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录片编辑室》想开去

梦的轻波

作者：王小平
来源：纪录·中国 http://www.chinadocu.com
2003-9-28 11:03:42      


        1993年2月，上海电视台八频道每周一晚上在黄金时间，推出了一挡新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在全国电视界第一个公开亮出纪录片栏目的旗帜。由于一批讲述城市平民普通生活的作品播出，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可以说是一夜走红，收视率有时压过新闻、压过电视剧，成为一种电视时髦和文化新视点。后来，京城有了准纪录片栏目《生活空间》，上海也另有了《东视纪录片》和《寻常人家》，各地电视台也纷纷推出了以纪录片命名的栏目。再后来，纪录片不知怎么就冷了下来，全国纪录片人开大会时一副人气溃散的模样。终于，媒体又开始讨论起“中国新纪录运动怎么啦”？反思和思索中自然少不了《纪录片编辑室》这一篇。于是常有记者电话来约采访的，甚至还有从加拿大某报纸打来的，想想三言二语也说不清，一般的也就都推掉了，这里就一并道个歉了。

上海电视台保持着二十个人左右的专业创作队伍，每周40分钟，每年52期的节目基本上都是自己拍摄的，也不断地拿过几个国际大奖、国际提名奖，今天《纪录片编辑室》还是上海台的一个名牌栏目，收视率在三四十个自制节目中的前七八位。《纪录片编辑室》的沉沉浮浮，破壁和突围、焦虑和无奈，引起的几次大讨论，也确实是够典型的，可以说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一个侧影。因此，回顾一下《纪录片编辑室》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看看它今天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明天又可能有怎样的走法，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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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车里碰撞出来的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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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在去苏州东山的路上，在一辆中型面包车里，我和汪求实、姜招武、余永锦、徐之浩等几人坐在车的后二排，那是1992年的夏天，电视里正在播出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们科室的氛围也比较“热”－头脑发热，大家坐在车里七嘴八舌地讨论、争论，主要话题是想求变，怎么变法？最后意见比较一致，是要开个纪录片栏目。去的路上将这想法坚定了，回来的路上则讨论如何实现。首要的问题是谁去说服部领导刘景琦。刘老爷子在部里还是有相当威严的，我们都不去，怕把握不大，被他骂出来，想来想去一致认为只有章焜华去跟刘老爷子谈有可能，他们是同学，资格上是同辈的。星期一一上班，就甜言蜜语地哄着章老师去同刘主任提，我们七八个人聚在大办公室等消息。没想到，一会工夫章老师领着刘主任一起来到大办公室，一进门隔老远，刘老爷子就大嗓门的说：王小平，听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我想，坏了，章老师还是怕啊，又推回到我们这边来了。谈就谈，豁出去了！

刘主任倒也没斥责我们为胡思乱想，只是比较担心背上栏目后会为每一期的节目源疲于奔命，因而持反对意见。大办公室里围着一大堆人，从我们两人对话倒集体大讨论，最后，刘主任挺民主的放下一句话：“你们先拿个方案吧。”我们都挺兴奋，这就是说有可能啦！不久，老科长余永锦因公到美国半年，汪求实任科长着手酝酿方案。思路渐渐明晰：纪录片栏目可能要一定的长度，才能容纳下一定的篇幅，内容是要发挥我们已经开始了的关注普通人命运的特长，形式上纪实，反对虚假。汪求实腰咬牙，设奖四百元征集栏目名称。最后是章焜华中标，他拿出来的几个名称中有“纪录片编辑部”，我们都感到挺好，平平实实又明白无误，只是“部”大了一点，还是谦虚一点，还是谦虚一些，最后就定下了为《纪录片编辑室》。是栏目就要有主持人，大家认为主持人应是有资历的成熟的男性记者，我说楼下译制部有一个演员名字叫不上，每天来来去去面熟，外形上倒是可能符合这样的定位，他就是刘家桢，从那时一直到今天就是《纪录片编辑室》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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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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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上视纪录片的创作队伍是相当整齐的，那时已有电视外宣的概念，又因上海开风之先搞两年一次的国际电视节，台里便有意抽调一些有资历有才干的编辑记者做主要用以对外交流的节目，就有了我们这个部－对外部，后来叫国际部。台里进的第一个研究生、第二个研究生、第三个研究生也都分配到了这里。

