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念大学

Ostrich

译者： timeriver  来源：http://www.lotus-eater.cc/


我作为教授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常春藤联盟大学。那时的学生们乐意学习，我们那些老师也乐意教导他们。那时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社会承诺耗尽，尽管我不太清楚，可他们看上去是热情且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学术当中了。如果当时是我太幼稚，那么学生们没有纠正我可是真够礼貌的。那时候没有人质疑过大学教育的重要性。

后来，那所大学决定离我而去，我们分手了。我很确定那时候我一点都不难受。我很幸运的在公立大学体系里面找到了职位，那是在一个学院里，和过度操劳的同事们，有一群兼职教授，和一万六千名学生。那些学生中，很多都是家里面第一个念大学的，他们分心的并不是社交活动，他们很多都有工作，有些学生还有复杂的家庭责任需要承担。

但是我还是和对待那些长春藤联盟里面的学生一样对待他们。我给他们同样的阅读任务。我知道这些学生可能资质稍欠，可能出于我的自大和理念，我认为我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需要的。在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就有人举手问我：“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买这些书？”

这么问的我只遇到一次，可我听过不少类似“我们为什么必须读这本书”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学生们是在向我寻求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在那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我从未受过那样的教育。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

当时我可能说：“你读这些书是因为你是在大学，念大学的人就应该读这些书。”如果你有一定的教育理论，答案听起来就没那么绕口了。理论是这样的：在一群人当中，谁最快，谁最强，谁长得最好看，都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要发现最聪明的去有点难，因为这要涉及到很多方面，而不是一次测试，就像智商测试一样。智商上没有百米短跑。一个智慧的人是开明的，能跳出桎梏的思想者，一个有效的沟通者，谨慎，自省，有恒心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易被测量的品质。

就像一个田径队需要把队员按照速度进行分类一样，社会也需要一个把人们按照头脑进行分类的体系。社会需要尽早地把那些有才华的人发掘出来，让他们在事业上最大化的发挥才干。让他们能做到人尽其能。大学就是一个多方面且细致入微的对人才进行分类的过程。

本质上讲，大学就是一个四年的智力测验。学生们必须在一些学科上投入脑力和时间。不管IQ有多高，如果一个学生马虎，固执，令人厌恶，这都会影响他们的成绩。另外，大学也会把学生按照才干分类。把擅长数学的和喜欢诗歌的分清楚。最后的时候，毕业生们会得到自己的综合平均分数（GPA），这是关于知识能力和生产潜能的系数，无论是雇主还是学校都能相信它的有效性。因为GPA的重要性，学生们都要对应或多或少类似的测试。

本质上讲，大学就是一个四年的智力测验。学生们必须在一些学科上投入脑力和时间。不管IQ有多高，如果一个学生马虎，固执，令人厌恶，这都会影响他们的成绩。另外，大学也会把学生按照才干分类。把擅长数学的和喜欢诗歌的分清楚。最后的时候，毕业生们会得到自己的综合平均分数（GPA），这是关于知识能力和生产潜能的系数，无论是雇主还是学校都能相信它的有效性。因为GPA的重要性，学生们都要对应或多或少类似的测试。

为了达成这一功能，大学同时提供社交活动。让不同背景和信念的在一起，灌输给他们主流的规范和品位。大学也能容忍独立性，甚至是鼓励，但是在偏离轨道之前必须以大学能够接受的方式得到许可。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念大学，因为大学大所有人都在同一种环境下。这才能造就一个价值观相似的成人社会。

如果你喜欢第一种理论，只要学生们对这个分类机制足够缜密，那么学生们的课程选择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教他们什么也不太重要。关键的只有分数。如果你认同第二种理论，你会觉得分数只是一个或好或坏的参考项，真正关键的还是学生们实际学习的内容。一个所有成年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是，大学是一个最好的给人们灌输思想的一个体系。

