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侬软语 苏式美食--从金庸武侠小说细看姑苏

梦的轻波

来源：http://www.qianlong.com/ 　2004-11-10 11:03:02

　　苏州话体现了浓浓的古意和一种书卷气。苏州人说“不”为“弗”，句子结尾的语气词不用“了”而用“哉”，人们听见苏州话会有一种亲切感，《天龙》中的段誉会不会也正是这样呢...

　　【编者按】金庸是浙江海宁人，靠近苏州，也算是对姑苏很了解，何况又在东吴大学念过书。吴方言中最有特色的要

　　数苏州话了，所谓吴侬软语的最初来源也是指代苏州话。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对段誉初到江南时候的描述，不仅描绘了阿朱、阿碧的吴侬软语的优美，也有一大段关于姑苏美食的描写。读来感觉江南风情真是有味道。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挢多。

　　夜市买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明月夜，相思在渔歌。

　　唐·杜荀鹤

　　历代描写姑苏风物的诗词中，我一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首。每读此诗，总能感觉到诗中所表现出的一种隐藏在喧闹中的清悠与惬意。而这，也恰恰是姑苏城在我心中的印象。

　　苏州，在偌大的中国，只是成千上万城市中的一个，在地图上，也无非是太湖之滨的一个小圆点。

　　然而自从伍子胥“象天法地，相土尝水”以为阖闾城以来的两千五百多年间，苏州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上，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如此简单了。无论曾否亲身到过苏州，无论对苏州了解多少，中国人提起 “苏州” 两字，总会想到其甲於天下的园林，名扬四海的美食，号称江南第一风流的才子，也总能摇头晃脑地吟上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何幸，得以让人一慕至斯？

　　近日偶然重读金庸《天龙八部》，至“向来痴” 一章，作者描写了姑苏城中的种种风情以及段誉对江南风物的艳羡之意，以我对苏州的了解，大都确然不虚。深感金庸博学多才，为文严谨不苟，於细节处亦不马虎。感叹之余也很想说说我所了解的姑苏风物。

　　一、吴侬软语

　　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做“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也不听宁波人说话” ，用以形容苏州方言的动听。 金庸在《天龙八部》一书中，於段誉初入姑苏一章也多次提到苏州话的温软动人。甚至在阿朱和阿碧的对话中，使用了大量的苏白。当然以书面文字去表现方言的特点是不可能如何精当到位的，但懂苏州方言的读者还是能从《天龙八部》的苏白中找到一种浓浓的苏式特色的。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距苏州大致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在两年前去观过一次潮。在中国的方言语系中，海宁话与苏州话同属吴方言。懂苏州话的人听海宁话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海宁人听苏州话则相对吃力一点。因为海宁话更接近上海话，上海话在听和说上都比苏州话简单得多。我本人能够学到乱真的不过四五种方言，其中学得最累的是苏州话，而学上海话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金庸曾经就读于东吴法学院（现苏州大学），我想，他初到苏州时在语言上可能也并非是畅通无碍的。从他书中的苏白看来，金庸后来在听懂苏州话上应当是没有问题了，他对苏州话的记忆也大致无误，只是问人“ 好口伐”就不是苏州话的特色，而是上海话的特色了。

　　苏州话历来被称为“吴侬软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软”，尤其女孩子说来更为动听。在同属吴方言语系的其他几种方言中，如无锡话、嘉兴话、绍兴话、宁波话等都不如苏州话来得温软。一种方言好听与否有些象我们听外文歌，其实不在于是否易懂，而是主要取决于语调、语速、节奏、发音以及词汇等方面。吴语与湘语（指老湘语）是汉语七大方言语系中形成最早的方言，因此吴语至今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吴语的一大特点在于保留了全部的浊音声母，具有七种声调，保留了入声。在听觉上，一种方言如果语速过快，抑扬顿挫过强，我们往往称这种话“太硬”，如宁波话； 但如果语速过慢，缺乏明显的抑扬顿挫，我们往往称这种话“太侉”，如河南活。 苏州话语调平和而不失抑扬，语速适中而不失顿挫，在发音上，我的感觉是较靠前靠上，这种发音方式有些低吟浅唱的感觉，较少铿锵，不易高声，的确不大适合于吵架。我虽然能说一口苏白，但即使在苏州与人吵架，也宁愿用北京话。苏州人便是情急之时也只是说“阿要把柰两记耳光搭搭？”（意思是“要不要给你两记耳光尝尝？”）， 哪有北京话“抽你丫弄的”来得直接痛快？！正是因为苏州话发音方式的特别，外地人初学苏州话时总是有找不到音的感觉。而同样很软，与苏州话较为接近的上海话，其发音部位则与北方话差不太多，学起来要简单得多，所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苏州人能说一口相当标准的上海话（甚至根本就是无师自通），但上海人能说象说苏州话的就很少了。

　　我曾经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师姐，在上海一年就能说一口非常正宗的沪语，但要跟人学几句苏州话就真的是不知所云了。苏州话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在于发音上，再结合固有的语调和节奏，的确给人一种温软的感觉，苏州人爱用一个字来形容苏州话的特点，那就是“糯”，实在是再精确不过了。

　　在方言的词汇方面，苏州话也体现了浓浓的古意和一种书卷气。苏州人说“不”为“弗”，句子结尾的语气词不用“了”而用“哉”，喜读古文的人听见苏州话一定会有一种亲切感的。《天龙》中的段誉会不会也正是这样呢？

　　段誉是云南人，云南话与四川话同属北方官话中的西南官话语系。碰巧我能说相当纯正的四川话和“大概齐”的昆明话，两者的确是非常的相近。段誉初入苏州时一定是听不懂苏州话的，好在阿朱阿碧是大人家的丫环，多少能说些官话，因此双方尚能交流。苏州话之所以好听，我觉得和不是太易学易懂有关，对我们自己天天说着和听着的方言我们是不大会去考虑其好听与否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话的意思上去了。而对一种我们不大能听懂的话，话的含义反正弄不清楚，也就不大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有机会细细品评这种话的语音语调是否动听了。我学会苏州话之后就不再觉得它如何好听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象阿朱阿碧这样十七八的女孩子说出来的苏州话，无论什么时候听的确都会觉得动听的。因此段誉喜听苏州话倒真的不是因为他一向的“痴”，也不会是仅仅因为说话人的美貌，而实在是事出有因的。

　　另外，金庸在《天龙》中通过阿朱阿碧的一唱一和表现出苏州人的伶牙俐齿，读来不禁莞尔。的确从全国来看，最能说和最会说的是三个地方的人，一是北京人，所谓“神侃”； 一是四川人，所谓摆“龙门阵”； 另一个就是苏州人，所谓“说书”（这三个地方可能也是茶馆生意最好的地方）。

　　我不幸和这三个地方都大有渊源，因此从小学起老师给的评语就总有“该生废话较多”几字，也算没坏了这三个地方的招牌。苏州评弹名扬天下，其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统称。评话在苏州又叫说书，类似于北方的评书，弹词则是唱的。对听得懂苏州话的人来说，苏州评话可能比北方的评书更有味道，地道的苏州人不分是谁也多少总能复述一小段书或哼上几句弹词。在苏州，书要说得好不光故事要精彩，还要善摆“噱头”，“噱头”的含义很多，不容易精确地翻译，总之是语言方面的一种设计和智术，大致就是相声中的“包袱”的概念，好的“噱头”是让人回味无穷和津津乐道的。苏州人爱听书，常听书，也跟着学几句书和“噱头”， 久而久之，也就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不过评弹中的苏州话作为方言来说有较多的官话色彩，和现在日常中所说的苏州话是不完全一样的。

　　二、苏式美食

　　《天龙》一书中，段誉于姑苏美食一尝倾心，其实阿朱与阿碧不过调制了几味小食而已。中华食文化源远流长，各地均有一些代表性的食品，形成了不同的口味与风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菜系的概念。中国的菜系，大致有八大系和十二大系的说法，均是以其产生的地域命名。各菜系之间由於地区饮食习惯的差别，烹调方式和手法的不同，物产及选料的差异等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风味。远在春秋时，饮食的地域性差异便已为人所知，一些较古老的菜系的形成也已初现端倪。

　　一个菜系，总是以某个城市或地区为中心，包含了周边相近的风味而形成一个较明确的范围，并有其共同的口味特点。在这一点上，苏菜相对要复杂一些。我们所说的苏菜，作为一个独立的菜系而言， 其实主要是指以江苏为代表的风味。但由於江苏被长江一分为二，省内南北差异明显，水土、气候、物产、语言、穿着、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均存在十分显着的差别，总的感觉是江北更接近山东等北方地区的习俗，江南（准确地说是镇江以南直到上海）则形成了我们日常所说的江南特色。在饮食上，虽然苏菜总体上都是以清淡为主，但江北江南还是有较大不同的。江北形成了主要以扬州为中心的淮扬风味，而江南则是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帮特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苏式风味，应当是特指后者的。

　　苏式菜肴，在烧制上主要采用“焖、焐、煨、炖”等手法，口味清淡，甜而不腻，非常讲究食雕及配色，在花式及外观上下大功夫。菜名力尽高雅，选料务求鲜活。餐具小巧而精细，轻取细品；酒水甘醇而不烈，浅饮辄止。餐前餐後喜以清茶待客，席上席下好用诗书佐酒。因此品尝苏菜在大快朵颐之外，还是一件相当风雅的事。即使到了今天，一些传统的苏州餐馆在装璜上仍颇讲究以名家字画为点缀。可见，苏帮菜所固有的种种特色，是非常适合读书人的口味的。段誉是个书呆子，也实在难怪他对苏帮菜的一尝倾心了。我在前两年到昆山古镇周庄时，未能在沿河的茶酒楼上占一个靠窗的座位轻饮细品，至今深以为憾。

　　云南菜的具体特色我说不上来，但由於地处西南暖湿之地，想来麻辣是不会缺的。段誉初到姑苏，我真的怀疑他对於苏式菜肴的口味是否真的习惯。很多朋友都知道，苏州菜是较甜的，就象四川无辣不成餐一样，苏州几乎是无糖不成菜的。外地人其实很难习惯这咸中带甜的味道。

