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任何一种方言一样,鄂尔多斯方言也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谁都知道,居住在鄂尔多斯的汉族人并不是鄂尔多斯地区古老原始的士著人,这里的汉族人大多是清代以来从晋陕等地区迁徙过来的,当时这些人的语言大都保留着原籍的口音特色,经过二三百年与蒙古族的交融,语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现在既非晋陕也非蒙族的独特的方言特点。但是即使在这块不太辽阔的地方,由于当时定居人群的不同,有的地方来的是山西河曲、忻州等地的人.有的地方来的是陕西神木、府谷、靖边、榆林等地的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与当地的上蒙古族人长期交往,语音就发生了变化。所以,鄂尔多斯的各个地区方可以不尽相同,准格尔旗有准格尔旗的味儿,乌审旗有乌审旗的味儿,达拉特旗有达拉特旗的味儿。而且即使是准格尔旗,布尔陶土与马栅的口音就明显不同。就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来看,东胜与杭锦旗和达拉特旗梁外地区的口音最为接近。准格尔旗总体上“晋味儿”比较明显一些,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陕西榆林味儿较浓一些,而达旗沿河地区又与包头、托具一带的口音有一定的相似。伊金霍洛旗虽然与东胜的口音较接近,但又有一丝陕北府谷地区的余韵。仔细辨听,鄂尔多斯各个旗区的口音还是能够听出来的。只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大约就是不同地区的汉族口音与蒙族口音相融合的结果。在蒙古族语言的语音中,上声和去声最多门兼有少量的阳平和入声。你仔细听一下蒙古人的说话,特别是从他们的人名地名中就能得到证实。如人名“巴图(bā tǘ)、达赖(da lài)、那顺(na shàn)、巴特儿(bá tèr)、塔那(tǎ nà)等等,地名中的柴登(caì dèng)、罕台(hān tài)、板儿洞(bér dòng)、打不素(dǎ bu sù)布儿斯泰(bu ér si tài)、朝脑(chao nào)、巴拉亥(bá la hài)、巴拉贡(bá la gòng)、独贵特拉(du guī te là)等等。这些词语的尾音几乎都是去声。听蒙古人的说话,大多数的句子都是开头第一个词是升调,然后是“一路下降”。笔者以为,这种语音语调必然会影响和他们交往的汉族人的语音。这大约就是鄂尔多斯方言独特语音的形成原因。又由于语音具有相对的稳固性,也由于鄂尔多斯当时的交通、信息文化的相对封闭落后,汉语中的一些词语被长期保留了下来,又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一些口有当地人才懂的词语被创造出来,这些词语非汉非蒙,有音义无文字。这大约就是鄂尔多斯方言词语形成的原因。
鄂尔多斯方言与现代汉语相比较,好象声母韵母都不一样,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属于语音方面的问题,因为上面的反切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权且在词语中加以介绍。
在古代汉语中,特别是唐宋以前,许多读g k h 声母的字,在现代汉语中读成了j q x 声母的字。翻开古代字书,有不少现代读j q x声母的字,它们的反切注音的第一个字的声母却是g k h。如上文的“圈”的反切是“括掠”,“曲”的反切是“圪溜”。还比如“见”的反切是“古电切”,“较”反切是“古孝切”,“挚”的反切注音是“苦结切”,“闲”的反切注音是“户间切”,“夏”的反切注音是“胡雅切”,“界”的反切注音是“古拜切”等等。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发现,j与g、q与k、x、与h总是相互对应的。所以鄂尔多斯方言中把“下”读成“hà”,“鞋”读成“hāi”,“咸”读成“hān”,“解”读成“gǎi”或“hài(姓氏)”,“门框”读成“门qiàng”,“揩”读成“qié”,“耕地”读成“jíng地”,“拱”读成“jiǒng”(猪~子)等等。而且这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也保留了不少类似的多音节,如“行”读“xíng和háng”,“贾”读“jiǎ和gǔ”,“卡”读“kǎ和qiǎ”,“巷”读“hàng和xiàng”,“颈”读“jǐng和gěng”,“黄洋界”读成“黄洋gài”等等。方言中还有把“虹”读成“jiáng”,把“沙芥”读成“sá gài”,把“猪项圈”读成“猪hàng圈”,把“刚才”读成“jiáng jèr”。所有这些,都是古代音韵的保留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