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回族形成中的语言问题

孙兰荃

作者许宪隆
关键词：回族语言问题
来源：《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一期



    语言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的过程中，由于交际的需要而逐渐产生的。斯大林说：“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同样，民族语言也是伴随着民族的出现而形成的。由于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民族居住，因而不同民族都有着互不相同的语言。


    回族文化的内容首先是对语言的掌握问题，今天的回回民族，其共同语言是汉文汉字。但在历史上，特别是回回民族形成的初期，外来语确实曾经在回回先民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宗教的缘故及其他因素，这些外来语中的某些词汇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回回民族语言上的特色之一。根据这种遗留和积淀，从文献上提及的“亦思替非”文字到《回回馆杂字》的材料，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两种名称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波斯文。当然，阿拉伯语作为伊斯兰教的语言，在回回先民中的使用和流传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回族的民族语言是怎样从外来语过渡到汉语的呢7本文拟就回回民族形成初期的语言问题，做一概略性认识。


    一、先民成分的多元化


    回回民族的先民除唐宋时期的著客外，大多来自于元代中亚、西亚迁发而来的穆斯林，这在回族史学界是公认的。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国家、语言及其分布如此之复杂，以致于我们到今天仍不能准确地说清究竟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多少种语言我们只能大致推断出他们主要是由波斯、阿拉伯、突厥等等民族组成的民族混合体。


    谈到回族的先民问题。首先应提及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香客。唐代中西交通的大开，穆斯林民族的商业精神，阿拉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警容东来，经过定居和华化，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穆斯林居民——回族先民。


    回回民族的形成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先民来源的多元化。除了上面提到的穆斯林蓄客外，宋代开封的犹太人（也里可温），元代大批的中亚、西亚穆斯林，南洋、南亚穆斯林以及中国内地土著各民族都有不少先后加入了回回民族先民的行列。宋代居于开封的犹太人，被称为“青回回”，这主要是由于在生活习惯上不食猪肉，与回族相同的缘故，后来其中的一部分真的变成了回族。元时，蒙古人究竟迁发了多少中亚、西亚等地的色国人和其他穆斯林民族，众说不一，有言二、三百万的，有言一百万的，但既使保守一点，几十万人大体上是有的。元代，每以地名作为种族之名，色国人的名称、基本上是其居住国或地区的名称。象阿鲁浑人、撒马5尔罕人、大食人等。陶宗仪认为色国人有三十一种，清人钱大听经过考证，竟举出三十三种。可见，就在色国人内部，语言上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回族先民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南洋穆斯林。这一支人数虽然不多，但颇具特色。据我们所知，至少有两个地方的回族是南洋穆斯林的后裔，一是海南省的崖县，那里的回族先民是由于海上遭遇风浪被迫避居于岛上的，原来是占城（越南）穆斯林。史书上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求附。”这里的忽宣是Hussain的音译，又译作胡赛因等，他们是穆斯林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二是山东德州。明成祖时苏禄国国王来贡，卒于此地，为他守墓的后代因为信仰伊斯兰教也加入了回回的行列。南洋穆斯林成为回回来源可佐见于明《四夷馆考》中：“占城、日本、爪哇、满刺加诸国皆习回回教，遇到进贡，番文也属本馆代译”。这个“本馆”，指的就是回回馆。


    我们在强调回族族源中外来成分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我国境内的士著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成分。比如内蒙地区称回民为“Hotun”，它是“和田”的古音，说明内蒙一部分回族很可能是古代畏兀儿人。一方面是因为华族女子与外来穆斯林通婚，另一方面是这些民族中的一部分人改信伊斯兰教，从而成为回族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所说的回族族源的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外来成分的复杂上，也体现在国内民族成分的多样上。


    二、回族先民语言的多元化


    回回先民来源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语言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语言，发展为今天所使用的共同语言——汉语，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与民族形成及发展同步的过程的。由于回族的先民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而在他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扎根之初，就必然操有不同的语言，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先民们至少使用过以下诸种语：


    二·阿拉伯语。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是重要媒介。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在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时，阿拉伯帝国仍在东征西讨，阿拉伯语及连同用它书写的《古兰经》一起，被传播到四面八方。由于伊斯兰教的胜利，阿拉伯语也被蒙上了一层神圣而又高贵的色彩。直到现在，《古兰经》不仅在世界，而且在中国，都以阿拉伯语诵读，历百千年而不变。无怪乎回族内部有些人把阿语当作自己的母语了。明人陶九成曾记录，“回回字，其母二十有九，横行而写，自前拟后，复归于前，旧说的就是阿拉伯字。


    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客，特别是唐初来华的穆斯林所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是他们的1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据记载，大约到七世纪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商人来华1了。到八世纪时，大食国人李彦升经过春司考察，“以进士第名显”，《苏莱曼游记》记载］彼时广州无一人会阿拉伯语，虽失之偏颇，但也正说明穆斯林蕃客在语言上华化程度之1深，在与华人交往中基本上可以使用汉语。到元代回族形成之前，这个华化的过程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持续着。


    阿拉伯语因为宗教的缘故，“其经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篆、草、楷三法。”又在清真寺中，“堂中有碑，广袤数文，上皆刻异书，如篆箱，是为像主。”既是《古兰经》的文字，在中国，千余年来，一直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其他民族中占有至高地位


