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国际动力——兼与赵慧峰先生商榷

孙兰荃

作者:于 锦 恩(当时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来源: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

    摘要：我国清末民初国语运动的产生虽然也受到过欧美文化的某些影响，但主流国际动力主要来自日本。近代日本从推行国语入手普及教育，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强盛。这一地缘政治的事实，成为我国国语运动产生的最直接的激发因素。因此，赵慧峰先生关于国语运动“首先受基督教‘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关键词：语言文字；国语运动；国际动力
    中图分类号：H1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2—0068—03

    赵慧峰先生在《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简析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一文，笔者认为,该文中有关清末民初国语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动力的提法尚需斟酌。现在把本人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提出来与赵先生商榷。
    一
    如果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失利，成为中国人转而以清醒的头脑向近邻日本学习的一个契机，那么，这一时期到过东洋的中国人对日本教育成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日本当时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已远远超出了大清国。有关统计表明，1897年日本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61.7%，到1902年已上升到91.6%。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后，日本的小学教育已经相当普及，文化事业堪称繁盛。
日本基础教育的成功启发了清末知识界。清末第一个提倡切音字的宋恕明确提出：“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按今日本小学教法，先授和文，后授汉文；若师其意，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①清末民初许多国语运动倡导者如卢戆章、王照、吴汝纶等,都讲过日本的国语教育促使他们倡导国语运动的思想历程。民国时期国家语言文字部门主要领导人吴稚晖也曾讲道：“不瞒列位读者们说，我自从被甲午年日本的大炮轰开了眼界，就知道了一个分别，叫做中国教育衰败，外国教育兴盛。要教育兴盛无非是要书报学堂繁多。所以要这些花样繁多，就是希望人人能造机器，造洋货，不要买人家的东西；能造大炮机关枪，把洋鬼子压得帖帖服服，不能来欺负。”②1917年吴稚晖在《论普及教育》一文中又指出：“一国之盛衰，今之推其源者，莫不比较之于教育。……吾今直答其第一观念，则曰教育之于国家盛衰，实为其总因。全体成于分子之说，已为科学定理。分子无一残缺，即全体有茁壮之观；全体失其精彩，必分子有萧索之事。故国家之兴盛者无他，开明而已，才强而已。鄙谚有云：欲得开明才强之国家，必先有开明才强之人民。开明才强之人民，舍得之于教育，而其道莫由。如此，国家盛衰之总因非教育而何？”③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么该如何办好教育呢？1927年吴稚晖在《草鞋与皮鞋》一文中说得更明白：“我国是一个共和国，内忧外患又很紧急，普及初等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法子；这火烧眉毛时应急的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的利器，这是如第三条像草鞋一样的研究。”④又讲道：“我们要知道：造这注音字母的主要目的，是为着中国十分之九的目不识丁的国民，增加知识，灌输教育；这注音字母实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所以我们要救国，要提倡注音字母，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迟就不好了。”⑤为什么注音字母具有上述作用呢？吴稚晖解释道：“所谓注音字母，附于文字时，则当一读音之功用；取而独立，又可以为至粗俗不识字人之交通具，其较文雅之功用，不与文字相离者，即出白话报等，仍以汉文大书，以音母旁注其次，渐与文字相离。……如此，而简字类之音母，既通行于学校，则炊婢灶媪自能与知其笔画。”⑥其实，在拼音文字给予吴稚晖影响方面，东洋是早于西洋的。早在1889年10月3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有俗字，谓之普通字；中国文字，惟读书人识之。”⑦吴氏在《新世纪》鼓吹世界大同的世界新语是1908年前后的事情，但到后来参加国民革命后，他逐渐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使用万国新语，则需要成千上万年，最现实的还是要用这相当于救急用“草鞋”的注音字母。这样，吴稚晖的语言观就由实现世界大同的万国新语，又回到日本从推行假名入手而实现普及教育和语言统一的思路上来了。
    如果说，吴稚晖等在民国建立之前靠国语运动来振兴教育还主要是受日本国语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设想，那么，王照等人创制切音字母，就是效法推行日本假名的实际行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王照模仿日文的假名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官话合声字母，成为清末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切音字方案。因为在清末的27种切音字方案中，除1种不详外，其他26种中有13种是汉字笔画式的，占50%；拉丁字母式的有5种，占19.3%；速记式的有5种，占19.3%；其余的3种，占11.4%。1906年，中华音字的始祖卢戆章在1892年创制的准拉丁字母的切音字方案之外，又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切音字方案。⑧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时，日本文教界人士写信给他，建议中国采用日本的五十假名来普及教育。此时，吴汝纶已在日本见到了官话合声字母，便复信给日方人士说：“惠书论贵国以五十音施之初级教育，其进步之速，以此欲令敝国采用此简便之物，以达教育速奏之效……可谓片言居要。某等近来颇思普通施教不宜过高。