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婉语词的成因分析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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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它规定臣下对当代君主以及所尊者不得直称其名，而要用其他方法称呼，这就叫避讳。因此，“讳”，就是指那不得直称的名字。

     避讳起源于周。《左传》记载鲁桓公姬轨给太子命名，向大臣申繻征询意见，从申繻的答话中可以看出，西周虽有避讳，但尚无完备的避讳制度。周厉王名“胡”，周僖王又名“胡齐”；周穆王名“满”，周襄王时代的王室子孙有名“王孙满”者。可见到了东周，避讳制度仍不完备。

     秦汉时代，随着大一统政局的形成和巩固，儒家学说在上层建筑领域中逐渐占统治地位，避讳制度乃渐臻完备。时至唐宋，讳制极盛，避讳的禁令逐渐严格起来。有清一代，尤其雍、乾之世，讳禁之严，可谓登峰造极。触犯讳禁成为清代文字狱案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阅中外古代历史，社会形态尽管相同，但避讳却是我国特有的产物。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思想统治下，在要求“尊祖敬宗”的宗法制度支配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避讳就成了家天下和尊祖敬宗的体现。统治者利用国家权力强令臣民为之避讳，这就是“国讳”。所以，避讳是宗法制度和国家权力的产儿。

    为了“尊祖敬宗”，要求对于已死的君主，七世以内者必须避讳；七世以上者，可以不避讳。如颜师古注释《汉书》时须避“虎”字（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到了王维、李白时代就不避“虎”字了。只有本朝开国君主的名字，历代不许触犯。只有宋代规定七世以上的君主名字，仍须避讳。

    物盛而衰，避讳亦然。它既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必然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而消亡。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延续了二千多年的避讳制度随之宣告终结。对最末一个封建皇帝的避讳，在唐绍仪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因避博仪讳，唐绍仪一度改“仪”为“怡”）。

    历代封建王朝的讳制或弛或密，讳禁或宽或严，据其政治需要而有其独自的特点，但就避讳方法而言，可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改字法。

    “改字”，就是对君主以及所尊者之名改用其它字代替。这种方法从秦、汉开始使用，历代沿用不废。

   由于“改字”法实行，在古籍中出现了或改人姓、人名，或改地名，或改官职名称，或改前代年号，或改书名，或改物品名称，或改纪年干支等现象。而且哪个改，哪个不曾改，哪个又是经校书、考证者加以回改，给我们读古籍造成很大障碍。只有根据历史事实，检校不同古籍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记载，利用避讳资料，等等，加以斟酌取舍。

    秦、汉时代的讳制并不严密。秦始皇嬴政之父名子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楚”为“荆”的地方，《正义》、《索隐》的注释，皆称因避庄襄王讳（名“子楚”）而改“楚”为“荆”。但《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李斯的《谏逐客书》，都不讳“楚”。

    秦始皇名“政”，《史记索隐》在《秦楚之际月表》“端月”下注称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又，一九七五年底，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考古发掘战国末至秦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有一批叫做《语书》的竹简，其中几处遇到“正”字，都作“端”字，如“以矫端民心”，“毋公端之心”等，“端”应为“正”。显然是为了避始皇讳而改的。但在《史记·李斯列传》“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并不讳“正”。

    《汉书·高帝纪》中，东汉人荀悦对刘邦的避讳解释为：“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颜师古又进一步解释：“‘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邦”与“国”为同义互训之字（即词义相同，可互相解释）。用同义互训之字相代以避帝王讳，成为汉代讳制。班固在《汉书》中对刘邦的讳就是运用这一原则。他在《汉书·食货志上》引用《尚书·虞书·皋陶谟》“万邦作乂”句时，改“邦”为“国”，作“万国作乂”。《汉书·叙传》：“嗣（班固的堂伯父）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颜师古注称：“‘老’，老子也。‘严’，庄周也。”这是班固为避当代皇帝刘庄的讳，把庄周的姓改为“严”。但他在《高帝纪》、《艺文志》诸篇中，或称“项庄”，或称《庄子》，并不避汉明帝讳。

    现行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蛰”，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刘安在他的《淮南子》中改“启”作“惊”。司马迁对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的讳，或避或犯。他在《史记·景帝本纪》中直书“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竟敢不避当代帝王武帝的讳。

