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先生在方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谈话摘要

霜叶红

来源：http://www.chinadialect.com/info_view.asp?id=403&cls=64

白岩山人记录整理（1983年5月记录，1984年3月整理）

来源已佚



本人有幸参与了当年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学术年会，亲手记录了李先生在会上的有关讲话。而今李先生已经作古，笔者深感中国方言学界陨落了一颗巨星，痛悼之余，仅以此文纪念先生。



1983年5月11日上午

（开幕式）

李荣先生：

先讲两件具体的事情：

1、56-57年方言普查，当时要求每省写一概况，出一本书，但这工作没完成。前几年所里一位同志去澳大利亚访问，澳在制一亚洲方言地图，不是语言现象分布图，而是语言分区。他们要求我们分担这一任务，我们同意了。我们如不同意，他们可能要去找台湾。要求全国30分地图，地图规格50×36，4开。其中15幅汉语方言分布图，15幅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反面写说明。预计85年拿出初稿，87年印出来。希望大家联合起来把这件事做好。

2、不少地方志要写方言志，山西省准备调查各地方言，编写各县方言志，初步规划每县6万字左右。这计划列到六五计划语言学工作中去了。

再谈三个问题：

1、方言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位置。教学时方言占什么位置，也就是方言研究与语言研究的关系。语言课教学举方言例子，总是古代的，外国的，自己方言里的例子没有。有人研究古音，但自己的方音都不知道，这就很可疑，不知道眼前的事，怎能搞好古音？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语言课要离开黑板能教，就算不错的了。上次开会有人大讲复辅音，很热闹。我们教音韵不教古音，否则争论得没休。我们讲的东西要能验证，讲的东西要否定而否定不了，这样才行。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具体工作，无论哪一方面，方言研究都是最基本的。语言学的队伍要培养，外国人学语言，派人到该国去学，我们没法做到。不过外国人研究语言总要凭借自己的方言。研究语言非得从研究语音、方言入手。外国人有三方面值得我们学：第一，到该国去学语言。这一点我们没法做。第二，（没听清）。第三，外国人思路开阔，没有条条框框。有这样一个理论说：一般声母如有阴阳平的，该方言就不会有浊音，因此有人说普通话的r不是与sh配对的。但重庆话就管不住了。有人说什么音不许变什么音，这不行，“少见多怪”。不要受自己方言影响，要多研究方言，打开思路。

2、方言地图。先从方言和方言的差别说起。有一种差别是词汇性差别。如南方叫“面”，北方人叫“粉”。北京有“龙口粉”，浙江温岭称“胶州面”。还有一种语音的差别，这里不说了。要说的是：语音差别还是词汇差别，分不清。如“箍”，北方人说gu，南方人说ku；“鸡肫”，北方说zhun（膞zhuan），南方读jun（旁转，声调、韵尾都一样，只是主要元音不同）。再如“端”和“掇”。“咳嗽”的“咳”字来源都是入声。《广韵》是去声字，这就不合，我们如果要构拟一个古音，就和《广韵》不同。“蹲”字，浙江、四川、湖南、福建都有阴平读法。“统”，一般方言都读上声，可《切韵》里却是去声，押韵有押去声的。根据现代方言的对应可构拟古音，构拟时不能只依一个方言。“叔叔的爱人”叫“婶”-m，即“叔母”的合音；“舅舅的爱人”叫“妗”-m，即“舅母”的合音。“妗”，广东阳上，韵书去声是因为当时浊上已变去了。所以韵书错误很多，不是完全正确。这些是介乎语音和词汇之间的差别，这是“特字”。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能让来历不同的字进行比较。有些字来历又同又不同，如“宽—阔”、“端—掇”、“坍—塌”，研究方言对比应注意。

方言分区是什么意思？光是“听不懂”？这是综合判断，不是科学。应当怎样去划？首先综合判断，即“听懂听不懂”。研究的人把综合变成分析，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把现象记录下来。但差别多，那一条为凭？要衡量每一条的重要性。如画方言图，“同言线”（用“言”比“语”字好，既可指字也可指词）画在地图上，看哪些现象是共同的。如定母平声送气，并母平声送气，群母平声送气，再加上其它塞擦音什么的，这管得很多；但“快”字是上声还是去声，这只能管一个字。有些现象只包括一个字，有的包括许多字。有入声无入声，入声是否自成一类，这就是很重要的差别。我们挑出一些语言现象来，订出一些条目来，说明这方言的特点。挑出几项来，语音、词汇等，跟综合判断接近，这就好。如跟综合判断完全不合，这就不太妥当。