老编辑中，有60年代大学生，后来长期从事新闻的王文黎、章焜华，王文黎是后来极轰动的作品《毛毛告状》的导演，章焜华的获奖作品更多一些，《半个世纪的乡恋》、《回到祖先的土地》等等。中间一层有从越南战场下来爱读哲学书的老夫子宋继昌，有当过工人的、农民、教室的汪求实、冯乔、江宁，年轻一些的有才女子王蔚和柳遐。摄影记者中有老一辈拍胶片出身的摄影朱盾、赵书敬、祁鸣，有台里公认技术最好的摄影陈正才、汤炯铭、余永锦，有部队记者出身的李晓。后来这些人，差不多都有一部或者几部获国内大奖或国际大奖的作品。这是一支今天看来在中国也仍然难以找到的、整齐的创作集体。《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的产生和成功并非偶然。

我十分怀念那时我们集体的创作氛围。每个导演每次外出拍摄，回来就同摄影一起看素材，讨论乃至争论。边上总会围着同事们一起参与分析。到了上班时间，办公室里总还会有人留下来，交流社会上发生的新闻，高声发表个人的看法。每个月会有一次看片评比，大家无计名打分，选出一、二、三等。记得是我到上海台工作不久，一部小片子《角于沙龙》在科里评比为第一名，让我激动了好久，也可见业务空气很好，并不搞论资排辈，只鼓励出好作品。最难得那时台里对我们也很宽松，给我们最好的设备，却不太对我们搞指令性人物计划。台领导很客气，会记住老资格编辑记者的生日，送个大蛋糕慰问一下。但对我们正在拍什么，怎么拍却从来不干涉。

那时候我们这个集体思想活跃，人人都很“热”。拍纪录片也比较简单，只要自己有所感悟、有所冲动，大伙在一起讨论觉得有戏，或是有意思，就去拍了。

科里唯一的看片间里的一台看片机，从来就关不掉，谁找到一部好作品，像《巴卡，丛林中的人们》、《信守诺言》、《大地之心》、《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等等，大家会一遍一遍地分析。李晓竟将有的作品的每个镜头的长度都记了下来，像画一张解剖图似的。那是个痴迷纪录片的年代，也是个纯粹的年代。这些人一个个经过“文革”、经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有社会责任心的一群，而且都特有自己的想法，相信纪录片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工作，相信纪实的方式最能反映我们生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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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电视剧还好看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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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后来会那么轰动，那么热，完全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观众会说我们的作品比电视剧还好看，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993年夏天，王文黎手上正在拍外来民工（那时就关注民工这个群体，可见当时我们的导演是很敏锐的）。冯乔告诉王文黎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太太单位同事的邻居，是个腿有残疾的男青年，被一个外来妹告上了法庭，要他承认是孩子的父亲。这个身世不明的孩子，还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叫毛毛。外来妹大热天带着小毛毛住在街道招待所里，身无分文，在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坚持着这场要讨个说法的官司。王文黎的纪录片就从这里介入，拍下了曲曲折折的案件发展和结局，也拍下了这里的一个饱含普通人辛酸的故事。串连形式就以王文黎作为调查和纪录的记者身份来一段段叙述。取名《毛毛告状》。《毛毛告状》分上、下集，在栏目作两次播出。上集讲到男方和女方的态度，小孩亲子鉴定的结果，以及回顾了两人从前的交往和分手，就停了下来。告诉观众时间的关系，这个故事的进展和最后的结局要下周一晚上再播出。没想到播出的收视率到了第一位，从未有过这样，比电视剧和新闻都要高许多。街上认识不认识的，都在讨论毛毛的故事，电梯里认识不认识的都在猜测这故事的结果。那时候，电视纪录片的概念还未像今天这样为大家所接受（在这以前中国习惯称“专题片”），所以，不明白的说，“那个《毛毛告状》的电视剧真好看，我看的眼泪直掉”，明白一些的说“那个《毛毛告状》比电视剧还好看，头一次看到电视里放这样真实的东西”。栏目推出之初，轰动的作品，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的还有一批。专业圈子里评价比较好的，当年还有江宁的《上海最后的三轮车》，含情脉脉的视线给予了几位上海普通老工人，给了上海发展中必然会渐渐消失的一抹晚霞，后来我们有机会大量看到外国纪录片了，才知道原来也是纪录片的一大种类。1993年上海刚开始“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到处都是大工厂，成都路高架尚在动迁阶段，一个老市中心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要为新规划的立体高速公路让道，房子这个上海人本来就是最敏感的问题，会在大动迁中显得更敏感，章焜华和朱盾这两位资深电视人搭档，跑进了一户户成都路沿线的普通人的小矮房里，记录下了一幕幕人间戏剧。《大动迁》后来在栏目中分两集播出，因为涉及的内容本身牵动上海市民的心，收视率也是直升。

