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巨变》中益阳方言的词汇特点

湘里妹子

作者：沙黑  沙黑作品：http://sh.we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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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骤雨》三十二万字，写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差不多与丁玲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时，也就是说，他们刚刚参加了土改运动，并且参加的时间都不算长，丁玲说她是一个多月，周立波的时间也不会长多少，他们就立即写出了这样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长篇小说。这当然是他们杰出文学才能的一个证明。这种证明，令人想起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世界，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马克思就发表了《路易·波拿巴》这部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丁玲周立波当然不会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快就写成及时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是他们像马克思一样，“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事实上，他们在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必有若干中共中央文件、上级指示、过去现在的农村情况、有关工作通讯等等，供他们学习、领会，在工作中还会听到身边同志的讨论、分析，获得“集体智慧”的启发，他们经过学习并且在实践中理解，从而感到对眼前纷纭现实能看得较清楚，而且心中认定了这种清楚是不错的、再无疑义的，进入创作时，心中明确，笔笔踏实。

　　所以，他们的处境与马克思大为不同。与马克思处境差不多的是毛泽东。正如邓小平公正地说过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还将在黑暗中摸索。同样意思的话，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首先讲过，邓小平移之于形容毛泽东，是为恰当。

　　当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不必要的，而且认为自己这种说法很时髦很精英。那有什么办法跟他们争论呢？这也好办，对于愿意讲理的人，近代现代以来的历史俱在，可以共同抱着研究的态度，看看正确结论到底该是什么。至于根本不想做这样的研究，却想当然，乱起哄，那不是科学态度，只是一种狂躁之情的渲泄，何足为据，不必答理。

　　不是说言论自由吗？你有这自由，我也有呀，你乱说一通，我若跟你争论了，就像挖了你祖坟，这岂不是“歇斯底里”？岂不是“丧心病狂”？这种偏执、凶狠，正是通向“法西斯”的一条心路。

　　中国会有法西斯吗？历史上就有，蒋介石当年在大陆的统治就是。说到此，立即就会有精英或自以为精英者出来说，那不是的，那是正常的社会、美妙的统治，那比新中国好得多，而毛泽东的统治才是法西斯。他有嘴，他爱这样说，这样说的人在丁玲周立波这两本书中就有，人们长久听不到了，也没想到在提倡不争论的情况下竟有这种高论出来，觉得不正常，其实从历史看，那就正常。毛泽东就是这样看的，他经常说解决谁胜谁负要有几百年。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斯西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作为一种预言、提醒和警告，把“法西斯专政”与刚建立十三年的新中国做这样的联系，到底有无现实意义？是不是说错了？我们听听现实中（网络上就有）那些歇斯底里否定中国革命的言论，想一想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处惨遭“颜色革命”的现实，面对这股狂潮，就会知道，四十四年前毛泽东说这番话，作为毛泽东，是万分清醒的，他之所说是先知先觉之言，是佛家所谓“当说”之言。

　　于是，又会有人说，这有啥了不起，另外也有先知先觉，比如美国的杜勒斯，就认为可以用“和平演变”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是大有成效了吗？还将获得彻底的成效！而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呢？好像早就偃旗息鼓了。谁胜谁负了？还是老杜伟大些。如果有人要这样跟你缠，那我告诉你，你跟他永远说不到一块去。

　　毛泽东把他的这种思想（一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贯彻到实践中，要依靠人民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党中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然后，文革发动了。结果，留下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话题，而且也是依然严峻的现实话题。
　　你不想争论也每天在发生争论。看来是只有一边搞建设、谋发展，一边有时也不得不争论一下，才有助和谐，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自己也评论了“文革”，这可看作是他在心中跟反对的人们、也跟自己争论的结果。他一是用严谨的话语说，这个运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二是用幽默的话语指出，这个运动中有两个不好，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

