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封建——论《白鹿原》的性描写

霜叶红

来源：http://www.chetianqing.net/yong/readnews.asp?newsid=267

       性欲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强烈欲望，没有人可以将性欲驱出自己的国度，也没有人可以彻底的摆脱性的束缚。人是动物，有动物的天性，也有人的灵性。通过认识这两种性在一个人中所占的比率的大小，便可粗略的认知其人的本性，便可以将这个人归在某一类上。

      《白鹿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写性，性成为这篇小说的主题之一。这里有性发泄，也有性压抑的描写，陈总实在这方面的描写是相当突出的，他在这方面运用了强劲的深入描写，使得这些性描写具有了相当分量的内涵，比一般的艳情小说实在是胜出了十万八千里。

      田小娥是性描写的中心人物。这个外貌动人，身段婀娜多姿的姑娘曾经和小说中的多个主要人物发生过性关系。田小娥的身世是可怜到值得读者同情，值得读者为其低声哭泣的。她出生于普通读书人的家庭却做了一个年过七十的郭举人的小妾，成为了郭举人的性虐待工具。“小妾”让现代人想想已足以吐出白沫了，况且她还是年过七十的一个糟老头的性虐待工具，这已能充分的使人吐血身亡。女人在封建社会里的地位是低贱的，她们的“身价”是便宜的。这些和男人的霸性有莫大的关系。男人喜欢占有，在强烈性欲的压逼下极有可能做出变态的事来。女子是封建社会莫大的受害者，裹脚便是理由，如果让封建男人都试一下的话，可能历史就要改写了。

      小娥是个叛逆的女子，在这种性剥夺下，她进行了反剥夺。她利用她的美色挑逗无知的黑娃，黑娃因压制不住欲望而顺服。他们间真心的爱建立于性交之上。这些是小娥苦难人生的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满足自己欲望的解脱，这种出轨的行为和传统观念完全相悖。两人坚贞的厮守在一块贫困的绿洲之上，蛰居于一个破窑洞里。不幸的是，后来小娥又成为他人获得发泄的性对象。小娥根据自己狭隘的思维方式想为黑娃寻得活路，也为自己寻得解脱（破窑洞远离人家，难免会在夜深时害怕寂寞和荒凉）。她被鹿子霖诱骗而甘心成为他性发泄的对象。从这些性描写中不难看出小娥是一个淫荡狭隘的女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真的是有点“贱”。一个男人怎么能忍受自己的爱人和臭男人上床，给自己戴绿帽，那倒不如死了干净，一了百了，省得活的没有尊严。小娥应该是没有意料到这点，若想到了，她可能会用自己的灵性战胜兽性。

      鹿子霖是个卑鄙无耻，下流贱格之辈，他放纵自己的性欲以至使自己有了相当多的“干儿子”，村内有点姿色的女子都和他发生过性关系。他为了打击自己的死对头白嘉轩而不择手段，利用卑劣的途径来折磨对方。他诱使小娥去勾引白孝文，为的只是达到在白嘉轩头上撒尿的目的。小娥又一次成为了性工具。小娥利用自己袅娜的风姿诱引白孝文，使他一步步走上堕落的深渊。白孝文原本是个遵守家规具有相当威信的族长继承人。虽然他那无知觉得肉体被小娥拖着走，但是他始终没能在心灵上说服自己去和小娥性交，他深受封建思想的浸透，这些无形的家规族规迫使着他没能放纵性欲。不过，鹿子霖还是达到自己的目的，白孝文因此事走上了绝路，变成了人人唾弃的人下人，走上了堕落之途，其父白嘉轩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白孝文和小娥两人间也有着难以言述的爱情，不过这种爱情是非常低级，这是一种建立在性交上的爱情，也或者只是一种小娥对受害后的白孝文的同情。

      小娥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子，在她意识到鹿子霖的阴谋以及其毒辣的内心后愤然的在他头上撒尿，实在令人大块人心。小娥的感性始终是大于灵性的，她诱使白孝文吸“一吸就上瘾，上瘾就难戒”的鸦片。这个举动使得的她原本的形象大打折扣。小娥最后是被鹿三用传家宝杀死的。她的死是个莫大的冤，是封建礼教给人带来的悲剧，也是包办婚姻给人带来的残害。不是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她不可能做行将就木的老头的小妾，也不会一直被人利用，一直被人当作贱妇，一直当作性发泄的工具，也绝不会冤死。封建社会里的性和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产品”有莫大的关系，前者总会或多或少的受后者的影响。