《纪录片编辑室》每周一期，每年52期，上面举的这些作品其实在中间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一半。当时我们对作品的状况大致有一个预期：三分之一为精品，是精心策划，精心制作，要求是在好故事之外还要有“意味”的，要自己真的心有所动，播出后能让观众也心有所动的，要自己真的心有所动，播出后能让观众也心有所动的；三分之一内容贴近观众但制作粗一些快一些，另三分之一是以能播出为标准，内容和制作都一般化的。1993年、1994年的实践结果也是基本如此。为什么栏目创立之初，这样结构的节目能始终有个比较好的收视率呢？其实，这同当时我国电视界纪实类节目总体还处在不成熟阶段有关。那是差不多还没有新闻类有深度的栏目，我们的一些小纪录片本身只是一个深度新闻专题，那时别的纪实类栏目也少，老百姓忽然看到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讲述他们自己或者他们身边故事的栏目，拍的粗糙些也不计较（纪录片不纪录片谁管？观众只是选择想看的东西）。今天，在惊呼“中国纪录片怎么了”时，有多少人能冷静地想一想，1993年、1994年《纪录片编辑室》的百分之三十几的收视率是个奇迹，是可遇不可求，是中国电视某个阶段的特例？但这就是事实。后来，你那个讲述普通人命运故事的拍片原则，许多节目都接受了；你那个“跟踪跟踪在跟踪”长镜头同期声，人家也很快会运用，你那个用一个编导做出镜头记者现场串连电视里也不再少见，还衍生出许多其他的纪实节目，像上海台法制类《案件聚焦》栏目。许多新闻节目、文化文艺节目也都一哄而上，用纪实手法，不打灯光，镜头摇摇晃晃就进来了。

到现在，中国的纪实类节目已经形成格局了，新闻类专题栏目、纪实类专题栏目不少办的也很好的，像《社会经纬》、《新闻调查》、《新闻观察》、《案件聚焦》等等，纪录片收视率自然回到了它的一个常态位置上。除非我们不做纪录片，不吃这碗饭，不然有什么好伤心难过想不通的？倒是纪录片如何尽快走出它的初级阶段，走向它真正的自觉阶段、成熟阶段，这才是比较紧迫的问题。突围的尝试也曾有过几次，很难说是成功的。但有时，不付出学费你又怎么能学到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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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和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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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怪，没太多人注意它，没太拿它当回事，顺其自然时，反而蓬蓬勃勃；一到各方关注，要求多多、期望多多、指责也多多时，就越来越难办，渐渐令其失去了精神，失去了活力。

1995年开始，《纪录片编辑室》开始走入了一个怪圈，到现在也还未能走出来。那时我已升任八频道副总监，大部分精力放在整体频道节目和节目管理上，中间断断续续的拍《远去的村庄》。有时回到纪录片办公室去，像回到了娘家，又亲切又放肆。还是围在一起高谈阔论，你一句我一句。我感到，大家的苦闷渐渐多了起来，总之一句话，方向不清了。

