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知名作家柏杨病逝

梦的轻波

台湾知名作家柏杨29日凌晨病逝 享寿八十九岁
来源： 中国新闻网 (08/04/29 15:26)


图为柏杨和他的漫画形象。中新社发陈国华 摄

　　中新网4月29日电 知名作家柏杨今天(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八十九岁。  >>>悼念

　　据“中央社”报道，柏杨二月二十四日因肺炎并呼吸衰竭住进加护病房，三月十九日转入普通病房，后来又因胃部问题进行“胃造廔”手术，再次住进加护病房，四月十二日才转普通病房，以氧气及呼吸辅助器治疗。


　　柏杨，1920年出生于河南，毕业于东北大学，曾任自立晚报副总编辑及公立艺专教授。柏杨著作等身，知名作品包括《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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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轻波

作者：王明明 （时代信报记者）  来源：大道网
  
  　香港作家倪匡：他是一代文人的良心

　　昨日，记者联系上香港作家倪匡。

　　惊闻柏杨先生去世，倪匡感到震惊和遗憾。虽然他俩已经近20年没有见面，但是倪匡表示，自己最喜欢读的就是柏杨的文章，“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一代中华文人的良心”。

　　“他敢讲真话，很有做人的良心，是一个自由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良心。现在能做到这个的实在不多。他的作品忠于自己的良心，把国民的劣根性看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一个‘酱缸文化’的比喻，简直太形象和生动了，非常有洞察力。所有人一想到酱缸，就知道柏杨先生指的是什么，揭露的是什么，愤怒和呐喊的是什么。”

　　倪匡先生表示，要纪念柏杨，就是看他的作品，真正理解他的内心，学习他的风骨和精神。

　　台湾学者、出版人：他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

　　昨日，台湾出版人黄朝启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看到《丑陋的中国人》时，他刚刚上高中，“对我们年轻人的冲击是蛮大的，当时热血沸腾，觉得一下子说中了要害，完全以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把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批评得透透彻彻，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买来看，一时洛阳纸贵。”

　　他说，当时这就像一针清醒剂，引导全岛人去反思“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同时去争取改变现实，“这同时也和台湾当时的历史进程有很大关系”。

　　从事版权合作的台湾大苹果公司负责人叶莉莉（化名）通过电话说，柏杨在当时的热情和执著影响了台湾整整一代年轻人，成为他们思想意义上的导师，让不少年轻人懂得重新审视自己以及文化的本质。

　　王禄旺是台湾世新大学图文传播系教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昨日，他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表示，柏杨在台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1980年代，他反对蒋氏专制，提倡文化反思，特别是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检讨，可以说是引领一个时期的文化话语。现在，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深刻意义上的改变。如今看柏杨，他已属于那个时代。在我眼中，他是永远伟大的，值得尊敬的。”

　　内地学者：一个标本，一个标杆

　　《丑陋的中国人》几乎就是柏杨的代名词。该文原本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讲辞，一经发表当即在华人世界中广泛流传。骂者有之，赞者有之，恨者也有之；看出幽默者有之，看得汗出如浆者有之，看出血泪者亦有之。1980年代中期，《丑陋的中国人》通过地下途径进入中国内地，旋即引发一场长达十年的争论。直到1988年，湖南出版社才正式引进该书。

　　此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极深的关系。

　　当时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国内的反思热潮正盛，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正是及时雨，几乎警醒了整个国人的灵魂，“柏杨发出了一个正直文人的真声音，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使命和责任。他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神经麻痹了这么久？为什么我们的奴性这么深？为什么我们老是喜欢做顺民，把自己的思想交给别人，失去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一样的清醒和透彻”。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傅光明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他是凭别人的工作证在内部书店买到了《丑陋的中国人》，“很薄，封面不好看，纸张也很糙”，回去一看，大受冲击，“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有震撼力的文章，中国人生活在丑陋之中竟然忘掉了自己丑陋的言行”。

　　柏杨之前，鲁迅曾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批判，但是，“柏杨的文字比鲁迅来得更加直接，更加粗白，打在身上也就更加的吃痛，因为他的文字不是写给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读懂的文章，一种来源于民间的，批判丑陋社会现象的文学，是写到痛快处恣意汪洋高声骂娘的世俗文学。它让你不舒服，让你没面子，又让你大声叫好，击节称快。”傅光明非常赞同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不过，正是由于柏杨对中国人观察之深刻，让一些人都觉得恼怒，甚至感觉到了莫大的冒犯。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告诉本报记者，当时有人认为柏杨简直侮辱了中国人，曾经“糊里糊涂地”禁掉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柏杨不过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人身上的沉疴。他思想之敏锐、意志之坚定、态度之鲜明，希望中国人自立自强、挺起脊梁做人，始终是一个保持着清醒的批判者。而这，几乎是继承了五四的遗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人的榜样”。

