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

虎子

作者：李劼
来源：http://blog.donews.com/LANSANCI/archive/2005/05/25/396658.aspx

      过去总以为我是那个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的独行者，想不到在我前面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朋友。他们无畏地前行，用诚实做他们的前导。他们除了忠实内心的声音内心的爱，不懂得向任何强暴低头。他们即使倒下，也不会忘记给后人留下照明的火把。。。火种就是这样留下的，火把就是这样永不熄灭地燃烧的，民族的魂灵就是这样的代代相继的。。。
　　                                               ----题记，摘自作者长篇小说《丽娃河》

引  言
　　
　　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其说是作为对一百多年前所谓洋务运动的以改革开放命名的回归载入史册，不如说是一次由当年的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交织而成的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复苏，并且被人们诉诸了狂飚突进的激情。许多年过去之后，人们回想起这个年代，无不百感交集。
　　遗憾的只是，众人一时间还想不到用文字去搜索自己的记忆，给今人及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式的历史记载，致使一些过于利欲熏心的学者觉得有机可乘，编出一本本改头换面的史论文论。书中删去了许多当年众所周知的人物及其他们的代表作，然后在那些空出的位置上，安放了一大半编者在海外东亚系搭识的关系户。就好比鲁迅研究弄到后来只见研究者不见鲁迅一样，所谓的二十世纪文学史论编到后来只见编者，不见史论。就此而言，历史备忘有了十分重要的史实意义。人们也许大都记得，以前的中国文学史曾经有过活埋不可忽略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先例。不过，那种活埋因为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一旦其原因烟消云散，被活埋者便不可阻挡地一个个从坟墓里现身出来，打着呵欠重见天日。那样的活埋虽然很可笑，但人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他们由此想到的是无以计数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故事。相形之下，如今的这种当众活埋，则由于全然是出于活埋制造者的一己私利，而成了一幕令人捧腹的笑剧。这种欺世盗名的喜剧性在于，当事人一个个还好好的健在有的甚至依然充满创作的活力，人们还没想到为此建立什么纪念碑，那些学者就忙不迭地开始盗墓。这些盗墓者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文学的殿堂不是由哪个选本建筑的，而是深藏在众多的当事者和更多的阅读者的内心深处的。人们想起当年的文学，只消朝自己心中一看，所有的偷盗努力就会立即落空，只留下一个令人鄙视的偷盗记录。
　　因此，本著呼吁当年所有的当事者，在你们的有生之年，写下应有的回忆，留下宝贵的史料。历史理当是许多个人回忆的拼贴，毫无中心话语可言，更不是那种利欲熏心的选编。对历史的任何编造，无论在什么名义之下，都是不可靠的。孔子编写春秋，尚且让人不无存疑，更毋需说基于某种个人生存策略的胡编乱造。历史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当众人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色彩缤纷的历史也就自行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在于各方主体的主观共视里。而又由于是众多个体的主观共视，其共视便有了结构性的共在意味。这样的共在使任何胡编乱造成为不可能。以《罗生门》为例，七个人虽然讲法不一，但所讲的故事却是相同的。假如其中有人任意篡改故事内容，显然就成了一目了然的谎言。
　　由此可见，历史的真实，不在于过去所说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客观性上，而在于每一个历史个体的忠实于内心的主体性上。历史的这种心灵原则，使文学史具有双重的心灵意味。也即是说，文学史是源自心灵的心灵史写作。这种写作的个性越鲜明，所写出的历史就越真实。在此，历史的真实乃是个性的真实，而不是如同公分母那样的共性真实。任何历史个性一旦被强行诉诸某种共性，不管是意识形态共性，还是道德观念共性，抑或哲学理念共性，甚至是学术小集团共性，更不用说那种个人生存利益图谋上的共同需要和心照不宣，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地丧失其本原的真实性。文学史的写作，与文学的写作一样，在骨子里是孤独的，无法拉帮结派的。这也是本著为什么在写作这部文学史的同时，要呼吁所有的当事者纷纷贡献出自己的个人回忆的根本原因。
　　本著毫不讳言这份历史备忘的个人性，亦即整个写作不是基于虚幻的上帝立场，而是来自作者本人的文学生涯和人生体味。本著的写作原则，一如题记所言，以诚实作为前导，除了忠实于内心的声音，不懂得向任何强暴低头。不管其强暴是出自权力话语，还是来自经由各种面值各种渠道的经费和一些装腔作势实际上却是要思想没思想要学问没学问的大学教授互相间巧妙编织而形成的话语权力。假如本著的努力能够使后人得知，在漫长的昏睡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精英在精神上的启蒙努力，曾经给国人也给自己带来了再一次的苏醒，哪怕醒来之后再去昏睡，那么，作者也已相当知足了。
