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运作独立思想 独立纪录片不能承受之轻

柴禾妞

来源：经济观察报


　　《八矿》能得奖，是因为我有抛不掉的真情实感，这种情感是发自于我的内心。”
　　
　　事实上，你无法从一开始就将“2003年法国真实电影节伊文思奖”和对面不善言谈的晓鹏联系在起来。作为矿工的儿子，这个在山西大同的煤矿上生活了21年的年轻人看上去憨厚而朴实。
　　
　　
　　　　“得奖对我来说绝对是意外，真的，因为我本身是学画画的，最初拍《八矿》，只是想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做一个影像作品，从没想过参加电影节。”
　　
　　
　　　　第一次拍DV的晓鹏曾把《八矿》拿给电影学院的业内人士看，有人说拍得太晃，有人说拍得太虚，总之在接受了一大堆的“意见”之后，晓鹏的作品还是戏剧性地获得了“最佳青年电影制作人伊文思奖”，成为了今年在该电影节上惟一获奖的中国人。
　　
　　
　　　　独立制作的力量
　　
　　
　　　　独立制片的特征似乎过于简单：独立的运作、独立的思想。
　　
　　
　　　　“不让我播，可以不播，但不能阻止我拍”，晓鹏的话里，虽然带有几分孩子气，但却饶有意味地阐释了纪录片的独立性。
　　
　　
　　　　随着DV的普及，尽管像晓鹏这样带着对纪录片模糊的认识，自筹资金，在冲动和某种责任感的鼓舞下兴致勃勃地拿起摄像机加入纪录片的独立制作人队伍的人已明显增加，但作为来自民间的“非主流”族群，不知道他们的人还是要比知道他们的人多得多，即使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中曾被证明是“最佳”的。
　　
　　
　　　　“拿着像笔一样小巧的DV机，我要像作家写作一样做纪录片。”这是纪录片独立制作的代表人物吴文光的梦想。
　　
　　
　　　　“一个人带着DV机随心所欲地拍出的视线所及、‘主题’以外的东西，然后再随心所欲地剪出和处心积虑无关的东西，之后，完成后的片子在大学、酒吧、电影节的某个展映项目、图书馆里的讨论和人见面，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影像’”。这种以吴文光为代表的自娱自乐式的思想让他发现结果离“专业”、离电视越来越远，而离自己、离内心越来越近。
　　
　　
　　　　来自民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们固执地以个人的名义进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凭借对现实的理解和冲动，把DV机对准那些被遮蔽的现实生活。纪录片的双轨创作
　　
　　
　　　　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电影的研究都会无奈地涉及到“体制”这个敏感的领域，纪录片也不例外。1990年，独立制片人吴文光制作了《流浪北京》；一年后，中央台摄制了长纪录片《望长城》。当人们为了这两部片子谁来扮演“中国纪录片里程碑”的角色而争论不休时，两条迥异的创作线路开始清晰地凸现于人们的视野：一条是体制内以电视台为依托的主流媒体的创作；另一条则来自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人的创作道路，人们甚至给后者定义了出处——来自民间。
　　
　　
　　　　随着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以及北京电视台《纪录》等纪录片类栏目的出现，纪录片的创作题材开始集中在对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关注上。同样，这种关注也直接贯穿在来自民间的独立纪录片中，在某种程度上，大家的关注对象是一致的。在独立制片的阵营里，相当一部分人曾经在主流媒体中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像独立制作人蒋樾，曾经在《生活空间》做过十几部短片。拍摄《八廓南街16号》的段锦川也曾在西藏电视台供职多年。他们离开主流媒体是因为拍摄栏目纪录片，总要受到时间条件的限制，而独立纪录片，尽管不成熟，尽管缺乏人力物力的配合，但它对题材本身的挖掘，却丝毫没有因为粗糙的技术而有所减损。与此同时，随着电视台的节目“外包”成为一种趋势，不少的独立制片导演也为了生存，在创作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开始为电视台生产“产品”。
　　
　　
　　　　无论是选择离开主流媒体充满激情地加入独立制片的队伍，还是结束独立制片的流浪生涯接受电视台的“招安”，来自体制内外的这两股力量都平静相处着。但在某些特定条件的限制下，独立制片的导演们还是为缺乏交流和理解而觉得遗憾。
　　
　　
　　　　“从法国回来后，我曾跟北京电视台联系过，看是否有播放的机会，但等了很久，对方都没有回音”碰到这种尴尬的并非只有晓鹏。
　　
　　
　　　　一位中央台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总的来说，我国的电视台有别于国外的商业电视台，它是国家的媒体。尽管他们得奖能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作品的可取之处，但对于电视台而言，这些得奖的片子从政治性和商业性上都不是电视台的理想播放片种。除此之外，很多这类片子在影像技术质量上都是不过关的，而且在节奏感、整个剪辑方式等方面也达不到播放的标准。所以没有播放的土壤。”
　　
　　
　　　　而来自评论界的另一种声音则声称：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本质是电影。从它艺术性和思想性所达到的高度上都应该到院线播放，而中国的艺术院线不成熟，这是最现实的问题。电影节：作品的天堂
　　
　　
　　　　“作品拍出来，如果放在家里那就是一堆垃圾，只有看到的人越多，引起的思考和辩论越多，你的片子才越有价值。所以，片子拍出来能争取到更多的参展机会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它能让艺术家们在熟悉国际资源的同时，掌握主动性。”舒阳在接受采访时，语气有些感慨。和很多以纪录片为己任的影展组织者一样，作为“新纪录＋1”影展的策划人，今年8月，舒阳曾组织了赵亮的《纸飞机》、胡择的《处境》和仲华的《今年冬天》等十余部国际上获奖的纪录片在北京798工厂的NOW俱乐部里展映，其中也包括了晓鹏的《八矿》。
　　
　　
　　　　“片子跟商业搭不上车，最后是导致有心给你钱的人不敢跟你玩了，自己的腰包也不可能支持，所以将会难以为继。”对于“拿钱玩想法”的艺术实践方式，吴文光做过这样的预测。
　　
　　
　　　　“能拿奖意味着你能暂时性地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晓鹏在电影节最后一天“意外”地获得伊文思奖的同时，也“意外”地领到了2000欧元，有了这笔不大不小的奖金，晓鹏决定“继续拍下去”。不过“晓鹏式”的“意外”显然不具有典型性和可模仿性。
　　
　　
　　　　对于“迎合西方人的口味”的批评论调，晓鹏说：“电影节太多了，你怎么知道谁是什么口味？每年评委都不一样，你怎么去迎合？所以只能是坚持拍自己的东西！”
　　
　　
　　　　“在中国，独立制片的纪录片不能给人带来名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少有人会抱着拿奖挣钱的心态去参加电影节，因为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国外有太多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值得借鉴和学习”，科学教育制片厂导演李勇在电影学院导演系纪录片专业念书期间，曾携带自己的《曾经摇滚》赴法国参加FIPA电影节、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在他眼里，参加电影节仅仅是一个“交流的机会”，如果还有那种功利的心态，会觉得自己很“渺小”。
　　
　　
　　　　吕新雨在《记录中国》一书中描述到，21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很大不同的历史时空，一个后乌托邦时代。小成本的独立制作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特别是小型数码机器的出现与普及以后，各种实验性的作品也许会大量出现，从而营造出更多的发展空间，这是一种高压意识形态的压力消失后的状态，可能更多元也更无序，更先锋也更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