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简介

大宝·韦

周有光（1906～        ）

      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后来迁居苏州。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参加制订聋人教育用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1963年公布）和汉语手指音节设计。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开讲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第1版，1979年第3版，1985年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0年开始，担任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委员之一。出版《新语文的建设》（1992）、《新时代的新语文》（1999），阐述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人类的双语言生活、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出版《中国语文纵横谈》（1992），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原则（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1980），出版《汉字和文化问题》（2000），倡导研究现代汉字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北京大学先后开设现代汉字学课程。发表《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1983），阐述按词定字的原理和拼音变换汉字的原理，提倡以语词、词组和语段为单位的双打全拼法，使拼音变换汉字技术代替字形编码，1983年制成软件。1997年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1998年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提倡比较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理解汉字的历史地位；提出六书有普遍适用性、文字三相分类法；对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清华大学等校采用作为教材。1989年83岁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2000年出版《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阐述世界四种传统化的历史比较和华夏文化的光环和阴影。2001年选取90岁后发表的部分文章编成《周有光髦耋文存》，提倡华夏文化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先后共出版书籍20多种，发表论文300多篇。

大宝·韦

周有光著作目录

《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
《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订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尔雅社1978年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1985年日文翻译版，译者橘田广国。
《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阁教授译本。
《汉语拼音词汇》（主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订版，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编本。
《语文闲谈》（初编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
                  （续编上下）1997年第1版，
                  （三编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联书店。
《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2种）香港经济导报社1949年第1版。
《资本的原始积累》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了解中国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
《人类文字浅说》“百种语文小丛书”，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周有光合著，“双叶集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汉字和文化问题》费锦昌选编，“汉字与文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宪一教授译本。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有光髦耋文存》北京三联书店。

大宝·韦

周有光忆学生时代

金玉良


      说来也是巧合，现代中国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中，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是同乡，而且同一条巷――常州青果巷由此而遐尔闻名。当年“八桂堂”赵家（元任）和“礼和堂”周家（有光）显赫，而瞿家（秋白）是赁居“八桂堂”的。江南枕河人家，前门上街出行，或坐轿子或骑马；后门水码头既可乘船外出，又作生活“运输”，柴米油盐都从这里进门，还有一种脚划船快如穿梭，负责送信或转运物品，类似时下的“特快专递”，周先生回忆小时候，常有脚划船送来江阴姑母烧的新鲜河豚鱼，特别好吃。

      周家祖籍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业。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用于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常州失守，老人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也化作乌有。周有光先生曾玩笑说，周家是因太平军来才没落衰败的，而他夫人张允和家则是太平军来兴盛发达的。

      周有光十岁随全家搬迁苏州。与他同龄的小孩很多读私塾，而他却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清末民初，开办洋学堂几成了不得的“革命”，人们把庙宇内一尊尊泥菩萨推倒改建学堂，这变革不仅影响了读书的孩子，也触及到成年各个阶层的传统观念。周有光上小学时已有男女同班，但不接触，女生在校有专门的休息室。上课前男生先坐好，边上留一过道，由女老师把女生带进来；下课时女老师带走女生后，男生再出去。中午送饭，哪怕男女同班，也要分别送；放学回家，男生可以自己走，女生必须家里人接送……小学四年级就有加入“童子军”，头戴高高的英式帽子，一生装束蛮漂亮的。童子军的活动很有趣，每人发一根棍子，一条绳子，用来在没有桥的情况下“过河”和“攀树”等，通过一些户外活动培养小孩的组织能力和集体观念，学会自救互助的本领。周有光从小聪颖好学，读书成绩好常有跳级的机会。

      那时中学不多，教育不像今天这样普及，江苏南京、苏州、常州、扬州各地的府学条件较好，要求严格，教育质量也高。那时录取中学分两种情况：像周有光这样年龄小又没上过私塾的，上中学先读一年预科；正常年龄念过私塾的才可直升。周先生是在常州中学（后为江苏省第五中学）念的预科，记得主要读如《左传》一类的古书，读过预科待正式入学更感轻松了。周有光至今认为，学习“语文、英语、数学”三门学科，必须早在中小学时期打好基础。他上小学就有读英文，但他偏重语文和数学。而到了中学就不同了，凡是外来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物理”等都使用了英文课本，待他中学毕业时已达到不打草稿就可用英文写文章的水平了。那时的中学师资水平较高，英文教员不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就是东吴大学，与周有光同过学还有高一班的吕叔湘。那时中学费用较高，念得起书家庭条件较好的一般都“住读”，那样不受外界干扰，能专心致志读书。当时已提倡白话文国语，但处于过渡时期，作文章仍然习惯文言文，国语大多在校比赛时才用。

