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语言学论夏文明的起源

余少平

d、其他
还有值得注意的，像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西方学者或以为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我认为，或许来自吐火罗语的“狮子”——kesār。季羡林（2000：172）：“kesār等于梵文kesarin‘狮子’。”我觉得梵文的这个“狮子”跟“鬃毛” kesara有关，不知哪个是派生出来的词。吐火罗语跟梵文是不是借贷关系也不清楚。但是，狮子不是印度出产的动物，还没有东迁时的吐火罗人却可以从西亚接触到狮子。
由于我无法获得有关吐火罗语的参考书，为了落实吐火罗语“稻米”“布”等词的资料，只好在网络上寻找相关资料，虽然查找不到有关资讯，却获得了一个吐火罗语词汇的表格，令我震惊的是在总共23个词中，居然就有3个名词跟汉语读音很相近。
“牛”，吐火罗A的ko，吐火罗B的keu，尤其是原始印欧语的*gwou-跟汉语实在是很像，而且，二者跟苏美尔语的“牛”，gud，也极其相似。
“狗”，据比较新的研究结果，认为是汉语借自古苗语，我们也确实可以从瑶语的形式看到其依据：标敏“狗”klu35，藻敏a44ku24等（毛宗武2004：397）。可是我们也看到，不但所谓汉语的借词“狗”跟吐火罗语的ku也很像，而且所谓汉语固有词“犬”又很像原始印欧语的*kwon。那么，汉语跟印欧语的“犬”究竟是什么关系？既然“狗” 能够从原始印欧语的*kwon演变为吐火罗语的ku（以及梵文的kukkura），汉语的“狗”是不是一定是外来词，它自身能不能从“犬”演变为“狗”？如果是借词，是不是一定借自苗语？都值得讨论。
“车”：吐火罗语A的 kukäl和B的kokale以及原始印欧语的*kwel-/ *kwol-跟汉语也有相通之处。汉语的“车”有尺遮切和九鱼切两读，梅祖麟（1983:117）：“按我们的看法，‘车’最早的读音是李方桂所拟的*khrjiag，在某方言失落r后，于是产生‘声如居’的又读，等到*khrj->tśhj-这音变完成后,于是又有‘尺奢反’‘声近舍’一读。”（但是，“*khrjiag，在某方言失落r后”，还必须经过送气成分的脱落，才能变*kjiag，即李先生拟的*kjag）。假如吐火罗语和原始印欧语的“车”真的跟汉语有关，我们恐怕要猜测这个r究竟是脱落的，还是滋生的？
有个观点：汉语的“车”的本义是旋转、转动，“一种有轮子的运输工具”是由“转动”派生出来的。我非常相信这个观点，不但这个解释很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而且第一，这可以跟藏文比较，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1995：78~79）有很多藏文的例子，形成了一个“圆圈、转动”的词族，基本形式就是gor、sgor，kor、skor等，我认为这显然跟汉语的“车”可以比较。第二，武汉方言“转身”的“转”说成“车”：“他把身子一车”，就是“他一转身”。
但是，由于现在有了吐火罗语的这个“车”，我开始动摇了。因为从印欧语内部看，他们的“车”，也跟“圆圈”之类同源，也完全符合发展规律。罗常培（1989：22）：“原始印欧语IE *kuekulo-，希腊语κμκλος‘圆圈，circle’，梵语Skt. cakrá，古波斯语Avest. čaxrō，吐火罗语taxar.A.  kakäl，‘轮子wheel’。 ”这里吐火罗的kakäl跟前引的资料kukäl有小出入。罗世芳（1996：583）《梵汉小字典》：梵文的cakra是“轮子”，也可以是“车子”。
从我所读过的不多的考古学的文章看，在马车之前中国好象根本就没有车，而马车是进口产品。中国古代的传说没有把车的发明形容得很久远，只说车是夏车正奚仲发明的，他一发明马车，启就用来在陕西鄠县跟有扈氏大战一场（鄠县在西安的西边，“鄠”跟有扈氏的“扈”同音，这个地名可能跟有扈氏有关。考古学家总认为夏的遗址一准埋在河南山西的地下，于是只在这些地方挖来挖去，他们从来也不设想一下夏人西来的可能性）。启是大禹的宝贝儿子，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开创者。可见马车跟夏朝是一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夏人就是凭借马车去抢天下的。
既然马车是夏人引进的先进技术，“车”的词源究竟如何也值得考虑了。我无法解答，只能期待专家们能给予一个更全面的解释。