　　现在人们把这两个问题归罪于毛泽东。是的，你不发动文革，不就没事了吗？这让人产生了一个形象思维：望子成龙的父亲让儿子到远方去上大学，结果儿子在那里生了大病，后来说，假如不去上大学，在家里找个工作，结起婚来，多好！父亲听了很内疚，家人也很认同这句话。结果一个医生说，你儿子这病，原就在他的身上，不是因为去上大学才得病，如果糊涂结婚，还要传给孙子，总有发作的时候，现在病出来了，还是好好治病要紧。而且，这病也不光是你儿子有，世界上都有，不必自悲。这是否可以有益于理解“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这人就喜欢有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秋收起义、井岗割据、二万五千里长征（什么时候去量一下，万一是吹牛）、抗日、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三大战役、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对私改造、反右斗争、三面红旗、炮击金门、反右倾、三大革命运动、反修防修、援越抗美、四清、文革，支援第三世界，还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等。这个人真是以其一生深刻搅动和改变了千年中国，以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他在身后受到一种总清算式的责疑与诽谤以至于妖魔化，就连生性最胆怯心灵最卑微的人，也会出来向他做出挑战的姿势，这一切确实不足为奇。

　　假如毛泽东闹的这些事统统没有，附带出来的许多事也就都会没有，那天下才太平呢，真空一样，无菌室一样，起码要少死多少人？起码国家已经建设得啥样啥样了。这就是精英给我们讲的真理，令多少英雄折腰，似箭穿雁嘴开不得口。唯一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这样折腾过了，拉不回头，它怎么就不是另外的样子的呢？老蒋和美国当时早就问过，是谁弄丢了中国？文才盖世的毛泽东也没办法形容他们，只好称之为花岗岩头脑。就拿丁玲周立波写到的土改来说，花岗岩头脑就要来问，为什么要土改呢？为什么不是赎买政策呢？但土改这诡计竟然就成功了，支持了三大战役，那是内战！斗地主，分田地，分浮财，这算是啥世道？丁玲周立波这两本书是美化罪恶！你看，有这种观点在重新检验历史。

　　“文革”四十年过去了，历史也当然仍在继续检验“文革”和毛泽东自己对“文革”的评论，但关于“文革”的丁玲周立波式的长篇小说，似还未有世所公认的一部，至于以偏概全的，攻其一点的，东鳞西爪的，旁敲侧击的，各种新奇趣味的，道听途说的，则时有所闻。
　
  　我想，原因就是：对这个运动，不像对土改那样认识清楚，像马克思那样“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透彻洞察”的作者没有出现。是是非非却已闹了四十年，好像还没有闹清楚，而且吵得还正起劲，就连许多老账也翻出来清算了。中共中央文件不是没有，先是有《十六条》，是肯定文革的，后来有《决议》，是否定文革的。不论是同意“彻底否定”的立场，还是同意坚决肯定的立场，岂不皆可写一部丁玲周立波式的长篇小说？但没出现。从文学的使命来说，这不正常。从可理解的角度说，是分歧太大，听听都头昏、厌烦，即使丁玲周立波少壮健在，怕也是没有办法。归根到底，作者在没有自己认定的真理并由此激起写作的热情之前，是无法动笔的。真的作家当为真理而活着、而呐喊、而斗争，勇于探索、勇于改正、勇于坚持，而决不苟且、决不含糊。

　　但我们不能永远等待下去，还得做起来。大狗都沉默着，高深莫测，小狗忍不住叫一声，以解寂寞，并不求人们的赞美，而且还担心着挨揍。就这样，我试作《终结》三部曲。直面和正视是我的原则。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这两句名言，可当作文学现实主义之精髓，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未来而不错，也可拿这个检验一下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文学”。必须摒弃一切顾虑与得失之虑，破釜沉舟。