    2．波斯语


    阿拉伯语的重要地位表现在宗教上，但在回族先民中使用更广泛的，则是稍晚一些由波斯穆斯林商人使用的波斯语。在蕃坊之内，“回妇谓之波斯妇”，又，唐词牌中有“菩萨蛮”者，也为“波斯语Mussulman（Bussulma）之音译。”在唐宋时期，说波斯语的人可能并不多，但到了元代，由于成吉思汗、拔都、旭烈兀三次西征而东迁的中亚西亚人中，大多数都属波斯语种。法国人昂里·马塞认为忽必烈时“穆斯林在中国所使用的语言中国语，就渗进了法尔斯语（即波斯语），这是略一研究回族语言特点的人都知道的。”波斯语使用，可能是因为：


    第一，波斯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波斯文化以其固有的光彩影响着中亚及西亚各族人。


    第二，阿拉伯帝国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萨珊王朝，但在语言文化上却为波斯所征服。这大概也是元明两代，把波斯文字当成回回字的缘由吧。《四夷馆考》云：“回回在西域，地与天方国邻。”这句话把“回回”与“天方”（阿拉伯）截然分开，足见明之回回文断非阿拉伯文，按地理分布，当为波斯。又元以后，大食已为蒙古帝国所灭，此时所谓回回进贡者，亦非阿拉伯帝国的使臣。清人文廷式在其所著《纯常子枝语》卷计七中也以为，元代之回回国子监，所授为波斯字母。


    3、中亚各国语


    元时中亚各族中，亦即后来等级划分中的“色目人”，虽然以波斯语为主，但其他各种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我们翻开清人钱大听的《元史·氏族表》，从色目人的种类上，不难看出他们在语言上的多样性。这样说并不与前文“以波斯文为主”相矛盾，人们崇尚一种文化，就会学习与之相对应的语言文字。这不等于说完全摒弃本民族语而全盘“波斯化”，这与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使用汉语，但同时又保留民族语言文字，道理是一样的。 4、马来语


    山东德州的回族由来，相比之下更晚一些。永乐十五年，苏禄（菲律宾）国的东王、西王、峒王率部众三百四十余人来华，“东王至德州，卒于馆……留妻妾兼从十人守墓。”这十人成为今天山东德州回族的渊源，最初所使用的语言，显然是马来语种。海南崖县的回辉村，至今语言上仍然习其祖先，据专家们鉴定，也是马来语。


    5、中国境内各民族语


    既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土著民族加入回族行列，在语言上也必然给回族先民注入了新的因素，比较突出的是黎语、壮语、傣语、藏语，汉语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查阅《海南甘蕉蒲氏家谱》，就会发现蒲氏家族中所娶之妇女，多为陈，黄等，均属广东之黎族大姓，其他如青海卡力岗藏回，云南傣回等，这种称呼本身，就很能说明不同民族在血缘及语言上的杂揉性。不同民族的人与回回通婚，该民族语就在回回先民中出现过。这样，我们看到了一种语言的大汇合现象：回回先民所使用的语言，既有汉藏语系，也有南岛、阿尔泰语系。这些语类几乎超过了世界语言分类的一半。这恐怕在其他民族中还不多见。


    作为一个民族，支离破碎，五花八门的语言显然是不胜其任的。我们从元代回回国子监教授“亦思替非”文及明《回回馆杂字》的事实，看到了作为中亚、西亚穆斯林，在语言上受到波斯的影响所萌发的统一趋势，只是这个发展趋势还没有成为现实，就在汉文化的冲击下被打断了。“亦思替非”文。‘“实际上就是波斯文”《回回馆杂字》及陆次云《译史记余狈u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种文字的实例。


    波斯语在回回先民中的优势地位，不久就遇到了竞争者的挑战，文化高度发达的汉语汉字在先民生活中的出现，使回回先民语言的同化和融合，出现了新的趋向。


    三、回族共同语的形成


    几种不同的语言相遇后，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


    A语言


    1．B语言 统一为A人或其他语言


    A语言A语言


    2、B语言B语言（多种语言并存）


    回族的先民语言与汉语相遇后，发生的变化属于第一种情况，即两种语言融为一种语言。语言的融合是与民族的融合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同步的。回回先民在语言上逐渐学习汉语的过程，不同来源的先民是在不同时期内完成的：唐宋的穆斯林蓄客是先导；蒙元时期的色目人华化是主体，是高潮；明以后南洋穆斯林入附是尾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在使用汉语言文字的汉族中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为了交往的方便，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再者，经济文化生活的交流，特别是相互婚姻诸方面的联系的加强，是他们学习和掌握居住区汉语的推动力。


    在语言融合的过程中，人数多．文化先进的民族的语言文字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但多种语言演变为一种语言的过程，不是短时间内可以一减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间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双重或多重语言制的过渡，最后才能实现语言的统一。回族从先民的多元语言，到最终完全实现以汉语代替所有的非汉语语种，也经历了这样广个过程。


    笔者以为，回族语言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通婚的结果。


    拿回国先民典型意义上的家庭（——即男方为外来穆斯林，女方是中国妇女）来说，一个穆斯林在中国娶妻生子，那么他可能在同国籍的穆斯林中仍说本民族语，但回到家庭中，他不得不试图说妻子可以懂的话。这样，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内部通行的是两种语言——－一丈夫的非汉语语言和妻子的语言。他们的后代在中国土生土长，不管其父母使用什么语言，他们对掌握汉语的需要，显然较其父母更加迫切，尽管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学的是父辈的语言。由于周围环境及社会交往的需要，他更多使用的只能是汉语。到了第三代，接受汉语学习的可能性就更大，对祖辈的语言就会保留得越小……一代一代下去。祖辈语言的实用性及对它的依赖性依次递减。元代色目人参加科举时以修汉学取科第者，人数不少。足见色目人汉学程度之高。汉语的使用量在回回家庭中逐年逐代的增长，直至最终在社会生活诸方面，彻底取代了先民的语言，而只在宗教生活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而淀积。