方言跟方言的边界不太容易搞得清楚，这与早期的人口流动，近期的人口流动，特殊的天灾人祸等都有关。71年，河南大水，绥平话没有了，说绥平话的人没有了。豫北填豫南，语音完全不同。溧水方言不能以城关人为标准，日本人把城关人全炸死了，城关人都是后来的。研究方言要了解人口流动，我们要用方言事实来印证历史，如云南人自称是南京人的后裔。方言的分区是指说话人的分区，研究语言的人不能一刀切。边界有天然的边界，如大山大河。福建以流域为界，方言地图要画出来，跟流域地图正好相合，这就是旁证。人口流动，交通、地理情况，是方言形成的重要因素。不能偷懒，先考虑人口流动等，这就是偷懒，把“证人”变成了“当事人”了。不能简单断言“山区方言分歧大”，“河网一带方言一致”，这都不行。我们研究就要先研究语言现象，然后结合历史、地理。方言是渐变，如不渐变，就会造成混乱。历史上是渐变，孙子和爷爷能通话；地理上也是渐变，否则出门要请翻译。这给我们带来困难，边界在什么地方？要挨公社、大队去找。渐变的地方具有两种特点，以后画图是是否用混合色？不能完全用“懂不懂”来划分。有的表面上听不懂，而里头能合得上，明确的界限不可能的。

3、方言志。曾出过《昌黎方言志》。要照顾传统，用汉字做韵，可以分韵写。各地情况很不一样，要求是一样的。要迎合方言志的要求。《昌黎方言志》准备重印。还有个简志，简志是从详志里抄出来的。山西每个方言志6万字，点的方言没限制，面的就要有个限制。方言调查最好先从点开始，最后归结到方言比较。如有可能每个人调查一下自己的方言，要搞几个点的详细的。希望前十年（80-90）能打好基础。解放以后，方言研究不太适应这么大国家的要求，应当订一个规划。现在强调基础工作，如研究语言，选定一些专书，每部专书作详细研究，先编索引。分头做，不搞大兵团作战。就方言而言，先画图，什么地方难画一些，我们就多花点功夫。我们打算出30部比较详细的点的调查报告。现在，汉语史强调专书研究，语法强调专题研究，方言强调重点研究。《方言调查词汇表》准备重印。光讲外貌搞不好学问。调查的费用、装备、旅差费等先自己垫，目前还没与澳大利亚签订合同。可以先在《方言》上登出画方言图的标准。



5月12日下午

（分组讨论。有人提到绩溪方言城乡差别很大）

李荣先生：

赵元任写过两篇文章，一是《绩溪音系》，还有一篇是以胡适的话调查的。研究方言，假定该方言内部相当一致，人口流动不能全顾到，全顾就不用研究了。本地人认为是本地人，就可以取得该地资格。社会语言学很时髦，赵元任一辈子没用过社会语言学这一名词，但他的文章被编到社会语言学论文集里面去了。名称用得太泛，只要能连得上，就叫“社会语言学”。所以讨论问题时要尽量避开名词术语。研究语言可以假定它相对是纯的，有些特殊的可作个案研究。城乡语言不同，应按语言分界，而且是分色的，点不同就用另一个颜色标，这样就清楚了。方言分区图是对普查的总结，现在有些点是空白，要把它补起来。我们可以用以前普查的成果，如有可疑的，在人力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再作详细调查，准确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并不能一切重来。各地按多少条件分区，可以互相透透底，找几个好条目来划定一个区，可能更好。方言分区能否分层次？那太好了。分区可用“掌中书火”的办法，个人说说自己的分区标准。

（有人提到不能只用语音一条标准）

假定某一同言线确能划出方言间差别，一定会有另外若干条同言线与它走向大致相同，个别小的出入当然也许有的。标准要综合，但具体画到图上去，只可以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不必每条都画上去。如果挑一个孤家寡人，与其它同言线不一致，那就不能作代表。



5月13日上午

（大会发言。有人提到新疆汉语方言的复杂性，有些农场有方言岛，有“广东庄子”、“河南庄子”）

李荣先生：

这次不是完全重来，有可疑的地方才去，尽可能平衡。15幅中应当有一个新疆方言地图。新疆与内地分区标准不一样，完全可以，体例可以研究，不能要求一律。方言最好不用“派”，用“××音”。我对“次方言”有意见。不用“操”用“说”。方言、片、岛，把“派”让开。如要写新疆方言，先介绍一下“本人五代世居新疆”。我在这里公开检讨，当时没考虑到新疆。把“庄”点出来很要紧。



