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DV创作比较及差异

柴禾妞

作者：冷凇
来源：中国纪录片网   2005年11月24日 　　　　　　　　　　　　　　　　　

DV的存在性特征

　　自从DV诞生，影视作品的摄制就不再需要复杂的技术支持和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投入。DV同时也不再需要组织架构和分工严密的众多合作者，商业利润的考虑也相对淡化了一些。从这一点说，DV对于多数非电视人的魅力来说是与生具来的。体小便宜，功能简便，利于操作都是它超越专业摄像器材的优势，因而更能深入到民间。更深一层讲，DV带来的是一种文化领域中的自由表达，对物质资源的占有不再是那些专职机构的优势，不掌握影像传媒工业制造手段的普通受众，终于从对物质材料的屈从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用画面交流的言语空间。
　　DV的出现突破了市场化等价交换的原则，废除了不平等为本的前提。因为从表达个人私有的精神空间来说，个体之间的传播是并不平等的。然而影像创作的不平等终于在DV的出现后，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DV主要使用者来自民间，它的维系不需要多大资金。与影视体制等级森严的组织形态相比，它是相当自由的组合。普通人的角色，从被动的接受者，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为一个自由的创作者，这意味着影像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权利话语。这也是对主流话语的某种挑战。从发展趋势看，DV对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传统美学观念的影响都会带来一定的颠覆。
　　95年至今，DV整整发展了10年。虽然这段历史不算长，但DV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DV现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关注。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良心三部曲《黑暗中的舞者》、《白痴》、《破浪》，纪录电影艾格尼斯.瓦塔的《拾穗者》，温德堡的《家宴》，阿巴斯的《ABC在非洲》等等，都是DV的杰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巫布莱尔》，这部以DV小成本制作的影片，创下一亿美元的票房奇迹，它证明了DV在商业领域里的巨大潜力。
　　国内的DV创作是典型的个人化制作，拍摄者在开机之前不会去考虑片子到底拍给谁看，什么样的观众会喜欢看，甚至淡化不成文规定的拍摄法则和道德尺度。因此个别节目往往代有某种社会批判性和自由主义倾向，因而不能一下子真正地参与主流媒体的节目播出。作为传统媒体眼中的它者，DV这个新生儿只能拥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它们要么游走于酒吧、校园；要么散发到各个国际国内的电影电视节和影展。而且这些作品一定要贴上标签区别于专业摄像机拍出来的片子，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DV作品，有可视性。许多DV栏目：如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江西台的《多彩DV》、上海电视台的《DV新生代》等，激发起来的大众对DV的好奇感，大大过于人们对DV内在价值的关注。DV现在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猎奇，底层，批判、边缘。于是DV抓住了少部分人的心里：管他好看与否，你不是DV吗？咱就先瞧个新鲜。