      狗蛋时常学狼吼狐子叫以便达到和小娥共同进入飘飘如仙的境界。他三十岁了仍然是个穷光棍，这个人一辈子没试过那回事，心里对这种事的向往是饥渴难耐的，他“熬得有点淫疯式子”。因受性压抑过久而变得有点疯。但是他在临死前也没能如愿以偿，没能实现自己一直向往的夙愿。他的亡的悲剧是鹿子霖间接，自己直接给的。他在死前仍狂呼乱叫：“冤枉啊冤枉！狗蛋冤枉……我连个锅底也没刮成就……挨了黑挫……”他的死一点也影响不了村里人，反而使村子更家安静，更加有乡村气息。旧社会里的穷人的命就是不名一钱，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狗蛋的死确实挺冤的。

      如果说狗蛋是有点性变态，那么鹿家祖先鹿马勺所遇见的炉头便是个超级性变态狂。他欺辱马勺，用淫贱的话语骂他，用歹毒的双手打他，还要“走人家后门”，而且还振振有词的说出令人作呕的理由（这里就不作引用了，因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省去了这些内容）。炉头是此书中最变态的人，他完全不顾伦理，不顾道德的。他是野兽级的人，能使他得到满足的只能是野兽型的行为，而不是具有灵性的人的行为。如今的社会也不乏这种人，这些人应该放到动物园去和动物一起过日子，这样才适合。

      白灵和鹿兆鹏间的爱情是纯朴圣洁的。鹿兆鹏被父亲硬逼着结婚，是在父亲的巴掌下拜堂的，而后又愤然离家，不和“妻子”洞房，两人成了有名无实的夫妻。鹿兆鹏只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这是现代的纯洁爱情。鹿兆鹏的妻子是性牺牲品，他因性压抑而变得疯颠颠，直到最后惨死在不能给她温馨的鹿家。她对性的渴求是饥渴的，时常会产生幻想，她也是因为无法抵制这种强烈的幻想而疯的。疯的导火线是鹿子霖的那一次野蛮的抚摸。这给他带来了许多无法遏制的幻想。后来渐渐想得到安慰，然而却遭到侮辱人性的拒绝，这些给她的心灵带来的无法估量的伤害，也是促使她疯颠的直接原因。她的悲剧的产生也是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带来的残酷结局。休书对古人来说是婚姻的休止符，是幸福的休止符。所有的这一切是导致她惨死的悲剧，实在令人痛心，沉思。

     《白鹿原》的性描写给人发掘了思索的源泉，令人沉思过去、现在和未来，令人反省，令人顿悟。读者可以通过这条渠道去思索自己需要思索的东西。

霜叶红

来源： http://cul.sina.com.cn 周末报
2005/04/14 11:00  

    《白鹿原》最近似乎总在“生事”。从话剧到电影，还有电视，各路人马都在积极地把这部90年代初畅销的小说转变成新的艺术形式，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一时间沸沸扬扬。话剧版的濮存昕，电影版的姜文、葛优之争，实力派的男演员准备使出浑身解数打造出各自心目中的“白嘉轩”；而女演员们也都希望能出演其中的角色。

     面对《白鹿原》这样一部作品，曾经有人这样评论：性欲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强烈欲望，没有人可以将性欲驱出自己的国度，也没有人可以彻底地摆脱性的束缚。虽然这种说法颇为偏激，但《 白鹿原》确实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描写性，性成为这篇小说的主题之一。这里有性发泄，也有性压抑的描写，陈忠实在这方面的描写是相当突出的，他在这方面运用了强劲的深入描写，使得这些性描写具有了相当分量的内涵，比一般的艳情小说实在是胜出了十万八千里。

     同样，因为性的大量描写，使得《白鹿原》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一片争议，虽然小说凭借其厚重的思想内容，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对中国农村史诗般的描写，成就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即便有大量的性描写也是一种真实的描写，丝毫无损于小说的艺术特色。但是，反对方的观点一样鲜明有力：大量赤裸裸的近乎下流的性描写会造成一种误读！