      周老回忆从前读书，上午九点钟上课，午前排三节课，下午一般就是“游艺课”了（游艺意出孔子的“游于艺”）。游艺课包括古文、书法、画画、音乐、打拳、军乐等等，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每学期自由选择。他就曾在中学音乐课选修乐器，弹月琴，拉二胡，吹笛子。后来上大学以及到日本留学期间，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他说自己学习音乐不想终身为业，仅为提高音乐修养，增强欣赏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他的音乐老师就是刘天华（刘半农的弟弟），曾在日本留学西洋音乐，回国后又主攻民族音乐。

      周有光1923年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就读。该校乃江苏省第一所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府（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后并入东南大学。但上世纪二十年代，高校招生不像现在“统一体制”，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是不受名额限制的（以考分为标准，合格就录取），它的招考方式也很特别，连考一周，除一天用中文答卷外，其余五天全部用英文答卷（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英文基础都很好）。尤其考题量大，除非考生有“秉笔直书”的熟练，否则就来不及完成试卷。据说这种考法可以避免“跑题”“压题”等现象。

      周有光虽没上过教会学校，但对自己掌握的知识非常自信，偶然也到圣约翰大学去应试，不想，这一考还真考上了。但当时读圣约翰大学，要交学费200块大洋，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了自己母亲的“陪嫁”帮周有光凑齐了学费。新生报到要缴照片，老同学告诉周有光一定要拍“西装照”，可他没有，只好到照相馆“租”一件西装，因他从未穿过西装，怎么打领带都是照相馆的人教会他的。

      圣约翰大学地处万航渡路，报到那天，他坐电车到静安寺下，然后要往西郊方向，那是近郊一段田埂路，交通工具仅有独轮车，左右两边一边放行李一边坐人，四五辆独轮车一起走，吱吱嘎嘎非常有趣。周先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称“从火车站到圣约翰间隔一千年。”这里“一千年”自然夸张独轮车似与博物馆陈列的指南针一样有年头了，自仁宗天圣五年（1023）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针计起，至周先生坐独轮车上学整整跨越了900年，独轮车代表了古代文化，而圣约翰大学则是现代文化象征。

      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外，英语成为主要校园用语，在校学生毕业，外文、中文基础都很好，到国外工作一点不觉困难。周先生坦言，语言应当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存在阶级性，更没有“主义”之分。1925年夏，圣约翰大学的华籍教授与部分同学筹建“光华大学”，是年发生的“五卅惨案”，让周先生至今忆起依然热血激奋，他说当年我们同学的共同心声，就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祖国”。光华大学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捐地捐款，开始地霞飞路（今淮海路）租屋上课，后建造的宫殿式新校园非常漂亮，不幸毁于1937年“8.13”日寇轰炸下……建国以后，高校院系调整，原来的圣约翰大学同时取消。

      抚今追昔谈议教育，周有光先生认为，现在有些学生读书因为贪玩不用功，家长就在一旁“监读”“陪读”，其实大可不必，学生应当有充分的课余时间任自己安排。学校的教育应培养学生学会动脑、动手和自修能力，而老师的教育方法应当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不能束缚深长的天性，要让他们从小就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呵。

转自http://www.szm.com.cn/magazine/03-2/030213.htm

大宝·韦

我有两个提倡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访谈录
　
舒晋瑜


　　悦耳的门铃之后，开门的正是周有光。这位中外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虽已95岁高龄，依然步履从容，精神矍铄。深蓝色的厚毛衣外罩着一件浅灰色夹克衫，足上是一双轻便的布鞋。