    纵观历史，回族先民中的双重语言制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元明两代的历史看，至少在明永乐年间，在回回人中还通行波斯等文，若从唐宋时住唐的著客开始，这个双重语言制过渡期大约经历了好几百年。这一过程的基本结束大致是在明代，回回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已很明显之后。如前所述，明成祖时为苏禄王守墓而留在德州的十余人，他们要在德州生活下去，就必然要与更多的汉人打交道，并最终使用汉语，这是回族先民中最后一个外来成分语言转化的结束。留在内地的外国穆斯林。无论是通婚，还是文化经济活动，除了加强和汉族人民的来往外别无他途，这就加速了他们掌握汉语的进程。


    四、回族共同语的特点


    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其必不可少的民族特征之一。


    我们不能忽视共同语言对于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具体到回回民族的形成来说，如果说伊斯兰教是先民们的精神纽带，是回族共同心理素质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相同或相似的经济生活，是回回作为一个民族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汉语则是回族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语言条件。“回回民族的形成以有了以汉语为共同语言为一个标志”。四以这个标志来看，回回民族的形成在全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东南沿海是穆斯林蓄客曾经活跃的地区，在元代就已基本上成为回族的一部分，而西北及元代内迁至各地的中亚穆斯林要晚一些，大约在明前期或中期。回回民族在语言的上特点主要有三点；


    1、使用汉语文


    汉语之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是经过了一个从多元化到双重语言制,再到共同的语言----汉语的演化过程的.这个过程前后持续大约到明中叶后完成.不同来源的回回先民来到中国后,为了社会交往的方便,他们必须有一种新的共同语言.再没有形成民族之前,回族先民们使用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后来逐渐接受了汉语, 加上其他一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才形成了今天的回回民族。


    2,回族语言中的特殊词语


    回回民族虽然使用汉语,但其中仅为回族人民所使用的一些特殊词语又反映了语言的民族性这些特殊词语一般说来有两大类:一是非汉语来源的汉语词,象"乜贴","主麻","玛致"等等,这里不全是宗教用语,也有日常用语;还有一类是汉语来源的汉语词,但现在只有在回族人民中经常使用,如"无常","出散",教门"等。


    3、对先民语言的保留


    回族语言中的外来成分,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而不仅仅是宗教词汇或日常用语回族先民使用过的语言,再后来民族的发展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这又反证了回族来源的多元性在这种继承与保留中,有阿拉伯文字母书写的"小儿锦"有波斯文字母书写的"回回文"等


    如果没有汉语作为各个不同来源的回族的共同语，回回作为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形成的。而回族又反过来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把不少经堂用语转介入汉语，这就是回族语言特I点上的借词现象——保留和积淀了大量的波斯、阿拉伯用语，这在老一代回族或阿匐身上I有更明显的表现。同时这些特殊用语的保留，对增强民族感情，培养民族自我意识及认同1感之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族对阿拉伯语的感情，并不是因为它是穆斯林的母语，而是因为它是回族所信仰的S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的文字。“小儿锦”（即用阿文字母拼写汉字）解放前在阿匐和回族群众中的流传和使用，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是宗教感情对语言感情的转化，那种把阿拉伯语或其他外来语当作回族的母语的看法，只能说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回族从她形成之日起，使用的就是汉语。


    简单地说，回回族源的多元化，决定了其先民们使用语言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语言到国内渐渐出现以波斯字为主的趋势，再发展为今天回族所使用的共同语言——汉语，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民族形成和发展同步的过程，随着回回民族的最终形成，这一从多元到一元的过程也就结束了，（只有个别地区，如海南岛回族是例外）。回族的共同语言虽然是汉语，但在使用过程中又有其民族特点，如对先民语言成分的保留，以及汉语中的特殊词汇等等，这些现象与汉语一道，共同构成回族在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 本贴由 孙兰荃 于 2005-8-25  08:46 最后编辑 ]

孙兰荃

李生信
关键词：回族语言禁忌人文现
来源：《回族研究》2000。3

语言是与劳动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的基本功能是人类信息的沟通。在特定的语言行为中，语言却被赋予了它自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某种吉祥或不幸，人为地为语言设置了种种禁区。谁要违背了语言之禁，谁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祸从口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之，谁要忠实遵循了语言的约束，谁就会得到相应的庇护和保佑。这就是语言禁忌产生的人文根源。语言禁忌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拘困于语言范畴，它其实是民族观、宗教观、社会观、政治观、伦理观。生活观的综合。在回族日常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语言禁忌更具深层的人文内涵。


一、语言禁忌——回族语言的民族标记


回回民族最初是由好几个民族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相互通婚、繁衍而形成的，回族先民的由来，决定了回族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回族在失去母语之后，虽然转用了汉语，回族语言仍然深深根植于伊斯兰文化的土壤中。回族的语言禁忌，就带有很浓的民族情感和宗教伦理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种语言禁忌看作回族语言的特定标记。回回民族选择汉语为民族语言，有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但是，回族语言仍有区别于现代汉语的许多标记，诸如回族语言中大量夹杂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突厥语等等。这些语言标记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刻意追求的，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语言标记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烙印。