　　由于选料力求新鲜，苏州菜恐怕是天下最讲究时令的菜肴了，即使平常人家，什麽时候吃什麽东西也决不错乱。并不是说过了季这样东西就没有了，而是苏州人认为过了季鲜味就要大打折扣。比如苏州吃螺丝、刀鱼必须在清明之前，酱肢肉、青团子也是清明佳品，立夏则咸鸭蛋畅销，冬至时吃羊糕、喝冬酿酒，这些都是过了季就不值钱了。冬酿酒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应当是一种米酒，与桂花一同酿制而成，口味甘甜，色泽金黄，隐隐地有桂花的幽香，十分爽口怡人，不知为什么苏州也只到冬至才有，这种酒如果当年不曾喝畅，就只有敬请明年赶早了。

　　苏州古称鱼米之乡， 古写的苏字下半部是“鱼”与“禾”，庶几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苏州人喜食河鲜的程度，在其他地方也是不多见的，吴语中“吴”“鱼”同音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苏州鱼产丰富，种类繁多，有名贵的刀鱼、鲥鱼、银鱼、鲈鱼、鳜鱼；有不以食用的玉柱鱼、黄石鱼；有用以放生的鲤鱼、鲶鱼；有专作炸制的梭子鱼、旁皮鱼等等。吴地先民自六千年前采用渔具捕捉鱼类，逐步形成了罟、罩、筌、箪、神、叉、射等十馀种捕捞工具。苏州人吃鱼，既重方法，又重时令，在烹调方法上有灸、蒸、烧、漉、爆、薰、晒、腌、糟等等，在时令上有一月塘鲤二月鳜，三月甲鱼四月鲥，五月白鱼六月 ，七月鳗鱼八月巴，九月鲫鱼十月草，十一鲢鱼十二青的说法。不知历代苏州姑娘白嫩清秀，苏州士子人才辈出是否和常食鲜鱼活虾有关。

　　说到姑苏水产，不得不提的是螃蟹和河豚。螃蟹以阳澄湖出产的大闸蟹为极品，阳澄湖中又以昆山巴城水面所产为最佳。概因巴城地处东南，西风紧时，蟹避於此之故。阳澄湖蟹个大膘肥，青背白肚，黄毛金钩，姑苏雅士於重阳时节持蟹赏菊，亦一时之盛。奈何近年蟹价飞涨，已不复入百姓之家也。国人在吃的问题，有一句俗语，叫做“没有广东人不敢吃的”，但广东人又哪有“拼死吃河豚”的勇气与决然。河豚剧毒，肝血食之立毙，但苏州下辖的常熟和张家港一向有吃河豚的习俗，至今听说两地年年有人为此丧生。河豚我没有尝过，一是价格昂贵，一是生死悠关，但听食者有言，该物鲜美无比，肉味肥嫩细腻，言者回味无穷之状实是引人入胜。听说饭店吃河豚，必是厨者先尝，过一定时间后食客方才动筷，而且席上均是各顾各，决无劝食之事，大违国人宴客之风。将吃搞到如此庄严肃穆，想来也十分可笑。

　　《天龙》中阿朱和阿碧的待客之道其实还满符合姑苏风格的。首先说采莲剥菱。姑苏水乡，湖泊众多，河道纵横，采莲本是极寻常之事，偏是文人多事，将其视为风雅之举。红菱亦是江南土产，在苏州以城东娄葑水面为佳。红菱的好处《天龙》中已有记述，根据书中情况看，燕子坞是虚构的地名，采莲之处可能是以苏州城东黄天荡为蓝本的。我曾乘农家橹桨游於此湖，湖中荷叶田田，水草丛丛，河港交错，道路的是难辨。其次是佳肴待客，上面已经说得很多了。第三说煮水品茗。吴中名茶以碧螺春为首，该茶原产於太湖洞庭东山碧萝峰下，最早的形成大致有十多种民间传说。根据史籍记载，当地茶女采茶，乃以筐贮，“筐不胜贮，置于衣中，茶受热气，忽发异香，当地人惊呼吓煞人香”。直致清康熙下江南，因茶名“吓煞人香”不雅，乃依其形色赐名碧螺春。正宗的碧螺春茶采用中小叶茶种，经过一系列特定工艺采制而成， 最初“集六万芽乃成斤”，但现在不再如此讲究，一斤大致在三、四万芽左右。该茶茶形卷曲多绒毛，以七十度左右水浸泡最佳，泡成后芽叶尽沉杯底，决不上浮，号曰“春染海底”。

　　《天龙》中阿朱阿碧为段誉泡制碧螺春茶，作者随后对该茶由康熙赐名一事做了交待，是金庸博学与严谨之处。而电视剧《水浒传》中王婆称其茶为碧螺春则是编导的大失误了，殊不知北宋年间，是没有碧螺春这个名字的。

Artvine

臺灣有句俗語：蘇州賣鴨蛋(說人過世)。是有淵源的。家祖父在日據時代因為從事貿易生意，也常到蘇州。當時嘉義市有許多大商人的小老婆是從香港、蘇州帶回來的。

因常到蘇州，對當地的人文歷史很有親切感。(國學的晉侯就是在地蘇州人)

蘇州的吃是偏甜且小巧的(但無錫等地也甜但稍粗放)，因我不愛吃甜也沒興趣，只在意東山紫金庵的"嚇煞人香"茶葉("碧螺春"似乎是蘇南的綠茶通稱？)
近年由於臺商大舉進入蘇州，也有機會由長輩帶著吃蟹，但對我這吃慣海蟹的人而言，蝦蟹之類是沒興趣的(只在潮州館吃生醃的)
但也許就是飲食器物衛生文化的接近，大多的臺灣人喜歡也適應江蘇的風土。
特別一提的是評彈，從十年前殘破四合院的樂聲復興，一直讓我著迷(大陸能讓我抱著酒罈迷醉聽戲的只有北京湖廣會館和蘇州評彈)，前幾個月尚小雲來臺公演，我連聽了六場。(評彈和崑曲在臺灣是有市場的)

雲南的段譽是大理白族人，大概不吃過橋米線吧？

阿朱是小說中讓我迷醉的女孩；只是蘇州女孩給我最深的印象是烏溜靈動的眼睛、和軟語詞尾的語助詞，有些特別音是和臺語近似的，十分迷人。(一般臺灣人聽大陸美眉北鼻說.....唄(輕聲)，都會軟軟暈暈的，因為臺灣沒這個發音)

Artvine

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
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286.msg529#msg529

柴禾妞

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的写照—《姑苏繁华图》------找不到服务器呢！

monkey-E

作者：范金民 撰  載《江南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
来源：青藤书屋   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286.msg529#msg529

      清前期，蘇州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城市。康熙時人沈寓說：“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又說蘇州，“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里之商賈，駢肩輻輳”①。同時人劉獻廷也說蘇州是負有盛名的天下“四聚”之一②。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認為市肆繁華以蘇州為最③。康熙時，人稱“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④。乾隆時，當地人自詡：“四方萬里，海外異域珍奇怪偉、希世難得之寶，罔不畢集，誠宇宙間一大都會也”⑤。乾隆二十七年(1762)，也即徐揚的《盛世滋生圖》誕生後三年，外地人讚歎：“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商賈輻輳，百貨駢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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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寓：《治蘇》，《清經世文編》卷二三。
②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謂：“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
③如劉大觀認為，“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市肆勝，揚州以園亭勝”。文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六《城北錄》所引。
④康熙《蘇州府志》卷五四，《遺事下》。
⑤乾隆《吳縣誌》卷二三，《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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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帝京，遠連交廣，以及海外諸洋，梯航畢至。”①嘉慶時，有人說：“繁而不華漢川口，華而不繁廣陵阜，人間都會最繁華，除是京師吳下有。”②獵微居士更直截了當，讚歎道：“士之事賢友仁者必于蘇，商賈之糴賤販貴者必于蘇，百工雜技之流其售奇鬻異者必于蘇。”③先後到過蘇州的孟某，更說蘇州的工商繁華程度是“無一日不然，無一時不然，晴亦然，雨亦然”④。除了這些筆諸於文字的親身感受和明末城郊曠地清前期變成地值寸金之類史實描寫外，我們還可見到當時人以寫實手法繪錄下來的蘇州經濟文化繁榮景象的歷史畫卷。這就是人們交口讚譽的一幅《盛世滋生圖》。