5月14日上午

（大会发言）

李荣先生：

方言工作最基本地说就是一个点的方言调查。面的调查也是由点开始。方言调查可提供语言的基本训练，从语音、字音的分析到词汇、语法。最好从某一具体方言接受锻练。如果讨论几千年前的语音，而连自己的语音都搞不清楚，那很难进行。刚开始时，能说明声、韵、调，语音构造，变调情况，古今对比的大致情况，就差不多了。记音的方法进步提高了许多，方言调查的许多人都以为说点理论是高的，摆出事实不难。解放前出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以后台湾又出了《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丁声树、董同和等参加了湖北方言调查。湖南、云南两报告有“语音特点”一栏，编者不会罗列事实，如玉溪那个县，丁先生记录，杨时逢整理的，丁先生看到了那报告，说杨“真会抄”。杨28年是20岁，今年74岁左右，他那个东西不行，与事实不合，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教训。《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可借来看看，那体例，大致的架子是对的。要搞方言，你得先把自己的方言捋一捋，某个声母有几个来源，韵母有几个来源。每个点都要做好这些工作。我写文章，如人家说只罗列事实，我认为是表扬。如罗列事实都不会，那你这个理论怎么搞得好？物理、化学的实验结论都是现成的，但未来的化学家就出在里头，这些基本的东西先得学会。前人的东西要看看，如前后无矛盾，前后照应得好，那就是理论。例如：汉语为什么要分声韵调？说不上来。你拿英语音节来分析一下，看能不能，你就知道声韵调为何要这样分。

西方与中国不同，中国一个字都有意义，字不是单纯书面上的，语言中，字是一个语音单位。为什么广州u介音要归到声母中去呢？因为它拼的字少。所以有人说北京话有u介音，广州话没有，这是不对的。我们方言调查先得记字音的结构，我们方言调查不是一张白纸，不需要从头来。王辅世研究苗语，曾从外国教师侯顿斯学方言，说那教师好。他调查苗语时说，要有一个苗语的《广韵》就好了。我们如用《广韵》来调查方言，那就容易得多了，不从来历上看，不能很快搞出来。《简表》上当了，不好调查，北京音管不住，只有《广韵》管得住。董同和用休斯敦方法搞了好多时候，还不知道搞全了没有。如不用《字表》，你不会比字，走不动，走了很多弯路。分重纽有什么用？这不用你知道。王辅世研究苗语，货真价实，他既能记音，又能通话。有点学问的人不怕提意见，只有纸老虎不能捅，真老虎不在乎。袁晓园与她丈夫推行她那套方案，叫苦连天，说广州上海都欢迎，叶籁士找人看了看，朱德熙说了五分钟，我说了三分钟，她就跳了起来。我说她韵母不全（ei、uei）。赵元任73年回国，带回来《通字》，一片赞扬声。我略提几条，他马上拿笔来记。人人都爱捧，但你捧得不是地方，反而是骂他，就比如说一个老头“瓜子脸”。

字调查后，做个同音字表，每个空格都要问问，难字可以忽略不管它。可按《词汇》的条目来问，要会用它。方言调查搞字音，就是让你学会音的构造。学问要能直言之，一条一条地说，只有老手才能意会。如第一步不学，只学第二步，那不行，刚学时要按部就班。“影疑”二等字只有几位“贵客”。天下做学问，没有终南捷径，经验不够的话，不能离开《字表》。如果你记了几千个词汇，几个声韵调都搞不清，那怎么行，就是这个原因。《字表》记了，还要用《词汇》来补充它。我们如果想知道方言分界，挑几条主要的问问就行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许多事实了。走弯路不可避免，初学者不能假定都会。但也不能以点的记录为满足，最后还要扩大到面上去。点的工作做细一点没关系。面的工作讲究有对应，可参看《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按部就班，什么都可学会。

有的行家写的方言著作，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行家出大漏子”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票友”，不是科班出身。要能对上，什么地方叫“狗”，什么地方叫“犬”。“箍”（gu-ku），“窠-窝”，“锅-镬-鼎”，“筷子-箸”。研究浙江方言，不能光说杭州如何，宁波如何，首先要罗列事实，走“下策”，只有下策才是上策。搞音韵学不必“言必希腊罗马”，要和眼前的事实联系上。老师无意中在卖弄，卖弄的东西不是真的，说得天花乱坠，又不做练习，有什么用？方言调查中面的要对得上，对不上就无法下笔。四川有一李庄，调查我、你、他。音不准确，模糊印象不行。因此方言调查首先要搞点的调查，面的调查材料不怕少，主要要能对得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只64个点，每个点都能对得上。《山东方言地图》，待查，心虚。第二，基础工作后，再面临两项具体任务。汉语方言分区图，要把已经有的东西画在图上，看弱点在什么地方。了解得不够，这回就尽可能的去补充。别的人哪些地方有毛病，对一对。原来材料不够细，我们再弄细一点，如吴语边界，拿县做单位，也行。城里调查得很好了，乡间不知道，那很可以了。假定什么地方说得更清楚，为以后创造一些经验，如南通、靖江与普通话有些什么区别。但这次不要求。