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伴随着民族产生和发展，同民族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回族而言，情况更加特殊。回族文化的积累与宣扬，民族情感的表达与交流，以及共同经济生活的构成，都需要汉语这一交际工具。民族聚合力和张扬力，使回族使用汉语时总要表现自身的一些特点，回族语言中的禁忌现象，就是特点之一。


语言禁忌是一种开放性的常规语言现象，它表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禁忌又具有特殊性，它被涂上了各种特殊色彩。语言禁忌的开放性，决定了语言禁忌的无所不在。语言禁忌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在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一般语言禁忌的产生，或基于某种社会规范，如礼仪、雅俗、政治等，或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的信仰与崇拜。回族语言禁忌的产生也难免这些因素，同时，回族语言禁忌的产生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别同，是为了达到与现代汉语区别的目的。归根结底，回族语言禁忌主要由两大类构成，一类是因避讳而禁忌；一类是因别同而禁忌。相比之下，避讳禁忌要严格得多，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语言群体中必须严格遵循，一般不能违背。别同禁忌则显得宽松一些，只在宗教生活或宗教意识较强的群体中才严格遵循。


二、避讳——回族文化心理的折射


避讳指不愿、不能或不敢直说的话就用回避的方法换一种恰当的说法，以满足语用的心理需求。回族有许多避讳语，有些避讳是语言的共时现象，有些避讳则带有很强的民族个性。


死人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社会心理上讲“死”总要伴随着痛苦，同时也引起恐惧和忧虑，无论什么人，都从心理上不愿提及这个字眼，从古到今，就出现了许多代用语。回族语言中也禁忌“死”，代之以“无常”、“殁了”。“亡故”、“归真”、“完了”或者“毛悌”、“口唤了”等等。这些代用词的使用因地而异，但都是为了忌用“死”字。这种语言禁忌，在各个民族的语言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避讳的目的也形形色色，有的是为了尊重死者，有的是为了怀念死者，有的是为了赞美死者，有的是为了避免重提这个可怕而神秘的字眼。回族语言中忌用“死”字，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些宗教文化因素。伊斯兰教哲理认为，人都要经历今世与后世，人死后还要复生，还要接受来日审判，今世是暂时的，后世是永久的，“死”即意味着“归真”，也就是归依了真主。特别称“死”为“口唤了”，更具民族特性。“口唤”表示答应了要求，把人“死”称作“口唤了”，体现了宽容、通达的人生观。从词源上探究，“无常”、“归真”等词语来源于佛教，用在回族语言中，已经蕴含着伊斯兰教的宗教哲理，体现了回回民族的人文心理。


回族语言中由于避讳而产生的语言禁忌在饮食词语中更广泛一些。“壮”和“肥”单从字义上分析有相近之处。“壮”指肌肉健壮，“肥”指脂肪多。在回族语言中使用这两个词却有严格的规范。回族语言中只用“壮”表示带脂肪的牛羊肉及一切可食动物的肉，十分禁忌用“肥”表示这个概念。和回族禁食猪肉一样，回族语言中禁忌用“肥”表示牛羊肉，出于宗教的、伦理的、心理的、卫生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宗教伦理上看，回族禁食猪肉，为了从心理上严格区别牛羊肉与猪肉的界限，就忌用‘’肥”字。从人文心理上看，“肥”总给人以某种不适的感受。《古兰经》中把禁食猪肉解释为因为不洁。这个不洁，即包括卫生意义上的不洁，也包括宗教意义上的不洁。从这种意义上看，回族语言中忌用“肥”字，恐怕还有更深层的人文背景。和禁忌“肥”一样，回族语言中禁忌“杀牛”、“杀鸡”、“杀羊”，而代之以“宰牛”、“宰鸡”、“宰羊”，即便使把西瓜切开，也忌用“杀西瓜”，这都是由于避讳心理而形成的语言禁忌。


从理论上讲，语言禁忌要么出于社会规范，要么出于语言灵物崇拜。就回族语言禁忌而言，更多的出于宗教心理和人文观念。回族语言中的禁忌，有些十分严格，不得越雷池一步，使用不当会极大地伤害民族情感，引起民族纠纷甚至民族仇视。有些语言禁忌则相对宽松一些，如“油香”这种被汉族称为“油饼”的食物，在一些非宗教场合，特别在年轻人中可以互通。“口到”在回族语言中是“尝尝”的意思，一般专用于请阿洪吃东西或请尊长者吃东西，适用于比较正规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并没有严格的限制。


回族语言中由于避讳而形成的语言禁忌，更多的基于宗教观念和心理需求，很少带有语言崇拜的神秘色彩，和古老的语言“塔布”现象并不相同。


三、别同——民族情感的昭示


语言禁忌并不是回族语言的独有现象，任何民族的语言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禁忌语，只不过各种语言禁忌产生的人文背景不同。在我国以游牧为主的青藏高原一些地区，人们忌讳说熊、狼、雪豹等动物，而代之以“创上者”、“拴嘴”、“长尾巴”等。与众不同的是，回族语言中的禁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文背景，就是为了别同。回回民族失去母语后，无论对外交往还是对内交往，主要使用汉语，回族使用汉语时，总要千方百计保留自己的语言特色。在回汉杂居地区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尽管回汉民族同居一地，同讲一种方言，各自语言中的语音和词汇还是有明显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回族语言的民族特色。勿庸讳言，这种语言差异的最初形成是有意的，经过世代传承而约定俗成。回回民族是一个自尊性很强的民族，回族在转用汉语后，总要努力保留带有民族特性的语言习惯，从而形成了回族语言中的别同现象。别同，是在语言运用中，有意回避一些汉语词汇，代之以具有民族色彩的词，以形成语言界限。回族群众把汉族称为“油饼”的食物称作“油香”，这种食物在西北地区回、汉族生活中都很常见。回族语言中，忌称“油饼”，特别在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中更加禁忌“油饼”的称谓，这恐怕主要出于别同的民族心理。“举意”或称“立意”，在回族语言中表示从事某项活动的心愿，并请求真主接受或回赐。汉族表达这种意义的词是“许愿”。在回族宗教活动中，忌用“许愿”之类的词而用“举意”。“立意”来替代，这也出于别同的民族心理要求。