      《盛世滋生圖》俗稱《姑蘇繁華圖》，乾隆二十四年由著名院畫家徐揚創作。



徐揚字雲亭，蘇州府吳縣人，家住專諸巷。乾隆十六年，時年40歲的監生徐揚進獻畫冊，欽命充畫院供奉，十八年欽賜舉人⑤，後為內閣中書，長期供奉清廷畫院。乾隆第二次南巡後，乾隆二十四年，徐揚有感於清朝“治化昌明，超軼三代，幅員之廣，生齒之繁，亙古未有”，因而“摹寫帝治”，繪成《盛世滋生圖》一卷⑥。乾隆二十九年，徐揚又奉命繪作《南巡圖》，經過7年，畫完絹本12卷。乾隆三十六年始再畫宣紙本《南巡圖》12卷，於乾隆四十年完成，並交蘇州織造配玉撇、袱匣。乾隆三十六年建成普陀宗乘之廟，徐揚與其他如意館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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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331頁。
②《韻鶴軒雜著‧戲館賦》。
③《韻鶴軒雜著》序。
④王相：《鄉程日記》。
⑤道光《蘇州府志》卷首之二，《巡幸下》。
⑥狳揚《盛世滋生圖》跋。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本文所用圖為遼寧省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同年，商務印書館臺灣分館、香港分館以“清‧徐揚《姑蘇繁華圖》”分別再版，本文一併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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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起完成殿內繪畫。從乾隆《御制詩》可知，徐揚的作品經常得到皇帝的品評與讚賞①。《石渠寶笈》著錄徐揚的作品多達35件，其中主要有《南巡圖》(12卷)，《盛世滋生圖》(1卷)，《平定回部獻俘禮圖》(1卷)，《西域輿圖》(1卷)，《聖制見新耕者詩意圖》(1卷)，分藏在御書房、乾清宮、養心殿、懋勤殿、靜宜園、靜宜軒、延春宮、靜寄山莊、重華宮等處。《盛世滋生圖》就收藏在御書房②。乾隆三十七年，徐揚內閣中書六年俸滿，奉旨記名以主事用，改任內閣典籍，乾隆四十年實授刑部山西司主事③。
《姑蘇繁華圖》是一幅長卷，全長1241釐米，畫心高39釐米④，紙本，設色。描繪範圍，“自靈岩山起，由木瀆鎮東行，過橫山，渡石湖，歷上方山，從太湖北岸，介獅、和(何)兩山間，入姑蘇郡城。自葑、盤、胥三門出閭門外，轉山塘橋，至虎丘山止。其間城池之峻險、廨署之森羅、山川之秀麗，以及漁樵上下、耕織紛紜、商賈雲屯、市廛鱗列，……至若春樽獻壽，尚齒為先；嫁娶朱陳，及時成禮。三條燭焰，或掄才於童子之場；萬卷書香，或受業於先生之席。耕者歌於野，行者詠於塗，熙曍之風”等⑤，在圖卷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據粗略統計，圖中人物摩肩接踵熙來攘往者多達12000餘人；河中船帆如雲，官船、貨船、客船、雜貨船、畫舫、木簰竹筏等，約近400條；街道上商店林立，市招高揚，可以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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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楊伯達《清代院畫》，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52、67、74頁。
②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三編。參見王宏鈞《清代的歷史和<盛世滋生圖>卷——為紀念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周年而作》，《盛世滋生圖》代序。
③據徐揚自填履歷，乾隆四十年時他64歲，則徐揚生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又據官員履歷，乾隆四十二年(1777)徐揚在刑部山西司主事任上參加京察，則徐揚至少活了66歲。徐揚獻畫時的年歲也依檔案推算。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④關於此畫的尺寸，王宏鈞代序稱全長1225釐米，寬35．8釐米，秉琨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此畫時所作《清&#8231;徐揚<姑蘇繁華圖>介紹與欣賞》中稱，畫全長1241釐米，畫心高39釐米。今從秉琨說。
⑤徐揚《盛世滋生圖》自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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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各類市招約有260餘家①；各式橋樑50餘座；文化戲曲場景十余處，充分展示了盛清時期蘇州高度文明的盛況。以下擬結合文獻，專就城市工商經濟，介紹《姑蘇繁華圖》。

    《姑蘇繁華圖》繪制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是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之後。描繪的地段，特別是胥門到山塘街一帶，正是文獻中記載最多、本地人最願稱道、外地人最為留戀的蘇州最為繁華的商業文化地段。

      蘇州自明代中期起即以工商業發達著稱於世，而大體上分為東、西兩個部分。東半城以絲織等手工業生產發達著稱，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業貿易著稱。人稱“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天下財貨莫不盛于蘇州”②。嘉靖初年的《吳縣誌》載：“運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此河自閭門北馬頭抵胥門館驛，長五六里，東西兩岸居民櫛比，而西岸尤盛。……凡此河中，荊襄川蜀大船多於東泊，鹽艘商賈則於西泊，官舲鉦鼓，晝夜不絕，綺羅簫管，遊泛無禁。蓋西閶之盛，自唐以來為然。自此過釣橋，水北流，由南濠至楓橋將十里，人煙相續，而楓橋為盛，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麥、綿花大貿易咸聚焉。”③在西半城中，尤以胥門至閶門之間最為繁盛熱鬧。吳縣誌又載：“城中與長洲東西分治，西較東為喧鬧，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儈輳集，胥、盤之內密邇府縣治，多衙役廝養，而詩書之族聚廬錯處，近閶尤多。”④又稱：“大率吳民不置田畝，而居貨招商，閶、闔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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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關《盛世滋生圖》中的店鋪市招，李華先生最先作了統計，指出有230餘家，後來王宏鈞先生等均持此說。筆者利用李先生的研究成果，惟重新計算，或增加，或調整，更作新的解釋，知有260餘家。李文見其《從徐揚“盛世滋生圖”看清代前期蘇州工商業的繁榮》，《文物》1960年第1期。
②鄭若曾：《楓橋險要說》，康熙《吳縣誌》卷二六，《兵防》。
③嘉靖《吳邑志》卷一二，《水&#8231;城外河渠》。
④嘉靖《吳邑志》卷一○，《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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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如錦繡，豐筵華服，競侈相高而角利錙銖，不償所費。”①明中期，蘇州名士唐寅寫有膾炙人口的《閶門即事》詩，中雲：“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又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②直到明末，城中月城市，為“兩京各省商賈所集之處”；上塘、南濠則“為市尤繁盛”，當地人稱閶門“錯繡連雲，肩摩轂擊，楓江之舳艫銜尾，南濠之貨物如山”③。入清後，人稱“若楓橋之米豆，南濠之魚鹽、藥材，東西匯之木簰，雲委山積”④。閶胥之間、南濠山塘一路，市肆更加繁盛。康熙末年，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一路南遊，惟獨對閶門市肆留下了深刻印象，稱頌道：“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⑤納蘭常安更對南濠的商品之多感歎道：“南廒在蘇城閶門外，為水陸衝要之區，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集於此。居民稠密，街弄逼隘，客貨一到，行人幾不能掉臂……近人以蘇杭並稱為繁華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營運，又僻在東隅。凡自四遠販運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運蘇，開封出售，轉發于杭。即如嘉、湖產絲，而綢緞紗綾，于蘇大備，價頗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購之，價反增重，貨且不美。”⑥蘇州既是商品生產中心，又是全國商品特別是江南各地商品的集中地。所有這些工商盛況，在《姑蘇繁華圖》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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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靖《吳邑志&#8231;吳邑城郭圖說》。
②《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彙集》卷二，《閶門即事》。
③崇禎《吳縣誌》王心一序。
④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
⑤孫嘉淦：《南遊記》，《清經世文編》卷六。
⑥納蘭常安：《宦遊筆記》卷一八，《江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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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蘇繁華圖》中出現絲綢店鋪共14家：綢緞莊。綿綢。富盛綢行。綢緞袍褂。山東繭綢。震澤綢行。綢莊、濮院寧綢。綿綢老行、湖縐綿綢。山東沂水繭綢發客不誤(五間門面)。上用紗緞、綢緞、紗羅、綿綢。進京貢緞、自造八絲，金銀紗緞，不誤主顧(二層樓房，三間門面)。綢行、緞行、紗行、選置內造八絲貢緞發客、漢府八絲、上貢綢緞(二層樓房，五間門面)。本號揀選漢府八絲妝蟒大緞繭綢宮綢嗶嘰羽毛等貨發客(七間門面)。本店自製蘇杭綢緞紗羅等口綿綢梭布發客(三間門面)。

      這些市招，基本上將當時江南生產的絲綢品種以及絲綢業中生產形式的全貌反映了出來。吳江縣震澤鎮、湖州濮院鎮都是盛產綢的名鎮，所產分別稱盛綢和濮院綢。湖縐為湖州一府的特色大宗絲綢產品。杭州各種絲綢都產，尤以杭綢為名產。繭綢為山東特產，利用山蠶(食柞葉之蠶)繭絲織成，故稱繭綢或山繭綢①，質地粗硬，但結實耐用。當時山東全省出產繭綢較盛，但沂州府沂水縣或沂水一帶出產繭綢名聲不大。各地出產的各類絲綢，無論大宗產品還是稀見產品，在蘇州均有出售，說明蘇州彙集絲綢品種之多數量之夥。蘇州綢緞在乾隆時最有名的是黃宏成綢緞。記錄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時蘇州店鋪的《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②，共記錄了25家店鋪(其中只有一家沒有市招)，第一店就是有“發各省綢緞紗羅”字招的公茂號，第12店是有“定織妝蟒朝衣補服”市招的松茂號。當時外地的絲綢商人也以蘇州為推銷絲綢的大本營。如湖州商人在蘇州分為縐、綢二業，於乾隆五十四年建有吳興會館③。杭州商人將絲綢銷向全國各地時，則“尤以吳閶為繡市”，並從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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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時人宋起鳳《稗說》卷三“山繭”條謂：“其繭不借人力飼養，每春時，各民家人山就本業山場，布蠶子於樹，或在椿，或在椒，或在道旁簸蘿野叢間。俟結繭後，各采歸。繅為絲線，婦女成織，售於市……今沂蒙新泰諸村落老人能言之。”《明史研究資料叢刊》第2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收錄於宮崎成身編集《視聽草》續三集第七。筆者所引轉引自松浦章《乾隆南巡と唐船風說書》，松浦文收於《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汲古書院，1993年。
③《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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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會館獨立出來，於乾隆二十七年單獨建成錢江會館，自乾隆二十三年到四十一年，26家絲綢店號向會館捐銀多達1．1萬餘兩①。徐揚繪圖之時，正是這些絲綢商人極為活躍興盛的時期，所以各地的“綢緞紗綾，于蘇大備，價頗不昂”。綿綢是利用將不適宜繅絲的繭剝為綿而撚織而成的低檔絲織品，蘇州郊區洞庭西山和嘉興、湖州各地都生產。“緞”、“紗”都是絲綢的類別，“織紋曰緞，方孔曰紗”②。緞是相鄰兩根經紗或緯紗上的單獨組織點均勻分佈但不相連續的織物，紗是全部或部分採用由經紗扭絞形成均勻分佈孔眼的紗組織的織物。所謂“上用”、“內造”、“進貢”等等，原是指官營織造局為宮廷生產的綢緞，這裏並不是將貢品作為商品出售，而是當時民間以貢品為上等精品的代名詞，民間造者也冠以貢品字樣標榜出售。“漢府”是清代江甯織造局的所在地。“八絲”即是暗花緞。“妝蟒”是指織有蟒的妝花織物，妝花是江南織錦的代表品種。龍飾為御用物，民間只能用蟒，所以市招標以“妝蟒”。“宮綢”意為皇宮生產的綢，原來意義上的宮綢大多是宮廷慶典時作糊飾物之用的。其他各種錦、緞等，蘇州都大量生產。“自造”、“本號”、“本店自製”云云，實際當指“帳房”。這種帳房不同於專事出售的綢緞鋪行，而還兼營生產，具有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結合的性質。這種帳房在蘇州稱紗緞莊或紗緞號，在絲綢各業中居於主導地位。而乾隆年間也正是帳房獲得迅速發展的時期③。《姑蘇繁華圖》中的這些市招，就是當時蘇州絲綢業中複雜的生產形式的形象而又具體的反映。