自1945年美国高等教育开始认同这两种理论后，都有很多东西是模糊的。大学体系既有精英意识（理论一）也有大众思维（理论二）。专业学派和企业雇主都希望大学能够那学生转变为劳动力，政府官员也在将大学教育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我们希望高等教育能够被所有的美国人所有，但是我们也希望学生们能够按水平分类。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在1945年之前，像哈佛和耶鲁这样的高等私立大学，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制造一个特权等级。在1906年和1932年之间，405个Gorton中学毕业的男生申请了哈佛，402个被录取。1932年，耶鲁大学收到3030个申请，录取了959个，录取率达72%。将近三分之一的被录取者的父母也是从耶鲁毕业的。

1948年，在哈佛校长科南特（备注1）的努力下，开始推广教育考试服务，不久之后，标准化考试就成为通行的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方法，不再参考家庭背景，让大家都有一样的机会进入高等教育体系。科南特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有限的社会资源，他想为学生打开更多的大门。考试保证了那些值得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质量。家庭背景不再是关键。在1940年，哈佛的录取率为85%。到了1970年，录取率为20%。去年，有35000名学生申请了哈佛，录取率为6%。

几乎所有的精英大学都觉察到了今年申请人数的变化，部分原因是如今有了更多国际学生申请，录取率就相应的更低了。哥伦比亚大学，耶鲁，斯坦福的录取率将近8%。这已经很极端了。比如你可以看看，剑桥的录取率为21%，牛津的录取率是18%。

但是私立大学越来越挑剔，公立大学就越来越包容。1945年之后的公立高等教育一发不可收拾。在1950年，公立学校里大约有114万学生，和私立大学的人数一样多。如今，公立大学里大约有一千五百万的学生，私立大学只有六百万。

实际上现在只有你有一个高中毕业文凭就能上大学。纽约城市大学（我的前雇主）有近28万名本科生，是整个常春藤大学联盟的四倍。高等教育的大摩--加州有10个大学，23个学院，120个社区大学，共有330万名学生。6%的美国人口正在念大学和研究生。在英国和法国，这个比例为3%。

如果你认同第一种理论，你会担心这么多美国人去念大学，学士学位正在失去其意义，很快就会不被人才市场所认同。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上大学，越来越多的投资进入高等教育，实际上，纳税人也愿意这么做，可这样就让大学的分类机制失去了作用。大学教育的作用是甄选，而不是包容。

如果你倾向于第二种理论，你会担心一流大学正在掠夺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就看到了教育的郁金香狂潮（备注2）：家长们高估那些物价低的学校。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的各种学杂费每年共计大约要一万五千美元。而公立大学要便宜很多，平均约7605美元，也有一些不太顶级的私立大学有同样优质的教育机会。你可以和大学的老师面对面交流，不用为了推荐信在高中拍老师们的马屁，不用不断修改简历。大学的目的是个人和知识的成长，而不是为了爬到社会顶层的比赛。

能得到的结论是，不管这些理论的目标是多么相悖，让人焦虑，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已经尽其所能了。一般的大学都能进入，68%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进行学习，在1980年，只有49%，企业雇主也依旧相信大学教育，换句话说还是有选择的。在2008年，硕士博士学历的平均年收入为83144美元，本科学历为58613美元，只有高中学历的为31283美元。

全球范围内对美式高等教育的需求依旧在增长。全世界的学生都希望到美国念大学，包括纽约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一些大学也在国外建立分校。高等教育还是被认为通向更美好人生的道路。尽管有比尔?盖茨和马科?扎克伯格这样的辍学生，大家都还是明白自己并不是比尔?盖茨和马科?扎克伯格。

也有可能高等教育只是看上去还在运转一样。这个机制或许有在进行选择，学生们或许有取得成绩，雇主们或许招到了对的人，可是人们真的在大学有学到东西了么？最近有两本书减低高的认为并没有。

《学术漂移Academically Adrift 》是Richard Arum（纽约大学）和Josipa Roksa（弗吉尼亚大学）这两位社会学者合作的。将近有三分之一，68页的内容，是在说测试方法，应该能让一般的读者知道这本书是在说什么。《学术漂移》并不是基于少数个人奇闻轶事来痛批现行大学教育的（这是很多批评美国大学教育书目的常态）。这本书试图通过科学的社会分析来判断大学有没有教给学生们大学声称的那些东西，尤其是“批判性思维，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和清楚的沟通”。