对回族语言中特有的别同现象，要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探究其人文内涵，千万不能肤浅地误作民族排外心理。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民族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同共体。同一民族，在语言、心理状态、生产活动、居住地域等方面都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人们在使用民族语言时，倾注了民族情感，正因为语言与民族情感如此紧密的联系，在回族语言中因别同而产生语言禁忌，就合情合理了。“点香”是回族在“尔麦力”、“圣纪”等活动中或给祖先上坟时的宗教仪式，为什么不把“点香”称作“烧香”呢？因为“烧香”、“香火”是佛教术语，“点香”的运用，正是为了有别于“烧香”，对“烧香”的禁忌，才代之以“点香”，这正是为了别同。


别同是回族语言禁忌中的特有现象，回回民族经过较长时间的语言转用，逐渐以汉语作为民族语言。汉语既是回族和其它民族交往的工具，也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工具。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回族语言禁忌中的别同现象，其实是为了形成回族内部反映共同情感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情感和共同特质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看，别同正是为了求同，求得带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语，使语言打上了民族情感的烙印，闪烁着民族文化智慧的光芒。


四、回族语言禁忌的人文透视


语言禁忌初始于“塔布”。“塔布”是人类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本质而产生的对神秘力量的恐惧。语言“塔布’包含着语言灵物崇拜，人们为了避免想象中的不利后果，在某种情况下不讲某些话，形成了语言禁忌。回族语言禁忌中有“塔布”因素，但回族语言禁忌更多地受民族人文观念的支配。


语言的特殊功能构成了人类的有序生活，促使了社会的正向运转和文化的广泛传播。语言的交际作用不是语言信息符号的单纯传输和反馈便包括情感信息的沟通。人类正是赖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交流思想感情，这就是语言的人文特征。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构成了回回民族群体的人文属性，他们的语言或语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群体的情感世界，说话者对词语的选择，总要受到民族情感因素的制约，让语言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一听到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就会产生一种民族亲近感和凝聚力。“油香”之于“油饼”，“举意”之于“许愿”，“点香”之于“烧香”，“胡达”之于“天爷”，其语言动机并不在于意义的区别，而是选择民族内部情感沟通的语言方式。既然语言是一个独立民族的重要标志，使用汉语的回回民族在语言交际中选择带有民族特性的语言词汇，就不足为怪了。


回回民族是一个兼容性较强的民族，回族语言在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回族文化属于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人了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汉族文化成分。从回族语言禁忌中不难看出外来文化对回族本体文化的影响。回族语言中禁忌“死”而选用了带有佛教痕迹的“无常”、“归真”，禁忌“死人”而选用了阿拉伯语“埋体”，禁忌“天”、“上天”而选用了波斯语“胡达”。这种多元的语言文化，构成了回族语言独一无二的特色。


看来，语言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需要不断吸收养料，在各种成分的不断完善中充实和丰富自己。回族语言正是在容纳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臻于成熟。


宗教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宗教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回族宗教人士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阿拉伯语，日常生活中又使用汉语，这样就形成了回族语言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用以及汉语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特殊组合，如“克尔自国”（即天房图）、“一个主麻”（即一个礼拜）、“做乃玛孜”（即做礼拜）、“恕迷得很”（即不幸得很）等等。这些特殊结构词语的形成，是宗教传播对语言影响的痕迹。回族语言禁忌，同样带有很浓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的宗教观、伦理观、人文观促成了回族语言中的种种禁忌，而这些语言禁忌恰恰也是伊斯兰宗教文化观念的折射。语言禁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它和民族宗教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应该引起民族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孙兰荃

作者：杨占武金立华
关键词：语言问题经堂语
来源：《回族研究》1992.2

　　回族经堂语，顾名思义，是回族经堂教育中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因为经堂语并不脱离于汉语，而只是一种在汉语基础上形成并通行于回族宗教教育中的语言。所以，在语言学的学科分支中，它应该归属于社会语言学，经堂语的语意内涵也应该是汉语言的变体——回族经堂社会语言。

　　作为汉语言的一种变体，回族经堂语首先给汉语言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其宗教语言的性质，也可以把它和其它回教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无疑，这将会给普通语言学理论增添新的材料。

　　本文的目的尚不在此。比较研究赖以对所比较的对象的把握。我们在此只是构画一下回族经堂语的大致轮廓，以此给将来的研究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抛砖引玉，以期来者。