　　我自信至少可供出某个小城文革的轮廓来，并在合理范围内与当时整个背景相勾连，让读者获得较完整的印象。亲历不等于参加了一切、知道着一切，为此我大量阅读网上的研究文章，不同观点的都看，我特别重视摆事实讲道理那些文章。我也可以先进一些完全站到文革的发明者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但科学的历史的态度让我做不到这一点；然而我也尊重不同的立场观点，尽量地注意到它们，将其合理地赋予小说中在当时“很不理解”的那些人们，其言词之激烈，其思想之先进，不亚于现在的一些精英和以精英自居的人们，也就是说，我把他们想说的，依照可然性与必然性，在四十年前他们的先驱者口中都说了，这些先驱者在当时始终是文革的阻力，是造成文革运动波澜的另一面的力量，即抵制与反攻的力量，是两个巴掌中的一个巴掌，这在网上也有诸多揭示。

　　这样，我就克服了我作为当年一个小小的造反者的局限，而努力做到宏观和客观，以尽量提高作品的真实程度，我甚至在这上头花的笔墨是很多的，是很公平的。真实，这是每一个研究者和阅读者面对历史时最大的追求，从而，这成了每一个认真的作者的责任，为此甚至应做到面对一切的威胁和危险，但当然，我认为这样严重的情况对我写这部书还不存在，也不应存在，只是这种情况下真的作者那种为真实而坚持的精神应为我所敬仰。

　　我计划只写到一九六八年一月或者说是一九六八年春天，我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在那时就已经见了分晓。那时，枪声与武斗之后，各级“三结合”政权纷纷走向成立，社会按照否定之否定的铁律，逐渐恢复常态，人们厌倦了这深奥而复杂的革命，它远不如土地改革时的农民们那样看得见直接的利益，也不像农民与地主那样阵营清楚，它对历史与人民的意义其实更在将来。一九六八年的人们掉过头来向往过温暖平庸的生活，国家大事还是让大人物去管吧，普通百姓开始打家俱、修房子、饲弄花草金鱼。其实，中共中央文件《十六条》之第一条，把收场已作了安排，并不是一次运动要搞一万年，事实上运动也是毛泽东自己收起来的，只不过收得很不容易，常有反复，然而他是彻底唯物主义者，不惧怕一切忽然来到和可能来到的事变。虽然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但有时也其苦无比。

　　“终结”已被证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的人们现在还在努力继续做“终结”的工作，以至于要清算历史、“告别革命”，现在已知告别到孙中山了，责问为何不实行君主立宪？否则我们早成为英国或日本了。描写这些荒唐已经不是我这部小说的任务。将来会有人把当前这些伟大的历史家思想家写进某部书中。

　　向朋友讨教了如何在网上发贴，自知难获出版的《终结》三部曲，便陆续在众多网上发表，也算是以这个方式参加着一场于无声处的空前的大争论，供争论的双方做个参考。一些严肃的网站，给予了置顶的重视，一些文学网站，给予了高分的推荐，却原来，我并不孤独，世界确实是多元的，还有此一元的存在。

　　再回到读周立波的话题上来。读第一部时，我不觉得有多好，其文学品位不及丁玲。丁玲对人物关系的错综，特别细心，而且还写到了工作队内部的分歧、村干部内部的不同，各有心思。在人物的个性刻划上，从农民到村干部到工作队员，都有很具体而深入的笔墨，这在周立波的第一部里是很薄弱的，显得粗糙。

　　第一部是写随着发动群众（不是包办代替）逐步深入，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也从受挫到逐步成功，农民们终于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斗倒了几十年骑在头上的恶霸地主，光是农民的人命在其手上就有多少条，被其糟塌和卖掉的农民妇女也有多少个，还有其它的罪恶。可能会有人出来说，这是不真实的，民国时期的地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英，可惜被共产党消灭掉了（此言见人民网强国论坛）。真是言人人殊，大相径庭，我们信谁的呢？不妨参考一下《暴风骤雨》，作出自己的判断。一部小说，如果被公认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低于这个资格，那么不管它体现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它总会反映出社会的主要的和本质的情况，人们从巴尔扎克现象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哪怕是一面不平的镜子，它毕竟也能照见景物，只不过我们要在自己头脑中把照歪了的景物辨认出来。