　　书房收拾得整洁有序。临窗的小书桌上摆着一台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窗台上堆满了近来经常阅读的书。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沈从文的书占了2／3还多，墙上则是一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在花草丛中，他与穿着紫色中式大褂的张允和正在共同翻阅书籍，其亲密恩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今年95岁，身体还好，就是耳背，你说话的时候大点声，说慢点。”周老笑着说，搬了一张凳子放在他的身边。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几乎是趴在他的耳朵上说，然而交流并不困难，他的思路敏捷，语言顺畅，每每发表些个人的看法，在现时代的思潮中也是很超前的。

　　

　　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现在年纪大了，主要是总结研究出书。学术著作中最后一本叫《比较文字学初探》，是1998年语文出版社出的。这是中国新的学术课题，我从50年代至今研究了20多年，清华大学已作为参考书。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一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好些人写文章，比较中文和英文的得失。我也写过，这种比较是浅层的，没有学术意义，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就开始阅读国外的文字学著作，自学比较文字学，希望根据世界文字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的深层比较。这个课题研究难度大，进一步，困难大一步，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很难从国外得到满意的现成答案，得自己钻研、思考、探索。但又不甘心放弃，多年来一时进行，一时停止，有一分劲，做一分工作。课题范围大，我只做了应当做的工作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恐怕不可能再进一步作深入
的探索，只得告一段落，题名“初探”，是一个观望大海的人在海边留下的足迹。



　　您曾经在大学执教，又有很多学术著作被当作教材参考，您能评价一下自己学术著作的特点吗？

　　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尽量写得通俗易懂，大学作参考书，学生能够看得比较方便，不一定非要讲解才能看懂。《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是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提纲，《汉字改革概论》是在北大开课时的讲义，已经翻译成日文。



　　您现在还写书吗？

　　年纪大了，不写了，我80岁左右的时候还跟50岁一样，过了90岁以后就不同了，很多事做不动了，你到90岁的时候就会明白，80岁和90岁有多大的不同。首先耳朵听不见了，社会活动就不参加了，就是看书写文章。看书，有的是看着好玩，有的是为了写文章。



　　您看着“玩”的书都有哪些？您喜欢看文学作品吗？

　　看着玩的书此地很少，在另外的书房里。小说也看，看的不多。写文学的作者，解放前的认识几个，吴祖光是我的老朋友，沈从文是我的连襟，他们的作品我都看。傅雷的翻译作品我也看，每出一本他儿子都要送我一本，后来都被人拿走了很多。我看学术性、知识性的书比较多，一般是写什么文章看什么书。我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这两年写的文章基本上在《群言》上发表，好多在杂志上转载，比如在《半月谈》《当代文萃》，美国的网络杂志《华夏文摘》也将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表。



　　将来是不是准备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

　　是的，我写的文章要出文集。我还有一个意见。在中国提倡文学是好事，还要提倡学术。社会发展是要按比例的，现在学术提倡得少，从出版讲，外国的书目分两类，一类是虚构，另一类是非虚构，包括通俗化的科普读物、学术著作。现在文学掩盖了学术，这对中国青年来说是缺陷。应该提倡文学以外的非虚构读物，小说给你文学知识，单小说很难满足对知识的需求。你看《三国演义》就懂历史了吗？所以说非虚构的著作应当重视。



　　您什么时候写作？有计划吗？

　　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那您平时的生活怎么安排？

　　看书，写文章，我的朋友很多，跟朋友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



　　会影响写作吗？

　　不影响。人家来，当然不写了。我写作没规律，写多写少无所谓，人走后我再接着写。吃饭后一定要睡觉，有时睡得时间短，有时睡得长一点，这样听其自然，是年老的人的养生之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95岁了还能工作，我说也没有秘诀，主要是思想要开朗，要乐观。



　　谈谈您的夫人好吗？她写的书您喜欢看吗？

　　张允和身体比我差，她今年91岁，我们俩平均93岁。她这两天心脏不好，常常心绞痛。一疼就睡了，也不能吃饭，不发病时精神非常好，她写的东西是文学性的，除文学外，她还搞昆曲，会唱会演。张允和出的书都是自己写着玩的。我很喜欢。她写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不是说要写的多，只是觉得自然有需要写的东西才写。她写的都是真事，不大喜欢虚构。她认为好多真实的事情中有意义、有趣味的多了，不一定非要虚构。她的取材不同，写法不一样，笔调也不一样。比如在《本来没有我》中，弟弟问她，你生下来还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知道没有你呢？她就说，是家里的老妈妈带她，告诉她的，所以知道。沈从文要娶她的妹妹时，托人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她的父亲思想很开明，同意了。张允和给沈从文拍电报，只一个字：“允”。一方面是她的名字，一方面指内容。



