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是怎样探索创作规律的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创作论的文章。陆机在序文中说明，他写作《文赋》的根据，一方面是对于他人创作用心的体会一——“余每见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一方面是亲身从事创作的经验——“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没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就很难深切地体会别人的用心；但拘守自己的实践经验，又未免陷于狭隘。陆机结合直接和间接的创作经验来探索“作文之利害所由”，这种研究方法是合乎科学的；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陆机从总结经验中认识到，“作文之利害”的关键是要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庄子》中早已提出了言和意的矛盾。魏晋时，言意之辨又成为玄学的一个主要论题。当时持“言不尽意论”者甚多，主要是阐发庄子的观点，强调精微奥妙之意是不可以言传的，把道形容成玄妙莫测的东西，宣扬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然而他们揭示了言和意的矛盾，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当时欧阳建则独树一帜反对“言不尽意论”，可是他又完全抹杀言和意的矛盾，而陷入了形而上学。这场哲学上的辩论对陆机无疑是有影响的。因此他把言意关系问题引入了创作理论中。他既承认言意之间存在着矛盾，又主张写作时应该力求解决这个矛盾。他在言意关系之外，还提出了意物关系。从“言”来讲，是要求完美地表达“意”；从“意”来讲，则要求准确地反映“物”。一篇作品要达到主观和客观、语言和思想的统一。这种见解是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陆机把“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作为探讨的中心问题，确是抓住了创作中的主要矛盾。

      怎样解决这个中心问题？陆机是从分析创作过程落笔展开论述的。他指出，创作前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生活的准备，即所谓“伫中区以玄览”，对外界事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情因物感，辞以情发，从而开启文思的泉源。二是学养的准备，即所谓“颐情志于典坟”，要认真学习典范的作品，从中吸取思想上的营养，以培养高洁的情思，还要从中吸取文辞上的营养，以丰富表达的技巧。这两方面的准备，是解决文、意、物之间的矛盾所缺一不可的，完成了这些准备才能进入创作过程。

       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部分是构思。陆机认为构思与观察不同，需要“收视反听”，即排除干扰，虚静专一。至关重要的是“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也就是发挥想象力。通过构思，要达到“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使情和物在头脑中逐渐清晰、活跃起来。通过构思，还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调动各种有用的表现手段。可见构思是解决文、意、物之间的矛盾的重要环节。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也就是谋篇布局、修辞炼句。陆机认为在意（义）和文（辞）两方面都应作精心的安排。
    整个创作过程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所谓“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最后臻于“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即达到文和意二者都比较完美的境界，这样作者是会感到无限的欣喜的。
    由此可知，在陆机看来文、意、物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那末，其中有无规律可循呢？这是陆机心中经常思考琢磨的问题，他认为创作是有规律的，但不是僵死的公式。在序文中他就指出：“放言遣辞，良多变矣”，“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创作规律之难以摸索，也不易说明，正是由于文章的“多变”。因此，他要求“达变识次”，即掌握变化的规律。

      为什么文章多变？这是由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所决定的。《文赋》中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要反映千姿万态的客观事物，固守刻板的教条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灵活机动。“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为了达到“穷形尽相”的目的，不妨突破常规。

      正由于重视变化，陆机也就重视创新，因为陈词滥调是不可能适应变化的需要的，他强调要“谢朝华于已披，启文秀于未振”。甚至说：“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即使并非有意的剽袭，而系无意的雷同，也同样是要不得的。但是陆机并不排斥继承和吸收前人的成果。他主张“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而且“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有时利用旧辞，脱胎换骨，还可以收点化之效。