     把这样一部夹杂着大量性描写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让它生动起来，无疑，最大的被关注热点并不是究竟谁来演，而是怎么处理原著中性的描写？而各种版本中，最受争议的是电影版《白鹿原》如何来表现原著，周末报记者为此独家采访了原作者陈忠实、电影版导演王全安和既定电影版女主角余男。

“性描写，该有的地方就会有”
-------本报独家专访电影版《白鹿原》导演王全安

     自《白鹿原》问世的那一天起，15年来，无数电影人梦想将之改拍成电影，包括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如今，这个埋藏了15年的梦终于等到了成为现实的一刻，而执导过《月蚀》、《惊蛰》的年轻导演王全安则成了圆梦的幸运儿。

     记者采访王全安的时候，他正在陕西为《白鹿原》选景。4月10日下午，王安全主动打电话到本报，表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王全安坦言，《白鹿原》将是一部文艺大片，影片会出现大量场景的性，但性不是影片的卖点，那只是人的本性的表达而已，而自己是不是幸运儿还是未知数，因为将这样一部小说拍成电影，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全国声讨的对象。

《周末》：你怎么在电影中处理原著大量的性描写？

王全安：其实小说中的性场面，更多的是展现陕西人的个性：火辣、生猛、硬朗、倔强，所以性的场面绝对不是障碍，而且性在片子中看上去要绝对自然，其实性也是生命中的自然现象。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尽管整部影片看上去是部暴力片，但是在面对杀死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导演还是不允许把小孩扔下窗户。《白鹿原》肯定也会采用这个精髓，性只是一个艺术效应，是氛围的意境，不是直观的刺激，我有把握将这个问题表达好。

《周末》：那这样的性描写在整个片子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呢？

王全安：该有的地方就会有。

《周末》：你觉得最大的难度会在哪里？

王全安：原著小说无论从体裁、容量、跨度和人物，都需要认真改编；它毕竟是“经典名著”，还有一些很微妙和敏感的东西，但同时这也是它对我有吸引力的地方，我愿意尝试一下。

《周末》：你参与编剧了吗？

王全按：这是当然的，因为这个本子要我能认同才行。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时候是在片场，我会临场即兴地验证和矫正一些误差，好的电影应该是这样的。拍到完，改到完。

《周末》：具体打算怎么去改？

王全安：改得更适合电影表达。举个例子，“民以食为天”，农民跟粮食的关系，这是根本的，不会变的。这一点肯定是要强调的。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次次被伤害，一次次被外界冲击，最后是一种茫然的心境，这是大背景。还有就是感情线，也折射和透露人在新的价值取向中的状态，风格上是强而有力的。

《周末》：听说你找到的外景地就是白鹿原？

王全安：对，这是巧合，也是必然，我现在正在这里选景。当时我们就到那个地方走了一圈儿，看了看那儿的人，感觉不错。电线杆很少，像那么回事。我问一个老汉，他说此地就叫白鹿原。导演拍电影，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是找第一手的材料，即使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有感情在里边。生拿来一个东西让拍，拍不了。我接下这片子那会儿就想，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了？结果过去一看，哦，都还在，还那样。心里一下就感觉踏实了，觉得找到了座标。

电影版《白鹿原》女主角“田小娥”的扮演者余男：“为了《白鹿原》，要我脱就脱”

余男，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99届毕业生。虽然她毕业后六年时间里只接拍了三部电影，在大多数中国观众面前还没混个“脸熟”，但是，这三部电影却都给她带来了足以炫耀很久的荣誉。第一部《月蚀》在2002年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上让她折桂，并捧得法国杜威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二部《狂怒》在2003年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发行奖，让她跨越国界首次在埃菲尔铁塔的故乡担纲女主角；第三部《惊蛰》又让她斩获第23届中国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三部电影部部获奖，并为她夺得了三个影后称号，她也因此被法国媒体赞誉为“中国新一代演员的代表”。

直到近期余男成为了《白鹿原》的女主角，低调的她才渐渐走入了我们的视线。《白鹿原》刚面市的时候，就因为书中大量露骨的性场面，颇受争议。而出演所谓“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最淫荡的一个女人”——田小娥，余男到底做了怎样的准备呢？

余男的英语非常流利，刚开始，她就用一声轻快的“HELLO”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我对尺度没有意见