　　一、经堂语的历史渊源

　　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经堂语的历史也至少应该和经堂教育一样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①，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教育创立时间是16世纪末。这个时间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始祖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的生平资料。胡登洲，字明普，陕西咸阳市渭城人。据说他年近五句时曾客居北京，拜位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忒》等经典。既而归故里设帐讲学，是为回族经堂教育之溯。依此推论，则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经堂语的时间上限最晚也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如果单纯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角度来考察的话，回族经堂语的形成年代还应提前一步，进而与元代白话与明初语体文搭上界。为此，我们可以各选择一段经堂语和元明白话进行比较：“我凭着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赞调养普世界的主，好结末是在一些行计较的人上。主的慈们与安宁，降在他的钦差穆罕默德与他的家眷一总上。在赞主、赞圣之后，祈望主在两世里边给你吉庆者。你知道这件事情者，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俩目的根脚。包含五个模干狄卖，作为五门十四篇。”（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以下简称《尔》)。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系官的库里仓里钱物，偷了来的，少了来的，拿着底人多有。钱赔不起呵，他底田产、人口、头匹的，不拣甚么，准折属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赂者。更不匀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钱算着，那钱数到呵，放呵。怎生？”么道来，奏呵。“交保人每赔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着您的言语者。偷了钱物来的贼每根底不合放”②。

　　这两段话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语气词“者”（又作“着”，宋元．通用）字来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译自阿拉伯语经典，其中夹杂着阿拉伯语的语汇，如“其他布”（经典）、“伊斯俩目”（伊斯兰教）等，后者却是蒙古语的直译休，其中出现了“么道”（“说着，这样说着”的意思，用于句末，略如古代汉语的“云”）这样的蒙古语词。如果详加分析前段经堂语的词汇，就可以发现除语气词“者”以外，还有好几个词都与元明语汇大有干系，如：

　　结末：结果。《刘知远诸宫调》十一“四方国柄我权握……有印后为安抚，无印后怎结末？”

　　一总：总共，所有的。《薛仁贵》一折：“当日三箭定了天山，杀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贵的功劳也。则不这件，一总过海平辽，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张士贵赖了。”

　　根脚：基础、底子。又引申为出身。《朱子语类辑略》：“贾谊之学杂……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元朝秘史》：“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何颜会说：‘必是个好根脚人的儿子。’”

　　但是，有几种因素使我们不能够遽下断语，认定经堂语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一是语言的渐变性。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语言的发展变化却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从元末明初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语形成年代约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要在这不足200年的历史中给语言划一个比较严格的分水线这是很困难的。其次，是汉语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的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作者都与罗贯中有关，但其语言风格歧有不同。《水浒传》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语，而《三国演义》中却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语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这时的白话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话的语言成分。经堂语是一种讲经语言，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道地的口语。因而，我们在论述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或明初口语，但也不能仅仅由此而排除它或者是在保留元明语言成分的后来的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一可能。

　　这样的论述并非毫无意义。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虑语言的渐变性特点，还是口语文保留更多宋元语言成分的因素，经堂语的语言年代可以有约200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结论对考察经堂教育的起源将不无裨益。如果我们有办法证明经堂教育起源于元或明初，进而推断经堂语的源头是元末明初口语，在经堂语的语言特征上，这是可以允许的。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胡登洲并不是经堂教育的创始者，而是经堂教育的承继者和集大成者。刘迎胜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语言文字学后认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应该是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③他用这样的图式来表示这种继承关系：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国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语、波斯语教育一元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回回语文教习一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的波斯语教明末胡登洲开始的经堂教育④。

　　除了文献资料外，我们可以从经堂语本身再提出两点证据，来支持回族经堂教育发源于元明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的推断。其一，是经堂语的“通语”或“准通语”性质。众所周知，汉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地异言殊。依照方言的内部特点可以将全国的方言划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属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下又有次方言区，如北方方言又可划分为北方官话、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虽然如此，各次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其交际语言也与当地方言大略一致。经堂语言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但除了各方言区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或“准通语”的性质。

　　经堂语的创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们很难设想这种相沿已久的经堂语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国，这是很难理解的。

　　仔细分析经堂语的译文风格，就会发现它与元明时期的译文风格十分相近。元明时期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翻检其内容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的《元代白话碑》碑文、元贯云石所作《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以及明初洪武年间译成汉语的《元朝秘史》等语言材料来加以研究。如《孝经直解》：原文子日先王有至德要道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直解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你再坐地，我说与你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

　　再来看一下经堂语的语言：

　　“圣人每一位是本光阴至贵的，至有智慧的，禀性至好的。”

　　“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

　　“你们的每一位可亦喜这件事。”

　　“他吃他的死弟兄的肉，既然如此，你们僧恶他者。”

　　元明两代的政府机构中都设有从事包括回回语言文字学教习、研究的机构。元代有“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明代在“四夷馆”和“会同馆”中专设“回回馆”，流传至今的《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即其成果之一。考虑到回族经堂教育与元明官办穆斯林语文教学的继承关系，揆诸经堂语的语言实际，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这种经堂语，其实发源于当时通用的翻译语言——无论是外种语言（如蒙古语）还是古代汉语经籍，在翻译成白话文时均采用的一种较统一的语体。回族的先民在译解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经典时，也概不例外地仿效、采用了这种口语文。这种翻译语言人所共用，具有“权威性”或“通用”的地位。因此才很容易为全国教胞所接受。当然，在其流行过程中，或许有胡氏的提倡之力。