DV题材的选择：边缘还是主流？

　　相比之下，欧美西方国家的DV创作比中国更为普及，电视台也更为关注这种形式的创作。西方主流媒体的制作，有许多专业人士是使用DV机，直接进行新闻采集和专题片的拍摄制作。其它类栏目DV使用量也是节节攀升，比较强势的如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也有诸如“GAME FORTI”一类自助旅游者自拍的电视栏目，他们将电视观众带入电视台难以深入的险峻地带。在某种意义上，DV扮演的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主流媒体视野的延伸和扩大，有的直接就是主流媒体的有机组成。
　　中国的电视台并不能像西方媒体那样具有相对宽松的“包容性”。中国的主流媒体（诸如中央电视台），基本上不播出DV作品，个别省级电视台尽管开辟了DV栏目，但播出的时间平均算下来每天仅有几分钟，大部分“主题不鲜明”的节目，都被“枪毙”了。前2年，凤凰卫视摸索着在民间征集DV作品，然而也常常为“边缘作品”的主题所困惑。尽管他们的“包容度”已经较之内地有更大的“空间”，但播出的情况还是不太理想。因为DV再小，拍出来的镜头再粗糙，也是画面。而画面是具备可信性和说服力的视觉语言，这就必然要承载着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
　　其实，既便是西方媒体，对DV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它成为主流。这是因为DV主要代表的是个人话语，是一种“个人的表达”。而“表达”的本身就隐约地预设了接受对象，也就产生了公开发表的欲望。这种要求被确认的欲望，就是DV作品在公众中急切希望播出，DV人急切获得合法身份和命名的原因。我在英国的2年，很少看到他们的电视台，播出乞丐、妓女、漂流者这样的DV纪录片。大学生们的“实验性”作品，也多以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为主。布鲁内尔大学传播学的一名资深教授对我说：“我们不许我的学生，用DV拍英国的黑暗面”。
　　在英国的校园里，有时候也能看到欧美国家学校的DV作品交流，另我们不大理解的是，他们评奖研讨交流的主题往往是《纪实美学》或《美感创意》等，而不是我们中国所关注的“纪实作品的故事化”。
　　DV是用来表达个人意愿的记录，是对人类文明进程更具有深刻意义的事情。但创作者不可能无限度地自由发挥，否则会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立状态。虽然个人影像话语很努力地在权利话语的领域里突围，但是各种权利机构和话语成规，不可能在短期内弱化。至少在目前，DV不可能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许还是充当配角，放开点讲，充其量只能是民间影像的狂欢。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狂欢正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侵蚀，这种侵蚀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警惕和注意的！
　　中国DV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从节目的选材上，从关注的兴趣上，一些DV人总是要章显自己异类的存在。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年轻的个别DV爱好者，都要将镜头转向社会的边缘（底层）人群，比西方显示了强烈得多的对边缘人群的关注。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束缚不严，国内的个别DV创作者还怀着逆反情绪拍片。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大量用DV怕成的片子无法在主流媒体公映，基本处于地下状态，越是这样，DV一族就越是关注边缘群体，“你不是不要吗？我偏拍这样的！——好像一个年少的“孩子”在和父母较劲儿。
　　不少作者醉心于所谓“地下”状态，刻意地表现出边缘题材的嗜好，呈现出的是一种“伪民间化”的取向。从一些DV作品中，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某种沉重的灰色气息。从96年至今，DV镜头很集中地定格在民工、保姆、下岗工人、流浪艺术家等，极个别的作者还试探性地拍摄了三陪女、二奶、吸毒者等。《铁路沿线》中，乞丐们漫骂公安，吃着馊烂的盒饭，唱着南腔北调的歌；《我不要你管》中三陪女的堕落；《平原上的山歌》中被拐卖的云南姑娘。其余诸如《海鲜》里的妓女，《盒子》中一对受伤极深的女同性恋，《旧约》里的同性恋者，《人民公厕》里的弃婴儿等等，被摄者均是一些为常轨社会秩序排斥的人群。他们或者挣扎，或者心安理得，或是自得其乐地生存在社会边缘，在真实纪录这些人物的过程中挖掘曾经被主流媒体、主流话语忽视的天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误导大大影响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世界”。
　　笔者在BBC电视台的中国电影周上看到纪录片和情节片全部是此类的“瘸腿题材”作品，而真正那些富于情感张力，歌颂生活，表现正常人内心世界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在个别DV创作者的眼中，对生命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无助感，成了他们永恒的创作话题，他们试图从平庸的现实生活里，提炼出不平常的东西来，甚或以他们拍摄对象的奇特，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种带有某种猎奇目的的选材取向，和无病呻吟的状态，使他们的视角有了无形的局限，也使DV纪录片的发展和普及，受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置疑。
　　这种倾向来自于对中国影视主角高大全似的英雄主义传统的挑战。中国当代影视传统的主要内容就是突出英雄人物和重要人物。小人物和中间人物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新时期小人物逐渐在影视屏幕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小人物中的边缘人物，也就沦落到正常生活轨道以外，为社会正常价值排斥的人物，都一直是弱势群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物。这说明中国的DV先驱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在道德和社会论理层面上是交叉相孛的。换句话说，他们不完全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的社会理性呼声相当严肃。与西方的同辈们相比，他们的文化内涵要沉重得多，这也给DV这个年轻的孩子承载了太多的包袱。一旦让这样的人物在DV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这些沦落到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人物的遭遇，或多或少接触到一些社会弊端以及边缘人物的种种无奈，这些都免不了成为正统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社会共识的反讽。这种反讽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擦边，甚至于反叛，对于市场和投资来说，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从美学类型划分上看，中国边缘化的DV作品关注的不是崇高美，也非优美，而更多的是一种“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却又不是传统美学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为悲剧的定义是崇高美和优美的被毁灭。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把人类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因此今天我们谈到悲剧，前提是“美好的事物”（崇高美或优美）的被毁灭。但，乞丐，二奶，同性恋者，吸毒者，盲流这些人和相关事务，既不崇高也不优雅（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丑”和“卑下”），他们的所谓悲惨经历并不能算做是“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就好比一位抗洪英雄的牺牲和一个为了盗窃而坠楼身亡的贼，他们的消亡所带来的价值产生也是不同的，前者的毁灭带来一种永恒精神的升华，而后者似乎最多只有教训。因此，这一类中国DV的边缘化作品，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畸形的“悲剧”作品，因为他们反映社会“丑”和“卑下”的东西多了。