      《姑蘇繁華圖》繪錄棉花棉布業共23家：布行(重複者4家)。大布。崇明大布。松江標布。青藍梭布。松江大布，本客自置布匹。布行，斜紋布行。京蕪梭布。松江加長扣布。大布，本莊扣布。定織細布。大通號，松江大布。布行，加長勳著梭布，不二價。布行，自置松江青藍大布、加長大布。太倉棉花(重複者3家，其中1家為三間門面)。棉花行。永盛棉花。子淨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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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生活&#8231;讀書&#8231;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24頁、26～27頁。
②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
③參見拙著《江南絲綢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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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提到的這些棉花、棉布名稱，都與實際相符。松江府、太倉州是清代最為有名的棉布生產中心。大布即標布的俗稱，上闊精細，產于上海三林塘者最為有名。當時市場上的標布，“較小布略闊，十六尺為平梢，二十尺為套段”①，或者是，“小號門面闊八寸三分，長十八尺，大號門面寬九寸五分，長十九尺”②。扣布，即刷線布，上海和南匯等地人都稱為小布，“密而狹短”③，“光潔而厚，制衣被耐久”，為客商所重視④。松江和嘉定等地皆產。清初松江人葉夢珠介紹小布長不過1丈6尺，因為門幅規格與中機布大致相同，所以南匯等地又直接稱為中機布。嘉定、上海出一種飛花布，又稱丁娘子布，“紗必勻細，工必精良，價逾常布”，長1丈6尺，寬9寸3分，因規格相同或相似於小布，所以嘉定人也稱之為小布⑤。看來是小布中的名品，當即“細布”。加長大布即加長標布，加長扣布即加長小布。松江、嘉善交界處所織小布，長至2丈2尺，當即加長小布。青藍梭布實為青布和藍布，是高檔棉布，清廷常令蘇州織造在江南採購⑥，細密闊長，也即加長布，價格特貴。康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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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南匯縣新志》卷一五，《土產》。
②嘉慶《珠里小志》卷四，《物產》。
③褚華：《木棉譜》。
④嘉慶《南翔鎮志》卷一，《物產》。
⑤乾隆《續外岡志》卷四，《物產》。
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中華書局，1976年，179～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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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青布每匹價至5錢2分9厘，藍布每匹為4錢7分9厘，比平常布匹要貴一倍多，也以三林塘產者最優①。當時市場上通行扣布(小布)、大布(標布)和稀布三種布。稀布“疏而闊長”，其名不揚，所以圖中不見其市招。斜紋布因紋樣而得名，“經直緯錯，織成水紋勝子，望之如絨”，裝運出售，客商“莫不詫以絕倫”，暢銷於京省②。主要產於嘉定婁塘、羅店等地。京蕪指京口和蕪湖，都是漿染布的名產地。太倉是優質棉花產地，尤以州屬鶴王市所產為最，“比之他鄉，柔韌而加白，每朵有殊砂斑一點”，閩廣商人販運棉花，市場上必題“鶴王市棉花”③。圖中有三處“太倉棉花”市招，以示所售棉花之優。子淨棉花即去除棉籽後的淨棉，又稱皮棉。“本客”非指店鋪，而指棉布字型大小。棉布織成後，還需經過踹、染等後整理加工。布商收購棉布後，再出資委託踹坊、染坊加工，然後回收布匹，按統一規格包裝銷售，是從事棉布收購、委託踹染加工和大宗批銷布匹的較大規模的商業資本。清代江南棉布字型大小基本上集中在蘇州，尤其分佈在閶門上塘街、下塘街，所謂“蘇布名稱四方，習是業者在閶門外上下塘，謂之字型大小，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型大小常數十家賴以舉火”④。自康熙九年(1670)至乾隆六十年(1795)蘇州府、縣官府前後八次應字型大小籲請而刻立的禁止踹匠把持碑就豎立在閶門外廣濟橋堍，道光年間的兩塊禁止踹匠壟斷把持碑也豎立在閶門外上塘街的新安會館。康熙三十八年由徽州休甯人陳士策開設、後來直到徐揚繪圖時仍應存在的萬孚字型大小，就在閶門外上津橋⑤。圖中“本客自置布匹”的招子就高揚在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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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湯斌：《湯子遺書》卷二，《採買布匹疏》、《解送布匹疏》。
②乾隆《婁塘志》卷八，《雜類志》。
③道光《鶴市志略》卷下，《物產》；乾隆《鎮洋縣誌》卷一，《風俗》。
④乾隆《長洲縣誌》卷一○，《風俗》。
⑤《康熙五十九年休甯陳士策鬮書》，轉引自章有義《明清及近代農業史論集》，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310～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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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上塘街的二層樓上。“本客自置布匹”意為經過布店字型大小加工的布匹。“本莊”是指收購棉布的布莊。在明代，客商往往委託布牙收購布匹，入清後，隨著棉布經營競爭的激烈，字型大小改用出莊的形式分赴各產布市鎮直接收購，著名產布市鎮朱家角的本色布，就由“南翔、蘇州兩處莊客收買”①。這種棉布字型大小，乾隆四年有45家，其中以明後期即已存在的汪益美字型大小營業額最巨，一年銷布百萬匹，益美布遍行天下，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②。“永盛”、“大通”則是行號。同絲綢業一樣，蘇州是棉布生產、加工和銷售中心的特色在圖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圖中染料染業共4家：染坊(重複者3家)。銀殊、丹粉、各種顏料。明後期起，蘇州就成為著名的染色業中心。染坊兼染絲綢、棉布和各種色線，凡是湖州和盛澤、朴院等城鎮織就的絲綢生貨，松江、太倉以及常熟等地織就的棉布，通常都要運到蘇州染色，因而作為三大官營絲綢生產中心之一和棉布加工業中心的蘇州，在清代染業更加發達。康熙五十九年，蘇州城中專業染坊和由字型大小兼營的染坊多達64家③。雍正年間，染工由七八千人增加到一萬餘人④，染坊當又有增加。當時蘇州城中的染坊行業間已經有了明顯的分工，專染藍黑深色的為藍坊、元(坊)，淺色的稱為淺坊，染青色的為青坊，染黑色的稱大紅坊，染雜色色彩的稱雜色坊⑤。這些染坊，原來主要分佈在閶門外和虎丘一帶。康熙五十九年染業籲請碑就豎立在廣濟橋堍。康、雍之際，山塘至虎丘河道因為染坊眾多，以致“滿河青紅黑紫”，嚴重污染了環境，引得當地士民聯名公請該地禁設染坊⑥。乾隆初年，染坊似乎多數移到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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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慶《珠里小志》卷四，《物產》。
②許仲元：《三異筆談》卷三，《布利》。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59頁。
④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總督李衛折，《雍正殊批諭旨》42冊。
⑤乾隆《元和縣誌》卷一○，《風俗》。
⑥《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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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量大、不易污染的婁門外，所以地方文獻稱，“染作在婁門，亦各處俱有”①。徐揚的圖中也就繪有染坊的市招。《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22店是“大紅切巧色染坊”的廣聚號。至於為染坊提供原料的顏料鋪，乾隆年間，蘇州城中要求禁革無償當官的顏料鋪戶就有33家，而且其碑文也豎在廣濟橋堍②。徐揚畫筆下的“銀殊丹粉各種顏料”的市招就橫貫在閭門下的三開間門面的樓房上。可見徐揚此圖完全是按實物臨摹的。

      圖中蠟燭業共5家：香燭。進京蠟燭。牛油蠟燭。福興號，自選進貢桕油堅燭，香燭紙馬，進京蠟燭。牛油燭。這裏的香燭指香和蠟燭二物。蠟燭既是照明物，又是迷信用品，與大眾日用生活緊密相關。其原料主要是牛油和烏桕樹子。蘇州蠟燭業極為興盛，而且幾乎全由浙江紹興商人經營。道光初年，紹興人在“元長吳三邑各處開張澆造燭鋪，城鄉共計一百餘家”。到道光八年(1828)仍有燭業店號49家③。這些同鄉同業紹興商人，為籌款成立了金蘭會，會址在金閶南洞子門外；又於道光二年成立了東越會館，館址在閶門外三樂灣。而桕油業則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在閶門外水信巷買地，後來成立了桕油公所④。蠟燭業和桕油業活動的地方，正是當年徐揚繪下了“牛油香燭”市招的那一帶。

      圖中酒業共4家：酒坊(重複者2家)。燒酒。三益號自製名酒。酒坊、燒酒、自製名酒之類，大約為釀酒坊。蘇州所製酒，十月造者最清冽，名“十月白”。以摻人木香、豆蔻、金橘釀成的“蘇州酒”也富盛名，“香冽超勝”，以瓶裝，暢銷遠近⑤。乾隆初年，木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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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長洲縣誌》卷三六，《物產》。
②《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73頁。
③《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67頁、270頁。
④《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67頁、271頁。
⑤正德：《姑蘇志》卷一四，《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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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又盛行用當地的優質米蒸餾成酒，稱米燒，利潤豐厚①。蘇州最有名的是用清白潔水和白曲、白米釀成的“三白酒”。《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5店就是“精造進京三白名酒”的源盛號。代客銷售的則為酒行，道光年間建有醴源公所②。

