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學界重提學朮操守和文藝批評操守

湘里妹子

作者：趙亦冬
來源：《工人日報》
200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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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守”二字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是一個久違的詞。人們行為、品德的傳統標准在商業大潮的沖擊之下已是七零八落。在學朮界抄襲剽竊、文藝界媚俗墮落、評論界捧殺罵殺之風愈演愈烈之時，一些文人、學者拍案而起，怒目相向，重提學朮操守和文藝批評操守，呼喚建立正常的學朮研究氛圍和客觀公正的批評原則，一時成為最具震撼力和影響力的話題。

    學風之壞于今為烈

    著名學者敏澤在接受《文藝報》記者采訪時說：這些年扎扎實實做學問的人是少數，不是多數。不少人是在像炒股票一樣地炒學朮。出于評職稱的需要或各種利益的驅動，以非學朮的手段對待學朮﹔或者是炒賣國外的新方法以為發家之資﹔或者是拾人牙慧以為新發明﹔淺嘗輒止，浮光掠影，佣耳租目，東拼西湊的現象隨處皆有，甚至抄襲別人成果之事也遠非偶見。學風之壞，可以說于今為烈。

    全國人大代表朱雪琴認為，當前文壇的時尚寫作庸俗化現象應當引起我們的警惕，它使文學變得越來越淺陋，越來越遠離人們的真實生活。這些作品不愿意正視我們這個激越歡騰的時代，也無力關照各行各業的人們，更不愿意正面描寫人類最善良的本質，有的只是作者本人的暗戀。這股庸俗風除了對文化和道德是一種污染外，實在看不出它的積極意義。

    李景端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文章認為，近几年譯壇“背叛”之風未能遏止，主要在于有些人忽視乃至不顧翻譯職業道德。集中表現在：抄襲、剽竊、侵權的現象屢禁不止﹔不查資料又不考証，以學朮“馬大哈”的心態對待文學翻譯，無視自己的疏漏造成對讀者的誤導。

    商業化傾向腐蝕學朮價值

    一些學者在分析學朮界、文化界種種流弊的原因時認為，長期破壞學校正當學習是造成學風之壞的歷史原因。而商業化傾向是導致學朮、文化墮落的直接殺手。

    敏澤說，一些人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把嚴肅的學朮也當成了商業性的文化生產來對待，東拼西湊，以至抄襲的現象就是由此產生的。

    學者葛兆光在《文匯報》上的一篇文章中說，如今一切市場化了，那些老老實實的東西，沒有市場效應，惟有花里胡哨的東西，能夠引人注目，能賣得出去。

    著名作家白樺在近日參加的一個會議上論及時尚話題時反問，“時尚是和市場連在一起的，但是為了追求利潤，就可以放棄尖銳的思考嗎？”

    李立國認為，目前，隨著大學服務社會的規模擴大，商業化使高等教育面臨著太多的壓力和誘惑，可能會腐蝕學朮價值。在我國，商業化傾向一開始是由于教育經費短缺造成的，后來就逐漸成為許多人自覺的動力和行為，對學朮發展造成了極大歪曲和損害。比如某大學有位教授，從事納米技朮研究，稱可以把水變成油，打著納米技朮的旗號從事以贏利為目的的學朮欺騙。

    批評媒體化與輿論“霸權”

    電影《英雄》上映以來，遭到了眾媒體的一片罵聲。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黃式憲看不下去，投書《文匯報》，就媒體的批評提出反批評。他認為，媒體對文藝創作得失可以展開批評討論，但不可以濫用否定權。媒體作為公眾的良知，它與影視創作之間應進行善意、平等的對話，針對創作中出現的負面現象，應當及時給予嚴肅的批評、抨擊或提醒，但又不應一味地趨附時尚、隨波逐流，要注重媒體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形象，著眼大局，公正、持平而富于文化建設性。

    葛兆光也認為，媒體的推波助瀾是造成學風不正的重要因素。媒體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一些古怪事情的傳播大都與媒體有關。有的記者并不是學朮界的內行，可是他們手里的筆卻影響很大。像《孫子兵法》的事情、羅馬軍團的事情，都是他們炒大的。現在連批評也媒體化了。本來有學朮批評可以監督學朮，但是現在的批評自己也要喧嘩，所以有的人就在報紙、雜志、電視、網絡上面越界亂批，話說得越出格越有反響，標准懸得越高就越能表現高超。

    近日，俞吾金又以《媒體批評如何走出自己的怪圈》為題，分析了媒體批評中的“霸氣”和由來。他說，平心而論，在一些場合下，媒體的批評給受眾留下了浮躁、喧囂和單純炒作的印象。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媒體的批評顯得有點“匪氣”或“霸氣”。他認為，媒體掌握著話語權和社會輿論的導向權，因而在當代社會的精神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并遏制媒體批評中的這種不良傾向的蔓延。媒體批評當確立法律意識、責任意識和平等意識。

    呼吁建立公正的學朮批評制度

    捧殺和罵殺是當今文藝批評的兩個極端，很少見到既肯定成績又指出不足的客觀批評。對此，白樺感慨地說：“批評的無威信是無威信的批評造成的。現在，犀利而誠懇的批評文章少了，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的批評家也少了。”

    南帆教授也在一篇題為《批評拋下文學享清福去了》的文章中說，“讀者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文學批評的真知灼見了。文學批評缺席，這是文學雜志萎縮之后留出的空缺。”

    在談到扼制學朮腐敗的措施時，葛劍雄教授說，在西方學朮發達國家，對每一部學朮著作，出版社都要組織相關學科領域的至少兩位專家進行匿名評審，這是一個慣例。因為一本被認為涉嫌剽竊的著作會使出版社信譽掃地。

    朱學勤教授說，杜絕學朮腐敗，除了道德自律之外，建立一個良好的學朮機制應該更為重要。道德不是萬能的，機制約束更靠得住。

    重建學人自律精神

    敏澤在談及學朮操守時強調八個字：勤奮為學，老實做人。他認為，為人與為學其實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要老實。學朮本身就是一種艱苦的、老老實實、來不得半點虛假的事情，沒有老實的態度，孜孜不倦的精神，要想有所突破、有所前進，實在是難乎其難的。從事學朮研究的人要心如枯井，甘于坐冷板凳。擺脫得越徹底，精神境界就會越高。文學創作與學朮研究雖然是旨趣各異的，但有一點又是共同的，即它們都是人的精神產物。不付出艱苦辛勤的勞動，不進行長年累月的積累，要想進入創作的化境，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景端在回顧前輩如何注重譯德時非常推崇几位大翻譯家。朱生豪為了譯出莎士比亞戲劇的神韻和意趣，必先自擬為讀者，又自擬為舞台上的演員，一字一句之未愜，往往苦思累日﹔傅雷譯《高老頭》，三遍推倒重譯﹔葉君健為譯《安徒生童話》，先成了安徒生的研究家﹔蕭乾夫婦為譯《尤利西斯》，單卡片就做了六萬多張﹔楊絳譯《唐吉訶德》，連學帶譯歷時21年。我國現代文學翻譯史証明，迄今被公認為優秀譯作的，其譯者無不是譯德高尚的人，可惜，這樣的人今天已經很難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