DV创作论：个性还是真实性？

　　在西方，DV这种本来十分个性化的制作，并没有像国内的边缘化纪录片一样直接带来个人主观艺术的极端放任。相反，就其表面而言，却是对个人主观追求的排斥。这是因为从20世纪初，西方的主流影视艺术就十分强调个性。个人的主观是一切文化艺术理论的基础，DV的存在就是反抗个人的主观。我们熟知的“道格玛宣言”中，欧洲导演们明确表明了对极端真实性的追求。他们严格遵守宣言中的戒规，尽量避免“个人倾向”，“个人口味的介入”许多导演甘愿牺牲个人的口味和美学考虑去达到此目的。绝对的客观真实，反抗天经地义的主体性，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纲领。
　　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当然也有影响，在创作上，中国DV一代追求纪实的美学是必然的。但随着新时代来临，促使个体表达的欲望日益高涨，此时人们已经可以借助DV表达自我。传统电视纪录片“写实“的纪实手法被剥离出来，不在成为衡量DV纪录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共同的美学背景下，强烈的边缘化追求的实质是显示个人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偏离。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影视更具意识形态功能，更具政治和道德上的垄断性，不但在思想倾性上，还在题材上都有成文的规范，不成文的禁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DV的反抗性和西方的主要不同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社会意识方面，而西方的所谓绝对真实的追求，除了潜在的某种社会意义外，其主要目标在于影视艺术本身。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有某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
　　西方人对反主观的绝对真实，纪实美学的追求和中国对“个人化“的追求不尽相同，在本质上其实又有一致的方面。因为真实性也好，边缘化也罢，都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突围。他们都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挑战。权利是无处不在的，它的触角延伸于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社会结集，在无形中控制着话语。知识本身也在“操纵”着表达：任何思想、言语或者直接或间解的表达，都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说，真实——在许多时候被蒙蔽在各式各样的话语画面之中，我们传达或者接受到的信息，很可能在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DV的社会功能：创作还是记录？

