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说文》通俗之门——略说《说文部首书注》

霜叶红

作者:闫利军  来源:博览群书 2008-06-13       

古来谈《说文》的书，不止千数百种，而且部部高深莫测，构成传统小学的无数高峰，让后学望而却步，徒叹奈何。即以一部《说文通训定声》而言，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十年苦工，想通读都不可能，遑论研究？最近，中国书店的陈连琦女士寄来这部《说文部首书注》（以下简称《书注》）时，我还未开卷，先就心里揣度：别又是什么高头讲章吧？

书的作者赵宏是欧阳中石先生的弟子，恕我伧夫寡闻，不知底细；看序言、凡例，大概知道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这才出一口气：大约我是可以读懂的。开卷阅读之前，我还找来了《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徐复、宋义民著，江苏古籍出版社）、《说文解字今释》（汤可敬著，岳麓书社）等几本参考书。

《书注》果然不很艰深，费三日之功对过一遍，趁着齿颊还有余香，又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先说其中缺点。依愚见，大约有二处，妄言如次。

一曰误字误音处。

如第七部解释“珏”作双玉，下又言“玨的异体作珏、瑴”，前后未能统一。《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说文解字今释》（下简称《正解》《今释》）亦未能统一。

第十三部将“蓐”的音标为rǔ。今统读rù。

第二十三部将“凵”的音标为kǎn、qiǎn。后音今统读qiàn。

第二十八部引《说文》“足刺癶也”，“刺”应为“剌”。

第三十八部引《说文》“口断骨也”，“断”应为“齗”，今作“龂”。

第四十四部引《说文》“古文从册从竹”，前“从”衍。

第四十七部将“干”音标为ɡàn。应为ɡān。

第四十九部引《说文》“语巳词也”，“巳”应为“已”。

第五十四部“十”引于省吾《甲骨文释林》“数至十复反为一，但既已进位，恐其与‘一’混，故直画之”。“画”应为“书”。

第五十九部引《说文》古文“上”误作“二”；所引康殷先生说似应为郭沫若首揭櫫之，见郭氏《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康氏《说文部首诠释》1980年荣宝斋出版，郭氏《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初版于上海，1952年作者作了增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六十部“丵”下《今释》为短横，《正解》与《书注》均作长横，《今释》独得本义。

第六十六部、六十七部、七十二部、七十七部、三百四十四部“像”应为“象”。

第八十六部“几”误。

第一百零二部将“盾”的音标为dùn、shùn。后音应为shǔn，但今已取消。

第三百二十八部“首”引《说文》“巛（chuān）象髪”，一般作“髮”。

第三百二十九部“贾侍中說”，“說”应为“说”，行文统一。“尊其师（段玉裁）”改为“（段玉裁语）”更确切。

第三百三十五部引《说文》“故厂之”，“厂”应作“?（yì）”。

第三百五十七部引《说文》“口（wéi），象形”，“口”应作“囗”。

第三百四十四部“於”“于”并存，似应一定于“于”。

第三百五十八部引《说文》“从兀从匕”，“匕”非，应标音huà，“化”右半部是。

二曰释义有商量处。

第三部“礻”谓“卜辞中用作先公、先王的通称”，此字亦作天神、地祇的通称。

第二十一部“告”引《说文段注》“牛与人口非一体，牛口为文，未见告义”，《正解》谓“甲骨文中告字多用于告祭，如前一·五〇·六，佚无二四及乙四六二六。《礼记·曾子问》：‘凡告祭用牲幣。’又《郊特牲》云‘祭天用骍犊’。可见告字初为告祭，从牛谓用牲，从口谓祈祷求福。《易》云‘僮牛之告’尚存初义，许君所说未谛”，拈出章太炎说谓段氏为非。《书注》前引段玉裁说、杨树达说，独于此说未明。

第三十二部“是”，《正解》谓金文毛公旅鼎此字“从日，中丨象竖木，一象日影，下从止，会所止之处。古竖木取日影测时，此为是字本义”，《书注》未收此说。

第八十一部“聿”，引《说文》“所以书也。楚谓之律，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未释“不律”。《今释》谓“不律为笔之合音”，《正解》谓“急言为笔，缓言则为不律”，正补《书注》之缺。

第八十五部“臣”释文中“竖目”义首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正解》从章太炎说“臣即初文牵字”，较杨树达说更近本源。

第三百二十一部“彡”，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毛饰画文，当读为四事，非止二义也。谓凡从彡之字，有属毛者；有属饰者；有属画者；有属文者。”可与康殷说表里。

