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方言的文化透视--------读王群生《湖北荆沙方言》
作者： 孟修祥来源：http://www.wdp.com.cn/images/dzyd/dp49.htm
研究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都离不开对其语言文化的研究，因为“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精神就是它的语言”(海德格尔语)。而语言文化中，方言研究又有着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因为方言不仅是某一民族或地域人们的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承载这些人们思想观念、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符号形式。荆楚大地曾作为南方文化的中心，她孕育并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和现代的荆楚文化。我们在考察其文化历程、评判其文化个性的同时，是不能忽视它的语言现象尤其是方言现象研究的。方言研究向来就是荆楚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王群生同志的新著《湖北荆沙方言》(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正好在这方面填补了空白。作者本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多次深入到荆楚乡村和偏僻山区作实地调查，查阅大量的古代文献、方志，以及许多古代与现代的荆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深化，直至命笔著述，积十余年之艰苦努力终成此著。从荆沙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到荆沙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与分区皆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且透过方言现象，对千百年来生息繁衍在荆楚大地上人们的社会心理、民风习俗、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文化透视。
一、用历史地理分析法，考察荆楚方言的原型与流变
文化语言学中的历史地理分析法认为，方言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上地理文化对方言区域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湖北荆沙方言》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荆楚方言的原型与流变的。
荆州是古九州之一，传为大禹治水时所定，古时往往荆楚联称。《诗·商颂·殷武》就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之说，故楚又是荆的别名。楚国建都江陵纪南城，历四百余年，因此，以江陵为中心的今日之荆沙棗江汉平原一带是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在荆楚文化土壤中，就自然孕育出荆楚方言的最初原型。《吕氏春秋》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来之遇而巡诸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实始作南音。”对这首古歌“候人兮漪”的歌词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仅此一句告诉我们，“南音”与黄河流域的“北音”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它不同于“北音”有较为固定的四言句式，更在于语气的助词“兮”这种典型的南方方言特点。这就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语言的差异，《礼记·王制》所谓“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就是对此而言的。王群生同志从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考察荆沙方言中的许多原型词汇，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如以《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为例，《离骚》中“朝发轫于苍梧兮”的“轫”(阻车之木)，“及年岁之未晏兮”的“晏”(晚)，“沾余襟之浪浪”的“浪浪”(衣不蔽体的样子)；《天问》中“天何所沓”的“沓”(交接)；《九章》中“曰黄昏以为期”的“黄昏”(傍晚、糊涂)，“梗其有理兮”的“梗”(爽猛)，“曾枝剡棘”的 “棘”(刺)；《九章》中“使冻雨兮洒尘”的“冻雨”(暴雨)，“〖FJF〗蕍〖FJJ〗远举兮云中”的“〖FJF〗蕍〖FJJ〗”(疾速行貌)等等，仍然在今天的荆沙方言中使用，而且形、音、义与今之方言无多大差异。是屈原这位伟大诗人汲取当时的民间方言将其升华为诗的语言，抑或是屈原的诗化语言经千百年传诵流变为老百姓的日常用语，这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但无论如何，都说明荆沙方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特定的区域环境的因素。由于语言本身就是构成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人的心理，语言是我们感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形式，人又按照他的语言来接受世界，这就决定了人的思维、情感、意识与无意识的格局。所以，作者说：“早在屈原的时代，其历史文化就曾揭开了灿烂的一页。千百年来，往日的辉煌，必然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