　　舒乙对柏杨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要纪念他，他是一个标本，也是一个标杆！”


　　柏杨走了，“酱缸”还在

　　重庆作家张者称他的去世是中国的损失。

　　柏杨曾这样说：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现在，柏杨走了，留下一连串的疑问。譬如，他一生痛恨并大力鞭笞的“酱缸文化”还不在？中国人的“脏、乱、吵”的毛病改了吗？“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痼疾痊愈否？中国传统文化的“滤过性疾病”是否至今仍在“感染”着我们的下一代……

　　昨日，重庆作家张者对记者说，20多年过去了，酱缸仍然还是那个酱缸，中国人未必见得美丽了多少，“柏杨鞭辟入里地点醒了大家，但是改变呢，也许只是那么一点点”。

　　他不无忧虑地表示，柏杨走了，再也没有下一个了，“现在的80后，哪会关心这些宏大的问题，他们享乐而不自知；90后则对这些话题根本不屑一顾；而本来有希望的60后、70后则是显得麻痹和麻木，他们也许正忙着捞钱……

　　张者说，柏杨就是一个斗士，一个时刻准备战斗的人，他是“台湾的鲁迅”，他的去世，应该是中国人的遗憾和损失。

　　“如果要说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结束了，那就是中国人渐渐在觉醒，更加痛彻地看到自身的劣根性，更民主、更自由、也更文明。他作为游击队员的价值，就是文人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价值，不屈不挠，一直在战斗，在大声地说不！”

　　傅光明也很遗憾地表示，有的方面，我们可能有进步；有的方面，我们依然丑陋如故；更可怕的是，有的方面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嫌疑。“比如自私、懒惰、习惯于服从、愿意被驯化、相信神话和偶像……我没有看到有深刻的变化”。

　　也许，这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在柏杨离去的时刻，国人是不是应该再一次被警醒或者改变。

梦的轻波

作者：刘元举 来源：大道网

  　　（今天4月29日突然在网上看到柏杨先生去世的消息，猛然一惊。真希望是看错了。几年前与他相见的情景历历在目。仅以此文，对他的仙逝表示深切悼念。并向他的亲属及张香华女士表示慰籍.）

来台湾之前，曾得到过柏杨先生的亲笔签名书《中国人史纲》上、下两卷本（星光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柏杨先生九年铁窗生活所凝聚的书。史学的功底与文字的坚实令人体味到一种穿透岁月的风骨。从柏杨先生有些颤抖的钢笔字迹看，可想他年事已高。他签名的日期是2001年6月15日。那时候，我没有敢想一年后，我也会到台北，也能去他的家中与他促膝交谈。

　　到达台北的头一天晚上，我是委托陈信元先生给柏杨打电话的。陈信元先生是佛光人文学院的教授、是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著名专家。第二天，他给我回话说，柏杨夫人张香华代表柏杨先生邀请我明天晚上去他们家吃饭。柏杨夫人没说是去他们家做客，而是用了“吃饭”两个字。
　　柏杨家在台北的郊外，很远的路途。是往凯鲁的方向走。陈信元先生将地址写得再详细不过了，还将我们送到捷运站上。（所谓捷运就是地铁，在台北管地铁叫“捷运”）在捷运站是看不到收票卖票人的。一切都是机器操作，将硬币投入箱内，够数额了就会出现一张卡式票，然后你就用那个刷卡，挡你的金属杠杆就会自动在你的腿部移开，放你进去。

　　陈信元教授特别细心耐心，他的细腻入微的示范动作令人感动。

　　我是与湖北大学涂教授一同前往的。大概花了50元硬币。坐了好久好久，才到了终点站，然后又叫上一辆计程车。起价70元，最后拉到了那个叫做花园新城的地方，计价器标出175元台币。

　　计程车司机是位并不面善的老女人，她肯定不够友好，没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提前让我们下车了。陈信元教授提醒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打电话从出租车公司叫计程车，他还给了我们一张要计程车的名片。可是，我们在捷运出站口一眼便看到了这位女司机坐在车内等候，涂教授就高兴地说，女司机肯定安全。却不曾想，带来的麻烦更多。