    《三国志》作者陈寿，因避晋宣帝司马懿讳，把《后汉书·灵帝纪》中的并州刺史张懿，在《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改作“张壹”。

    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硬要把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王昭君改名“王明君”，把汉人制作的《昭君》曲，改为《明君》曲。

    与此类似，清初神韵说诗派创始人渔洋山人，本名王士禛，虽死于康熙五十年（公元１７１１年），但当世宗即皇帝位之后，因其名“禛”字犯皇帝讳（胤禛），仍被勒令改名“士正”。后来高宗弘历打出尊重文人学者的旗帜，又于乾隆三十九年下令改名“士祯”，但还是不得称本名。

    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在《淮南子·览冥训》中作“姮娥”，高诱在注中仍称“姮娥”。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亦作“姮娥”。但在宋孝宗赵眘淳熙版《文选·月赋》的李善注中，“姮娥”改作“常娥”了。这是因为宋人避真宗赵恒讳，改“姮”为“常”。

    反对王安石变法者之一的文彦博，其先人本姓“敬”，后晋时，因避高祖石敬瑭讳，其曾祖父改姓“文”，至后汉，复姓“敬”。当进入赵宋时代，因避赵匡胤的祖父赵敬讳，其祖父又不得不改姓“文”。

    杨延昭是大家所熟悉的杨家将中的人物，他本名延朗，因避赵匡胤的始祖玄朗讳，改名延昭。

    为避讳而改地名之例，如号称六朝古都的建康（今南京），本名建业，《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龙元年，……秋九月，权迁都建业。”晋元帝司马睿都建业时，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并且把曾是曹魏重要都邑的“邺”，改名“临漳”。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句，“司马”原是由“治中”这一官号改来的。唐高宗李治为避其讳，于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下令“改诸州治中为司马”。“治中”是州刺史的副职。

    同是《世本》一书，裴駰的《集解》称之为《世本》，张守节的《正义》亦称其为《世本》，唯独司马贞的《索隐》称其为《系本》，他在叙述《史记》的体例时，改称“三十世家”为“三十系家”。小司马与张守节同处玄宗之世，但仍避太宗李世民讳。

    《汉书·张骞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韦昭、晋灼对“饮器”都作了注释。晋灼的注：“饮器，虎子属也，或曰饮酒之器也。”颜师古在纠正韦、晋二人的注释时，同时说明“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看来“虎子”相当今之尿壶。）但他为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讳，改“虎子”为“兽子”。从而改变器物的名称。

    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晒”，唐人为避其讳，在唐贞观、显庆年间先后修撰的八史（《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书》、《北史》）中，凡用天干“丙”字纪年者皆作“景”。虽有“不讳嫌名”的古制可循（《礼记·曲礼》：“不讳嫌名。”“嫌名”，就是与所避之字的声音相近或相同的字。如因“昞”而讳“丙”，就是“讳嫌名”），仍自行其是。（现行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皆已将“景”回改为“丙”。）

    至于为避讳改字而改前代年号例，如《旧唐书·音乐志》载，唐人为避中宗李显讳，把高宗李治“显庆”年号改为“明庆”。在太宗诸子传中，为避李隆基讳，改高宗的“永隆”年号为“永崇”。宋人为避仁宗赵祯讳，把唐太宗的贞观年号改写为“真观”或“正观”。

    二曰空字法。

    “空字”，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空围“□”，或直书“讳”字。如《史记·孝文本纪》：“元年正月，‘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某”即汉景帝刘启。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当代皇帝安帝刘祐以及上至光武帝刘秀凡五帝之名，皆采用空字法，避而不书，仅作“上讳”二字，更不释其形、音、义。现见各字，应为后学者所增补。

    《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多作“讳”字。“永初元年（宋武帝刘裕的年号）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讳”，即晋文帝刘义隆。（现行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宋书》已把“讳”回改为“刘义隆”。）