由于荆沙方言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延续发展起来的，其词汇在历史的承传中，又有其自身的系统性。作者在对荆沙方言进行全面考察后肯定地说，几乎所有普通话词汇，都在荆沙方言中有相应的说法(词音、词形不同》，如“天道(天气)，高头(上边)，袱子(手巾)，哪个(谁)，饣〖KG-*2〗央(腻)，讠〖KG-?2〗叉(约、邀请)，黄昏(糊涂)，勤扒苦做(劳作辛苦)，黑汗水流(汗流浃背)，打中柱，惊磉墩(杀鸡惊猴)”等，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百姓的所有生活内容，荆沙方言中都有相应的词语来表达。而且，由于荆沙方言有古楚文化的历史背景，许多事物，普通话还没有相应的词，许多充满丰富内涵的方言语句还无法用现存的语法模式来套用。
应当说，悠久而深厚的荆楚文化使荆沙地区的人们获得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果有谁听到诸如“你未必真的不晓得”、“吃饭莫敲箸”、“果其不然”、“奈他不何”之类百姓常用语时，是大可不必惊讶的，因为这些随口说出的有点文诌诌的词句确实是荆沙地区的方言，但这也正是往日的辉煌在今天的延续与发展。作者引注《楚辞》、扬雄《方言》以及其它文献中的大量方言和活跃在群众口语中的许多古语词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研究荆楚方言与移民的关系
有人说：“在研究文化史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是讨论文化本身的发展，而忽视了创造文化的人、人的迁徙及其文化发展的关系。”(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5页)但是，《湖北荆沙方言》一书始终抓住人的创造主导作用，既注重对荆楚文化本身的文化个性与荆楚语言的稳定性与承传性的研究，同时，也注重考察荆楚文化同其它地域文化的交融与互渗关系。如发生在荆楚大地上许多次移民现象，就是由人口的迁徙所造成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文化和文化的新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语言的变化，荆楚区域内增添的许多新方言就是由人口的迁徙造成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荆州“居三楚要害，为七省通衢”，既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我国南北交通要冲，人口流动性很大，《湖北荆沙方言》就列举了历史上许多次发生在荆楚区域内的移民事例。南北朝时，陕西、安徽流户分别大量进入钟祥、松滋侨立为县；唐代安史之乱，导致荆南人口的上十倍增长；元末明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又有“江西填湖北”的人口大转换；满清时，荆州是清朝统治者除京都之外的第二大军事重镇，仅荆州城内在当时就有多达数万的满蒙旗人；解放后，许多大型农场的相继建立，又使许多外省移民大批涌进。所有这些由政治、军事、社会动荡或变革产生的正常与非正常的移民现象，都会造成荆楚方言与外方言的交流与互渗，使之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远古楚人的方言而呈现出“南北兼容”的多样化的特点。如钟祥大柴湖和天门的蒋湖，从河南来的移民多，当地人一般是中原官话口音，石首的大垸农场，湖南人占了其总数的约三分之二，口音如同湘方言或十分接近湘方言，这显然是由移民带来的新增方言现象。
此外，作者在指出上述现象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背景时，专门以荆州“东边腔”语音的历史演变为例，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
清朝康熙年间，清军(满族旗人)驻防荆州时，于荆州城里筑一道贯通南北的城墙，将荆州城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汉人居西城，满人居东城，这种分城而居，异族又不通婚的方式，造成了语言上的封闭状态，直到民国前，荆州满族人的语言，一直不受干扰地保留下来，在东城形成一个“北京话方言岛”，从而与属西南官话的荆州西城的荆州方言形成鲜明对照。但辛亥革命后，荆州城分城而居的局面被打破，满族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折， “东边腔”不由自主地向荆州方言靠拢，到解放后，“东边腔”已不复存在，现在45岁以下的满族人，讲的已是一口标准的荆州方言了。“东边腔”的历史演变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一种简单的方言同化现象呢?作者并没有作简单化的解释，而是一方面指出其变化的政治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语言文化历史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从这一缩影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某些语言规律，还可以从中探讨某种语言观念以及这种语言观念的制约因素。“东边腔”所体现的满清贵族的语言观念很容易使人想起战国时期孟子与陈相的一次对话。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有一次陈相去见孟子，对许行主张的君主与百姓同劳动的观点夸奖一番之后，孟子听了很不高兴，大骂许行 “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骂楚人是“?舌之人”反映了孟子对南楚方言的鄙视情感。这是孟子以正统中原人自居的语言观念。荆州城“东边腔”的最初形成也源于满清上层人看不起荆楚底层方言所体现的语言的优越意识。然而，“东边腔”毕竟抵挡不住荆楚方言的包围与进攻，一旦政治、经济上的支撑点失去，它也就自然随之消失。这一事例再次说明，语言现象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包涵了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多种因素的文化镜象。