　　这个花园新城可太大了，像一座神秘的空城见不到人。朦胧黄昏，即使有门牌号也难以找到。想打听一下，路上只有狗们，三五只搅和着纠缠着打闹着，却对我们不闻不问。至少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那个“揽翠大厦”。

　　原以为柏杨先生住的是别墅，其实是公寓：很高的大楼。开门是一位中年女士，很是热情。

　　柏杨先生是在我们落座后，从里间屋慢慢地挪腾出来的。他的脚擦着地面移动，戴着一个黑框眼镜，身着蓝色布衣，一头耀眼白发。白发与黑镜框相衬，形成的对比是强烈的，可以用“黑白分明”“是非明辨”一类词汇形容。

　　张香华女士把我们介绍给柏杨，他颤微着伸出温暖的手与我们相握。他说他的手很凉，说不知什么原因这么凉。他让夫人验证一下。而我倒是没有感觉到他的手怎么凉。

　　他坐在一个转椅上，没坐沙发，可能是因为沙发太矮，陷进去不宜喘息。我面对着他，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镜头，于是我就说想给他拍张照片。哪知他马上站起来了。张香华说，他要去修整一下，他非常注重别人给他拍照时的形象。等他过了一会儿，再从里屋出来时，一头白发要比刚才整齐了许多，面部肤色也滋润出些微光泽。

　　柏杨在台湾在内地都是一位影响重大的作家。他的一部《丑陋的中国人》深深震撼过我。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位严峻的作家，犀利甚至苛刻与面前这位白发老人的温存与滞缓，似乎不很贴切。

　　柏杨老人确实平易近人，与他谈到《丑陋的中国人》这部书时，他说，他其实写的是台湾中国人的丑陋，没想到会在内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他说，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台湾的一些大学在请他讲学时，一听说他讲的内容涉及到“丑陋”，便不敢请他讲了，他在台湾无处讲中国人的“丑陋”，在美国却是可以讲的。美国的安华大学很郑重地请他前往。他端坐于台上面对数百听众，讲得非常认真，也自以为效果颇佳，却不曾想讲完后，黑压压的台下没有任何反响，既无人鼓掌，也没有任何议论。既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他就跟没讲一样。或许在场的人从未想到会有中国人这样尖锐地讲中国人的缺点？他有过无数次的演讲，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他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上千人的会场居然在他讲完之后，悄然无声。

　　柏杨最具轰动效应的书就是这部《丑陋的中国人》，但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书是那部百万字的《中国人史纲》。那是他在狱中的收获。他被蒋介石关入监狱一关就是9年。

　　他曾经担任过台湾一家报社的总编辑。因为他的报纸副刊发表了一个漫画作者的画作，画的是一对父子，在一个孤岛上垂钓。岛子是孤独的，父子也是孤独的，正是这样一幅漫画作品激怒了老蒋。老蒋火气也太大了，撤了他的主编还不罢休，硬是把他打入监狱。

9年的时间，柏杨潜心研读中国历史，于是写出了令世人称奇的“史纲”。他把历史写得滋润生动，这是浮躁的作家们无法企及的。

　　柏杨出狱后，穷困潦倒。没地方住，蜷缩在一个汽车库。就在那时候，爱神光顾了他。美丽善良的张香华因一次偶然聚会与柏杨相识，她天真儒雅，充满女性的同情心，她认识柏杨后去他简陋的屋子里帮他做饭收拾卫生什么的，她与柏杨能够成婚的最初动因，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善良和同情？我不曾问过她。我只是在那天晚上，她驾车把我们往住地送时，我问过她现在是否经常外出。她说哪能总出去呀，家里有着一位老先生，总需要你照顾，我从来没有照顾老人生活的经验。年轻时，她身边没有老人，父母也离去得较早，因此，她与比自己年长20来岁的柏杨一起生活，如今，无疑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但是，她送我的一盘VCD却让我看到了她对于老先生的真正的爱。那是她朗诵自己写的一首诗《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整个交响乐队为她伴奏，气魄宏大，场面惊人。这首诗就是献给柏杨先生的。演出成功后，人们涌到台上给她献花，我看到柏杨先生将一束鲜花深情地递到了她的怀抱……

　　人老了，就像个孩子。在他们这对夫妻生活中，不知更多时候谁扮演孩子的角色多一些。深刻犀利的柏杨，耄耋之年，像个孩子了。如果不是他的谈吐依然深刻睿智，仅从他吃饭的感觉，他真的像个需要人照料的孩子。

