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大众化趋势----略论21世纪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向

疯狂滴石头

纪录片的大众化趋势----略论21世纪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向

关大我　于  珧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0421/50422/3528125.html

在当代大众文化领军的电视文化景观下，纪录片制作呈现出强劲的大众化发展趋势，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所谓新纪录片运动发轫至今，其文化取向经历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消解与融合的演化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启蒙与娱乐、教化与审美的顾此失彼中彷徨迷惘。21世纪中国纪录片将何去何从成为今天业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精英”纪录片与“大众”电视文化的“中国因缘”

　　溯本求源，纪录片原本是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影像文献，它不以观赏和消遣为主要目的，而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这种看法毫不隐讳地彪炳着纪录片的精英文化品位。尽管国内也不乏《布达拉宫》、《德拉姆——茶马古道》这样的院线制作，但今天的中国，纪录片最大的载体仍然是广播电视这一大众媒介。电视媒体最浅表的作用就是传播资讯和休闲娱乐，深层次的作用才是审美与启蒙。以“精英”的态势来创作纪录片，以“大众”的品位被摆上电视柜台，电视先天的“大众”属性，主宰着原本自诩为“精英”的纪录片品貌，“门不当户不对”自然是一个令人尴尬而无奈的宿命。

　　脱胎于特定时期政治宣传与“教化”的纪录片（专题片）转世之后，正逢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炽热鼎盛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想与纪录片原始精神的邂逅，使纪录片无疑成为了那些知识分子张扬“精英文化”的有力载体，启蒙与审美也成了纪录片责无旁贷的主要职责。20世纪90年代初，纪录片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上海电视台1993年创办的《纪录片编辑室》曾经创下36%的收视率，甚至比电视剧还要火爆。同年开播的纪录片栏目还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标识流传甚广。随着这两个栏目的走红，纪录片栏目在全国各个省级电视台落地开花，一时间蔚为壮观。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电视台逐步走向商业化，纪录片创作也逐渐走向衰落。尽管至今仍有个别纪录片精品还不失时机地“灵光”乍现，但从中央到地方，纪录片节目的收视率还是一路狂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败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商品拜物教”亵渎了艺术的“灵韵”，精英纪录片在落寞中沉寂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大众纪录片的喧哗与躁动。21世纪，中国纪录片脱下“精英”的桎梏，一身轻松地与“大众”电视缔结了“中国因缘”，将以新的品貌蓄势待发。

　　二、 “启蒙与娱乐”——大众化纪录片的不二法门

　　纪录片是一个高端知识市场的产物。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缺乏占有纪录片市场主要份额的中产阶级受众阶层，所以纪录片的失宠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我们应该放弃纪录片，放弃“小众”服务，放弃“大众”启蒙的借口。

　　今天，纪录片“精英文化”理念在当下纪录片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如今，纪录片的各项创作指标要随着电视观众胃口的变化而变化，一时间，迎合“大众”口味的“市场化”创作途径又成为振兴中国纪录片的不二法门。如何在娱乐中达到启蒙的目的成为当下纪录片的创作主旨。一方面国产纪录片青黄不接，而另一方面，以美国“国家地理影片”、“Discovery频道”为代表的国外电视纪实节目在中国电视市场节节胜利。  “Discovery频道”六七年前开始进入中国，目前国内有50多家电视台播出该频道的电视节目，节目VCD在全国已经卖出了100多万份。2002年引进的《国家地理杂志》的姊妹媒体“国家地理影片”的VCD上市一周就销出了10万份。这样一组数字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纪录片市场并非无人问津，而是大有潜力可挖。为什么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整合中国纪录片创作观念，建立有机的中国纪录片市场，最终才能达到良性制播循环的目的。

　　娱乐性因素不应被轻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娱乐性、人文的启蒙性与纪录片所坚持的真实性原则是相互矛盾的，娱乐性在深层次上的理解应当是审美性的，表现在纪录片创作上应当是叙事策略上的问题。1985年法籍犹太人莱兹曼制作的《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就采用一些虚构手段和叙事策略开启了“新纪录电影”的创作风格。今天，这类探索和研究型的纪录片制作模式已经为多数电视节目制作媒体所接受，并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演化和发展着。