　　沈从文的书您也看吧？

　　沈从文的书我都有，也被亲戚朋友拿了些去。这个人很特别，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自己看书，完全靠自修，这是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很有法国人的味道，在当时很受欢迎，胡适也喜欢，认为他的书在中国人中是很成熟的。



　　周老的语气温和耐心。他说：“有一个书本目录，打给你看好不好？”我说好，他便缓缓地转过身，从背后的书橱上取了些打印纸，打开已经陪伴了他8年的电脑，开始操作。纸上密密麻麻写了28部著作，周老拿起笔开始圈点，一边说：“划两个圈的是比较重要的。”他只圈了3部最重要的：《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他极力提倡拼音打字，并兴致盎然地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很好玩，也打出来给你看着玩。”文章题目是《傻瓜电脑的趣事》，看了果然让人忍俊不禁。

　　周老见我笔录，问：“你会速记吗？”我说：“不会。”他说：“当记者不会速记，记录就不完备，这就是很大的缺憾。外国记者没有一个不会速记的。我们国家对速记不重视，对电脑不重视，工作效率就差了。我提倡用拼音在电脑上打字，效率能提高5倍。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编码，其实编码已经很落后了，日本在80年代就淘汰了。我
们还不够开放，不参考国外先进的东西，还写文章吹牛，每次看到我都要哈哈大笑。”他边说边孩子气地大笑起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其实自己也骗不了，因为谁都有脑袋。”

　　临别，他带我去另一间书房，这里有邓小平同志去美国时亲自定下的中美合作项目《不列颠百科全书》，有《汉语大辞典》，他指着里面已经划了黑框的编委人员名单说：“这本书编了20多年，当时的编委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3个还在世，我已经是‘古代人’了。”

　　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在老式的、已略有斑驳的书桌上。张允和的《昆曲日记》就摆在桌上，安静地等待着主人的到来……

      摘自《中华读书报》

转自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discord/content/zyg.htm

大宝·韦

张允和周有光结婚前后

张允和口述，叶稚姗编写


　　　张允和，1909年生，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1933年，张允和与
周有光结婚。周有光先生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被张兆和的丈夫沈
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早年专攻金融经济，曾在大学任教；近50岁
时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他还是《简明不
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14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4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阵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偷听的和尚

　　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尽头日子

　　爱情像一棵甜果树，8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1933年4用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

　　1933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二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跃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生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的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10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长崎丸

　　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10月份，我们用父亲给的这笔钱，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

　　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一路险情不断，我却顾不上紧张，只管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谁知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船遇大风，一时间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来，几乎失火。本来船应停泊在东京湾，结果在救护船的帮助下，我们在神户下了船。

　　在陆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涂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小宝宝陪我受了这一场惊吓。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得意

　　解放后，我在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用的教科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自知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教高中历史是不够资格的，于是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课。沈从文晓得二姐底子不灵，也支持二姐学习，送了我不少书，现在我的书架还摆着他当年送的《东洋历史的地图》、《东洋文化史大系》等书。

　　教了一年半书，我开始不满足，脑子欢喜乱转的毛病又犯了，当时上海每区有一个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光华附中属北虹口区。在一次会议上，我就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见。参加会的老师都鼓励我说，提得很好，你写出来吧。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寄给上海《人民教育》杂志。他们没有登，又把稿子转寄给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春节，我带儿子到北京玩，就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兆和、从文的家里。一天，从文拿着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问我：“二洁（姐），弟格（这个）张允和是不是妮（你）呀？”我拿过来一看，是一篇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历史教科书的质询的文章，占了几乎一整版，标题是《敬答各方面对教科书的批评》。再仔细读过全文，不得了，提到别人的意见不过一两次，却五提张允和，如：

　　张允和先生在批评我们的“高中中国历史”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优良的科学、文学、艺术、哲学……高中同学，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上文化进展的情况。”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没有充分以中国历史上伟大事变、伟大人物、伟大创造来具体生动地刻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以激发学生爱国热忱，这是首先
应该指出来的观点上的错误。