　　第一部结束，勤劳忠厚而赤贫的农民积极分子赵光腚牺牲在为韩老六复仇来的地主武装枪弹之下。周立波这第一部，只能说是写了一个过程，人物也大体能区分开来，没有做到丁玲那样深入细致的表现，而是粗线条的勾勒。他主要借助于戏剧性这一技巧，较外部一些，不主要依靠对生活对内心更深入的分析和表现，这就影响了文学品位。现代派文学中有一主张是摒弃戏剧性，完全诉诸意识，这又走了另一极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充满戏剧性，但它同时是生活化的、散文化的、内在化的。如果同样的三千字，你会觉得读丁玲的时间要长些，读周立波的一下子就读下来了，那是因为丁玲文字中的生活份量更多更重些，需要你去感受和了解的东西多些。

　　把周立波的第二部读下来，感觉立即好多了，掩卷之后，可以说，觉得整部书能与丁玲比肩而立了。丁玲获得斯大林文艺二等奖，周立波获三等，评委们当时的这个区分，现在看，是坚持了艺术标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写如何最终找出并斗倒了当地的地主首恶，而斗首恶只是《暴风骤雨》第一部的内容。《暴风骤雨》第二部写的是虽然恶霸地主已除，土改任务却并未完成，依然存在的一些地主封建势力把持了村政权，于是工作队又来了，运动继续进行下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周立波在一波之后又起了一波，从而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而丁玲是仅把那一波的文章做足，深化了我们的视野。

　　《暴风骤雨》第一部之所以让我们有远不及丁玲之感，是因为把斗争写得简单直遂了一些，人们是一下子就找准了最大的恶霸地主，揪了出来，经过几个回合，控诉发动了起来，把他真正斗倒。而丁玲写的不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土改，是很难的一种土改，本村无明显恶霸地主，那个最有问题的地主分子，表面上还可以不算地主，还被当做中农，有个儿子送去当了八路军，是抗属，他还用婚姻拉拢了个别村干部，是个很狡猾的人，但他是本村地主的首恶，要害在他，但斗争总找不准这个要害，兜着圈子，反而先扳倒了别的地主分子，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先获进展，逐渐深入才触及到了要害，群众逐步发动起来，这就曲折复杂得多，借此也展示了工作队内部、村干部内部、群众内部、地主阵营内部的种种波动，好几条线索曲折而行，有时交叉，有时并行，汇拢而来，于是也深入细致得多，难写得多，也精彩得多。丁玲没有写直遂的类型，或者是她的选择，或者她参加的土改正好是这样的情况，但她表现出的艺术功力是与此相当的。但她知道有一种对象很明的土改，她把这种土改作为发生在邻近村子里的事情在小说中让人们提及，以形成对照。这说明丁玲是有选择的。

　　《暴风骤雨》第二部之所以弥补了第一部的不足，是写了多侧面的生活，是对人物的刻划细致了些，人物关系也复杂了些，虽然仍是粗线条勾勒的手法，但也就丰富得多。其中写得最详细的是对于号称善人而隐恶甚多的一个地主分子的斗争，对于把持村政权的那些坏人的斗争写得仍是较简单的，工作队一来，就把他们赶下台了，没有发生什么回合。进了一步的是，对农民的个性刻划或交代详尽了些，人物的关系也错综了些。最值得称道的是写到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以至于能克服私有观念，显出大公无私的品德，在这农民郭全海身上表现较为突出，他和第一部的赵玉林一起，是当时农村涌现的一种新人，在今后的生活中，这样的新人必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周立波最为成功之处。

　　《暴风骤雨》是男性化的小说，大刀阔斧，大笔勾勒，大步行进，正好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艺术的对比。
　　重读二著，获益匪浅，随想颇多，乱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