敝国人王照，曾为省笔字，大意取法贵国五十音，改为四十九字，别以十五喉音配之，可以赅尽敝国之音，学之数日可明；拟以此法传之敝国，以为初等教育，庶几所谓九十九人者，皆得识字知书，渐开智慧，是亦与来教之旨暗合者……”⑨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国于“甲午战争”惨败后，上层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治理之所以功效卓著，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竭力输入西洋文化，总能舍其糟粕，取其精华。我国知识界率先觉醒的一部分精英深信，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文化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到日本留学又有路途近、费用省、文化差异不大等各种便利条件。所以，甲午之后，举国上下都把游学日本看作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清末以来，虽然国内变乱频仍，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而东渡留学者始终络绎不绝。从1896年首次派遣留日学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面停派，前后42年间，中国人留学日本者总数不下5万人，蔚然成为中国早期留学史上一大景观。⑩而留日运动中所造就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思想和学术等方面，都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就国语运动而言，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文字时先学罗马字母、再学假名、最后学汉字发音的实际经历?B11，使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人明白，我国注音字母的颁行日本是有直接影响的。1930年4月，国民政府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并一体传习推行的训令中就有下列表述：“考我国文字，优点甚多；其缺点在少音注，不便于孩童及失学民众之初步练习。所以日本辅汉文以假名，即成为通俗最良之工具，反比欧美拼音文字收效尤宏。……惟其功用，亦不过或注字音，或注语音，足当音注而已：与假名相同。全国知识界下总动员令，努力宣传，照日本能读通俗假名附注之书报即算识字之例，不难由百分之二十之识字人数目在最短期内增至七八十分。”?B12国语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黎锦熙先生后来在总结注音字母的推行时说得更明白：“所以我们今后要明白宣布：这是完全‘学日本’的，和学他的‘船坚炮利’一样。”?B13
    理清了国语运动出现的上述主要动因后，读者就会明白赵慧峰先生在国语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中讲的“如此，在‘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了拼注汉字尝试”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特别是由王照创造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创造的合声简字，更是与“教会罗马字运动”没有任何历史联系。
    二
    当然，西洋人用他们的文字符号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也可谓历史悠久。但是，西洋人当初这样做不外三种动机：其一，为了在他们的文字中间书写音译的汉语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其二，为了他们自己学习汉语汉字的方便；其三，为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盲中间传教。前两种动机发生很早，第三种动机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发生。可见，西洋人的这种活动一开始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并非为了推进近现代中国的国语革新运动。赵慧峰先生很明显是把前两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混淆在一起了。
    回顾历史，西洋文字中书写汉语译音的需要是随着中西交通在很早的时代就发生了，而不是起自明末。例如，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就有不少拉丁字母拼写的中国地名。但是，这些早期的汉语译音还不是有系统的拼音方式。?B14有系统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始于1605年天主教耶酥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26年耶酥会士金尼阁出版的《西儒耳目资》是最早用音素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所用的拼音方案是利玛窦方案的修正。编辑这本字汇的目的是属于上面说的第二种动机：帮助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而不是像赵慧峰先生所讲的“为了传教的方便”。笼统来说，学习汉语汉字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教。但是具体地讲，明末和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在传教方面所用的媒介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用中文，而后者则主要是用方言罗马字。明末的传教士传教一是以行动传教，二是以中文传教。对于前者，利玛窦本人曾说：“他们（传教士）拒绝接受赐与，不使基督教蒙受贪婪之嫌；从一开始，百姓便知道，传神道者并不为他们的宗教追求物质利益。这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入官府。官员们知道，欧洲教士到来时，他们不是为了寻求恩赏，这和一般跟官吏拉关系的人情形不同。因此，无言表率的作法，以行代言，对传播新传来的基督教的名声更为灵验。”?B15在具体的传教中也不采取宣讲的方法，而是采取“哑式传教法”，即把教义译写成中文书籍，散发给各色人等，以著作传教，即所谓“哑式传教法”，是与争取士大夫的上层路线相应的方法。这是利玛窦勤于中文著述的原因之一。利玛窦如此传教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哑式传教法”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因为所有教派多以书籍，而不是以口讲作宣传，获取高官厚禄也是利用撰写佳作，而不是利用口才获得，”而且“中国人对于有新内容的书籍十分好奇，又因为象形的中国文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及庄重的表达能力”；中国人还有以文会友的习惯，这种心理和习惯产生的后果便是：“在中国，印在书上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真理，”“关于基督教义，中国人比较相信书本，只是口头讨论是不够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利玛窦认为以著作传教效用极大：“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进去，并且仗赖简洁有力的笔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渗入读者的心内，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它甚至可以影响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交趾。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近30年中，其中文著作竟达20种之多。?B16