　　二、经堂语的词汇构成

　　语言的构成成分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我们这里只选择其中最后的一项进行探讨，并非经堂语音的语言和语法没有研究的价值，而是因为：（一）关于经堂语的语音。正如上言，经堂语的语音是与全国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相一致的。一个北京牛街的阿訇和一个银川的阿訇讲同一部经典，前者使用道地的北京口语，而后者却操兰银官话的腔调。各地经堂教育中曾使用过一种叫叫。“儿锦”（“消经”）的拼音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但这种拼音文字却按照各自的方音各自为政地拼写，未能象汉语拼音那样全国统一，正是这种南北音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而关于经堂语由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语音这一特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有论述。（二）关于经学语的语法特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是经堂语由于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以及受阿拉伯语语法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语法现象，如“汉语动词十阿拉伯语／波斯语名词”的动宾结构（做乃麻子、做都哇）、“汉语修饰语十阿拉伯语／波斯语被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汉其他布）等。对于这一问题近人已多有涉及，故在此不再作更多的论述。其次是经堂语的语法还保留了元明白话的语法特点，如：

　　（l）“他命一个押，到在某一棵树的跟前……”（《尔》）25页）。

　　（2）“一日圣人过在一个坟茔里边，站在两个坟头上……”（《尔》41页）。

　　（3）“嗣后给衙埋台的日子有了，命令到在天堂的人上”（《尔））78页）。

　　（4）“牛羊驼雀鸦鸽白翎斑鸠等，从器皿上议了，不把水转的秽污……大小净皆使的”（《尔》41页）。

　　（1）（2）（3）例中“趋向动词／移动动词十‘在’字构成的处所补语”和例（a）“否定词十‘把’字结构十‘得’字补语”（“的”、“得”近代汉语通用），这都是显明的宋元明语言特点，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一定会给本文第一部分的结论提供佐证。由于语言材料不足的限制，我们拟在以后专文讨论。

　　我们在此重点讨论经堂语的词汇构成。经堂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汉语词汇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外来词。外来词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形成这一特点的因素主要是经堂语的宗教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可能是回族先民所操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的底层遗留。比如：

　　阿拉伯语：

　　克若买提（奇迹）、阿黑惹提（后世）、古若阿尼（《古兰经》）、尼卡豪（婚礼）、格阿麦提（后世）、舍希德（殉教者）、色哇布（感谢）、而来麻乙（学者）。

　　波斯语：

　　阿布代斯（小净）、得斯塔日（缠头巾）、朵斯达尼（教友）、朱子德（犹太教）、阿匐（教师）、杜什蛮（敌人）、阿斯麻尼（天空）、邦达（晨礼）。

　　这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有十分广泛的文化学研究角度。比如，可以用语言统计学的方法测算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百分比，以此给回族族源、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播来源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其次是可以通过词汇的分类研究，探讨隐于其后的文化、历史内涵。象借用波斯语的“阿斯麻尼”来表示“天”，这并不是平凡而随意的举措。汉文化中常用“天”来对译伊斯兰教的“真主”，唐杜环《经行记》：“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内，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这一理解是不能够被伊斯兰教所接受的。明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古故无像也。若日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日事主非事天也。”这一段话对“天”与“真主”的本质区别辨析甚明。为避兔混同，对汉语一般意义上的“天”也采取了摒弃的方法。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昏，值得认真分析的是这种对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借用方式。汉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一般有三种，（1）译音：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一并接受过来，如：坦克＜英语tank,苏打＜英语soda，弥撒＜拉丁语。issa;（2）仿译（或日“摹借”）：保留外语词的形态结构和内部形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逐词（词素）翻译过来。如：马力＜英语horse—Power（horse：马，Power：力），蜜月＜英语honeymoon（honey：蜜，moon：月）（3）形译：这是汉语借用日语词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日语常采用汉字来书写词语，并且经常用汉语词素来构成新词，汉语借用这些词时就连形带义搬过来，如“破产”（basan）、“手续”（tetsuzuki）等。

　　经堂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可以和前（1）（2）种借用方式相比较。汉语借用外来词时，受制于汉语词汇的音节特点（还可能有汉字的特性）、尽量采用优译的方法，比如英语。比。地传到法语基原封不动，仍是football，传到俄语中一依其旧，是￠yT6O。，只不过改用了斯拉夫字母。而汉语却仿译成“足球”（fOOt：足或脚，ball:球）。对于译音词，也尽量调整其音节结构，如romantic，旧译“罗曼谛克”，现通译“浪漫”，个别地方作“罗曼”，如“罗曼史”，指“恋爱史”。只有这样，才能从音节构造、词形方面显出“象”汉语来，达到与汉语完全同化的效果。

　　经堂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看来是完全采用原来的音节构造，而不考虑汉语音节的特点。换言之，经堂语在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首先考虑的是它象不象原语言的形式，至于它是否象汉语，那是非常次要的。甚而，在用汉字译写借词时，还努力保留原有的发音，比如，在笔者所研究的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中，译者用给汉字加“口”字部的办法来译写阿拉伯话的语音。这种译借方式的形成，没有语言规划所施加的影响因素，因而反映了译借者心理上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亲近感及其力图保持其宗教不被汉化的强烈愿望。

　　保持借词原有语音，无可避免地带来经堂语中存在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音的情况。这一特点颇类于东干语，东干语中由于借用俄语词汇而出现了俄语的/p/音。经堂语中有阿拉伯语的la音，这是很容易发现阶事实。

　　经堂语的汉语词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

　　（一）宋元明口语，例举如下。

　　但：凡，所有的。《尔》17页：“知道一吗尼的规矩断法是至关紧要的。要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干的乃吗子、掳则、在卡台、汗折．一总使不的。”——《玉镜台》一折：“则见脂粉馨香，环佩丁当，藕丝嫩新织仙裳，但风流都在他身上。”