Arum和Roksa认为第一种理论“太过愤世嫉俗”了。他们认为大学的作用是教育人们，并不仅仅是教给学生正确的方法和找到正确的事业。他们还认为一些人并不能在大学里学到什么东西，那些人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对得起自己在大学的时间和花费。

这两位作者同时认为，尽管有各种言论证明高等教育的责任，但是没有人想要对此做一个评估，所以他们就做了。他们使用了一套叫做“大学学识评估”简称CLA的方法。这个测试有三个部分，数据来源却都是从同一个部分—“绩效表现”，比如学生被指派做建议，题目是“购买近期发生过事故的飞机型号的需求性”，同时提供的材料有文件，事故报告，报表等，形式是写一个备忘。备忘的评分依据“批判性思维，分析推论，问题解决，以及写作”。

在2005年秋季有两千名大一新生参加了测试，同样的一批学生，在2007年春天做了同样的测试。Arum和Roksa声称55%的学生没有表现出明显进步，他们的结论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美国高等教育限制了其发展，或者说没有进步”。

这项研究引起了很多问题，在只经历了三个学期的学习就进行的“大学学识评估（CLA）”是否合理，结论是否可靠。明显的推论是如果你的测试结果都很类似，就说明测试本身并不太好。即便这个测试对一些技能的测量是准确的，结果也不能证明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或技能，是不是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掌握的。

另外值得怀疑的，就是老师们认为在大二之后学生才会会有长足的进步，尽管后来Arum和Roksa在这本书之后的跟踪研究中表明，经过四年的学习，36%的学生依旧在CLA测试中没有任何长进。但是我们设置的标准，只是一部分重要数据分析的结果。Alexander Astin是现代高等教育研究学院的院长，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荣誉教授。他猛烈抨击了Arum和Roksa对高等教育现状的研究方法，尤其不认同关于54%的高校毕业生没有长进的说法。

即便不考虑CLA成绩，“学术漂移”现象也值得关注。Arum和Roksa说现在很多的学生认为大学士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体验。学生们用于学习的时候比过去少了，比如在1961年，大学生平均每周学习24个小时，现在是有12到13个小时。Arum和Roksa的报告中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连5个小时都不到。在加州大学的调查中显示，学生们每周花费13个小时用于功课，有43个小时的时间用于社交和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

很少有学生会对自己时间的使用情况全都说实话。学生们用于学习的时间少了，有可能是对他们的要求也少了。报告中有半数的学生说，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没有任何一门课程的作业会超过20页。三分之一的学生说没有任何一门课程会要求一周会有超过40页的阅读量。Arum和Roksa指出教授们没什么严厉要求学生的动机。教授们说决定他们教学质量的只有学生们的评估，而这又关系到自己的聘用和升职。让自己的课程有娱乐性并且不那么繁重，这对教授是有利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项由Alexander Astin的研究表明，教员的承诺是和报酬负相关的。

不过，Arum和Roksa有些东西还是有改观的。首先，为了考个好大学而努力学习的学生们，进入大学后的进步更是让人瞩目。每个学期会比要求的写作多20页，每周的读书量也会比要求的多出40页。

不过，Arum和Roksa有些东西还是有改观的。首先，为了考个好大学而努力学习的学生们，进入大学后的进步更是让人瞩目。每个学期会比要求的写作多20页，每周的读书量也会比要求的多出40页。

60%的美国大学专业都不是文科专业，实际上美国人数最多的专业就是商科。20%的学士学位都是商科领域的。10%实在教育专业，7%的是卫生专业。每年在园艺，娱乐，休闲，健身领域的学位是哲学和信仰的两倍。从1970年开始，高等教育的范围越发广泛，文科专业的所占的比例越发萎缩。