      圖中涼席業共6家：虎邱名席，定織細席。虎邱名席，細席(二間門面)。定織細席(重複者3家，其中1家二間門面)。蘆席老行。虎丘出用席草織成的席，自明代起即有名，正德《姑蘇志》謂：“席，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滸墅。或雜色相間，織成花草人物，為廉或座席。”③清代虎丘織席甚於明代，“環山居民多種席草，織席為業，四方稱虎鬚席，極為工緻，他處所不及也”④。康熙年間，虎丘就專門開有席草行。虎丘寺西織席之地有席場弄。席的種類也非常多，“其名有五尺、加闊、滿床、獨眠之異。凡坐具、枕幾，修短廣狹，無不如其式而為之”⑤。在長期的生產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揀草、打草、織紋、印花的工藝，“無不如其式而為之”，說明可以根據客戶要求定織。實際上，虎丘市上的席，不但產自當地，也彙集了附近如光福、滸墅、黃埭、望亭等鄉鎮所產⑥。《姑蘇繁華圖》在山塘到虎丘繪錄三家席店，而且店中豎著各式席，正是當時虎丘草席生產之盛、彙聚之多和名聲之大的象徵。圖中市招大多標明虎丘名席可以“定織”，也是當時實際生產方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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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五年閏六月十一日，蘇州巡撫張渠《為請嚴米燒之禁以裕民食事折》，《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所載史料。
②《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196頁。
③正德《姑蘇志》卷一四，《土產》。
④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一，《工作》。
⑤道光《滸墅關志》卷一一，《物產》。
⑥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37～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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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漆、漆器業共5家：桐油(重複者2家)。桐油，生漆。盤盒，漆器。漆器，盤盒，自製嫁妝漆器，招牌老店。蘇州漆器同玉器一樣聞名，漆作有明光、退光等分工，剔紅、剔黑、彩添等皆精①。道光十七年(1837)，蘇州漆業向其性善公所捐款，人數多達500多，其中僅居住閶門上下塘的夥友就多達97人②。漆器漆業商人則主要是江西人③。

      銅、鐵、錫器業共5家：銅器(重複者2家)。釘鐵。成造田器。錫器老店，精巧錫器。乾隆年間，蘇州銅、錫、鐵器等冶業工匠，多來自無錫，至少有十幾家作坊。銅業則有打銅行等④。王東文銅錫最有名。圖中飄揚著“成造田器”市招的打鐵鋪，位於石湖越城橋畔，爐火熊熊，兩個鐵匠正在鍛打農具。《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10店就有“精造銅錫器皿”的大盛號。

      金銀首飾珠寶玉器業共8家：金珠。金珠老店。穿點翠。金銀首飾。口文齋金銀首飾。兌換金珠，金銀首飾，首飾老店(二層樓房，三間門面)。定灑上赤金箋，上赤真金。玉器，古玩。蘇州的金業或金珠鋪戶立為圓金一業，嘉慶初年創有圓金公所，後來專門捶造金箔者創為麗澤公所。從事金銀首飾打造的稱為銀樓業，同治年間創有安懷公所。《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7店即“便商兌換傾銷銀鋪”的聚茂號。另有專門從事銅器或銀飾包金的加工行業，各管各業，互不摻越⑤。天寶樓首飾、王信益珠寶最有名。蘇州的玉器製造業特別發達。作坊主要分佈在閶門專諸巷及天庫前吊橋一帶。雕琢的玉器質地晶瑩潤澤，立體器物或玉佩之屬，造型別致，輪廓清晰，薄胎作品，厚薄均勻，玲瓏剔透的玉器，工藝奇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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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德《姑蘇志》卷一四，《土產》。
②《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142～146頁。
③參見拙著《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23頁。
④《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154～156頁。
⑤《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163～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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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年間，新疆葉爾羌等地發生好幾起走私玉石案，都是將玉石運到蘇州雕琢，然而銷向各地的①。蘇州玉器因久負盛譽，清廷的御璽、玉冊、玉寶以及陳設幾案的各色玉器，也常由蘇州雕琢。古玩則蘇州在清前期有著極為興盛的市場，其地主要在專諸巷②。清代蘇州縉紳的三大嗜好之一就是“談骨董”，玩古董在蘇州是時髦③。《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4店為“文房古玩”的姑蘇仿古齋。

      衣服鞋帽手巾業共14家：成衣。衣莊。衣莊發客。大茂號衣莊，不二價。原營衣莊，照號發客。三進齋朝靴。靴店。三進齋靴鋪(三間門面)。三樂齋鞋襪店。手巾。自製包頭手巾。手巾老行。手巾扇子。帽鋪、帽行、帽鋪朝冠，冬夏絲綢朝冠，不誤主顧。明代萬曆時杭州人張瀚說：“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④蘇州的服飾，自明以來即領全國之潮流。乾隆四十五年(1780)，蘇州成衣業在閶門北正三圖地方設立公所，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毀壞，戰後立即易地重建⑤。成衣業中的壽衣業，道光年間也創有安仁公所。估衣業則於咸豐年間創立了雲章公所。帽業在蘇州又稱瓜帽業，於道光年間創立了公所⑥。公所成立是一個行業實力的象徵。徐揚繪圖的乾隆二十年代，正值蘇州成衣業興盛之時，而且就在圖錄範圍內，所以徐揚在金閶之間畫有數家衣莊。《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21店為“京式朝冠”天奇齋。世春堂油鞋，錦芳齋荷包，三珠堂扇袋，張漢祥帽子，朱可文香飾，吳龍山香粉，黃國本手巾，李正茂帽緯，都是服飾業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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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料旬刊》第19期；《清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三。
②宗信《續蘇州竹枝詞》謂“專諸巷內骨董多”。蘇州市文化局編：《姑蘇竹枝詞》，百家出版社，2002年，55頁。
③徐珂：《清稗類鈔》，風俗類，“吳俗前後有三好”條。
④張瀚：《松窗夢語》卷四，《商賈紀》。
⑤《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25頁。
⑥《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26、213、2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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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字畫文化用品業共10家：法帖。筆莊。湖筆。紙張發客。考試試卷。狀元考具，三場名筆。大雅堂書坊，古今書籍，書坊(二層樓房，二間門面)。名人字畫(重複者2家)。裝潢。大雅堂書坊內堆滿了書籍。蘇州是著名文化中心和科舉人才中心，刻書印書、紙張加工極為興盛，時文選本名氣響，文士活動十分活躍，文化市場特別發達，士子、商旅以及外國貢使常在那裏購買文化用品和書籍字畫。清代刻書，“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最，……其直重吳為最”①，蘇州刻書品質最優和價值最高。康熙四十九年(1710)，蘇州織造李煦就前後兩次遵旨刷印御批《資治通鑒綱目》1600部。康熙五十五年又多次刊刻康熙御制詩集②。錢泳也認為，蘇州刻書品質雖不如前，“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鑒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尚有好手”③。大雅堂書坊是明代以來即頗有名的刻書坊，萬曆二十四年(1596)薛镟所撰《薛文清公讀書全錄類編》和崇禎八年黃道周編《博物典匯》二書即是由大雅堂刻印的。乾隆年間，金閶之間還有一家文雅堂書坊，就曾刻印過商書《示我周行》等書。《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8店為益智堂書坊。書畫藝術則蘇州人稱雄，所謂“藝事向推吳門”④。裝潢實際是書畫裱褙。蘇州因為書畫業發達，裱褙業獨步海內，取料淨，運帚勻，用漿宿，功夫深。名畫一經蘇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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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廷堅：《第六舷溪文鈔》卷二，《藏書二友記》。
②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中華書局，1976年，83～84、195、207頁。
③錢泳：《履園叢話》叢話十二，《藝能&#8231;刻書》，中華書局1979年校點本。
④崇禎《吳縣誌》卷五三，《人物》。又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謂：“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風雅不絕。賞鑒收藏，寸縑尺幅，貴逾拱璧，巧者工臨摹以亂真，四方慕名者懸金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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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倍增。乾隆時，“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高手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匯昌等皆名噪一時，故錢泳說“裝潢以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蘇工為第一”①。蘇州裱褙工匠甚至活躍於杭州、揚州、北京等都會之地。畫鋪則山塘街、桃花塢、北寺塔前等處最突出。不同於桃花塢和北寺塔的用印板刻印，山塘街畫鋪大幅小幀俱以筆劃，所繪則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等，而美人畫尤工②。紙張加工自宋代以來即以彩箋聞名。在清代徐揚繪畫的乾隆二十年代，蘇州有印紙作坊34家，分工細密，染印丹素、胭脂、紅金、巨紅、箋金、丹紅、砂綠、山木紅、藍等各色紙張③。《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17店為“選料名紙花箋發客”的芳風館。湖筆來自湖州。紙張來自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域。康熙五十七年(1718)，福建上杭縣的部分紙商六串紙幫在閶門外上津橋東集資創建汀州會館④，實力非同一般，可見蘇州紙張需要量之巨。嘉慶元年(1796)蘇州的江西商人建會館，捐款的就有南昌府紙貨眾商，山塘花箋紙眾商，德興縣紙貨眾商，桐城縣紙商等⑤。乾隆時，青蓮室書箋，錢葆初、沈雲峰筆，都是名品。“三場名筆”、“狀元考具”等都是科舉考試用具。蘇州為科考最興盛之地，此類物品自然十分齊備。

      燈籠業共5家：燈店。燈局。燈籠。燈籠老店紗燈。專辦各種紗燈，雅式紗燈。蘇州做燈，宋以來即出名，蘇州又出薄如蟬翼的紗，各式紗燈大放異彩⑥。另有琉璃燈，最初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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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錢泳：《履園叢話》叢話十二，《裝潢》。
②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③《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89～92頁。
④《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58頁。
⑤《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61～362頁。
⑥正德《姑蘇志》卷一四，《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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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東，後蘇州人以碎玻璃人爐重熔，製成各式掛燈、臺燈，大小不一，其市也集中在山塘①。