　　……

　　我大为得意，反反复复地看，把催我吃饭的三妹和沈二哥晾在了一边。

　　就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将我推荐给出版社，并很快把我调到了北京。

　　我只身来到北京，参加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我为自己四十出头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高兴得不得了，想尽己所能大干一番。

　　
下岗

　　我高兴得太早了，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时间，“三反五反”开始了，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老虎”。说我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我是反革命，要我写交代。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
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我好动笔，到北京来工作后，常给周有光写信，我们互相信任，夫妇间什么话都讲的。我有一次写信给他，说我收到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的信，信中说他已爱了我19年，你猜这个人是谁？周有光在回信中幽默地一本正经地猜：“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就因为这些英文字母，被审查我的人说成是特务的代号，我又有了一顶帽子“特务”。他们要我把所有的字母都改写成名字，写出详细地址，供他们查找。

　　我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我的精神整个垮掉了。原本我的体重就只有80多斤，两个礼拜又轻了两公斤，只剩了整整80斤。我的牙开始不停地出血，到医院一查，是齿槽骨萎缩，医生说如不抓紧医治有很大危险。我以此为理由要求请假回上海治疗，得到批准。行前，我忐忑不安地找到那位主管此事的副社长，口气很谦和但态度很坚决地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结果他们把信全部退还了，我接过来时，觉得比火还烫手，烫得我心痛。

　　我离开了沙滩，离开了北京，临走时不敢回头。

　　回到上海两个月，我的牙齿拔得只剩了3个，第三个月出版社来函催我回去，我的牙还没装好怎么能回呢？按当时的规定可以请6个月的假，可到了第5个月，我接到出版社的信，告诉我不要再回来了，工资发到10月（6个月的），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

　　我这个80斤重的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焉知非福

　　“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都没有人管，老太太（婆婆）的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有光向来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他这番话意思我明白，是想把我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顺理成章的一句轻松的话，过去的一切不快都淡淡然烟消云散了。

　　我这才安心做了46年标准的家庭妇女，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真正成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也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有光建议我回苏州散散心，在自己的娘家，在弟弟的精心安排下，我玩得很开心。

　　再回到上海，我已经完全摆脱了恶劣的情绪，又恢复了原来的我。每星期六请唱花旦的张传芳教我昆曲，我们把“断桥”、“琴挑”、“思凡”、“春香闹学”、“游园”、“佳期”的身段谱一点点搞出来，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转变成了事业。

　　“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摘自1999年7月17日《文汇报》，张允和口述，叶稚姗编写）


转自http://www.gmdaily.com.cn/0_ds/1 ... 60%5E0%5EDS1219.htm

梦的轻波

　　　　　　　　　　　　　　　　

　　　　　　　　　　　　　　　　　　　　　恩恩爱爱白头谐老


                                         　　　 　　　　
　　　　　　　　　　　　　　　　　　　　　　漂漂亮亮新郎新娘

大宝·韦

多谢轻波仁兄的补充，这两图太好了。

梦的轻波

周有光老前辈不仅学问厉害，人也长得英气逼人，
夫人张允和秀气文雅，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哟！

孙兰荃

作者：周有光
来源：http://www.tztvu.edu.cn
2005-8-29

引  子

   研究汉字的发展和问题的学问，称为“汉字学”。汉字学分三部分：一、历史汉字学，二、现代汉字学，三、外族汉字学。

一、历史汉字学（旧称“小学”或“文字学”）研究汉字形音义的来源和演变。许慎（约58—约147）以来1,800年间，历史汉字学的历程是光辉的、成果是丰硕的。甲骨文的发现又扩展了新的疆界。不用说，这门学问应当继承不辍、发扬光大。

二、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特性和问题，目的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应用服务，也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养活汉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不方便。“现代汉字学”是个新名称、新事物。它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解放，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三、外族汉字学研究汉字流传到汉族以外各民族中去以后的发展。有的民族创造整体新字，例如契丹大字，女真大字。有的民族创造新形声字，例如赵南的喃字，广西壮族的僮字，古代西夏国的西夏字。有的民族创造表音字母补充汉字，例如日本的假名，朝鲜的谚文。这些都是汉字式文字。