      陆机虽然突出了创作规律的灵活性，但是并没有把变化说成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变化之中仍有不变的原则在。“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果掌握了变化的规律，也可以举重若轻，化难为易，左右逢源。
    在探索创作规律中，陆机感到难以解释的是灵感问题。在《文赋》中，陆机对灵感来去的情状作了形象的描绘，但是陆机不能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得感慨地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当然灵感或创作冲动并不是象陆机所讲的那样，作者完全无能为力，唯有听其自然。然而，创作毕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灵感兴会的生灭，文思源泉的开塞，决定于许多因素，确实是很难把握。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写作任何文章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文赋》很明显地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阐明的。在陆机心目中，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已经划分得比较鲜明了，因此他论述各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牢牢地抓住了文学的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情感的因素。例如他讲观察生活是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他讲修辞是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他讲文体是说：“诗缘情而绮靡”，“诔缠绵而凄怆”。先秦两汉的儒家在诗乐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情感的因素在文艺中的重要地位^⑦。陆机在这个基础上踵事增华，更进一步阐发了情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二，强调形象的概括力。例如他讲构思，要求“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讲谋篇，要求“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他认为行文的乐趣正在于能够“函緜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这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善于集中提炼，小中见大，以有限的篇章展示阔大的境界，具有尺幅千里之妙。
    第三，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美。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陆机明确地指出，内容是主要的，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他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但他也反对“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这样空洞无物的作品。从他列举的五种文病，即“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也可以看出他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审美标准。

      综观《文赋》的成就，可以说陆机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和规律的道路上比他的先辈前进了很大的一步。《文赋》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著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从《文赋》中得到许多启发，书名中“文心”一词即来源于陆机所说的为文之“用心”。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把《文赋》看作《文心雕龙》的胚胎或雏型，这样的估价是并不过分的。

     《文赋》出现在魏晋时代决不是偶然的，它正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得到独立发展之后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结晶。但是后来不少文人集中攻击《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一语，这主要是由于它违背了儒学的精神。例如，沈德潜《说诗晬语》说：“《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深泽，先失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钞序》则讲得更严重：
    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诸篇小序为经师递有加增，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文达公遗集》卷九）
    在我们看来，解除儒家思想的约束恰恰是《文赋》的长处。正如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所指出：“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诗言志”的传统说法经儒者解释，成了“言”圣人之“志”，所以“言志”实与“载道”同义。陆机倡“缘情”说，确乎是全新的观点，对文学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当然，《文赋》是有缺陷的。陆机对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缺乏应有的重视；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只是因袭前人的成说，没有提出独到的见解；对文学的思想性有所忽略，偏重于形式技巧的探讨；对已经兴起的形式主义的文风，没有加以抵制，而附和了这种倾向。另外，也因为赋体的限制，纲目条理不够明晰。某些观点，如“榛楛勿剪，蒙荣集翠”，则未必正确。刘勰批评它“巧而碎乱”（《文心雕龙·序志》），“情苦芟繁”（《文心雕龙·镕裁》）等等，是有道理的。这些都说明陆机未能跳出当时文坛风气的局限。但是应该辨明，在文学的艺术形式或表现技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情况下，陆机开始去深入探索形式技巧的规律，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文论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有人根据陆机的创作和理论并不一致来贬低《文赋》，这个问题有必要一辨。陆机的创作和其理论有一致的地方：他在理论上讲究形式美，在创作上也刻意于排偶对仗，是骈文的倡导者；他在理论上容许“庸音足曲”，在创作上也伤于繁多。但是二者又有矛盾的表现：他在理论上主张以意为主，在创作上却常单纯追求形式的华美，而不顾内容的贫乏；他在理论上十分强调创新，而在创作上却多模拟之作。这些矛盾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第一，作者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不平衡并不是可怪的现象。一个出色的理论家也可能是一个平庸的创作家；反之，创作造诣很高，理论却毫无建树的，也不乏其例。第二，文学原理从理论上的认识到创作中的贯彻常有一段距离，正如陆机自己讲的：“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第三，陆机的创作思想会有发展变化。《文赋》大概是陆机晚期的作品，杜甫诗中“陆机二十作《文赋》”（《醉歌行》）之说未必可靠。据陆云《与兄平原书》，《文赋》与《叹逝赋》作于同时，而《叹逝赋序》明言此赋作时“年方四十”。那末《文赋》中反映的是他后期的观点，写他前期的创作有矛盾是完全可能的。总之，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来寻找。但是，根据他的创作中的不足来否定或贬低他的理论是不恰当的。《文赋》在古代文论史上的价值应该加以充分的肯定。
    ①《庄子·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天道》：“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②《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
    ③欧阳建《言尽意论》：“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
    ④《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因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
    ⑤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摘录黑格尔的话：“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旁批：“注意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说明言意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
    ⑥欧阳建《言尽意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吾故以为尽矣。”
    ⑦《荀子·乐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