      竹器業共4家：竹器(重複者3家)。精工竹器。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竹器半塘精。卍字闌幹糜竹榻，月彎香幾石棋枰。斗室置宜輕。”蘇州所製竹器，“凡幾榻、桌椅、廚杌及小兒坐車、搖床、床欄、熏籠、桌面，俱輕便可愛”。竹器店多在半塘普濟橋一帶②。原來以竹刻制的筆筒、棋子、墨床等文房雅玩以嘉定所出為有名，清前期也轉移到了山塘街。

      窯器瓷器業共7家：窯瓷器(重複者2家)。時款瓷器。本窯缸壇發客。選制官窯各款瓷器。碗器。磚瓦石灰。瓷器多來自江西景德鎮，也多江西人經營，所謂“豫章以瓷器、竹、紙”為主。蘇州窯器生產在城北齊門和北郊陸墓一帶，“堅細異他處”③，明代以來即承造工部精品。一般盆壇磚瓦製造隨處多有。圖中牆上有著“本窯缸壇發客”大幅市招的一家窯貨鋪，就座落在石湖越城橋畔。

      糧食業共16家：米行(重複者5家)。糧食(重複者3家)。□□糧食老行。楓齊糧食。照楓糧食。豆餅(重複者2家)。糧食油酒。糧食，油酒，豆餅，名酒(三間門面)。糧食油酒豆餅老行，公平交易。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明代後期起所產糧食已逐漸不敷供應，入清後，隨著糧田比例的下降，人口的迅速增加和釀酒醋醬等工業用糧的大量耗費，江南糧食供應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嚴重。蘇州同時還是浙東乃至福建沿海的糧食轉輸中心，不少糧食被轉運到了那些缺糧區。這就使得江南每年要通過長江輸入長江上中游的米糧，通過運河輸入華北地區的豆麥雜糧，通過海道輸入東北地區的豆麥、豆餅等，其數量在雍正、乾隆年間多達每年2600多萬石④。蘇州的糧食市場，集中在城郊的楓橋和北邊的齊門。楓橋系運河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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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②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工作》。
③正德《姑蘇志》卷一四，《土產》。
④參見拙著《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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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代以來江南最大的米糧轉輸中心，人稱“大多湖廣之米輳集于蘇郡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①。康熙年間，當地的洞庭西山米商為了擺脫鎮上米牙的控制，特意在鎮上設立會館，讓洞庭米船直接開進會館，低價出售米糧②，增強了競爭力。乾、嘉之際，楓橋一帶米行多達200餘家。蘇州城中斗斛也以楓橋米行斗斛為準③，反映出楓橋米市的規模及其影響。江南每年輸入數百萬至一千萬石大豆，以致日本學者足立啟二認為大豆、豆餅已經成為清代中期第一位的商品④。江南輸入大豆主要用於榨油磨腐素食，豆餅用於肥壅稻田和棉田。通過海道的關東大豆由太倉劉家港轉輸蘇州。乾隆十七年(1752)，在劉家港開設豆貨雜糧字型大小的膠東商人達31家，安徽和江蘇商人達59家，源源向蘇州轉輸豆貨⑤。《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11店為“長路糧食”的源發店。米豆行在蘇州城中也多散處。米業在乾隆年間在胥門外水仙廟設立了公所⑥。又為了統一價格，規範市場行為，每天清早到茶館議價交易，稱茶會。這種茶會，婁門、齊門在迎春坊，葑門在望汛橋，閶門在白姆橋及鐵嶺關⑦。徐揚所畫雖然沒有涉及楓橋，但將蘇州米豆業的重要性描繪了出來，而“楓齊糧食”、“照楓糧食”則將楓橋糧食市場的領袖地位揭示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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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閩浙總督高其倬奏，《雍正硃批諭旨》。
②王維德：《林屋民風》卷七《民風四》，康熙刻本。
③鄭光祖：《一斑錄》附編一《權量》，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
④足立啟二：《大豆餅流通和清代的商業性農業》，《東洋史研究》第37卷第3期。
⑤《太倉州取締海埠以安海商碑》。碑藏太倉劉家港天妃宮紀念館。
⑥《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38頁。
⑦顧震濤：《吳門表隱》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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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錢莊典當業14家：當(兩層樓，五間門面)。錢莊(重複者9家)。兌莊。兌換錢莊。兌換銀錢(重複者2家)。典鋪和錢莊構成清代蘇州金融市場的主體，與經濟生活須臾不可或離。蘇州城中典鋪隨處可見。乾隆元年(1736)，蘇州附郭三縣共有290家典鋪，成為清代蘇州典鋪數量最多的時期。徐揚所見宏敞典鋪，正是現實面貌。錢莊的業務原來只是從事銀兩和製錢的兌換，到乾隆中期也兼營存放款業務。隨著商品經濟的興盛和商品流通量的規模日增，蘇州錢莊也空前繁多。乾隆三十一年到四十一年，僅由山西商人在蘇州開設的錢莊就至少有130餘家①。乾隆中期山西錢業商人的捐款碑就豎立在山塘半塘橋。《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19店為源發當。徐揚目睹當時蘇州城西錢莊林立的景象，所以在胥門至山塘之間反復描摹錢莊市招。

      圖中酒店飯館小吃等飲食副食業共31家：名酒(重複者6家)。酒店。酒館。素菜。餛飩。精潔餛飩(重複者2家)。三鮮大面。麵館(重複者2家)。大肉饅頭(重複者2家)。包辦酒席(重複者2家，其中一家二層樓房，六間門面)。和合館，大肉饅頭(二層樓房，三間門面)。五簋大菜，包辦酒席。童叟無欺，五簋大菜。葷素小吃，家常便飯。本號包辦各色酒席，五簋大酒(二層樓房，二間門面)，各色小吃，家常便飯。茶食店心。上桌點心。各色果品。三元齋，狀元糕。狀元香糕，上桌饅頭。乳酪穌。桂花露，玉露霜，狀元糕，太史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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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72～374頁。

      蘇州經濟發達，生活水準高，消費能力強，當地人講究飲食，酒樓飯店聲名遠揚。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酒肆半朱樓，遲日芳樽開檻畔，月明燈火照街頭，雅坐列珍羞。”清代蘇州士紳有“窮烹飪”的嗜好和名聲，流風所及，遠近是尚。臨近虎丘斟酌橋旁的三山館，清初創立，原名白堤老店，“有往來過客道經虎丘者，設遇風雨，不及入城，即止宿於是”，烹飪之技，為時人稱道，後又改置涼亭、暖閣，生意興隆，虎丘山前後居民有婚喪宴會之事多在此館舉辦，直到嘉慶時還存在。創立於引善橋旁的山景園酒樓，以美酒佳餚珍具見長。這兩座酒樓，多築在虎丘山下，址連塔影，點綴溪山景致，又地當孔道，所以頗著盛名，都兼具食宿、承辦宴會功能。圖中坐落在桐橋的掛有“包辦酒席”招子的酒樓，六開間，兩層樓，三間中間成一折角，店堂雅潔宏敞，前臨河，上有橋，庭園有樹，背面倚山，頗有點三山館的意味。三山館所賣滿漢大菜及湯炒小吃多達149種，舉凡山珍海味，煮炒烹燉，葷素紅白，應有盡有。其點心多達26種。“菜有八盆四菜、四大八小、五菜、四葷八拆，以及五簋、六菜、八菜、十六碗之別”，“盆碟則十二、十六之分，統謂之‘圍仙’，言其圍於八仙桌上”①。一家酒樓菜肴如此豐富，名堂如此繁多，蘇州一城之盛況更可想見。怪不得人稱“蘇人以講究飲食聞于時”②。而“金閶園館，所在皆有”③，若論數量，較之虎丘更多。圖中的“五簋”，本意五種菜，在這裏“五簋大菜”成為菜多菜優上檔次的形容詞。蘇州小吃，名揚天下。小吃店，餅面店，熟食店，到處都是。乾隆《吳縣誌》說，吳中食物有因時而名者，有因地而名者，有因人而名者。因人而名者如野鴨，以蔣姓著，謂之蔣野鴨；薰蹄以陳姓著，謂之陳蹄。乾隆時薰臘之業，又以陸稿薦出名，其用積年老汁薰燒，盛行京師。除了上述酒樓茶肆的吃食，出名的吃食在乾隆時以地名出名者，有安雅堂酏酪，有益齋藕粉，紫陽館茶幹，茂芳軒面餅，方大房羊脯，溫將軍廟前乳腐，野味場野鳥，鼓樓坊餛飩，南馬路橋饅頭，周啞子巷餅餃，小邾弄內釘頭糕，善耕橋鐵豆，百獅子橋瓜子，馬醫科燒餅，接駕橋湯糰，干將坊消息子，虎丘蓑衣餅；以混名著名者，有野荸薺餅餃，小棗子橄欖，曹箍桶芋艿，家堂裏花生，小青龍蜜餞，周馬鞍首烏粉等，都是有名的土特副食品④。《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9店為“精潔肉食”的美好芳館，第13店為“法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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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②徐珂：《清稗類鈔&#8231;飲食類》“蘇州人之飲食”條，中華書局1986年標點本。
④乾隆《蘇州府志》卷一二《物產》；乾隆《元和縣誌》卷一六，《物產》；顧震濤《吳門表隱》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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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果品茶食”的森祿齋，第15店為“葷素酒飯”的此奧館，第16店為“精潔滿漢糕點”的上元館，第24店為“葷素大麵”的美樂館。采芝齋、稻香村等糖食店，還專門成立了糖食公所①。其時蘇州的副食品已十分注重品質，保持店號信譽，形成字型大小、地望、節令等方面的特色。《姑蘇繁華圖》將蘇州飲食行業特別發達的場景如實地展示了出來。