这里就现代汉字学的内容和方法分六个方面简单地举例谈一下。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字量的研究

现代汉字的字量的研究，举例如下：

A、现代汉字表的研究

现在有没有一份“现代汉字表”？这有两个答案：（1）一本今天有代表性的字典（例如《新华字典》1971）里的全部“正字“就是一份现代汉字表。这是权宜的答案。（2）现代汉字表就是”现代汉语用字全表“，尚待研究选定。这是字量研究的首要课题。根据”字性“，不根据出现频度，从各种现代字典中选取书写规范化现代汉语所必需的汉字，跟文言古字划分开来，就可以得到一份现代汉字表。

现代汉字表对现代化的汉字处理设备，包括打字机、电传机、照排机、电子计算机等等，是迫切的需要。

选定现代汉字表，要解决如下的问题：

1）如何划分古今界线？古今界线能否划分？能。只要现代汉语和文言古语是可以区别的，那么，现代汉字和文言古字也就是可以划分的。现代用的和古今通用的归入现代。仅仅用于文言古语的归入古代，这包括古人地名、古器物名，以及白话文中夹用的文言引语、文言成语、文言语词等。

2）如何处理特殊字？

特殊字有多种：a、科技专用字，包括元素名称和其他，是否收入表中？能否请科学家停止创造新汉字？b、少数民族名称专用字，是否收入表中？c、人地名专用字，是否出现较频的收入表中？d、译音专用字，是否出现较频的收入表中？e、行业特造字（例如京戏用字“  ”，一种胡须），是否划出表外？f、方言字，除普通话中已经吸收的，是否划出表外？g、外族字，如日本、朝鲜、越南、广西壮族的特造字，是否划出表外？这些，都要研究。

汉字数量一向无定，任何印刷厂都要临时增补。有了一个现代汉字表，也还有表外字要临时增补。但是，做到表内“字有定数”，表外“字无定数”，就是前进了一大步。这有利于对表外字进行整理，使其逐步养活也有利于各方面的应用。初步探索，“现代汉字表”包含六千多字。

B、技术用字的研究

汉字机械都是笨重异常的。如果能把六千多字“砍去一半”，使它成为三千多字，专门用于传输技术和特种书刊，那么，汉字机械就可以比较轻便些。这样一个便于技术处理的汉字表叫做“技术用字”。“技术用字”以频度为根据，不以字性为根据。这跟日本“当用汉字”（1,850字，现增为1,900字）性质相似。不同的是，日本“当用汉字”于一般书报，而我们的“技术用字暂时只能用于传输技术和特种书刊。

这一拟议有什么根据呢？根据是汉字出现频度的不平衡规律：
三千多“技术用字”占出现总字次99.9%，欠缺千分之一。只要有办法代替这“千分之一”（包括三千多罕用字），“技术用字”就可以出现。

代替办法有如下的拟议：1、用同音汉字代替表外字，类似“胡同”代替“    ”。2、用汉语拼音代替，以词儿为单位。3、用双音节词代替单字，例如“即鱼”代替“鲫”。这些要进行研究，做出三千多罕用字的代用字表。

C、汉字查频

自从1921年陈鹤琴用统计方法研究汉字以后，教育家们接着做过几次有成果的统计。但是解放以来还没有发表过一次全面性的抽样统计。需要把“五四”以来出版的书刊分期分类做一次全面性的用字抽样统计，然后每隔若干年对新出版物用字进行定期统计。需要不断研究小学用字和扫盲用字。利用电子计算机可以把统计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据估计，清末以来铅印书刊所用“字种”大约一共九千多。大体说来，字量可分三级：三千多、六千多、九千多——三·六·九。

二、字序的研究

现代汉字的字序的研究，举例如下：

A、查字法的标准化

1）部首法。查字法就是汉字的序列方法。自从许慎把汉字按部首分类以来，部首法一直是应用最广的查字法。但是，部首法是一种复合查字法：既查部首，又查笔数，而同笔数的汉字没有一定的序列。不同的字典，部首数不同。借助于统计学和心理学，可以得到“最佳”的部首法，做到部有定数，字有定序。