第三百三十六部“司”，《正解》谓商司母戊鼎中此字象“以倒柶覆于口上会意为进食。自食为司，食人食神亦称司。后起字为祠”，“商代司母戊方鼎，即祠母戊方鼎也。氏族社会中食物为共同分配，主持食物分配者亦称司”，与康说殊途同归。

第三百四十四部“包”，谓“许慎所释繁冗不清”。文中所记男女算法以地支定位，是汉人深受阴阳五行学说之影响所致，算法明确，并无“不清”，只是解释起来费文，而篇幅又有限。

第三百五十部“山”，《正解》“说为‘宣气散，生万物’，系就声训宣字说之，无关字形”，可备一说。

第三百五十三部“剌”，引《说文》“象对剌高屋之形”，王筠《说文句读》：“对剌似是连绵字，即形容高屋之词。”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书注〉附录二误作“征”）》：“剌，庐达切。”《段注》：“对刺高屋，刺读七亦切。谓对面高屋森耸上刺也。”《正解》从刺，《今释》从剌。此有教正于作者方家。

第三百五十四部“厂”，《辞海》作hàn，《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今释》作hǎn,待定。

第三百六十八部“易”，谓“《说文》以蜥蜴释之，此不从”。《正解》：“《说文》云蜥易，实为借义。蜥易能变色，取变易义……纬书则傅会为日月，当属汉人之义。一曰从勿，亦非也。”则不从者应为“《祕书》说：日月为异，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句。

以上为小疵。所谓小疵难掩大醇，苛求之后，自然要说好话。这大醇，在我看，一是书法遒丽有法度，二是释文简洁通俗，阅读起来没有艰深晦涩之感。

对于书法，我是门外汉，只就许书原文与作者所书对照而言。照许书的写法，偏旁都瘦长，粗细一致，俗谓“铁丝篆”。而《书注》的偏旁，都丰腴茁壮，转折处有变化，劲道十足；末一笔许书下垂者，《书注》往往短促收起，力透纸外，富不尽之意，若有所对待者。如气、走、止、癶、正、辵、足、疋、丮、隹、予、冎诸字，都自具风貌而不失法度。尤其三百六十三部结体与许书差别很大，但本籀文而来，却更简洁合理，可称殊胜。我们知道，尽管甲骨文、金文近年来出土实物和整理成果都不少，但是能够把它们跟隶书以后的汉字系联起来的，就只有篆文。很多地方名胜附庸风雅，请人勒书为篆，但是胆大心粗，常常随意杜撰，犯结体的错误。《书注》里偶尔也有细微的变化（如“后”字较许书更显轻灵），但是法度谨严，并不胡来。

不止书法，为读者计，释文也是力求简练，平易晓畅。注解不多，但是却能在有限的篇幅内网罗众说，偶或独出胸臆，不乏洞见。

如第五部“王”，《书注》据甲金文注“王字的本义为斧”，至为简洁。若详论，则需引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及各家异说；而《今释》更引甲文早期写法二种，言其刃部作弧形，象斧。都不如《书注》来得凝练。

又第九部“士”，《正解》谓“甲骨文无士字，金文……皆与《说文》形近。事、士音近，初义相同，故讹书云：‘士，事也’”；《今释》谓“孔子的话纯系假说，出自汉人纬书”，语焉未详；唐汉《发现汉字》谓“象形字，对公畜生殖器的勾描，后借用表示男性生殖器，又引申为强壮的男人（此义转注为仕）”（按此公如宋人解经，语多率尔，亦不乏新意）。而《书注》据“畜父”语即得出“雄性”义，引金文说明加一横是为与“土”字区别，不但简洁明快，更加照顾周到。

第二十部“犛”，许书原注“莫交切”；段玉裁谓“按犛切里之，氂切莫交，徐用《广韵》不误，俗本易之”。这样专深的解释，早就看晕了一伙，哪里还读得下去？《书注》对这类问题一般“敬而远之”，只要正确结果，省掉不少麻烦，于读者大为便利。比如第十九部“牛”引《说文》“牛，件也；件，事理也”，这句话不知让多少训诂家头大，《书注》就“一言不发”，大家省事。