      醫藥業共13家：藥室(重複者2家)。藥材。參貝陳皮。川廣藥材，登樓看貨。參藥老行，川廣雲貴雜貨。萬應膏藥，萬病回春。川貴藥材，道地藥材，膏丹、人參、丸散(--層樓房，四間門面)。道地藥材，丸散膏丹，內店人參，藥酒。兌發人參。內店人參，不二價。陳皮。大方脈葉。蘇州出名醫，也多藥鋪。《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2店為“揀選道地川廣藥材”的保和堂。蘇州藥鋪有每年端午免費贈送蒼術白芷的慣例。藥鋪定例，購買飲片如不合意可以退換，而丸丹膏散概不退換。咸豐年間飲片藥鋪同業在舊學前成立了太和公所，“講求采藥之道地，考博炮製之精良”②。蘇州所製各種以錫瓶裝的飲露，分門別類，對症而飲，多達40餘種③。虎丘仰蘇樓、靜月軒所製花露④；乾隆年間戈氏開設於楓橋鳳凰橋西首的裕慶堂，所製戈氏半夏，專治痰喘咳嗽，均馳名四遠。它如步蟾齋膏藥，雷允上藥材，都是膏藥中名品。雷允上開設的藥鋪即雷誦芬，在碑刻中曾多次出現。外地運來的藥材主要集中在南濠，所謂“南濠之藥材”。經營藥材的商人主要是江西商人和河南商人。人參店多分佈在閶門外大街，所謂“百貨交集之區，而人參行尤盛”⑤。徐揚在閭門大街繪錄了高揚著市招有著四間門面二樓上下的宏敞藥材鋪，形象地展示了紅火的蘇州藥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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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196～197頁。
②《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22～224頁。
③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④由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所藏《乾隆帝南巡始末聞書》記載可知，乾隆第三次南巡到過仰蘇樓。
⑤葉君曜編：《騙術奇談》卷一，《參行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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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中煙草業共7家：名煙(重複者2家)。浦城建煙。大文號煙店。各色名煙，浦城煙行。名煙雜貨。浦城煙行。當時南方種植煙草最多最早的是福建與江西兩省。在蘇州經營煙業的主要是福建、河南、江西和安徽甯國府商人。福建和河南煙商稱為“公和煙幫”，專門販運福建、江西煙箱到蘇州銷售。他們於乾隆年間在閶門外閶四圖建造會館，開設煙號，修築公和煙幫碼頭①。福建汀州永定縣的皮絲煙幫還曾計畫在蘇州建立龍岡會館②。甯國府屬涇縣、太平兩縣的煙商也於乾隆年間在閶門南城下設立宣州會館，以後勢力還不斷發展。而蘇州連同城郊業煙者，也在胥門外建立太平庵，作為煙業公所③。圖中的煙業市招正好主要出現在這些地段，確是形象寫照。《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14店為“自製浙閩名煙”的啟泰號。浦城即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盛產煙葉。圖中有三處浦城煙的市招，說明浦城煙葉在蘇州煙草市場居於支配地位，也與文獻記載正相吻合。直到民國初年蘇州有11家建煙鋪號，其中10家由福建商經營④。

      圖中南貨業共5家：南貨。南北雜貨。金華火腿。白鱉銀魚老行(二層樓，三間門面)。寧波淡鱉，南京板鴨，南河醃肉，膠州醃豬老行(三間門面)。金華火腿、南京板鴨、寧波淡鱉都是名產，蘇州市場自然有售。南河當指山東、江蘇蘇北一帶。蘇州市場上的金華火腿很可能主要是由金華商人經營的。乾隆十五年(1750)，金華商人在蘇州閶門外南濠大街建成了會館⑤。蘇州市場上的醃臘等貨主要來自蘇北、山東、東北等地。乾隆年間，山東兗州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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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48頁。
②《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58頁。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83頁。
④民國8年《蘇州總商會同會錄》。
⑤《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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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徐州、淮安、揚州、蘇州五府商人在胥門外創建江魯公所，“公議凡屬販運醃臘、魚蛋、鹹貨等貨，花生、北貨等貨，到蘇投行銷售”①，可見經營者主要為蘇北和山東商人。乾隆七年(1742)，以揚州府高郵、寶應縣商人為主體的從事“醃臘魚貨，彙集蘇州山塘販賣”的商人，多達240餘人，其高寶會館就座落在閶門外潭子里②。可見當時閶、胥之間醃臘店鋪眾多，貨源充足。蘇州南北鋪最有名的是孫春陽南貨鋪。該店明後期始設于吳趨坊北口，後來移至皋橋西偏，清前期一直興隆。其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上用”。鋪面設置如州縣衙門，設有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和蠟燭房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其店規之嚴，選制之精，合郡無有也”③。這一最出名的南北貨店，至少存在了240餘年，引起過清朝諸多名家的注意。徐揚作為蘇州人，當也熟知此店。他在閭門外山塘橋堍繪下了濃重的一筆，記錄了兩家南北貨醃臘店，一家掛有4幅共18個字的市招，一家為三開間二層樓房，對照文獻，其真實程度堪稱極為難得。《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6店就有“火腿魚鱉行”的永吉號。

      洋貨業共2家：洋貨行(重複者2家)。洋貨是指從外洋來的珠璣、象犀、蘇木以及西洋舶來品等外洋物品。蘇州洋貨業據說嘉慶中同業在梵門裏蕭家園成立了詠勤公所，或謂在鴉片戰前據說並無獨立行業，而附屬於絨領業④。山塘街就有不少出售自走洋人的洋貨店⑤。經營洋貨的主要是福建、廣東商人。道光十年(1830)，福建商人為三山會館捐款，其中洋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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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89頁。
②《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407～408頁。
③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二十四，《雜記下》，“孫春陽”條。
④《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208、227頁。
⑤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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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號，為第一大幫①。

      油、鹽、糖、雜貨業共17家：油行(重複者2家)。官鹽。糖行。雜貨。南北雜貨(重複者3家)。雜貨老行。京蘇雜貨。蘇杭雜貨。蘇廣雜貨，發客不誤。川廣雲貴雜貨老行。小磨麻油。官鹽、雜貨。復興號，雜貨老行，雲貴川廣各省雜貨老行(二層樓房，三間門面)。窨清菜油。蘇州為全國都會之地，所謂“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也可喻此。鹽來自松江，官方專賣，所以稱“官鹽”，聲明非私鹽。鹽舟聚在南濠，轉輸村鎮，所以圖中木瀆鎮標有官鹽鋪。江南人喜食甜，糖需要量大。糖來自廣東、臺灣，經營者多為閩、粵商人，上海人褚華稱“閩粵人於二三月載糖霜來賣”②。乾隆時，江南市場上的糖三分之二來自廣東③。江南人喜食菜油，故市中榜以“窨清菜油”。《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25店即“發賣青桐菜油”的恒豐號。

      醬菜業共5家：醬園。上用小菜。甜醬小菜。秘製小菜。伏醬。蘇州甜麵醬，天下聞名。“四時可造，伏中者佳”④，所以醬店榜以“伏醬”之名。《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20店為大有號醬園。醬坊業，同治時分為徽、蘇、寧、紹四幫，多達86家，有醬業公所在東城顏家巷⑤。醬店則分佈在全城，向醬坊拆銷醬貨。上用小菜指皇帝也曾用過此類小菜。康熙、乾隆南巡迴程時當地進貢了不少蘇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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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56頁。
②褚華：《木棉譜》。
③道光：《乍浦備志》卷六，《關梁》。
④崇禎《吳縣誌》卷二九，《物產》。
⑤《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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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炭行3家：炭行。上江青炭。柴炭老行。炭為木炭和煤炭，蘇州所需全從外地輸入。木炭主要來自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上江青炭”當指來自長江中游的木炭。嘉慶元年(1796)為江西會館捐款的炭貨眾商，實力不小。煤炭主要來自河南、山東，多由寧波、紹興商人經營，清後期在南濠街建有煤炭公所①。

      皮貨行1家：皮貨行，皮貨發客，皮貨行(二層樓房，四間門面)。“牛皮一業，集於閶門”。蘇州硝皮業，主要由金陵人為業，清初興起，嘉慶年間在城西北隅隆興橋創立裘業允寧(或謂允金)公所，在閶門從客販處收購牛皮，加工成軍裝、馬靴、馬鞍、皮鼓、皮箱、雨靴等②。圖中坐落在閶門大街的極為氣派的皮貨店，當是皮貨批發店鋪。

      麻行1家：麻行。麻行當為麻線麻繩行。蘇州麻的交易量相當可觀，“白麻一貨，盛行于蘇”，雍正十二年(1734)江西商人修建萬壽宮，白麻一業“按每擔抽貲四分”捐款，“一歲之內即可集貲八百兩有餘”③，年交易額達20萬擔。

      豬行1家：豬行。豬行是代客交易生豬的場所，主要由常州府無錫商人開張，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山塘蓮花鬥設有毗陵公墅，後為毗陵會館，俗呼“豬行會館”，“凡有各屬豬客來蘇投行銷售，按來貨之多寡，視銷路之滯速，評定行市，代客買賣”④。

      果品業2家：各色果品。四時鮮果。四時鮮果是水果鋪。經營南方水果的多為福建商特別是福州商。道光十年(1830)重修萬年橋大街三山會館時，就有青果幫商人16號⑤。

      樂器店1家：鳳鳴齋，琵琶弦子(樓上下)。弦子乃三弦的俗稱，與琵琶同為評彈的樂器。琵琶弦子當即意示樂器店。蘇州為絲竹戲曲之地，此物萬不能少。康熙五十二年(1713)，蘇州織造李煦曾遵旨在蘇州選送做樂器人進京⑥，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蘇州樂器業的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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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13頁。
②《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174～177頁。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59頁。
④《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204、206頁。
⑤《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356～357頁。
⑥《李煦奏摺》，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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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子鋪2家：雅扇(重複者2家)。雅扇當係扇子鋪，摺扇、團扇、葵扇均會有。顧祿稱山塘數十家扇肆中的芭蕉扇葉“多販於粵東之客”。廣東新會盛產葵葉，新會商人將其販至蘇州，因而在山塘橋東建有岡州會館，俗稱“扇子會館”。摺扇製造則蘇州代出高手。團扇，有絹有羅，“淡描濃繡，多行於他省及居民新嫁女郎送夏之用”。扇柄以影漆及紫綠色雕刻書畫、中嵌泥金者為上，顧震濤說的以人名而著名的王素川刻扇，就是指扇柄上的雕刻。這類扇子鋪，僅山塘一地就不下數十家，在東西兩山廟聚行定價①。《江南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18店即“精造進呈宮扇”的卿雲館。