使部首法标准化是当务之急。

2）笔画法。现在流行五笔法：有“札”字法，“丙”字法，“海天日红”，“一笔部首顺序法”（即《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部首目录”中开头五个部首）等。差别不大，不难统一。笔画法同组汉字太多，但是方法简单，便于在项目不多的索引中应用。人们主张，不要排笔数，要用单一的笔画序列；不必限于五笔，可以分七笔或更多，也可以头尾各取若干笔。

3）四角法。王云五的“四角号码”开辟了字形分解的新途径，放弃传统的手形观念。在图书馆中，四角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在一般群众中间不容易推广。据说每六个字中间就有一个字难于确定角码，“第五角”尤其令人迷惑。四角法大有改进余地。

4）音序法。音序法就是汉语拼音字母序列法。可以分为：1、单纯字母序列法(如《汉语拼音词汇》)。2．音节·汉字·字母分层序列法(如《现代汉语词典》)。两者一时难于统一。音序法的好处是不受字形变化影响，缺点是同音字太多，要能读才能查。同音字如何序列，要有规则。

以上四种是现在应用较广的查字法。“五四”以来，为了改进

查字法，许多人长年累月付出了辛勤劳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资料。今后的研究应当是：分类、集中、提高、标准化。

B、汉字编码的研究

“汉字编码”是把汉字变成符号序列的设计，主要用于电子计算机的输入终端。编码经过键盘输入以后，在计算机内转换成二进位码，找到对应的数字化的字模，输出整个汉字。

查字法容许一码(一组)多字，汉字编码要求一码一字。编码没计以第一层规则为评比的标准，对一本《新华字典》重码不宜超过3％，否则难于得到候选资格。

“四码”电报用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没有重码，符合一码一主要求。但是“四码”是流水序列，跟字形或字音都无关系，叫做‘无理编码”。四角号码也是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什么数字代表什么角形有一定规则，叫做“有理编码”。但是，四角号码一码多字，不合汉字编码要求。

汉字编码，设计众多。这里谈两种例子：

1)音形码。又称音形罗马字母编码法。用两个字母代表声母和韵母，用两个字母代表部首和声旁，其中一个字母兼表声调，四个字母代表一个汉字。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见码可以读出字音。音形码的关键在找寻区分字形的特征。每字都用同数字母，叫做“等长码”。字母多少不等，叫做“长短码”。音形码要求输入者能读字音。如果不能读字音就难于应用。限用26个字母，便于在小键盘上应用，便于跟国际情报网络联系，是一大优点。

2）拼字码。又称字形拆拼编码法。一种方法。把全部汉字拆成五六百个部件，分横列纵列等多种组合，既有组合代号，又有部件代号。另一种方法，把汉字部件再拆成一二百个元件有（“字素”），每个“字素”等于一个“一百进位”或“二百进位”的数码。拼合“字素”实际是编列数码。由“字素”编成的长短码可以不问组合方式，做到一码一字代表任何数量的汉字。拼字法要特制键盘（中键盘），比26个字母键盘大而复杂，但是比不用编码的大键盘轻。优点是直观性比字母码好，可以不问字音，只顾字形。

在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日益扩大的今天，汉字编码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有人把汉字编码跟拼音文字混为一谈，那是错误的。汉字编码不可能只有一种。不同的汉字编码有不同的应用范围。在没有“字形内存”的小型电子计算机上，可以利用汉语拼音直接输入输出，也可以夹进少数编码，代表姓名中的同音异形字，不作“字形”输出。

三、字形的研究

现代汉字的字形的研究，举例如下：

A、字形分解的研究

字形分解的研究是现代汉字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它可以给汉字编码和其他问题提供条件和数据。

字形分解要分层次：初层分成部件（偏旁），二层分成元件（小结构），……末层分成零件（笔画）。例如：

部件、元件、零件，都要归类：一共有多少种部件，多少种元件，多少种零件？归类用什么原则？各层、各种及其所地位（左右、上下、头尾等等）的出现频度如何？作为代码，那些元件可以“异元同码”（异符同键）？

B、字形阅读影象的研究

人跟文字的接触，最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阅读时汉字是怎样映入视网膜从而产生理解的呢？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利用眼科摄影技术可以把字形的阅读影像拍成照片，像电影那样。研究其中的规律，算出数据，对寻求最佳的字形区分特征，对测定近形字的混淆程序，对改进自动阅读汉字的技术等，都有参考意义。

