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上海能否成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重镇？

湘里妹子

作者：吕新雨   
来源：银海网   
2003-04-16 15:10:37



上海在当代中国纪录片的创作格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1993年上海台的国际部在全国开辟了第一家以纪录片为主题的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城市中培养了广泛的纪录片的群众基础，上海的观众很少有不知道“纪录片”这个词的，虽然他们对这个词的具体内涵并不清晰。这其实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资源，也是上海的一批纪录片工作者艰苦奋斗得之不易的成果。现在有人认为上海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这个结论是否下得太早，姑且不论，但是目前的局面不太敢让人乐观，却是事实。一个让人不甘心的事实。

现在我们还能有所作为吗？

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上海电视节，这个节日上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纪录片的竞赛，这个项目之所以得以确立，当然也是与上海纪录片的发展有关系。而现在除非我们愿意拱手出让，搭好舞台，给别人表演。这恐怕不是电视节创办人的初衷，也不是上海纪录片人的心愿。

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来自纪录片本身。在很重要的意义上讲，纪录片是时代档案的体现。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纪录片正是作为时代的一个见证人出现的，它首先见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是所谓宏大叙事之外的小叙事，是小人物构成的历史，它拓展了官方和权力精英之外的新空间，所以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它以最基层的老百姓的视角来看这个时代，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的。《纪录片编辑室》最辉煌的几部片子其实都是立足于上海的平民阶层。《纪录片编辑室》曾经有一个广告语，叫作：“聚焦时代大变革，记录人生小故事”，表现出他们的一种可贵努力，它试图揭示的正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这也是《纪录片编辑室》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宝贵的品格。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只要中国一闭关锁国，上海这个城市就会僵死，而一开放，它就活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很有意思，也很有象征意义。上海折射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对于上海的纪录片来说，关注这个城市的历史变迁，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正在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充满了痛苦、焦灼与希冀，国企改革、下岗、城市相对贫苦化程度加剧、民工潮??纪录片工作者不应该对此熟视无睹，而应该把自己敏锐的触角伸向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旧的楼房成片地拆掉，新的楼房拔地而起，熟悉的陌生了，陌生的熟悉了，这里面有多少命运的变化？纪录片应该成为一种倾听，倾听这个社会中人的心声，特别是最低层人民的心声；纪录片还应该成为一种关怀，关怀那些不幸的痛苦中的人们。在当代中国，这应该是纪录片的良心。有人曾对《纪录片编辑室》里老是哭啼啼苦兮兮表示不满，理由是这里不是社会慈善机构。但其实《纪录片编辑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却正是这些受苦人，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对受苦人的关注，才使它获得了今天的成就。但是我们现在却离这个出发点越漂越远，以至于有找不到目标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一些社会慈善事业？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栏目里开设社会慈善热线，倒能真正体现纪录片关注现实、切入现实的社会责任意识，纪录片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为变革社会作出积极努力，如果它能切实帮助我们这个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如果能够这样，这个栏目就不会缺乏观众的支持。因为它真正扎根在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了，它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有用。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这应该是对纪录片的最高评价，也是纪录片意义的最高实现。今天中国的纪录片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象牙塔中的艺术。纪录片工作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电视工作者的身份上，他还应该成为社会工作者，保持和培养自己敏锐的社会观察，并为社会发展尽责尽力。用我尊敬的一位中国纪录片人的话来说，就是：纪录片应该是农民手中的一把锄头，用来种好自己的地。《纪录片编辑室》作为以纪录片为旗帜的栏目，能否保持与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坚持平民视角，关怀现实人生，是决定这个栏目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纪录片本是在现实的土壤里长出的树，有土地的地方就应该有树。但是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宾馆别墅和献礼工程，而不是生长树的现实。所以现在的电视片香水味越来越浓，装修味越来越重，那样一种气味，掩盖了劳作在工地上的人们汗水和泪水的咸味。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表现这个时代？今天上海的电视是越来越白领化了，新的才子佳人占据了屏幕，新开设的栏目竞相以高收入、高消费、高地位的人为服务对象，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广告商最感兴趣的人群。广告商日益成为决定我们电视内容的重要人物，这是市场化带给我们的礼物之一。我们是否将从此丧失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城市人民苦痛的感知？在上海这个城市中，对改革开放承担牺牲最大的人是下岗工人，而我们的媒体总是指责他们挑挑拣拣不肯去艰苦的再就业岗位，好像都是他们的错，好像他们就不应该有个人的尊严和选择的权利。在市场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回头看《纪录片编辑室》所做的一切，应该发现：真正珍贵和应该坚持的正是对人的尊重，这种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精神。离开这种人间关怀，我们将无以立足。

《纪录片编辑室》是上海的名牌栏目，也是我们考察中国电视纪录片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我们都不想看到它在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中消失掉。当年它在谁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创造了收视率的奇迹，可是现在，它却在进行“数字化”生存：创作人员的奖金和收视率直接挂钩，收视率升奖金升，收视率降奖金也降，如此惊心动魄，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我们的反思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

