
尾注
（略）
参考著作
（按出版时间排列）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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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2月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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