　　本著的写作原则，是忠于事实。本著不会因为事涉师长和朋友，就回避一些令人尴尬的细节。本著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恶，故意对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说这是童言无忌也罢，是尊重历史也罢，反正见山就是山，不会说成平地。见了平地，也不会说成是高山。即便是面对自己，也同样如此。我同时还希望其他当事人，也能像我这样留下一些文字。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谈说的。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历史学者就意识到了历史的写作与小说叙事的相似性，从而提出历史写作在本质上乃是叙述。我本人在《论中国晚近历史》的绪论中，则提出过历史写作与小说具有同样的虚构性。我后来得知，美国一位叫做海登。怀特的学者，将历史的虚构性作了整整三十年的研究，期间写了一系列的有关著作。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历史的虚构性一说。因为活人写死人的历史当然只能是虚构的，但假如活人写活人的历史，那就不是虚构，而是回忆了。比如，我现在倡言众人一起来谈说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就变成了每一个当事人的回忆，历史将在当事人的不同讲说中，被共时或历时地叙述出来的。这便是我前面所说的回忆拼贴，或者说，记忆拼贴。
　　记忆拼贴式的历史写作，似乎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非常相像。一个故事，被七个不同的当事人，作了七种相关而不相同的叙述。读者无法认定哪一个人的叙述是最可信的，这同时又意味着，读者可以任意地相信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叙述。读者由此不仅知道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故事，而且还知道了那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个人的记忆在此被作了七巧板式的拼贴。且不说这种拼贴如何精彩，至少是对历史话语权威的天然解构。在这样的历史写作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叙述可以成为话语中心，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叙述，可以变成话语权力。
　　历史的这种写作方式，还可以避免人们长期以来从书本到书本的概念游戏习惯。虽然王国维早就意识到纸上的讲说，必须与地下的实物相关联，但八十年代以降，年轻一代的学者，对写在纸上的概念所抱有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学理虽然是做学问必需的游戏规则，但把学理做成了一付学理面孔，其背后的生存策略也就在所难免了。所幸的是，在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子出洋留学之后，他们当中有人开始意识到，比起福柯，司马迁的历史写作也许更具后现代意味。事实上，早在西方的人文学者发现历史写作乃是一种叙述的将近两千年之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规划浩大的叙述性鲜明的历史写作了。中国的古典历史写作，不仅有着叙述的传统，而且有时还诉诸纯粹的描写风格。比如《世说新语》的写作，根本不作叙述，几乎全部由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描写所构成，有的甚至只是某个人物的某个生活细节，或者某个风趣的言谈。遗憾的是，福柯不知道中国这种古典的历史写作，否则，他直接搬用一下就可以一了他解构历史话语中心的心愿，根本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寻找和尝试解构性的历史写作方式。由此可见，一个法国人不懂中文，并不见得比一个中国人不懂英文或者不懂法文更遗憾。
　　为了我本人的历史写作不再有那样的遗憾，本著不想重蹈福柯的覆辙。本著在写作方式上拒绝将历史作编年史式的编排，更不会按照概念逻辑寻找历史真相。本著拟从《世说新语》式的后现代历史写作中，提取其对个体生命的突出，从而从一个个具有一定历史意味的历史人物入手，进入历史事件以及相关的历史文本。本著将历史的叙述和思潮的论说，聚焦在生动活泼的人物身上，并且以作者本人的记忆为基点。本著希望能够一面讲说人物，一面阐释思潮。或者说，综合《世说新语》式的人物刻画和西方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那样的宏观史论，从中找到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方式。毋庸置疑，这种写作方式既拒绝任何历史话语权力，也无意于由此像福柯那样使自己的解构性写作变成话语中心。因为作者已经申明，本著所讲说的历史绝对不是历史的全景，而只是基于作者本人的所见所闻。无论《罗生门》的作者如何智慧过人，但他不可能替代那七个当事人。这里只有众多的当事人，没有一个终极的当事人。芥川龙芝介实际上不过是七种叙述的一个记录者。人们不会怀疑，全景式的历史备忘惟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能做到。因此，作为一个凡人，本著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我见我闻。然后再加上我思，最后可能会抵达我在。至于我不在的地方，就让所在的别人讲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