已有的高收视率第一个放不下，倒不是自己放不下，外界评价和上级管理层都放不下这收视率。如何让它总是高呢？说些个市民的家长里短，道些个不幸人的命运身世，确实仍然有效。但大的“蓬头”再也难起。第二个放不下的是“外宣”，纪录片又划到了“外宣”的旗下，要大家针对外国观众做纪录片，又一般假设外国观众是对中国一点不了解的那类。所以选题和制作上要积极的正面的浅显易懂的。上海两年一届的电视节，办在家门口，也已经大奖、提名奖的拿过若干，冲奖的纪录片也是必须做的。纪录片精品成了第三个“放不下”。所以有时去纪录片办公室，同事们就抱怨，他们不知听谁的，拍片越拍越不会拍了。部主任强调“外宣”，副主任强调收视率，制片人坚持搞的是纪录片。那时候，栏目主创人员也锐减，有的退休了，有的去了台外，有的被提拔为业务部门管理人员，拍片的机会少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开出了一个《纪录片20分钟》栏目，栏目的压力越来越重，栏目和纪录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十个手指捏田螺，什么都想要，怎么顾得过来呢？倒是吧把人给搞糊涂了。

其实，1995年以后，也还是有一些成功得作品得，像江宁辛苦了大半年，去三峡区域拍摄得系列片《三峡啊，三峡》，其中一集《家园》让我们较早得见到了三峡库区大移民得真实状况，播出后影响也比较大，章焜华《半个世纪得乡恋》，解开了一个韩国慰安妇半个世纪得辛酸血泪的一页，令人十分震撼。这两部片子都获得上海电视节提名。

然而背负着《纪录片编辑室》和《纪录片20分钟》两个栏目，背负着来自各方指令的诸多要求，纪录片是越来越难拍。大家对好片子的标准又不一致。获得国内国际奖项的，被认为“太学术化”。栏目为拉观众，有一段时间大拍“好心人帮可怜人”，报纸忍不住说《纪录片编辑室》是在大搞“城市悲情”。上海城市建设“三年大变样”，领导方面的意见是纪录片要在反映上海建设成就上加大力度，但多数片子急功近利，拍的并不成功，太硬太空，播掉也播掉了，几头不靠。

纪录片这一群人其实也一直在想着突围。分成两个栏目，也可以说是一次突围的尝试，原意也是想20分钟搞短平快的指令性节目，40分钟栏目多播点有内容的纪录片，搞了一年搞不下去了，又重新合并，人马又集中回来搞《纪录片编辑室》。另外一次突围是在1997年，受“城市悲清”批评的刺激，又受到那年北京《周恩来外交风云录》成功的启示，计划搞一点大手笔的作品。后来艰艰难难的产生了十五集的系列片《走进非洲》。另一部大系列《共和国大使回忆录》，艰艰难难的搞了二年，估计最近该完成播出了。也是在1997年计划中的《回到祖先的土地》（章焜华编导），1999年获得亚广联大奖；另一部讲述犹太人流亡上海的纪录片《流亡上海》，因为出国报批手续不顺，拖了很久才完成。后来播出三集，其中一集获2000年全国纪录片学术奖。报纸又不干了，这一次指责我们是“《纪录片编辑室》还能离我们多远？”

突围来突围去，也仍在原地打围，《纪录片编辑室》仍在栏目和作品、收视率和纪录片艺术、指令性要求和其本身制作规律的诸多矛盾中绕圈，没有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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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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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钱？缺人？曾经也这样想过，但作过一些调整后发现并不解决问题。多次碰壁苦苦思索后，终于发现问题是我们制作观念上没有变化，是我们运行机制的创新没有跟上。“逆水行周，不进则退”。本来，中国新纪录运动就是改革开放大时代的产物，本来纪录片栏目的产生就是电视“求变”的结果。“神话”已经结束，我们需要理性思维。

记得1993年学术界曾热烈展开过“什么是专题片，什么是纪录片”的讨论。今天是否应再次讨论“什么是纪录片”呢？为什么许多人回到家热情地收看美国探索频道的“白浪探险”、“医学探险”，缺要批评《纪录片编辑室》到非洲、到南极去拍片？可美国探索频道明明是个专业纪录片频道。为什么不少台热情地引进BBC的历史长片、野生动物片和美国地理杂志的环境片，却并不对中国纪录片中尚有许多空白点而感到危机？我们曾经从“讲述身边百姓故事”出发，但不能把这定义为纪录片的全部。再来大讨论“什么是纪录片”实在是没有必要。纪录片是那么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观众又有那么多方面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要把路越走越窄呢？

