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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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听到的介绍，《读书》属于发行量相当不错的杂志，而且读者群和作者群都很广泛，在社会上是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份在当今中国资本化、娱乐化充斥的氛围中能够严肃认真地思考和批判现实的杂志，为愿意关心国家民族天下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这样的一份杂志，突然遭遇换帅风波，让关心它的人们格外担心它的前途。

　　有人说这次事件背后是某些自由派“改革精英”在捣鬼，说明他们眼里容不下不同声音；有人说这只不过是三联书店正常的人事变动，不值得大惊小怪；还有人说这是公共舆论的体制化、官僚化，表明权力的专制，扼杀言论自由，所以无论左右派平时观点如何不同，在这个事件中都应该携起手来表示强烈反对，这样才能在官方之外保持一些公共舆论平台。

　　我对《读书》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说到当今要保持人民群众的批评权，要容许人民群众发出不同声音，那我是举双手大力赞成的。只不过，对左右两派团结起来共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吁，我认为是天真的想法。因为现时中国的左右两种势力，对中国前途的立场和看法完全不同，双方斗争激烈，中间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就好比当年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是两个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双方只能靠枪杆子说话。这时候的第三方势力要么倒向国民党、要么倒向共产党；如果坚持第三方独立立场就只能在一边当看客，等待尘埃落定，而不可能从中调和。今天的情况和过去的不同在于，官方是做为‘第三种’势力，而这个势力是最强大的，它既可以提携右边，也可以提携左边；既可以压制右边，也可以压制左边。但左右双方都是各争各的，自己争来的绝不肯让一份给对方，而对对方的打击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所以团结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特别是对于右翼自由精英来说，手里掌握着主流媒体，有广阔的周旋余地，一时的打击伤不了筋骨。但对左派而言就不同了，除了互联网（网络本身也是受管制的，只是自由度稍大一点而已），能掌握的传统媒体极其有限，能够有《读书》这样有影响力的阵地，弥足珍贵，如今面临失守的危险，当然要有所表达。这里面，右派恰恰是积极参与对左派话语权围剿的，此次《读书》换帅中就算和右翼自由精英没什么关系，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足以激起左翼力量的强烈愤慨。因此在双方话语权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要求左派为右翼的话语权而斗争，无异于天方夜谭。

　　钱理群老师说，从去年的《冰点》到今年的《读书》，说明如果知识分子不团结起来，那么他们的言论自由空间会逐渐被压缩，我们的社会将变得越来越专制。

　　关于团结的问题，上面已经讲了，但有人就会提出，如此则专制将压倒自由，权力将支配一切，岂不是很可怕么？这就涉及了对自由、专制、限制权力等概念的评价了。

　　坐在书斋里的文人知识分子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从概念出发，而且对概念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偏好，就是定义一个概念时先验地就规定了它的好坏优劣，然后按这样的定义进行道德批判，于是无往而不胜。但这样就没有科学的位置，因为谁不愿意追求美好的事物呢，你不追求好的偏要追求坏的事务，你有病啊，当然该受到批判。因此强国论坛的数学网友就发明了‘理工科思维’这一术语，希望对概念的定义尽量是中性的，是不包含道德批判的；由此，根据实际情况展开科学分析，得出恰当的结论。各方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平等讨论和批评，从而避免一方占据道德优势，另一方处于受道德批判的不对等地位的讨论。

　　那么，按照理工科思维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给民主、自由、独裁、平等下一个中性的定义（具体的定义不在这里讨论），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民主、自由就只是个普通的概念，谈不上是什么好概念，同样，独裁、专制也谈不上是什么坏的概念。这样我们就有了另外的视角，不是从某件事情是不是民主自由或独裁专制来评论，而是从实际出发，看看某件事情究竟代表了什么样的利益，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就算是专制独裁我们也应该赞扬，而如果代表资本家、精英利益，反人民利益，则不论多么民主自由也必须批判。

　　当然，有人习惯了从道德、概念出发，会转不过这个弯儿来，总是要争辩，如果是专制独裁做了好事而我们不反对，你不去限制权力，那它下次就会害人。问题在于权力是不是为人民服务，不在于是采取了专制独裁的方式还是民主自由的方式（当然，在权力构成上我们主张更多的民主自由），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候可能权力需要扩大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有时候就需要对权力进行更多限制，这里不存在先验的主张。我们明明知道民主自由有可能危害人民利益，那么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难道我们就因为民主自由是‘好概念’就不去反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文人知识分子和理工科思维之间的明显差别。

　　对如何让权力来为人民服务来说，认为存在一种机制，只要找到这种制度就能够让权力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空想，是不切实际的。让权力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实践过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限制权力这样的概念是不恰当的，准确的概念应该是监督和批评，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有权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对各种做法提出批评提出反对意见，而党领导的政府有义务到人民群众中间接受这样的批评意见和进行自我批评或自我辩护，通过这种互动的实践，党和政府可以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减少错误；而人民群众则可以不断提高监督和批评的水平。两方面的努力，就可以不断改进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就能够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