　　将娱乐与启蒙进行良好的嫁接，是纪录片既不辱使命又能赢得观众的两全之策。故事化叙事策略加之多种电视手段的应用，只有如此，纪录片才可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在央视2002年第四季度观众综合指标调查报告中，“观众流动率”这项指标的第一名被央视科教频道每晚8：30的《探索·发现》夺得。在栏目满意度的总排名中，开播不到两年的《探索·发现》一直高居前十名左右。《探索·发现》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拍观众喜欢的纪录片。《探索·发现》对所谓娱乐化纪录片的解释是，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内容用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利用所有可能的电视手段进行表现。比如用搬演的手法完成历史的重现，加之相关人物的访谈，动画特技，表现手法甚至比故事片更加充分，更加“无边界”。

　　纪录片大众化是否等于无原则的世俗化、媚俗化？这一直是人们忧虑的症结所在，纪录片“为市场而市场”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娱乐化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三、“教化与审美”的大众化纪录片

　　当纪录片脱下其“贵族”的外衣，换上世俗化的新外套时，人们开始担心他的“血统”是否依然纯正，他的“出身”是否依然高贵，“戏说”等娱乐化油彩是否有损纪录片素描般“文献性”的权威，这并非是纪录片落魄的遗老遗少们顿足捶胸般的顾影自怜。纪录片是否还能肩负起教化与审美的使命？以收视率论英雄的市场标尺能否适得其行？纪录片又陷入两难的境地。

　　从某种角度分析，栏目的收视率与栏目的质量以及栏目对社会的贡献并不完全成正比，一些收视率不高的节目常常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一些代表了精英式的文化思考的节目难以做到雅俗共赏，却负担着对整个社会文明的引导作用。我们除了对观众的逢迎之外，还需要对观众进行引导和培养。一个垄断性和公益性国家的主流媒体无疑应当担负起改造和完善社会职责的功能。

　　在娱乐化、市场化的兴奋剂的支撑下，我们的纪录片还能跑多远？以市场论输赢我们将会输掉些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将是负载教化与审美使命的媒体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娱乐与“教化”作为主流媒体传播的主要元素，体现在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各类节目中。其中，娱乐的元素在当今中国内地的电视节目中更显现出强大的走势。以往，国家主流媒体在这两点之间往往会侧重“教化”一方，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每一类节目的最强音。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所带来的大众文化浪潮，使娱乐因素取代“教化”因素，这是一种必然现象。然而，将娱乐定位为媚俗，不难想象，主流媒体成为文化与精神家园的梦想与现实即将离我们远去。

　　大众文化的平台在显现出强大生命活力的同时，助长了大众文化的娱乐因素，也在其中消解掉了审美与启蒙的使命。审美与启蒙作为人文精神元素在大众文化场景中的黯然退场，并非是与娱乐、“教化”之间绝对矛盾的不可调和的结果。雅俗共赏和寓教于乐曾经是、现在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制约的环境下也并非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

　　西方的社会性审美教育与理性启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的话时间还要更长。相比之下，我国的现代理性启蒙与社会性审美教育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时间是较短的，因此作为“市民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在这种状况下的大众性更多地代表着社会结构中的普通大众，或者说我国社会的主流阶层仍然为较低收入和初中级教育的基层大众。这种情况与以中产阶级为主流阶层的西方社会有着一定的差别，因此我国媒体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就更倾向于世俗化的大众趣味。

　　如何使我国在21世纪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最终将要在人才培养以及良好的社会进步中来实现。这其中，媒体与专门化的教育机构一样肩负着使命。因此在市场化的商业利润的追求中，媒体不可回避全民的文化启蒙与审美启蒙的责任。从另一方面上讲，媒体与受众存在更大层面上的互动性——媒体一方面需要迎合受众的诉求，同时媒体也在建构受众的审美趣味与文化品位。这里所言的“建构”，并非是以往政教化的宣传片模式，而是在娱乐性、审美性、教化性、启蒙性上寻找一种平衡的结构关系，最终实现社会进步与社会文明的理想。

　　21世纪的纪录片集娱乐性、审美性、教化性与启蒙性于一身，走上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之路并非是一件做不到的事，而是大势所趋。

　　
注：关大我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教授
于  珧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