四、字音的研究

现代汉字的字音的研究，举例如下：

A、声旁表音功能的研究

现代汉字大部分是所谓“形声字”；笔画简化以后又产生许多“类形声字”，包括假形声字（如：烛、浊）和非形声字（如：阴、明）。各个“声旁”的表音功能如何？如何算出“声旁”在现代汉字体系中的有效表音率？研究这个问题，有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可以增进我们对汉字体系的特性的理解。

B、多音字的研究

一字多音增加认读困难。现代汉字中多音字的比重有多大？如何分类？能否减少？多音字跟汉字体系有什么关系？这一研究对汉字整理可供参考。

C、音节汉字表的研究

《新华字典》（1971）开头有“汉语拼音音节索引”，每个音节（不分调）配上一个汉字，这就是“音节汉字表”。中小字典大都类似的表，可是配字不同。相互比较，取长补短，可以定出一个标准的“音节汉字表”，作为音译用字、直音用字、简化人用字、“技术用字”中同音代替等的依据。

五、字义的研究

现代池字的字义的研究，举例如下：
    A、汉字构词功能的研究

从构词功能来看，“字”可以分为两类：“词字”和“词素”字。“词字”等于单音节词。“词素字”只是构造多音节词的成分。分清“词字”和“词素字”是现代汉字学的一项基本功。请比较：

《现代汉语词典》（1979）：

悲bēi①悲伤；～喜交集。②怜悯：慈～。

哀āi ①悲伤；悲痛：悲～。②悼念：～悼。默～。③怜悯：～怜。

《汉语拼音词汇》（1963）：不收“悲”，也不收“哀”，只收“悲哀”、“哀悼”等多音节词。

两种词书为什么不同？因为，

《现代汉语词典》以“字”为单位，每一个汉字作为一条，不问“词字”还是“词素字”。

《汉语拼音词汇》以“词儿”为单位，只有成为词儿的“词字”才列专条，不成词儿的“词素字”不列。“悲”、“哀”，都是“词素字”，所以不列专条。

哪些是“词字”，一共有多少？初步探索，有二千多。这一研究，对汉语拼音正词法、“技术用字”中的同音代替、汉字简化、汉字教学法等等，可供参考。

B、部首功能的研究

明显可辨的部首叫做“自然部首”。例如“河”属“氵”部，“鲭”属“鱼”部。在部首查字法中勉强规定的部首叫做“非自然部首”例如“半”属“丶”部，“开”属“二”部。

在现代汉字中，部首还能表意吗？怎样表意的？表意功能有多大？

“坷”读“可”。“河”不读“可”而读“合”（hé）。为什么看到“河”就知道它不读“可”而读“合”呢？当然不是声旁在表音。是部首在表音吗？

弄清部首的现代功能可以增进对汉字体系的特征的了解。

六、汉字教学法的研究

汉字和汉语在教学中有矛盾。常用“词”中有罕用“字”。口语往往写不出汉字。儿童学语言以“词儿”为单位，可是读书要把多音节词拆开成一个一个的单音节“字”。汉字教学法的问题是教学法科学应当不断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以上所谈，只是“蜻蜓点水”，挂一漏万。

结    尾

一种知识在开始发展的时候需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现代汉字学也不例外。

例如，人们说“群  ”、“众衆”，是两组“异体字”。这个说法妥当吗？正、草、隶、老宋体、仿宋体……分别写出同一个“群”字，这不也叫“异体字”吗？是否把“群  ” 、“众衆”，说成是两组“异形字”好些呢？

又如，“从群众中来到  衆中去，是一条群众路线的原理。”这个句子里有几个字？

甲答：20字。

乙答：16字。

丙答：18字。

为什么答案不同。

甲讲的是“总字次”，有一个算一个。

乙讲的是“字种数”，同字异形合并计算。

丙讲的是“字形数”，同字异形分别计算。

现代汉字学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跟历史汉字学很不相同。它是以语言学为基础而结合信息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的边缘科学。这决不是抛弃或背叛历史汉字学。在汉字学的领域里应当事今而不薄古、厚古而不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