　　使不得：不能，不可以。《尔》65页：“假若把一处宅子或十个银钱在两个富贵的人上散了甩得盖他使不的。”——《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使不得。第一，家中母亲严谨；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断然使不得！”

　　总然：纵然，即使。《尔》18页：“有阿各立的妇人……人断她从丈夫上离开，临近在她上是哈啦木，总然她的尼卡哈在这个之前凭着已思俩木明显的塞拜布是真正的罢。”——《风光好》三折：“总然你富才华，高名分，谁不爱翠袖红裙。”又《快嘴李翠莲记》；“待我留些整齐的，三朝点茶请姨娘。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口童）。”

　　营干；作为。《尔》29页：“又明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按；宋元白话的“营干”意为“办事”。如《东京梦华录》卷三：“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

　　样：量词，相当于“种”。《尔》32页：“随俗有两样，有真正的随俗，有坏随俗。”——《鹤林玉露》卷三：“今也有一样古钱，其文日‘半两’，无轮廓，医方中用以为药。”

　　搭救：拯救。《尔》74页；“要是一个人在时候的临尾入在乃吗子里边，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母思林在水里边受淹了，可读割断乃吗子，从滩上搭救他。”——《朱砂担》二折：“苦奔波，枉任生受，有谁人肯搭救。”

　　定然：真主安排好的。来源于宋元语言“定然”，意为“必定”。如柳永《长寿乐》词：“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凭时，等着回来贺喜。”

　　打算：宋元语言中意为“结算”，进入经堂语后，指教徒去世后，天仙要计其行为之好歹而发落。《元史·刘秉忠传上》：“今直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一本一利，官司归还。”

　　好共歹：无论如何。《破窑记》一折：“您孩儿受的苦，好共歹我嫁他！”

　　干办：功修。来源于宋元语言“干办”，意为“处理、办理”。如《古今小说》卷三十六：“便教周五郎周宣，将带一行做公的会郑州干办宋四。，

　　的实：确实。《尔》22页：“乃吗子是教门的柱子，他立站他的人，的实他立站了教门了。”——《赚蒯通》二折：“今日个萧何问及施谋智，黑洞洞不知一个的实。”

　　（二）其他宗教用语。经堂语为表达需要，还借用佛教、儒教及其它宗教的用语。如“无常”，意为“死亡”，常含有避讳的感情色彩。唐代俗文中多见这个词，一是表示“无常鬼”，传说中可以勾走人魂。敦煌歌辞《禅门十二时》：“人身犹如水上泡，无常煞鬼忽然至。”王梵志诗：“无常煞鬼至，火急被追催。”另一个意思是典型的佛教用语，来源于梵文意译。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处生起、变异、坏灭之中，迁流不息，绝无常在，谓之无常。《弘明集》卷一三引晋邦超《奉法要》：“少长殊形，陵谷易处，谓之无常。”王梵志诗：“来如尘暂起，去如一坠风。来去无形影，变见急匆匆。不见无常急，业道自迎君。何处有真实，还凑入杏冥。”表示“死亡”意义的“无常”，恐怕与这两个用法都有关系。还如“参悟”，这个词无疑出自佛家“参禅悟道”之类的语汇。

　　嫁接佛教用语比较巧妙的是“归真”一词。《释氏要览》下《送终·初亡》：“释氏死谓涅盘、圆寂、归真、归寂、天度、迁化、顺世，皆一义也。”可知“归真”本是佛家对人死的别称。梁任防《述异记》云；“卢府君墓在馆陶县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铭日：‘卢府君归真之室。’”进入经堂语后，它的意思虽仍然表示“死亡”，但其语意内涵却是“从真主那儿来，仍回到真主那儿去”。象“归真”这类完全伊斯兰教化了的词在经堂语中的可接受性（acceptable）是毫无问题的。相反，象“参悟”之类仍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语汇，其可接受性却较差。如“出家”一词，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臾略》一书中曾提到大拱北嘎的忍耶教徒“认为此名与佛教相混淆，而表示反感”。语言要表达思想，对佛教语汇的排斤反映了回族伊斯兰教对佛教因素渗入的戒备和提防。

　　与佛教语汇的受排斥这一情况形成显明对比，儒教语汇在经堂语中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象“君臣”、“父子”、“孝道”之类的术语，在经堂语中俯拾可得。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伊斯兰教对待儒教的态度上得出解释。清何汉敬叙《正教真诠》云：“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正教真诠·开言》：“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究其实，语言上的这种可接受性，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本土文化倾斜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经堂语汉语词汇的伊斯兰教化问题。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宋元语汇还是佛儒用语，一经进入经堂语后，便大都被赋予了伊斯兰教的内容，语意也产生了变化。有些词如果仍按照汉语言，经堂语中的词汇在经伊斯兰教化以后，负载着深层的文化积淀。如果在研究著作中，我们使用着译写混乱的术语，桀误百的语汇，在科学研究中这至少是不严谨的，更逞论究明真谛、探微索隐？

　　因此，迫切需要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研究者携起手来，编撰一部《回族经堂语语言辞典》，首先它起到一种规范经堂语词汇的目的。至于它的长远的文化功用，更是可以预料的。

　　*****************************************注释：

　　①庞土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保太》载《中国伊斯兰教文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②《元典章·刑都卷九》③④刘迎胜：《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言教狂教材源流研究》，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3期。〔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孙兰荃

汉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回族和汉族应用的语言完全相同。读了以上这几篇文章，就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同时，也说明在汉语研究中，汉语中的回族语言成份研究是必须要正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