《周末》：你本人怎样评价小说《白鹿原》？

余男：《白鹿原》我中学的时候就看过，然后现在为了拍这个电影，我又看了三四遍，我觉得它很成功地展现了与我们不同时空的一群人的生活状态，说的是关中人的一段历史，虽然还夹杂着几段感情在里面，但是我们更应该从人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毫无疑问它是本非常好的书。我们这次拍这个本子，不管是导演还是投资方，都想尽量将这个史诗片拍好，尽量将小说还原给大家。全国观众对它的期待也比较高，所以这次投资了3000万，也是大手笔了。

《周末》：你怎么理解田小娥这个角色？

余男：我有一个和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觉得田小娥从女人的意义上来说，她是单纯的；但由于她所处的环境比较复杂，她无力反抗而要去努力应对，所以她是个容易屈从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的女人。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学生时期班上很多女生都喜欢一个男孩子，向往跟他交往。（笑起来）我可能说得比较玄乎，但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和我本人的性格相差比较大，但是我非常开心接到这个角色，她会让我狠过戏瘾。

《周末》：大家都知道对于田小娥这个角色，性是不可避免的，你作为扮演者准备怎样处理呢？

余男：电影的呈现方式与我们平时说一件事儿不一样，与我们写一个东西也不一样，比如描写农户的场景，肯定不是你冲进一个农户看见的那样。电影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是要求美感的，并不是书里写脱衣服就一定要脱衣服、书里写怎么样就一定要怎么样，很多描写都是可以避免直露表现的。芦苇老师编好的剧本是通过国家电影发行局审查的，肯定没有问题，那些场面我也相信王导能够职业地处理得很好。电影关键是给观众呈现了什么，而不是演员如何做的问题，况且这部片子重在历史，是部男人戏，田小娥是惟一的女人，又很早就死掉了，感情戏不多。

只要导演能够拍好，观众能够接受，我对尺度是没有意见的。作为一个专业演员，不应该在这个方面扭捏。为了演好这部作品，按照导演和剧情需要，需要我脱就脱啊。

就要去陕西农村体验生活了

《周末》：《白鹿原》一部34章的长篇小说，被改成两到三个小时的电影，这个出入很大，你能给我们透露点剧情么？

余男：我手里只有第一部分的剧本，虽然“厚度”上薄了很多，但是原著的精髓基本都在。原著有很多场景描写、景物描写、心理描写，这些在电影中的表现方式不同，而且电影重在讲述人的生活、人的精神，是从人的角度来表达历史的，并不注重铺陈历史场面，所以虽然只有两到三个小时但涵盖了整本书的精髓。至于剧情大家还是等待电影上映自己看吧。

《周末》：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外面有说男主角是姜文，也有说是葛优，到底男主角确定了没有？

余男：（又笑起来）这个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除了我自己是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别的都还没有最后拍板，导演他们定了几个方案吧，到底选哪个我也不知道，不过大家放心，肯定都是非常好的演员。

《周末》：《白鹿原》要拍成电影的消息，从最初的传出到现在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不会再出现意外了吧？

余男：（爽朗地笑起来），我们现在定为5月20日正式开机拍摄，到底还会不会再出现问题，没有开机什么都很难说，我们都希望能顺利进行吧。

《周末》：最近是在为《白鹿原》做准备吗？

余男：本来，按计划应该为拍《白鹿原》做准备，因为它在5月要开拍，导演是安排我去陕西农村体验生活，但因为要给法国电影展做代言，那事儿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周末》：如果有导演邀请你出演《白鹿原》的话剧或者电视剧，你会答应吗？

余男：（开心地笑起来）应该不会吧！我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都投注到电影中去了，已经没劲儿再去演电视剧了。

整个采访过程因为余男爽朗的笑声而显得很轻松，她用略带磁性的声音认真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当记者在最后问她，为什么会成为王全安的“御用演员”时，她认真地回答说：“我们从一开始合作，就彼此比较信任。我非常喜欢他对电影的处理方法，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你也看到我们电影的成果了，得了不少奖，所以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影视作品不能卖弄性描写