三、透过语言的生成现象，审视荆楚方言与民间文化的关系
语言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的现象，而方言与民间文化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紧密联系，它生成于民间，变化发展于民间。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民俗礼仪、民间文艺等，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富有表现力的方言俗语，它不仅具有历史的承传性，更具有现实的变异性和地域的独特性。王群生同志搜集到荆州及沙市的近千个常用方言词汇和几百个惯用语、短语，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如果从作者将这些字、词一一对照普通话作标准注音、释义、溯源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湖北荆沙方言》视为一部体现了荆楚文化特色的方言小型词典。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把这些积淀着深厚文化心理的方言与民众生活中的人生礼俗、生产生活习俗、社会风俗等现象联系起来，作文化透视。他列举的荆楚区域内大量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中的方言，就如一面镜子，反映出真实而生动的文化镜象。仅以著作中“ ‘爹’类女性称谓词”为例，作者指出了方言中，“爹、爷、伯”不仅用于称呼男性，而且用来称呼女性，如天门、仙桃、洪湖等地把父亲的兄弟姊妹分别称呼“大爷、二爷、么爷”，在沙市与荆州城区，孩子们把自己父母同辈、年龄略大的夫妇，添上姓，分别称作“王伯伯、李伯伯”，把自己母亲的未婚表姐、表弟、表妹，不分男女，一概称作“大爹、二爹、三爹、么爹”等，这类叫法，至今依然。乍看来是一个亲属关系中的称谓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满清政府统治二百年造成的称谓差异，因为慈禧太后就被称为 “老佛爷”。也有人认为，用男性称谓称呼女性，表明荆楚区域内的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因为这一地区的女子劳作，较北方女子辛苦得多。对这两种看法，作者没有简单地表示赞同或否定，而是从民俗文化所体现的社会心理来认识这种“女性称谓男性化”的现象，而认为是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子的事实在语言中的反映，一些家庭或邻里用男性称谓称呼自家女性或别家女性，透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几代单传，男丁不旺的家中，人们渴望有“更多的男性”，即便在称谓上“男性”多一些，也可以自壮家庭声威。而女性乐于被称为“爷、爹”，也反映了女子渴望地位平等的心理。我们认为这种社会心理分析才真正揭示了“女性称谓男性化”的本质。
作者列出的荆楚区域内的几百个方言短语、习惯用语，也广泛流行于民间文化之中，并充分体现出民间语言的凝练、生动，富有表现力。如其中对人的描绘，指人不精明为“不清白”、“不清汤”，指人作风、品质不好为“打皮绊”、“搬阴砖”，说人不务正业是“流打鬼”、“鬼打架”，说人说话办事没分寸是“不照把”，出洋相为“掉底子”，犯错误为“?跤子”，谈条件为“讲盘子”，玩味是“润泡子”，说话办事糊涂的人被称为“二黄八调”，说话不照理的叫“无章打野”，纠缠不清叫“扯皮拉筋”，行为出格叫“侧头侧脑”，可怜样子是“造孽巴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语言成品大多借助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形象，指人指事入木三分，不仅维妙维肖，而且生动诙谐。可以说，荆楚区域内的方言惯用语、短语，就其结构、表现手法、表现力度来看，充分展示了荆沙人民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精神，也充分展示了荆楚民众语言的文化魅力。
王群生同志对荆楚方言所作的文化透视是比较全面的，从荆楚方言的事实揭示其文化内涵，扩大了荆楚文化研究的视野与层次。由于作者避免了某些非语言研究专业工作者将语言事实与文化事实作排比对应的机械性研究，而是深入到语言与文化的共生结构中，将二者内在地联系起来，自出新意，因此，显示了方言研究的深刻性。然而，上述三个方面只不过是就作者对荆楚方言所作的文化研究的大要而论，这种粗线条似的读后感也只是谈了全著的一方面。事实上，《湖北荆沙方言》对荆楚大地上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生成的民众语言现象所作的贴近语感内容，不为某种形式化的技术而割裂或肢解语言事实，追求不背离语言的整体精神，从语言内容高度肯定的形式理解更值得人称道。如作者对荆楚方言中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比较研究，荆州地区与沙市市方言的区、片分划研究，特别是有关颤音、荆州城东边腔、“不过”补语句，以及书中描述的30多种典型的方言语法现象，都是富有创见性的精彩之论，它所体现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显而易见。
(原载《荆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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