　　DV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无形中在遵守着某种律例，它自觉地保持着私秘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某种距离，绝对自由的表达显然是不被主流所接受的，也必将被排斥在公共播映之外。这也就是许多DV影像作品的交流和展示，只能在酒吧或者在校园小范围举行的原因。19世纪之前的西方，沙龙，酒吧，咖啡馆，的确带有一定的自由气息，但是它排斥不了自身对于传播的局限，当代中国的酒吧文化将自由的渴望和身份等级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公共空间”。国内蜂拥而上的各类DV评奖活动，也成了DV爱好者大举创作的摇篮。不知何时开始，大学，影视公司，各级学会，企事业单位，国外驻京办事机构，都打起了DV电影电视节的主意，多如牛毛的评奖活动，给了稚嫩的DV创作者们一个误导：拍片就是为了参展，获奖。
　　但我们必须清楚，未来DV普及后的主要功能仍是记录，就如照相机和磁盘一样，人们用它来凝固住自己值得纪念的生活画面和资料，这和用DV拍摄下自己值得珍藏的生活流程是一个道理，而只有少数的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用它们来进行艺术创作和思想表达。安徽电视台的DV俱乐部网站，有一个调查很能说明问题：购买DV用于旅游的占被调查人数的6.6％；用于记录家人生活的占7.9％；用DV机拍结婚录像挣钱的占16.2％；希望拍纪录片或情节片当导演的占69.3％。这个数字恰恰于西方国家相反。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DV持有者，大多数把DV使用在自己和家人的以及周边环境生活的记录上，专门用于制作节目和创作作品的占少数。因而，当你手握DV的时候，你应该首先明确你要做什么——是客观的纪录生活片段，还是搞纪录片或情节片创作？
　　DV片段在国外被当作一种历史资料海量储存，许多有DV的人会时刻让它不离左右，随时随地的拍下或者感人肺腑或者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并有意识地分类保存。“美国911事件”发生时，唯一一个清楚地拍摄下第一架飞机撞楼的镜头的就是一名业余DV爱好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人良好的摄影素质和对DV的热情，这永恒的瞬间也只能与我们失之交臂。看看西方国家里，许多DV机型过时，机体破旧，但是过时也说明历史悠久，破旧更表明使用频繁。西方媒体中许多栏目的内容和素材，都来自于大量DV发烧友平时对日常生活中亮点的积累。我们不妨看看英国SKY TV 真实频道（REALITY  TV）2004年8月某日中的节目设置：
　　《骗子》：真人秀纪实栏目。追踪一对夫妇中男方越轨婚外恋欺骗行为。
　　《刑警出更》：法制纪实栏目。加拿大警方和移民局缉捕两名中美洲面孔的歹徒纪录片。
　　《当好时刻变坏》： 纪实专题栏目。资料专题剪辑穿插访谈, 12个真实纪录下来的突发 “好变坏”时刻。
　　《人质危机》：特别纪录片。聚焦十几次惊心动魄的警匪对峙劫持人质时间的始末。
　　《世界灾难》：栏目纪录片。世界各地的 “雷劈”灾难事故。
　　《震惊行为》：纪实专题栏目。资料专题剪辑穿插访谈：10个真实纪录下来的突发震惊行为。
　　在这6个主打栏目中, 全部为真实纪实节目，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DV素材的使用惊人。这里面除了《历史的碎片》完全为高清机器摄制之外，其余的都大量使用了DV素材。其中，《骗子》和《刑警出更》，由于跟拍偷拍偷情者和犯罪嫌疑人便利的需要，全程为DV摄制。其余的栏目80%以上素材来源于DV资料。这个频道在保证节目 “绝对专业”的基础上，尽其所能地拓展 “真实纪实”这个概念，广泛征集DV素材，斥巨资奖励DV画面的提供者，建立数据库，分类管理DV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DV的迅速普及，这个频道的库藏越来越大。观众在这个特定时段里，尽可能多地品尝到不同口味的“真实”纪录。因此，英国电视台的这个真实频道（REALITY  TV）虽然开办的时间不长，但却以其“DV”特色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收视率直线攀升。
　　中国国内有DV的人不少，而且DV机的档次（从普遍上看）要比西方高出一些。领导干部，老板白领，学生职员，以及一些单位机构，国内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拥有DV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DV的高普及率并不代表其拥有的高使用率。大多数家庭里的DV，成了橱窗里的摆设，一年用不了几次。很多人只有在出国旅游、婚庆、生日的时候，才被主人热情地拿起来“玩一会”。资源的浪费令人触目惊心。
　　我认识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他为了学习拍纪录片，家里在入学的第一年，就给他配上了一台2万多元的SONY150DV机。“大三”的时候，他的“苹果电脑非线机”已经是班级里最好的了。最近，他又在张喽买HDV（高清晰DV）。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英国传播专业的一个系里，只有3台“非线编辑机”；我国某学院的一个系里，有80台“非线编辑机”，其中还不算上10台世界最前卫的苹果非线编辑机。英国学习传媒的一个班，有15名学生，只有一个同学有DV机，某学院也有一个班，也是15名学生，7人有DV机，9个同学有电脑非线编辑机。我并不是反对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DV机，也不是反对使用高档DV设备拍节目，只是觉得这些DV设备与使用率不成正比，与储存的可使用资料不成正比，与对社会应有（高质量的节目）的贡献不成正比。
　　在我国的DV的使用上，大多数持有者也只是懂得开机关机，退带取带。对于色彩、亮度、平衡、焦距等基本功能很不了解。有些立志作记者或当导演的DV爱好者，对于这些几万元的高档DV（大多够播出标准）的使用，也是一知半解。而在英国，我看到，买DV机的人，往往要先去培训，掌握了机器的使用方法后，才决定购买。另外，国内有些人对DV资料的保存也不够注意。拍了看，看了就洗掉重拍。DV的纪录仅仅被当作娱乐消遣，许多DV使用者甚至丝毫没有资料保存的意识。

