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困境

梦的轻波

作者/来源: 曹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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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十年代初期，一种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以真实的记录为手段来讲述真实故事的纪录片创作理念和节目样式，让习惯了用灌输式、宣教式方法进行创作的中国电视带来了一次革命。纪录片以前所未有的狂热在中国这块尘封已久的大地上曼延，一贯以潮流式发展的中国电视迅速从“晚会潮时代”步入了“纪录片时代”，然而，与西方纪录片呈个性化独立制作和机构化系列制作两极的分化发展不同，中国的纪录片主要依托于政府的国家电视机构而发展。随着以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以及北京电视台《纪录》等纪录片类栏目的出现，几乎全国的所有电视台都相继成立了纪录片摄制机构，克隆出一大批纪录片类的栏目，纪录片在中国走上了一条“电视台制造”式的栏目化纪录片运作和播出的道路。

??纪录片栏目化并不是新的发明，然而，中国式的纪录片栏目化从其出世之日，就已被打上了“中国制造”标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中国的电视业，从电视机的生产、普及到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都充满了活力，1986年上海电视节的创办,打开了中国电视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以关注小人物、人情味浓、戏剧性强、故事完整为特色的日本纪录片进入了中国电视人的视野。此后，随着各级电视台的兴起，电视业的竞争已初见端倪，争夺观众、提高收视率的市场竞争需求与观众渴望电视节目能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收视需求，使这种关注小人物的纪录片在中国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天空，然而，中国电视的国家专属性及其唯一性，致使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必将以电视台制播一体的栏目化形式为其发展基础。

??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高举着“书写一部小人物的历史”之大旗，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口号，开创了中国主流媒体明确把自己的视点投向普通百姓生存状态之先河，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亲睐，创下了中央电视台栏目类节目收视率的新高。《生活空间》栏目即刻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的标准模版，多年来，已养成了“地方学中央”思维模式的中国电视界，旋即克隆出了各级地方版的《生活空间》栏目，曾经轰轰烈烈的大主题式专题片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关注个人命运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类纪录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吕新雨教授称之为“中国的纪录片运动”。

??纪录片在中国引发的这场运动，以轰轰烈烈的中国式的运动方式而展开，最终，也必将以中国式的运动方式而草草收场。

??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带给中国纪录片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制片人陈大立在谈及这场运动的初始阶段时说“那个时候一想起纪录片，大家想到的就是对一个人的跟踪，镜头摇晃，节奏缓慢，大段的长镜头，大段不紧不慢的访谈或对话，解说词声调不高，冷静而有距离感……打开很多电视台的纪录片类栏目，都是如此，似乎纪录片只有这一种拍法。”这种全国一遍“绿军装”式的纪录片热潮一直执续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而此时的中国电视已开始呈现出千姿百态之貌。除了纪录片之外，中国电视人还把国外的许多电视节目样式都嫁接进来了，特别是可以赢得广告商赞助的能取悦观众的那些节目样式。中国式栏目化纪录片小人物的边缘走向、平淡的生活流形态，虽说依旧讲述着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却总让人有隔岸观火之感，纪录片类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剧下降。再当中国电视人们看到了更多国外一些纪录片大师的作品后，他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简单的记录了。日本的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和美国的纪录片大师怀斯曼对中国纪录片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中国纪录片人从他们那儿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对现实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纪录片创作阵营开始分化瓦解，一部分人脱离电视台而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的独立制作人，使纪录片独立制作人的阵营得到了扩张，真正形成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另一极；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没有脱离电视台，却跳出了栏目化纪录片而成为了获奖类纪录片制作人，这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剩下一些被人们认为非精英类的人继续着中国式栏目化纪录片的工作。

??随着当年曾创造过纪录片收视率平均值30%，最高达到过36%比电视剧还火爆之奇迹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如今收视率已暴跌至了7%—8%；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的收视率也仅有4%—5%；云南电视台《云南纪事》栏目的收视率平均值仅在2.5%左右。纪录片类栏目的收视率的急剧下降，在那种不计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比的“大锅饭”时代早已过去的今天，曾经热漫全国的纪录片类栏目日渐低迷已是必然之势，许多地方电视台的纪录片类栏目，不是改版压缩，便是草草收场了。