上面这些例子，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辛苦，材料的搜集、甄别、提炼，对读者阅读能力的考虑，特殊部首音、形、义的校正，拈出己义的审慎，都是极枯燥咬人的活儿，不耐着性子根本干不来。通读之后，我要说，这书的确做到了深入浅出。从来做《说文》普及工作的人不少，但是似乎之前只有一部《今释》可以称得上完善。据说光编辑就校对了近两年时间，然而这样的苦工，仍然免不了错讹，有一处竟然衍出整两行注释。下来的，就是这部《书注》了。它的独特在于，将汉字的书法与义理巧妙结合，突出篆文的偏旁书写，正是研读和欣赏篆文的重要一步，也是不二法门。不惟如此，在篆文之前的甲骨文、金文，作者更是精益求精，先选出有代表性的字，再加以甄选，影印入书。这在读者，实在是省却诸多考证思索功夫，又可以追本溯源，了然于胸。

谁说《说文》是天下第一书？《书注》用平白晓畅的三言两语，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昔日《说文》深府的大门，让这森严的宫墙向士庶们敞开堂奥。读完《书注》，我辈俗人茶余饭后，也能聊一聊《说文》；或者兴致起来濡墨猗毫，岂非极雅的事？

（《说文部首书注》，赵宏著，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版，32.00元)

霜叶红

《说文解字》文本研究的重大突破
2007-08-29 作者:李守奎 来源:光明日报
  
　　　　　　　　　　　　　　　　　
　　　　　　　　　　　　　　　　　《说文解字考正》  董莲池著  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的《说文解字考正》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者、说文学者董莲池教授用了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力作。
　　这部著作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羊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印”之清番禺陈昌治于清

同治十二年据清孙星衍所刻大徐本而改刻之一篆一行本为底本，小篆据原书扫描，套红印刷，精美绝伦，文本移录过程中，仔细认真校对了十余次，做到一字无误，刻本文字一律保持原貌排印，对说解文加了新式标点，依据反切给每个字头注了音。在许慎说解文的下面用“今按”形式对文本的脱衍讹误作了校勘，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对许慎说解的错误所作的考正。

　　“考正”广泛汲取“说文”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融以自己的研究体会，详论一些形体的来龙去脉，细密分析许说致误之由，从中揭示字的真正本义。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考正过程中于诸说抉择精审。作者长期专业从事古文字研究和《说文》研究，训练有素，对古文字研究成果和汉字形体发展演变脉络清楚，这一学养确保了作者在考正过程中能把学界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引证到考正中来，如黄字，许慎释其本义为“地之色也”，构形分析为“从田，从，亦声”。并认为是古文光字。可是在商代甲骨文中，黄字写作一正面交胫人形，到了西周金文仍基本是正面人形的独体构形，根据这些材料看，许慎的形义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人们在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黄字构形过程中曾提出不少新说，如郭沫若创有“璜字说”，曾被广泛引用。后来唐兰又提出“尩的本字说”，唐兰的说法却没人注意。裘锡圭在研究过程中根据形体演变和使用上的特点，否定了郭沫若的说法，肯定了唐兰说法的正确。“考正”作者仔细考察诸说，联系黄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实际，确认唐、裘所说是正确的，遂取之以考正了许说，十分得当。

　　“考正”的另一特点是古文字材料取用准确。如《甲骨文编》老字头下收了个像头上带了大帽子、躯体佝偻颇类老者的形体，以往学界将其释为老字，并将其作为老字资料使用，其实从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使用以及构形来看，将其释为老字十分可疑。“考正”在考正许慎对老字说解之误时，没有取用这个材料，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考正”当日的抉择是正确的，这个所谓的老字其实是瞽字。

　　第三个特点是很多字的研究，形体追索到初文。如“外”字，一般研究者梳理其形体的来龙去脉皆从金文材料讲起，“考正”则从甲骨文讲起，认为甲骨文中有一种“卜”字形者就是“外”字的初文，这个初文是借用“卜”字形体而令其表示兆枝的部分朝外（即背向龟甲中缝、卜骨脊椎）表示内外之“外”，甚是。

　　第四个特点是独到的发明，每每可见。“考正”既能充分吸收学术界优秀的研究成果（这是此类著作所必须的），进行大量的补充论证，又不乏自己研究的真知卓见。如厚字考正，许慎训为“山陵之厚”，构形分析为从，从厂，这个字见于西周金文，作者研究认为厚字其实是从石从省会意，本义应是表示郭垣的厚固。发人所未发，十分正确。限于篇幅，不一一举例。
　　综观整部考正，可以说这部书不但科学系统地考正了许慎的误说，还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正确诠释了相当一部分古汉字的形义。因此它取得的成就不单单是“说文”学的，也是文字学的。