关于人力，想法是，大兵团作战恐怕不行，一哄而上，浪费巨大，效果也差极了。在座的工作做得很多，如果解除三个人的工作就能把地图工作做好，那能办到。事实上不可能，不现实。有些人教学任务忙，或有其他工作，不要因此而放下自己的工作，招兵买马，成立什么班子。工作能力越低，思想工作越大。我们不希望大兵团作战。江苏、上海编的质量很差，词汇都不记音，这一行不容易学会，没有多少人能干。个案考虑可以，“鸭嘴磨尖鸡形散”，现在主要靠自己干，合适的就物色几个。

方言分区怎么分，提的意见很多，有人说音类的差别比其他重要，语音的差别管的字多，笼统地可以这么说，具体不行。如黄典诚提出近指、远指，到底能管多大范围？不管你用语音、词汇、语法哪一条标准，只要是语言事实，能摆到桌面上来，就行。分区分几步：1、综合判断，2、分析判断。特点识别是可以的，但不能找一个该方言特有的。如“箸”很好，中国人吃饭都用筷子。音值也很重要。浙江、江西“鱼”读ie。总的讲，音类比音值重要，语音比语法、词汇重要。但具体的可以不是这样，小字眼儿差别很大，如这个、那个，我、你、他。有人回去不讲哪个重要，而说从哪儿划。方言渐变，同一个县内两个不懂的语言，他们一定要同时会两种，否则没法活下去。如果哪个方言的人会说好几种话，或说“双语”，划方言就不能一刀切，都是渐变。如过渡地带是一条线，那是边界；如是一大片，那就得另立一个区了。同言线大多不止一条与之吻合。河南绥平，溧水，湖广填四川，郎溪，皖南有一官话半岛。我说我是芜湖人，要别的芜湖人都承认我是芜湖人，那我就够格。上海人可以分成各种派，但外地人他不承认你，要本地人承认。老年人话过时，调查要反映现实，这是对的。不过老年人最能代表本地特点，中年人越来越简化，受普通话影响增多，自发的增多可能没有。推普是一回事，方言调查是一回事。方言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接近城市范围，语言最势利，解放后不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准。老革命，江西湖南调都有，陈伯达说福建话，要翻译。研究方言不能找年轻人，经不住盘问。要拿复杂的做标准，不能以简化的做标准，前者省事些。如上海话多数人分尖团，就按分尖团的，然后交待一句，大多数不分，就省事多了。年轻人内部差别大，最好调查年长的。如有余力，调查祖孙三代，那当然好。一开始不能研究那混合的，先研究纯的，用纯的来衡量那不纯的。内部不一致的现象很多，但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去调查，中国十亿人，不可能，当然所有的“纯”都是相对的。

方言岛问题，某地有没有，都值得记录，但不可能每个方言岛都研究。人口流动应记录，地理关系应记录，但我们不是研究人口、地理，如徽州山区，但云南也是，还有四川。人口流动，首先看有没有语言的影响，我们记录语言的异同、差别，用历史来解释。我不认为调查年轻人的话是好的，对推普也是这样，不要调查那已经学会普通话的人。

方言志，《昌黎方言志》的经验是：详细调查一个点，碰巧找上门来。当时县市合并，有一校长来找语言所帮忙，他不会，请我们去，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头热，这最好。方言假定我们点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要方言志，那坐下来就写，很容易。他找你，你才能抬高身价，单相思不行。如果各县尚没有这个要求，你先做点的工作，不能凑着他。外头不求，我们先下基础功夫，求上门，再下功夫编方言志。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体会某人意思，揣摩某个意思。不讲轰轰烈烈，不讲大兵团作战，要反映出水平来。现在老想着规模，那不行。我们搞方言是专业，不是“玩票”、“下海”，要讲究实效，要能反映现在的水平。



5月15日晚上

（闭幕式）

李荣先生：

1、把各省的划分标准寄给我们。

2、85年底要交草稿，84年8月要将图交给我们。要办一个通讯。84年6月底交班。



5月15日晚上

（华东片交流。有人提出稿件交付问题）

李荣先生：

85年底付印，要交给专业出版人员，85年4月起要陆续交稿，各省的稿子84年要出来。要方便可到北京，或到下面去。84年底要完成，有问题的可晚一点，发到85年底为止。

我们的召集人是邓力群（中宣部长），年底肯定要见分晓。教育部不行，当年的教育部是胡乔木，现在的事情多如牛毛。

通讯稿是实质性问题，有什么方言岛，什么地方应怎么划分。要求大家写稿子，流水帐形式，不要讲究修辞，如安徽宣郎广方言半岛。第一步要迈开，提供这类稿子，然后搞个征稿启事。我们先发给会员，以及从事这工作的人，不公开出售。油印，不保密，文章不要写太多，两件事写两回都行，一个题上写三件事也可以，先少写一点，不然我这通讯老出不来。以两千为限，我们打印，分寄给各地同行。寄稿子时，信封上写地址，稿纸上也要写地址，写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