      船行共3家：船行(重複者2家)。舡行(二間門面)。船行是代客運輸商品和運送客旅的服務行業，商品必由在官府備案的誠信船行承攬運輸方才保險。乾隆中期人吳中孚的《商賈便覽》就明載：“寫舡非近鄰熟識者不可自懼，必由舡行立票，前途吉凶得以知之。間有歹人窺視，亦思有根腳施識，不敢為匪。倘省牙用自雇舡只，人面生疏，交(即狡一引者注)人得以行事。因有謀故，可不慎之乎！”②船行船戶接受客商或貨主委託，清點貨物，與委託人訂立承運合約，接受全部或部分運費，按委託人要求，將貨物運交指定地點或指定提貨人。《商賈便覽》又收有一封運輸信劄活套：“飛翰並銀若干悉已收到。諭置貨隨照單，星衣(夜引者注)買就，俱揀選精好，各依字型大小裝封。今交某(足、船)趕速運來，祈逐項驗明收入，其(腳、水)力已付若干，交清貨物，該找若干。肅此奉複。”③像蘇州這樣的重要工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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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②吳中孚：《商賈便覽》卷一，《江湖必讀原書》，乾隆刻本。
③吳中孚：《商賈便覽》卷六，《應酬書信》答“托家買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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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康熙三十八年(1699)，徽州婺源縣生員詹元相前往江甯應鄉試，在蘇州，買物遊虎丘，從虎丘搭船前行；三年後再次應考，又在蘇州花銀1兩3分，“叫船至丹陽”①。徐揚繪錄的三家船行有兩家開設在貨物集中地棗市街，另一家設在閶門，真是現實的反映。

      圖中茶室共6家：茶室(重複者4家)。太平茶室。松蘿茶室。松蘿即安徽松蘿茶。茶室是人們休息、交流資訊甚至洽談生意的場所。沈朝初《憶江南》詞所謂“蘇州好，茶社最清幽。陽羨時壺烹綠雪，松江眉餅炙雞油，花草滿街頭”；康熙末年崑山人章法《竹枝詞&#8231;豔蘇州》所謂，“十家點綴三茶室，一裏參差數酒樓”②，都是蘇州遍佈茶室的寫照。乾隆年間，虎丘“傍山一帶，到處茶棚”③。而且大多“築危樓傑閣，妝賣書畫，以迎遊客”④。這種風景優美的茶室與鬧市中的茶肆不同，主要為遊客服務，或臨河築室，或依山而設，顧客品茗賞畫觀景，既納涼，又覽湖光山色。而且其時茶室還以女子迎候招攬生意，章法《竹枝詞&#8231;豔蘇州》有謂，“珠明寺畔著家排，漆水鮮明字又佳。底事不能邀顧盼，不如肆館活招牌”⑤。字招與佳麗，成為吸引顧客的有效手段。徐揚圖中的茶室，既有閭、胥鬧市茶肆，又多名勝之地雅座。

      澡堂1家：香水浴堂。“香水浴堂”是明代以來對公用澡堂的雅稱。明人郎瑛《七修類稿》記，蘇州的公眾澡堂，“名日混堂，榜其門則日‘香水’”⑥。這種“香水浴堂”，在清代已根據不同的服務物件，制定不同的價格，分為三種：一種是砌石為池，屋頂砌成團瓢狀，池後為巨釜，外形似池，轆轤引水，穴壁而貯。一人專執炊火，池水相通，逐漸加溫。這種澡堂稱為饅頭頂混堂，最為低級，價也便宜，一錢銀子可洗一池人，往往是負販屠沽者的洗澡處。第二種是白石砌池，覆以屋頂，號稱清泉，是普通市民的洗澡處。第三種是版夾為室，室置一盆，兩旁排列，下穿地弄，牆外舉火，而火通於弄，下帷盤礴，價格較貴，每人需七分，但即使霜晨冰夕，也暖和春融，較有身份和闊綽的人通常入洗。蘇州有混堂巷，可以想見混堂在蘇州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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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詹元相：《畏齋日記》，《清史資料》第4輯，中華書局1983年標點本，187、236頁。
②《姑蘇竹枝詞》，37頁。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60頁。
④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市廛》。
⑤《姑蘇竹枝詞》，39頁。
⑥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六，《義理類》“混堂”條。又，嘉靖十八年日本使者策彥周良等在山東南城水馬驛，所入浴堂即標“香水混堂”，《策彥和尚初渡集》下之上，見牧田諦亮編《策彥人明記的研究》所附，京都法藏館，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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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木業共2家：四時盆景。各色花草，四時盆景。地方文獻載：“虎丘人善以盤松古梅時花嘉卉植之瓷盆，置為幾案之玩。嘉定人以白石為盆，長三四尺，用宣州石或英石砌成小丘壑，樹長不逾二三寸，蒼皮黛色，密集疏林，俱仿宋元人畫意，望之若橫披圖卷。”①其實花草盆景，虎丘山塘人最擅長。沈朝初《憶江南》詞謂：“蘇州好，小樹種山塘。半寸青松虯乾古，一拳文古蘚苔蒼。”顧祿稱，花樹店，“自桐橋迤西，凡十有餘家。皆有園圃數畝，為養花之地，謂之園場”。種植花草的人稱為“花園子”，以接萼、寄枝、剪縛、扡插為能，“或有于白石長方盆疊碎浙石，以油灰膠作小山形，種花草於上為玩者”。花草種類繁多，盆景則蓄短松、矮柏、冬青等，都以錯節盤根、蒼勁古致為勝；花卉則有梅、杏、李、桃、草蘭、玉蘭、海棠、牡丹等百來種，草木則有翠雲草、醒頭草、階沿草、吉祥草、怕羞草等；樹則有鐵樹、棕櫚、芭蕉、仙人掌、壽星竹、白竹、方竹、紫竹等；結實則有天竹、佛手、香櫞、葡萄、柑橘等20餘種。這些花草，“大抵產於虎丘本山及郡西支硎、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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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又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已有類似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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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諸山者居半。其有來自南路者，多售於北客；有來自北省者，多售於南人。惟必經虎丘花農一番培植，而後捆載往來”①；或謂“藝花者率皆洞庭山及光福鄉人，花時載至山塘花肆求售”②。可見蘇州山塘虎丘花市已經成為江南最大的花木市場，不但當地所產不少，而且遠近各地所產也集中在那裏，並經更加精細的培植，才上檔次，銷價高。乾隆年間，花商就在山塘街下塘建立了花商公所③。徐揚面對山塘虎丘花市的姹紫嫣紅，就在半塘橋堍和虎丘分別繪錄了各有三開間的四時盆景花草店，店中各色盆景，鮮花綻放。

      圖中客棧業共3家：客寓(重複者2家)。棧房。三家客棧都分佈在胥門附近，那裏有姑蘇驛，是商旅南來北往的必經之地，當是實錄。

      其他行業共11家：天元號。刻字處。寫刻匾對。胭脂宮粉。燈草老行。神相(重複者2家)。命館。命相遇神，六壬神數，搜精口口(樓上下)。測字。太平醮壇，福國祐民。穆大展刻字，譚松坡鐫石，都頗有名。胭脂宮粉是化妝品。燈草既可點燈，又可作迷信用品，江南人信鬼神，此類店鋪自有大用場。算命測字攤位之多，可以想見其時眾人之心態。作為蘇州人，徐揚自然熟知當地人習性，在他的圖中，沒有漏繪這一種歷久綿延的現象。

      圖中沒有繪錄木行類店鋪。但是在胥門外的一擺渡處，兩組大木簰正在吃力地通過，西岸邊已經靠泊了幾組小型木竹簿，有兩人正在起運一捆竹竿。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嚴重缺乏木材，每年要從皖南和長江上中游廣大省域輸入大量木材。抵達蘇州的木材主要停泊在齊門東、西匯和楓橋，交易木材的木行也集中在那裏，所謂“東西匯之木簰，雲委水積”④。乾隆三年(1738)，蘇州有以徽州商人為主體的木商94家，木牙5人⑤，可見其時木商店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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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顧祿：《桐橋倚棹錄》卷一二，《園圃》。
②顧祿：《吳趨風土錄》。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418頁。
④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
⑤《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98～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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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清前期的蘇州，是少數幾個雲集全國乃至外洋貨物的商品中心，全國著名的絲綢生產、加工和銷售中心，全國最大和最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銷中心，江南地區最大的糧食消費和轉輸中心，全國少見的金融流通中心、刻書印書中心，頗為發達的金銀首飾、銅鐵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開風氣之先和領導潮流的服飾鞋帽中心，獨步全國的美味美食飲食中心，設施齊備、服務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運輸中心。徐揚以寫實的手法，在《姑蘇繁華圖》中繪錄了當時蘇州實際存在的260餘家店鋪的招子，將蘇州這一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都會之地、工商中心的繁盛市容全方位、直觀式地展示了出來，為後人留下了極為難得的文獻以外的實景式的形象記錄。至於“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等商業道德揭櫫市招，可見當時蘇州市肆欺詐現象為常見，令人不禁聯想起康熙《蘇州府志》的描摹：“市井多機巧，能為偽物。始與交易，則出以嘗試，外若可觀，非信貨也。能辨識之，然後出其佳者，價亦相去什佰。”①而“不二價”之形諸文字，在強調決不討價還價的同時，也有標榜貨真價實的涵義。反映一個城市的繁華，繪有260餘家店鋪招子，這在明清時代的同類作品中是獨一的，而且富有意義的是，這些市招反映的內容，都有相應的文獻記載，大體上可以一一坐實。展示清前期蘇州面貌的，既有汗牛充棟的文獻，又有《姑蘇繁華圖》這一寫實的藝術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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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蘇州府志》卷二一，《風俗》。又正德《姑蘇志》卷一三，《風俗》已有類似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