　　由于上述的这样一些亮点，使得这部书在《说文解字》文本研究方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它的诞生，反映了“说文”学的时代水平，是当今“说文”学、文字学领域中最可喜的收获。

霜叶红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32卷将于年内出齐
作者:祝晓风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01-29       

　《说文部首形义新证》、《说文解字考正》和《说文解字诂林补编》等几部重要著作即将面世

　中华读书报最新消息，由著名“说文学”学者、古文字学者董莲池教授主编的备受学界关注的大型文献集成《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古代卷”14卷、“现当代卷”12卷将于年内由作家出版社出齐。同时由董莲池撰述的《说文部首形义新证》、《说文解字诂林补编》等有关《说文解字》的几部研究专著也即将面世。

　　据权威人士透露，这几种著作，特别是《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权威人士评论，这套文献集成把许多珍稀的资料和大师的累累硕果重现学人面前，在人间建造起一座立体学术大厦，人们信步其中，将会重新认识、评价20世纪有关“说文学”历史上的某些重要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具有改写学术史的重大价值。就在本报记者采写报道的同时，1月2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宁教授为《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所作的《序》，在此文中，王宁深刻阐释了《说文解字》的巨大学术价值，充分显示编纂《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的重大学术意义。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于永元12年撰成的。这部著作首次运用六书理论，以小篆为对象，科学分析了9353个汉字，系统探讨了汉字的构形规律，揭开了汉字义寄于形，因形知义的奥秘。东汉以后，梁陈间顾野王著《玉篇》，大量汲取《说文》的精蕴，唐代兴起字样之学，《说文》成为正字标准。李阳冰勘正《说文》，南唐徐锴作了《说文解字系传》，世称“小徐”本，这部著作开了全面注释整理《说文解字》的先河。北宋初，徐铉奉敕校勘整理《说文》，成《说文校定本》三十卷，世称“大徐”本。大、小徐本的相继问世，标志“说文学”的诞生。清代乾嘉学起，由小学而经学成为治经者共识，《说文》被尊为群经之钤键，通经者必由《说文》问途，于是兴起《说文》研究的高潮。段、桂、王、朱四大家之作相继诞生，三钱氏、钮树玉、姚文田、严可均、顾广圻等等或抉其凡例，或启滞发隐，稽核异同，留下不朽之作。由小徐至清末，《说文》学之作多达四五百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统治，经学原则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革命给西学敞开了大门，西方语言学理论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章炳麟在这种形势下，倡导汉语言文字学，使得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诞生，《说文》作为一部汉语文字学著作，又成为这门学科的经典，其后，黄侃等一批学人继往开来，以大师的气魄和风范，把这一学科推向前进，到20世纪末，取得成果之多，已达山海之势。

　　以1911年为中界，前者编为古代卷，后者编为现当代卷。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古代卷》收录范围上自唐，下迄清末，分为“今存《说文解字》重要版本”、“《说文解字》通论”、“《说文解字》文本研究”、“《说文解字》部首研究”，“《说文解字叙》和六书研究”、“《说文》学史研究”等六大部分，二百余种。总计14卷。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现当代卷收录范围上自1911年，下迄2005年。分为“通论”、“文本研究”、“部首研究”、“序、六书研究”、“语言历史文化研究”、“说文学史研究”，总计编成12卷，章炳麟、黄侃、林义光、程树德、吴承仕、徐复、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宋育仁、刘师培、钱玄同、马叙伦、黎锦熙、金毓璞、刘赜、张长、顾荩丞、石广权、陆宗达、启功、王宁、唐兰、陈梦家、董作宾、于省吾、饶宗颐、李孝定、杨树达、王力、舒连景、胡小石、商承祚、孙海波、张舜徽、姚孝遂、裘锡圭、李学勤等著名学者的成果，以及现当代中青年学者重要成果悉数囊括。

　　一种“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逐步积累的过程，大量文献的产生则是它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因此，一种“学”通常要有丰厚的文献作它的支撑。王宁先生指出：“研究《说文解字》的学问被称为‘说文学’，又称为‘许学’。一部书生发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典籍史上，并不是很多的。”（见《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序》）“说文学”既然由《说文》生发，它就应该有文献宝藏作为它物质上的体现。现在《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编纂出版，圆了“说文学”的梦。从此这部大作将使“说文学”的根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更加牢固。有人士评论，它将和道藏、儒藏鼎足三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三大明珠，照耀着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