??电视人们常以曲高者和寡、电视是俗文化以及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人群平均只达初中文化等等来解释纪录片类栏目收视率的下降、“电视台制造”类纪录片的低迷之态。其实纪录片不能成为收视的热门，在国外也是正常的，即使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如法国也只有一家电视台专门播放纪录片。虽说目前，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最受欢迎的还是电视剧、足球和其他综艺节目，但以中国式栏目化纪录片曾经创造过的辉煌，以大众对现实的关注程度，它实在不应该受到如此的冷遇。怨天由人和盲目的自恋都无助于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出困境，我们有必要客观而理智的来反思中国电视台在纪录片运作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为“电视台制造”类纪录片找到一条脱困之路。

??在“电视台制造”类纪录片中，栏目化纪录片占有最大的份额，凡是办电视栏目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电视栏目就象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无论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仍常常令人感到窘迫。特别是在地方台办栏目，面对资金不足、设备不够、人员不精的状况，一日又一日、一周复一周、一期接一期的制作播出压力，逼得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常常是明知这一期节目有不足或问题，也不可能有过多的修改时间，更不可能把它“枪毙”了，节目质量的高低起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

??电视纪录片栏目化流水线式快速生产的运作方式，与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的基本要求是矛盾的。这实质上是一个关于纪录片真实度值大小的核心问题。

??“真实”是所有种类纪录片的灵魂，也是对纪录片最为基础的要求，这已是不争之实，关键的问题则在于怎样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只有贴近被拍摄对象，才有可能获得真实，也已成为了纪录片人的共识。“要是你觉得你的纪录片做的不够好，肯定是你贴得还不够近。”这是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名言，然而，贴近是一个需要用时间来堆积的过程。曾在西藏拍了一年《八廊南街16号》的段锦川，批评某电视台拍摄的《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题材挺好，但是拍得非常糟糕，太仓促了，三天五天拍了一次，过了一个月又去拍了两天，就完了，弄了一个50分钟的”。我们在拍摄《最后的马帮》时，在到达拍摄地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所做的工作便是带上包谷酒，到赶马人最集中的两个马帮房去与他们聊天。这是一个贴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既使是这样，仍险些把后来在片中成为了主角之一的那个女赶马人——嘎达娜给遗漏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对于栏目化纪录片而言，已经至少是一期节目的前期拍摄周期了。

??以《八廊南街16号》、《最后的马帮》这类纪录片的指标来要求栏目化纪录片，是不实际的。这就好像是地质勘探中的初探和详勘，是两个精度要求不同的项目一样，无论是初探，还是详勘，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地下矿藏的真实情况，然而，初探的取样是粗略的；详勘的取样是精确的，只要初探的取样方法是正确的，同样能够获得一种大致的真实。纪录片是一项选择的艺术，选择就象是地质勘探中的取样。选择多少人、选择什么人为拍摄对象；选择多长时间为拍摄周期，这要视投资的多少以及矿藏的价值而定。不可否认，栏目化纪录片的真实度是粗略的，它体现的真实只是瞬间的真实、断面的真实，有时也是令人质疑的。科学类纪录片《小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清晨，在薄雾笼罩的水面上，一只白色的昆虫慢慢露出水面，它伸伸脚，张开白色的蝉翼，象一个美丽的天使舞动着身躯，慢慢的它变黑了，随着它飞走时发出的声响，此时，才明白了这美丽的天使原来是一只弑血的蚊虫。如果我们只是截取了它天使般出世的那一时段，无疑我们将以错误的“真实”告知世界，蚊子象天使般的可爱。因而，在栏目化纪录片中，如何正确选择，便是一件更需功力的事。形象而言，纪录片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就好似谈情说爱的男女，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便是一个从选择、相亲到恋爱、结婚的过程。必然要经过从不相识到相识，从相识到两人可以赤裸相见，看到对方没有任何遮掩的躯体，最终，才能从肉体的真实深入到内心灵魂的真实坦陈。那些一谈就谈了十几年恋爱的人，无权要求一见钟情者也要谈上十几年的恋爱才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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