中国电视纪录片运动很大的特点是在栏目内运作，栏目关掉了，那么我们将不再有机会谈论纪录片。这种栏目化生存的方式在中国出现，好的一方面，是使纪录片得以在中国立足，这个立足点不能保持的话，纪录片将在中国观众的视野里消失掉，这对于中国的纪录片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栏目化意味着标准化生产，它必然需要模式。《纪录片编辑室》的成功其实是依赖于它所形成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平易的纪实手法和一个有动情点的真实故事的结合。有学者批评说，《纪录片编辑室》那么多编导做的片子为什么只有一个风格，像一个人做的？不能说这种齐整的风格就好，但是它却是栏目化生存所首先需要具备的，只有具备可操作性的模式，才能保证一个栏目的正常运作。后来这个模式遭到质疑，说它是煽情，是城市悲情。这个说法对这个栏目的创作人员的压力很大，逼得他们改变路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煽情有没有？是有，比如希望被访者掉眼泪，一旦出现，镜头肯定是迅速推上去，而且盯住不动，反映出强烈的窥视欲，使当事人在事后观看的时候很尴尬。确实有这种趋势，甚至是追求。这是一种把纪录片小品化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纪录片有本末倒置的危险，为煽情而煽情，为猎奇而猎奇，从而使得我们的目的，也就是纪录片以平等、人道、尊重、关怀待人的民主意义丧失殆尽，这就使得“窥视”丧失了合法的存在基础。但是不能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扔掉，对纪录片小品化的警惕不应该走向对纪录片人民路线的否定，否则我们就将丧失立命之本。今天，《纪录片编辑室》面临的问题是，旧的模式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并没有建立起来，在对传统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哪些需要抛弃，哪些需要发扬，到底需要确立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栏目来说，要生存，求发展，它必须回答，无法回避。

以上，我所说的是纪录片的栏目化生存。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纪录片不是一个可以被电视的栏目所涵盖的概念，它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栏目化生存所不能解决的。对于中国的纪录片来说，栏目化是生存，但不是理想的全部。而要实现理想，我们需要栏目化的基础，更希望栏目足够强大到能为理想做得更多。

然而，上海是否能成为中国纪录片的重镇，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电视节。它是迄今为止中国惟一存在的一个纪录片国际奖，它的纪录片评委来自不同国家，而且每年更换，1998年上海第七届电视节，上海的纪录片名落孙山，东道主虽然痛惜但也无能为力。应该说还是公平与公正的。

但是就我对中国纪录片创作界的观察与研究来看，目前，这个电视节在国内的创作界还没有形成权威，上海之外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对此很冷淡，他们多把它看成是上海人自己的事，是为了让上海人自己拿奖的，所以每年国内送展的片子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很多重要的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都没有往这里送过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他们对此有偏见。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如果上海电视节的纪录片国际奖对中国的优秀纪录片都没有足够的吸纳力，而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创作在国际上却以崛起之态越来越引人注目，那么我们电视节的中国特色就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它既没有形成一个中国纪录片的市场，也没有为纪录片的学术活动提供真正的研讨与交流，没有对话，更没有辩驳，学术报告会形式大于实质，自然也就不能云集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还有一个更大的遗憾是观众对电视节纪录片评选参与的失败。虽然媒体上有宣传，报纸上也印了选票和介绍，但是我认为不可能有观众能够看到所有的参赛片，不是他们不想看，而是看不到！因为分散在各个电视台播出，而各电视台却任意改变和推迟预告的时间，更恶劣的是时间上互相冲突。我作为观众本来是想把所有片子都看一遍的，但很快便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如此这般，你叫观众如何投票？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观众的票，只是电视节的形式，为电视节“做秀”罢了。这使我不得不说失望。而且错过了电视节的播出，再想看到那些参赛片子，特别是国外的，似乎比登天还难了。即便是获奖作品，也没有推广、评介与宣传。宝贵的资源不知锁在哪个神秘与黑暗的地方了，云深不知处。

日本有一个地方叫山形，是个原本不太为人所知道的小地方。而我之所以要提到它，是因为这里有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纪录电影节，从1989年第一届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开幕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十月即将开幕的已经是第五届，世界最重要的纪录片创作者都来过这里，对于全世界的纪录片人来说，它是个著名的地方。中国的纪录片人也已经对它瞩目，第四届山形电影节，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品获奖。因为有了这个电影节，山形市民比东京市民更知道什么是纪录片，他们热情地参加，并呼吁山形市政府成立山形市电影资料图书中心，收藏了大量的纪录片，这样的图书馆在日本也是独一无二的。纪录片已经是山形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象征。

台湾从1998年起也开办了纪录片双年展，在时间上与山形电影节刚好错开，据说参赛的片子有几千部之多，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
上海想成为中国纪录片的重镇吗？上海电视节应该有危机感。
对于上海的纪录片人来说，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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