第一种理论和第二种理论都没有解释那些非文科专业是怎样运作的。对他们来说，大学基本上就是提供入职教育和认证服务的。适合他们的就是第三种理论：发达的经济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高中教育的目的是一般学习者，大学是用来学习职业教育的。一个文科之外的大学学位象征的是某一特定工作的能力。

第三种理论解释了非文科专业的人数增长。随着工作的科技化程度，雇主们要求更专业的训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硕士学位的爆炸性增长。现在有数百种硕士学位，从鸟类医学到网站设计到国土安全。每年硕士学位的授予数量是博士的14倍。当奥巴马和教育部长阿恩?邓肯说高等教育是未来美国经济的解药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所想的，他们所说的不是文科。

但是，学生们在为职业学位不利的时候，也被要求了一下文科课程。比如你想要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得到一个有饮料管理专业的餐饮管理的学士学位，学校会要求你修两门英语课：写作和世界文学。一门哲学课，一门政治或者历史，化学，数学，经济，以及两门选修课艺术和人文科学。如果你的职业目标仅仅是在百乐宫赌场大酒店做酒保，那你又在世界文学上费什么劲呢？

这就是X教授进入话题的原因。X教授是在一个私立大学和一个公里的社区大学做了近10年的兼职老师。这些学校里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功利性的。绝大多是只是为了找到工作，比如注册护士或者州警。为了拿到学位，他们只想从X教授那里得到一个及格成绩，别的什么都不想。

几年前X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就他的经历写了篇文章。David Brooks在他时代周报的专栏上提到过，在网上引起过一小番争论。《象牙塔的地下室》的作者X教授有个创新写作的美术学硕士学位。他以辛辣的自嘲体回忆了自己获得艺术硕士的经历。他会大方的讽刺同僚（不是学生），但是他还是聪明并容易相处的。《象牙塔的地下室》和Stephen Akey1996年的《大学》一样有着第三人称的迷人。

X教授在教课的同时买了一个自己供不起的房子，后来婚姻关系也有点紧张。当然这些他不会在书里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想要去忏悔室，那就必须得说出可怕的真相。我们从不知道X教授生活在哪儿，他的老婆做了什么，孩子长什么样，他非常喜欢用假名。《象牙塔的地下室》就是基于个人轶事、简单的支持自己结论的数据的书，但是还是值得一看的。

X教授认为他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他还认为尽管写作和文学是重要的，可这些东西是没法教的。但是教育体制却非要学生们在学校学习。学生们选这样的课程要么是为了找工作必须的学位，要么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念大学”这样的言论迷惑。X认为这和房地产泡沫差不多：美国人迫切的投资那些他们不需要也买不起的东西。如果你想做州警，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大学水平的文学课程呢？证明你是和亨利?詹姆斯一样的硬汉？在X教授看来，这就是典型的过度选择。

这同样也是社会的低效率。X教授指出有一半进入大学的美国大学生没有完成学业。60%的学生在大学前两年都需要补习性质的课程，只有不到30%的美国大学教员是终身职位。30%这个数据由美国教师联盟提供，现在可能更低，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有一半的教学任务都是由X教授这样的临时教员完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们会从终身教授那里会学到更多的东西。X教授只是助理，可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每一个看他书的人也都会觉察出他的学生尊重他。他拿出了两个学生们对他的评价：


课程要比我预料的好。在这之前我从不会自愿的去读一本书。可现在我几乎有拿起书就读的冲动。我真的喜欢X教授。我选这门课的原因就是这是他教的。他是那种对被人无动于衷的东西抱有热情的人，这让上课的时间过得很快。


X教授归咎于这是因为“后现代模式思想”。事实上大学讲师中女性占多数，这就引起了“教员集体无意识的女性化”。另外他还在学术领域过多的自我意识和不够严厉花了不少篇幅。这些都好像不是在说重点。其实就是说明X教授的教育方式是老式的，评分也很严格（有次在15个学生的考试中挂掉了9个），他的学生都不太走运。