被摄者看DV：排斥还是接受？

　　中西方对DV拍摄者的看法也有差异。国内对于手持DV的创作者，往往持惊奇或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来源于电视媒体中偷拍和曝光性新闻的“牛势”增长。《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第七日》以及各省市一些新闻栏目，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和对政府职能部门的法外监控，使得上班族的各个单位和个人都对记者和手持摄像器材的人具有恐惧感，这就自然而然地把DV创作者也列入到“黑名单”之列。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期间，有一次用DV拍作业，想拍一个地铁进站的镜头，但是走了5个车站，都没有拍成。每次笔者刚把DV掏出来，工作人员立即上前质问：“你是那个单位的，这里不让拍啊！拍必须先向我们领导请示。” 几次后，创作热情全无，不得不放弃拍摄。
　　而不知何时，昔日喜欢出镜的城里人都开始注意“肖像权”了，只要遇见陌生人拍自己，都会不配合，口口声声拿肖像权来搪塞，即使配合，也很不舒服，先是提审似的讯问单位，然后是刨根问底的想知道拍摄内容。《北京的风大不大》这部以剪辑被采访者的反映，而形成的作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既便是DV的拍摄得到允许，或者被“邀请”，也难免受到歧视。似乎只要是DV，就给人感觉“不正规”。以“摄像器材的大小”来揣测媒体重视程度的偏颇观点，依旧广泛存在。笔者曾参加若干大大小小的产品发布会及新闻发布会，凡是手持“大摄像机”的，都被主办方看做主流媒体的来客，热情招待；而凡是DV的持有者，则冷眼相待，不与理睬，闹出不少笑话。
　　国外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上至皇宫博物馆，下至公路地铁，超市学校，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来干扰阻挠DV拍摄。只要你拿起DV，居民和路人都会向你微笑，采访时也乐于向你吐露心声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性隐私。另外，国外的环境也更适合情节剧的拍摄，不用说高隐秘性的DV，即使是声势浩大的电影剧组，在豪华的都市里取景也不会引起路人的过分注意或大量围观，无形中给创作带来了许多便利。
　　对于DV的运用，我们要一分为二。这就是记录和创作的区别。记录的功能是资料存储，它不构成作品，仅仅是将画面，有意义的人或事务保存下来；创作的功能是出作品，表达作者的主观意图，同时当作品形成后，成为一件艺术品供大家鉴赏。被记录的资料需要编排、剪辑从而产生意义价值；而作品则是靠其自身与受众的互动产生意义价值。新时期的媒体领域不仅仅需要的是作品，更多需要的是记录存储。没有大量的DV片段存储和资料库，英国SKY TV纪实频道的大多数栏目，是根本开不起来的。我希望DV的使用者们，能意识到，拿起DV不一定就是要拍作品，更多的现实和历史的记录。如果国内的DV拥有者，在克服了低使用率的障碍之后，还能够走出盲目创作的误区，DV在经过一阵“忙乱”之后，必将迎来一个平静扎实、稳键快速的发展。

作者介绍： 冷凇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