在生产方式上，我们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制片人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纪录片制作机制的核心是制片人制。不论是电视台还是独立制作公司，制片人管策划、确定项目、找资金、定导演、定成本，制片人对最后的成片质量和经济效益负责，导演只对艺术负责。我们的制片人更像个科组长，在经费运作和选题立项上都没有自主权。一层层惯的人太多，制片人最后就成了个上传下达的角色。导演的怨言也很多，想起你是纪录片时就用纪录片的标准来要求你，不想到你是纪录片时，就把你当应景文章来要求。现在开始讲成本核算了，又要导演自己去面对经费压力。我们渐渐丧失了一种精神，一种好纪录片导演应具备、应坚持的精神，那种个人独立的思维，那种个人独特的对周围世界的敏感和责任心。拍片不再是生命的需要，不再有冲动，不再有激情，只剩下为工作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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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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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业的环境这几年已有很大的变化。电视剧从10年前互相交换几十元一集到现在渐渐形成市场，按质论价，制作公司优胜劣汰。数字化新技术、网络时代新经济、制播分离、WTO前景、使电视制作机制日渐活跃和多样化，最终形成市场，也是迟早的事情。“中国新纪录片运动走了10年，是不是该在如何良性运作方面成熟一点？

国外电视中的纪录片大致有两种：一是专业的纪录片频道，美国有“历史频道”、“地理杂志频道”、“探索频道”，欧洲有法国的“艺术频道”等等；另一种是电视台有纪录片栏目，像美国公共电视台，日本NHK、英国BBC等。内容上一类是新闻杂志型，像“六十分钟”、“四十八小时”、像BBC的“大广角”，除此之外，可以说纪录片内容是保罗万象的，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科学和经济，运用纪实手法的，有一定长度和内容深度，有导演个人艺术风格的，都是纪录片。制作方式上也有两种，一种是大量的委约外制，美国几大纪录片频道80％以上的作品是这样制作的，有制作公司拿着策划方案上门的，也有电视台有了计划对外委托制作的。一来二去，信誉好有专业水准的，成了一些长期联系的制作单位，但新人也常有机会。另一种是自己制作，除了新闻类纪录片大多自己制作外，BBC、NHK和许多大台也自己制作其他各类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不仅到处拿奖代表了大台的制作实力和权威性，更是这些台“生财有道”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有纪录片部，有很强的策划人、制片人、导演、摄影常常是项目定下来后外请，但电视台有很好的技术部，专门提供各类适合纪录片拍摄需要的设备器材。不论是那一种制作方法：委托外制还是自制，纪录片的投入都很大，一般国内一小时为10万美元，海外制作一小时为50万至100万美金。这么大的制作成本怎么回收？靠规模化制作，靠市场化经营，靠纪录片多次多地甚至是长时间的卖片价值。也有的到别的市场上去包频道、包时段播出。

我们纪录片要想从目前制作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从怪圈突围出来，就要向国外纪录片比较成熟的制作体系学习，按不同的功能要求分开来，做的单纯一些，符合规律一些。有条件的台可以搞新闻纪录性纪录片栏目，像“六十分钟”、“四十八小时”那样的，专门针对本地观众，观众特别关注的焦点、难点，有深度、有时效，是肯定有高收视率的。但卖片呀，冲国际奖呀，外宣呀就不要强加给这种纪录片人做了，太难为他们了，也做不好。新闻类之外，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纪录片的天地，电视台要搞，就拿出好策划，找到好制片人，找到投资人，找准市场。什么时候国内纪录片制作分类明确、分工明确，真实按制作规律办事，“中国新纪录运动”才能真正走出了幼稚期，走向了成熟。

200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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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摘自中国名牌电视栏目丛书之《目击纪录片编辑室－告诉你真实的故事》（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出版）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