当他没有接受当下时兴思维的时候，X教授敏锐地指出是很难教那些底子差的学生写作的。他说“我禁不住想，成为一个优秀者作家的两个关键秘诀可能是：1、不停的保持足够多的阅读量，并且吸收其中的节奏。2、精炼自己模仿的能力”。他说的有道理，如果你读了足够多的句子，你就会有所感知，然后你去写的时候，就知道一个句子应该是什么感觉。一个已经18或20岁的人（译者注：这是一般大学新生的年纪），没有足够多的阅读量，不会在15个周（译者注：一般一门课程正常排课所需的课时）之后写出什么好东西的。另一方面，让一些人知道“很多人其实很无知”是怎么样的。很多教学其实就是树立榜样。

X教授之后在《大西洋月刊》了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来推广自己的书。他和一些人呼吁应该要求大学新生修一门文科课程。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应该让学生直接进行职业教育。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怎么阅读亨利?詹姆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怎么像亨利?詹姆斯那样写作。可问题是他们真就需要么？

这就是追踪的方法。你不必等这个体制用20来给人们分类，你也不必浪费资源在让一个学生不会收益的更科学的课程安排。你更早地做出判断，就在中学的时候，而一些学生按既定的文科学习路线，另外一些是专业的和职业的教育这是西方很多高校的方法。现在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依旧如此。

直到二十世纪，他们都是如此。在19世纪，进入法学院或医学院是不需要大学学位的，很多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们也不用为此烦恼。让大学成为职业教育的必须前提有可能是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改革。它提高了职业的位置，更难进入，拯救了文科的萎缩。这就是为什么文科教育是大学教育中的精英教育：这是进入高等职业的入口。这也是其他国家谈论美式高等教育的所需的。他们需要学科和理科。

假设这些新书是正确的（没什么保证的假设），很多学生的大学期间空闲时间越来越多，这可能是因为这个体制已经臃肿不堪，无法面对每一个学生了。体质吸收了很多没有固定职业规划的人，可并没有让他们找到目标。这就是Arum和Roksa所说的。名校里的学生依旧充满动力，这也是他们能进入名校的原因。绝大多数的教授还是希望从学生中看到点希望，让他们有所改观。可当没有动机的时候，当人们进入体制却并不相信会有所改变的时候，要改变他们是有困难的。

如果这些动因不在，就可能意味着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告一段落。这个阶段始于二战结束并持续了55年。大量的人一直在进入这个教育体系。首先，是220万退伍军人在1944年至1956年之间进入军人安置法案。之后是60年代的迅速扩张，当婴儿潮的人们长大要注册入学的时候，是男女同校。当男校从军校分离开之后，才开始接受女生。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瞩目的种族多样化时期。

那些学生并不认为大学是学校的完结或终点。格罗顿中学毕业的学生比过去更有危机（你以为他们一周会花多少时间做功课？）。过去只有少数的幸运儿才能进入大学，转眼间，大门敞开了。兽医们，那些付不起孩子学费的绝望父母们，那些不能进入精简学校的女生们，那些被孤立和低估的有色人种们，那些为了孩子能在美国读大学才来美国的人。为了这些人，大学体验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金钱上，更是社会和个人层面上。最终他们都会尝到那颗苹果。大学不应该很难。你在大学面对的困难只是那些会改变你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必须买这本书”是个很好的问题。提这个问题的学生并不是在抱怨，他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认同第二种理论）认为无论学生们毕业与否，都应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备注1：　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8），1933-35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发了核子武器；战后柯南特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的顾问；柯南特曾经担任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之教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及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美国教育理事会的会长，柯南特在美国教育史中占有庞大的分量，对于美国教育改革不遗余力。柯南特在教育上特别重视公立学校的教育及师资的培训与遴选，并强调天才教育，以便为美国培养大批优秀的国防及经济人才。

备注2："郁金香狂潮"是经济活动特别是股票市场上投机造成股价暴涨暴跌的代名词，起源于荷兰，当时人们投机郁金香，结果产量太高导致暴跌，整个荷兰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