    既然传教士不用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传教，那么利玛窦等传教士创制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又是为何呢？“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语言。”?B17有人把读到的中文圣书段落讲给他的亲友听，“这一点使神父们很感兴趣，成为他们学习写中文的一种鼓励。用中文写作总是个冗长而乏味的工作，但是托上帝的福，他们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苦恼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很划得来的。”?B18在帮助传教士们尽早学好汉语汉字方面，利玛窦和金尼阁等人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还是很有作用的，“利玛窦神父所写并以他的注释加以增补的四书拉丁文释文，对别的神父们学习中文也有很大价值。”?B19至于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出版，也不是直接和传教有联系，而是为了使传教士们能够在中国做到耳聪目明，这一点可以从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自序的一段文字中得到说明：“人具灵才，以理为本。理静属性，理动生意。意生于内而未表于外者必不能通于外。但人心好通，不忍自圉于内，则其表于外之法，必巧以近用言，以远用字。……旅人童而习之，不敢以知为不知，又岂敢强不知以为知。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故表之曰耳目资也。”?B20
    实际上，属于上述第三种的传教动机才是赵慧峰先生所说的“教会罗马字运动”，或者应该确切地按文字改革史界的通行说法，叫做“方言教会罗马字”。但是，该种拼音文字到20世纪初就衰竭了。虽然还有教徒在个人通信等场合使用，可是教会已经不提倡了。衰竭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方言教会罗马字的传播以教徒为范围，出版物以宗教宣传品为主，事实上它是广大的汉字海洋中的几个小岛；第二，外国传教士的越俎代庖，没有取得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同情合作，甚至教徒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热心；第三，它的传播时期正是我国近现代国语运动开始发展的时期，方言教会罗马字跟国语统一的要求相冲突，而注音字母的公布，则是对罗马字的最后一击。?B21
    说到西方人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必须提及“威妥玛式”和“邮政式”。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北京进行外交活动需要北京话译音。英国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Thomas F.Wade）在1867年出版了一部《语言自迩集》。威妥玛式的北京话译音起初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扩大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19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办理实际上为英国人掌握的邮政和电报。这些英国人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电报上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去方言拼音和习惯写法以外，一般是官话拼音，称为“邮政式”。上述两种拼音方案，直到民国时仍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如果说西洋罗马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对国语运动产生了某种影响，那么“威妥玛式”和“邮政式”的影响最直接，最长远，也最深刻。

①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页。②⑧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下编），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25、9—12、90页。③④⑤⑥吴稚晖：《吴稚晖学术论著》第三编，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第5—6、71、72、295—296页。⑦吴稚晖：《吴稚晖全集》卷16，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7年，第92页。⑩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译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B1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5页。?B12《教育部公报》第2卷第21期。?B1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9页。?B14?B21周有光：《周有光语文论集》第一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4、27—28页。?B1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69页。?B16?B17?B18?B19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32、168、482、36页。?B20金尼阁：《西儒耳目资》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

(于锦恩先生现在的工作单位是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孙兰荃

于锦恩先生致力于民国语言规划史的研究,已有不小的成果问世。他在南开读博时就立志研究民国语言规划史。博士毕业论文是关于研究民国注音字母史的。上文中，于先生把民国语言规划的主体之一国语运动放在国际大环境下考察，确实有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