    镇压过隋末瓦岗军的王世充，在唐人撰《隋书》时，为避李世民讳，改“王世充”为“王充”，空“世”字。《隋书》历经抄写翻刻，浅学之人误将“王充”连成“王充”。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礼记》在《曲礼》篇中明文规定“二名不偏讳”。唐太宗李世民并在武德九年六月（“武德”是唐高祖李渊年号，李渊死于武德九年五月，六月已是李世民即帝位）又有诏令：“依《礼》，‘二名不偏讳’。……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据此，王世充之“世”字可以不空缺。而唐高宗李治在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令“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同样是为了避“民”字讳。这二例或可说明，制度为制度，而禁者自禁，行者自行。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叙》中注曰：“《史记》、《汉书》、《法言》、《大园》叙，皆殿于末。”“《大园》”即杨雄的《太玄》。段为避清圣祖玄烨讳，以“元”代“玄”，并加空围“□”。他在“淯水，出宏农卢氏山，东南入沔。从水，育声。或曰，出郦山西”一语中，为避清高宗弘历讳，改“弘”为“宏”，又加空围。可见清代避讳之严。

    三曰缺笔法。

    “缺笔”是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从《册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唐高宗李治显庆五年颁布的不得随意改字、缺笔以避上名的诏书看，为避讳而缺笔之法约起于唐初。自唐而后，“缺笔”与“改字”二法并行不废。

    讳制极盛的宋代，缺笔法亦甚为盛行。在宋刻古籍中，“缺笔”不少于“改字”。如宋高宗赵构绍兴八年版《世说新语》，即用缺笔法避宋家帝王讳。这一刻本还反映了赵宋讳制之严。不仅遇“玄朗”、“弘殷”、“敬”、“匡胤”、“恒”、“桓”等字皆缺末笔，在该书《德行》篇中记载王大闻知王恭将仅有的一领六尺簟送给他时，表示“甚驚”，“驚”字的上半“敬”字也缺末笔。

    残宋本（又称越州本。南宋绍兴间刻版）《旧唐书·音乐志四》中凡遇“敬”、“微”皆缺末笔。对唐太宗贞观年号之“贞”字亦缺末笔。

    以上介绍，概称“国讳”。与此同时，尚有“家讳”之说，即官僚士大夫们对其所尊者避讳。略举一、二例，试加说明。

    司马迁的祖父名“僖”，《史记·齐太公世家》：“庆父弑闵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集解》：“徐广曰：‘《史记》僖字皆作釐。’”所以，《史记·鲁世家》中“僖公”作“釐公”，《魏世家》中有“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隐》：“《系本》，安僖王名圉。”

   《报任安书》中有“同子参乘，爰丝变色”句，《汉书·司马迁传》对此句有注，“苏林曰：‘赵谈也。与迁父同讳，故曰同子”。《索隐》对《史记·赵世家》中的“张孟同”释称：“《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张孟同”，见《战国策·赵策一》）又，《史记·平原君列传》：“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李同说平原君。”《正义》对“李同”注称：“名谈，太史公讳改也。”但在《李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并不避“谈”。“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李斯列传》）“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后汉书》作者范晔，因其父名“泰”，把《后汉书·灵帝纪》中的“郭泰”改为“郭太”。《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字林宗”。注曰：“范哗父名泰，故改为此‘太’。”《后汉书》卷七十，“郑太，字公业”，“太”亦应作“泰”。

    东晋桓玄初任太子洗马时，王大前来祝贺，玄设酒宴款待。王嫌酒冷不能饮，乃频呼使者取温酒来，玄因此哭泣。王很扫兴，告辞，玄陪礼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因桓玄父名“温”也。

    “家讳”尚有避嫌名者，《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因其父名“池”，乃改韩维的字“持国”为“秉国”。

    避讳问题，曾对古籍造成相当的混乱，但如果能加以利用，反过来，又有助于校勘及考古诸方面之研究。

mengqing

嗯，还好，类似的东西偶在别的书上看过。要不……

湘里妹子

谈委婉语词的当然不会只有一两个人！
只是看看其研究从哪个角度切入而已。

Artvine

是的，那本文的"委婉詞"如何定義呢？請說說。有關避諱的精典著作有陳垣《史諱舉例》。

Ostrich

委婉语是交际中一种与直接语相对应而存在的普遍语言现象.关于委婉语的传统研究,英语主要限于与禁忌语相对待的范围;汉语则主要是看作辞格系统中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委婉语是在语境的制约和作用下、体现交际主体心理需要而产生的,表达者不直说本意,而选用具有与直接语所指或含义相同的"说法"来替换表达的一种语言现象.根据是否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特点,委婉语系统由规范委婉语和变异委婉语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