余少平

d、其他
还有值得注意的，像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西方学者或以为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我认为，或许来自吐火罗语的“狮子”——kesār。季羡林（2000：172）：“kesār等于梵文kesarin‘狮子’。”我觉得梵文的这个“狮子”跟“鬃毛” kesara有关，不知哪个是派生出来的词。吐火罗语跟梵文是不是借贷关系也不清楚。但是，狮子不是印度出产的动物，还没有东迁时的吐火罗人却可以从西亚接触到狮子。
由于我无法获得有关吐火罗语的参考书，为了落实吐火罗语“稻米”“布”等词的资料，只好在网络上寻找相关资料，虽然查找不到有关资讯，却获得了一个吐火罗语词汇的表格，令我震惊的是在总共23个词中，居然就有3个名词跟汉语读音很相近。
“牛”，吐火罗A的ko，吐火罗B的keu，尤其是原始印欧语的*gwou-跟汉语实在是很像，而且，二者跟苏美尔语的“牛”，gud，也极其相似。
“狗”，据比较新的研究结果，认为是汉语借自古苗语，我们也确实可以从瑶语的形式看到其依据：标敏“狗”klu35，藻敏a44ku24等（毛宗武2004：397）。可是我们也看到，不但所谓汉语的借词“狗”跟吐火罗语的ku也很像，而且所谓汉语固有词“犬”又很像原始印欧语的*kwon。那么，汉语跟印欧语的“犬”究竟是什么关系？既然“狗” 能够从原始印欧语的*kwon演变为吐火罗语的ku（以及梵文的kukkura），汉语的“狗”是不是一定是外来词，它自身能不能从“犬”演变为“狗”？如果是借词，是不是一定借自苗语？都值得讨论。
“车”：吐火罗语A的 kukäl和B的kokale以及原始印欧语的*kwel-/ *kwol-跟汉语也有相通之处。汉语的“车”有尺遮切和九鱼切两读，梅祖麟（1983:117）：“按我们的看法，‘车’最早的读音是李方桂所拟的*khrjiag，在某方言失落r后，于是产生‘声如居’的又读，等到*khrj->tśhj-这音变完成后,于是又有‘尺奢反’‘声近舍’一读。”（但是，“*khrjiag，在某方言失落r后”，还必须经过送气成分的脱落，才能变*kjiag，即李先生拟的*kjag）。假如吐火罗语和原始印欧语的“车”真的跟汉语有关，我们恐怕要猜测这个r究竟是脱落的，还是滋生的？
有个观点：汉语的“车”的本义是旋转、转动，“一种有轮子的运输工具”是由“转动”派生出来的。我非常相信这个观点，不但这个解释很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而且第一，这可以跟藏文比较，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1995：78~79）有很多藏文的例子，形成了一个“圆圈、转动”的词族，基本形式就是gor、sgor，kor、skor等，我认为这显然跟汉语的“车”可以比较。第二，武汉方言“转身”的“转”说成“车”：“他把身子一车”，就是“他一转身”。
但是，由于现在有了吐火罗语的这个“车”，我开始动摇了。因为从印欧语内部看，他们的“车”，也跟“圆圈”之类同源，也完全符合发展规律。罗常培（1989：22）：“原始印欧语IE *kuekulo-，希腊语κμκλος‘圆圈，circle’，梵语Skt. cakrá，古波斯语Avest. čaxrō，吐火罗语taxar.A.  kakäl，‘轮子wheel’。 ”这里吐火罗的kakäl跟前引的资料kukäl有小出入。罗世芳（1996：583）《梵汉小字典》：梵文的cakra是“轮子”，也可以是“车子”。
从我所读过的不多的考古学的文章看，在马车之前中国好象根本就没有车，而马车是进口产品。中国古代的传说没有把车的发明形容得很久远，只说车是夏车正奚仲发明的，他一发明马车，启就用来在陕西鄠县跟有扈氏大战一场（鄠县在西安的西边，“鄠”跟有扈氏的“扈”同音，这个地名可能跟有扈氏有关。考古学家总认为夏的遗址一准埋在河南山西的地下，于是只在这些地方挖来挖去，他们从来也不设想一下夏人西来的可能性）。启是大禹的宝贝儿子，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开创者。可见马车跟夏朝是一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夏人就是凭借马车去抢天下的。
既然马车是夏人引进的先进技术，“车”的词源究竟如何也值得考虑了。我无法解答，只能期待专家们能给予一个更全面的解释。

余少平

（六）、结束语

季羡林（2000：455）先生说：“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产生最根本的影响的，是导致夏文明产生的、可能由吐火罗人所传播的外来文化。
对于夏文明，夏鼐先生（2000：676~681）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极客观地指出：“至于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和商朝的关系……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因而明确否定了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明的观点。但是，夏先生依然认为：“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外国的。……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这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讨论：
第一：夏先生的观点无疑是说，在中国文化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青铜、文字、马车等等只是次要因素，但我认为它们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即使是传统观点所认为属于中国文化范畴的因素，事实上也有外来的。比如最著名的仰韶文化中最著名的小口尖底瓶，据说是汲水器具。我为此写有专文（未发表），用考古学家苏秉琦、语言学家包拟古、郑张尚芳的论点证明小口尖底瓶其实是酿酒的器具，而且说明（而不是证明）小口尖底瓶其实也并不是中国的国粹，是东亚和西亚北非共同拥有的器皿，而它应该是由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革囊演变而来。夏先生亲自在埃及做过考古发掘工作，他绝对知道在埃及也有小口尖底瓶，但从《考古学论文集》看，他一直回避谈论此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显然，他是迫于压力，避免被扣上臭名昭著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帽子。
胡乔木先生说“学术无禁区”。实际上，“中华文明西来说”就是个禁区。我不懂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无意突破这个禁区，可是，对语言学问题的探索使我误入了这个禁区。
我相信，由于吐火罗人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一定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过重大影响。我不懂吐火罗语，无法对它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但假如有学者从这个方向深入探索，一定会在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上有崭新的发现。如果有研究结论支持我的观点，我当然感谢。但如果有更加科学系统的研究结果能够推翻我的观点，我将更加感谢，因为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一个安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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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霜叶红

学习了，谢谢余先生！

胡吉成

有点高深！
需要静下心来仔细阅读才行！
谢谢余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