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zhsc.net/
2005-4-26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幹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湘里妹子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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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6

    今天我们一说到姓和氏，大家都觉得是一回事。确实，很久以来，一个人的姓就是氏。所谓“张氏”、“刘氏”，换言之即“姓张的”、“姓刘的”。但是，在中国上古时期——先秦时代，姓和氏是被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弄清这一点，对于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氏则为由姓衍生的分支。姓的起源比较古老，形成以后非常稳定。氏却不然，相对姓来说，它是后起的，随着各种历史条件的影响出现不断的变更。《左传·隐公八年》中有一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姓和氏的关系：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意思是说：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出生赐姓，分封土地而又根据封地命名氏。诸侯对于卿大夫，以其字作为谥号，后人便当作族号；世代担任某一官职而有功者，就以官名为族号；也有以封邑作为族号的。

    先来谈谈姓。

    有人根据《春秋》，考得秦汉以前的二十二个姓（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例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燕、虞、虢、吴、随、巴等封国都是姬姓，齐、申、吕、许等国是姜姓，秦、徐等国是赢姓，楚国是芈姓，殷人后裔的宋国是子姓，夏人后裔的越国是姒姓，传说中虞舜后裔的陈国是妫姓，等等。这大致可以反映西周至春秋时代姓的情况。这些姓究竟如何发生，当时的人已不能详考，只有一些零碎的历史传说。譬如《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载“我姬氏出自天鼋”。至于秦汉以后，对于姓的发生，说法虽多，也更为精致详密，但往往出于后人的自我作古，可信程度还赶不上先秦的传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有关姓的记载、传说，从中窥得上古和远古时期社会的某些重要侧面。许多古姓都从女旁，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是我们祖先曾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有的古老姓氏与动物有关，则暗示了我们祖先曾有过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现象。

    周代的姓和氏，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它是当时盛行的封建宗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每个人一生下来，姓是早就确定好了的。但氏只有贵族才有，因为氏是辨别贵贱而为贵族独有的标志。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周代，男子作为氏族的主体和当然代表，只称氏而不称姓。至于女子则称姓。贵族女子在婚前婚后、生前死后，有种种不同称呼的方法，但无论怎么称呼，必须带上姓。举例来说，一个出生于齐国公族的女子，一般就叫做“齐姜”；若是嫁给鲁国国君，就可以叫做“鲁姜”；死后又可以用在姓上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来称呼，鲁桓公的妻子死后叫“文姜”，“文”是她本人的谥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了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贵族甚至对买来的姬妾侍女也要进行辨姓，如果无法知道，就用占卜来确定（参见《左传·昭公元年》）。周及鲁、晋等姬姓封国同姜姓齐国有世代通婚的传统，无疑是维系周王朝与异姓封国之间政治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姓与贵族婚姻之间的种种规定，乃是周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

    再来谈谈氏。

    氏的情况比姓要复杂得多。前面已谈到，氏是标明一个人身分贵贱的，贵族男子通常称氏。关于氏的具体命名方法，开头所引《左传·隐公八年》那段话可以说是一个纲。

    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陈氏、宋氏。

    诸侯的子孙在称谓上有一套规定：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其祖父的字为氏。

    卿大夫有的以职官为氏，如：师氏、史氏、卜氏、祝氏、巫氏、士氏、司马氏、司空氏、中行氏、陶氏、籍氏；有的以所受封邑名为氏，如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这最常见。

    另外，还有以居处为氏的，如：东郭氏、南宫氏、百里氏、柳下氏；还有以父亲的字为氏的，等等。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妇女的称呼可于姓下加“氏”字，如：姜氏、姬氏、妫氏、嬴氏。这种情况下，“氏”之前的称呼代表姓，应与一般“×氏”的“×”表示氏相区别。“氏”的这种用法，与先秦古书常见的“母氏”、“舅氏”、“伯氏”中“氏”的用法相当。二、通常情况下氏和族有别，但有时又可相通。《战国策·秦策》“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这里的“族”即指氏。

    氏的情况较姓复杂，还表现在姓是稳定不变的，而氏却是可变的，有时还变化相当频繁。尤其是诸侯公室和卿大夫，有的不仅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氏，而且一个人前后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氏的这种变化更替，往往反映了贵族内部各派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此起彼落。一个贵族男子一生中可以有几个氏，因而在称谓上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情形。春秋中期，晋国有位大夫仅见于《左传》的称谓就有九种之多。九种称谓分别是：会、季氏、武子、士会、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如果不明白这位大夫前后曾有过三个氏，便很不容易弄清这么多不同的称谓指的都是一个人。士、随、范是氏。士，出自其祖先曾担任过士的职务，是以官名为氏。随、范分别是这位大夫先后受封的两个采邑，是以封邑为氏。其余，会为名，季为排行，武为谥号。懂得这些，就不难理解那九种称谓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不同叫法而已。又如战国中期的著名法家商鞅，又叫做卫鞅、公孙鞅，那是由于商鞅原系卫国公室的子孙。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氏族作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发展乃至衰落的状况极大地左右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氏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研究先秦史的一把钥匙。

    谈到这里，姓和氏的区别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正如任何互相联系着的事物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具有相对的一面。《国语·晋语》上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个古老的传说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时代的一些异姓往远古追溯的话，很可能出于同一个源。如此说来，这些异姓在形成之初，完全相当于日后由一个姓派生出来的不同氏。所以，我们又说姓和氏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总是联系着一定历史条件而言的。

    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氏族贵族日趋瓦解，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发生混乱。秦的统一，基本结束了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姓和氏开始合二为一。经过秦末大乱，社会进入西汉，姓氏就完全融为一体。正因为这样，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已不那么注意先秦时代姓和氏的区别了。他在《孔子世家》里说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实孔子祖先是宋国人，姓子，孔只是氏。这是司马迁囿于当时习惯造成的一个疏忽。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就将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

    今天，离开司马迁那个时代两千多年了。许多人不知道上古时期姓氏相分，自属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我们想学习、研究祖国的历史，那末，弄清中国古代的姓和氏还是必要的一课。

    ①本文所说的封建制度，指西周贵族内部层层分封土地、人民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