　　他们请了个保姆做饭，保姆类似我们这里的小时工，只管收拾家和做饭，做完饭就走。柏杨还有一位秘书，《柏杨回忆录》这部书就是由柏杨口述，秘书记录下来的。翻开这部书，就有一个特别抢眼的题目《轰轰烈烈的恋爱》。文中记述的是18岁的开封高中生柏杨，青春期情窦初开，渴望找到有知识文化的女同学的经过。他打网球将球打到了院墙外的街上，跑去捡球时，引起女生们的注意并遭到嘲笑，这使他非常满足。有一次他在低头捡球，一抬头看到了一个女生的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他就记下了，就激动万分地给这位女生写信。密密麻麻写了5张信纸，这就是他平生写的头一封情书。他坚信这封情书如果是写在作文本上，老师一定会给批个“甲上”。

　　他小心翼翼投入信筒，“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就像看榜一样，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摘自《柏杨回忆录》）

　　结果那是一封什么信呢？是一颗炸弹，差点将他毁灭。信上这样写的：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就是柏杨叙述的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场。其实，真正让他感激的还是与张香华的相遇。他说他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与张香华的结合。他得到张香华的爱，张香华的出现对于他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这炭一直就温暖着他的心。他一生有过5次婚姻，他对此一点不隐瞒。他的第一个结发妻子还在河南老家。前些年柏杨回来还专程去故乡见到了第一个妻子。据说他们抱头大哭，临分手时，柏杨给她留下一笔钱……

　　我们边聊边用餐。餐厅捱着厨房，厨师是他们家请的钟点工。有一个红烧羊肉做得很好，柏杨先生不时地给我们往盘子里递送，他强调说专门为我们多做了，一定得多吃，吃好。

　　他自己有一套专门吃法，一个盘子，里边是烩饭，很简单。他也不喜欢在满桌的菜肴里伸筷子，他对于自己颔下饭碗及那个小范围的固执使用，让我联想到他的狱中生涯的痕迹，我只是一种猜想却没有去问他。

　　人生的一些特殊经历肯定是要给他留下一些印记的。但是，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柏杨老人，我觉得他未免吃得太节俭了，他因节俭的饮食而显得朴实，他也因不断地关心你让你多吃而显得慈爱。你真的感觉这是一顿气氛浓郁的家宴，你不是去赴宴，而实实在在就是吃饭。因为饭桌上没有酒。

　　张香华非常理解柏杨。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老先生，她还算得上柏杨的经济人，与一些出版机构谈论出书的事宜都由她出面。其实，当人们都注意她的生活因柏杨而充满光彩时，却忽略了她自身的魅力。她是个不错的诗人，不错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台湾《新观念》这本杂志的封面，刊发了一张张香华的靓照。照片上的她浪漫诗人一样灿烂地笑着。

　　张香华嫁给柏杨时，做教师工作。因为柏杨当时还受情报人员的控制，她受了不少委屈，所以提前退职，后来她当过《草根》诗刊的执行主编、《文星》杂志诗页主编，还主持过警广的《诗的小语》；她发表过很多诗和散文，也还翻译过不少作品，由于她的不懈努力，先后获过“文艺广播奖”、“五·四文学交流奖”、“罗马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南斯拉夫杰出文化贡献奖”、“旧金山国际桂冠诗人协会颁赠桂冠”等荣誉。就是说，她并不因丈夫而闪光，她自己也是一个发光体！

　　在柏杨家吃饭确实没有什么拘束感。也不需什么繁文缛节。我们要动身时，张香华起身要送我们。原想她只不过是象征性地送到楼道口，却不曾想她取来车钥匙，执意要驾车送。当穿戴好要出门时，柏杨先生蹀躞着尾随出来，目送着我们。楼道很长，那天风也挺硬，他一头白发一直那么清晰。后来，他将房门关上了，却突然推开了，喊着香华女士。原来，他叫住夫人，是问她是否带手机了，果然，张香华忘了手机，于是折返回屋取出手机。

　　这就是相依为命呀！

Sakura

柏杨先生，一路好走啊！

以前就一直知道柏杨先生著有《丑陋的中国人》，一直想着该什么时候看的好，因为手边还有很多书等着去品味。
那天在电视上看到柏杨先生已经仙逝的消息，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马上放下手边的东西，捧着《丑陋的中国人》仔细的阅读了。
“我要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很久……”
是啊，人生苦短，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我还有的时光，把该做的和不该做的都好好的试一下啊！“莫等无花空折枝”，空留一股惆怅、懊恼就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