    4月10日第一次打电话给陈忠实：“现在方便接受采访吗？”只是这么一问，他在那头用夹着浓郁陕西味的普通话硬生生地回答：“不方便，非常不方便。”抽了一大口烟，沉默了半分钟之后，他的口气突然间变软了：“过一个小时，你打来吧！”记者如约拨通了电话，谁知道他又变卦了：“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我正忙着呢！”经过了3个小时的拉锯战后，陈忠实终于在深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有着低沉又浑厚嗓音的他很直接地开始了和记者之间的对话。“我不太愿意再谈《白鹿原》了，而且人们也不该只关心其中的性描写。”对这部让他一举成名的小说，他如是说。他甚至不愿意回忆当年就连最边远的农村小镇都能买到各种版本的《白鹿原》的盛况，这个作品在当时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发行量超过了一百万册。

“性描写不应该成为重点”

《周末》：你对目前电影版芦苇、王全安和余男这样的组合来演绎你的作品是否满意？

陈忠实：（有点不耐烦）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电影的剧本。而对于这么一个组合，我只是提供了一点参考意见。但阵容不是我所能决定的，那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事情。

编剧芦苇是我推荐的，而据我所知，现在的导演王全安又是芦苇推荐的。他看过这个年轻导演的电影《月蚀》，他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城市电影，他觉得这个导演很有潜力，芦苇认为他对农民的关怀是真诚的，是人的关怀，不是伪善的关怀。既然王全安这么受芦苇的重视，那他选出来的演员，我相信还是不错的。

《周末》：你认为电影应该如何处理你小说中的性描写？

陈忠实：这个应该是根据电影的需要吧，具体怎么处理应该听导演的，但我认为不能卖弄，否则就会喧宾夺主了。

《周末》：能不能具体谈谈“不能卖弄”的含义？

陈忠实：本来，电影改编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小说是我写的，我自己是太清楚了，它时间跨度长、人物和情节众多，舍弃哪一部分都会造成不完整性。电影是很多人喜闻乐见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具有相当的受众群。我曾看过张艺谋的《红高粱》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感觉相当好。它们主题突出，人物个性非常之鲜明。

虽然这样，但《白鹿原》是重大历史性事件在白鹿原上的反映，不太好用电影来表现。因为电影本身是一个相对时间短的艺术表达方式，我曾经说过，用电视剧来表现比电影效果要好，所以我本人对这个电影也非常地关注，我很希望看到最后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出来，而不是花了很多笔墨在性场面的拍摄上，这样给人的感觉就脱离了主题。这就是我说的不可以卖弄小说中的性描写，应该多在人物的刻画上下功夫。

“我不会自己伸手要钱”

《周末》：那你有没有向芦苇提出这样的要求？

陈忠实：（笑了起来）总体而论，《白鹿原》搬上银幕，我的要求就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一定要有新的突破，一定要让观众喜欢看。电影创作与小说创作是两码事，小说一笔带过的，电影中可能充分展现，小说中浓墨重彩的，电影可能就是一笔带过。芦苇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他能够将这个小说改编得很圆满。

《周末》：看来，你对电影的改编非常宽容？

陈忠实：只能如此。我也听说过一些小说的作者和导演编剧之间关于作品的争执。一旦争起这个来，结果都是很不愉快的，而且作家还很难改变编剧和导演的意见，那我也就顺其自然了。第二，主要是我这个小说改编成电影的难度比较大。有些小说人物和故事集中，改编成电影好弄。这个小说我自己知道，时间跨度长、人物多、情节比较复杂，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就我一般的印象，电影都应该有一个中心事件，一个线索，一个发展的过程，曲折、迂回，还要有悬念。而我这个小说没有统一的故事和统一的时间，从小说写作上来说，是以人物为结构的，这样电影改编起来就有很大难度。而且电影用不了小说的全部，在取舍问题上，包括我自己都不好把握。

《周末》：曾有报道说，话剧版《白鹿原》今年7月就能在舞台上公演，你和人艺合作是采用“票房分红”的方式。那电影的合作是不是也采用这样的方式？

陈忠实：“票房分红”是人艺提出的，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合作方式，也没提出过要给我多少钱。之前陕西改编秦腔《白鹿原》的时候，我认为舞台表演时间本来就短，秦腔又那么能拖长腔，更不好弄，干脆就不要报酬了。最后他们一定要给，收了几千块钱吧。这种分红方式也好，赚了呢大家都高兴，一旦赔了的话，我自己再要人家多少钱也不合适。

电影因为还没有开拍，所以具体是什么合作方式，目前还不知道，反正我不会自己伸手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