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研究中的一条关键性史料的阐述

柴禾妞

棠邑书生


以下轉貼南京大學魯國堯先生在貴州方言學會上的學術報告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对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研究中的一条关键性史料的阐述


§1 通语的问题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汉语史上，却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如果说，先秦的“雅言”是通语，那么汉语至少有二千多年的通语史。汉语通语史的重大特点是两千多年来其基础方言的多次变动。即以明代（1368－1644）而论，明代的通语叫做“官话”。海外汉学界往往将周德清《中原音韵》所反映的“中原之音”称为“早期官话”，我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985年）一文中就指出：“‘官话’一词在元代尚未出现。”十余年来，我留心收集“官话”的文献书证，迄今尚未发现明代以前的真正用例。
§2 作为明代通语的“官话”，其情况如何？如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于此可以推知官话与乡语相对，但是明清中土文献缺乏对“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状况的叙述、描写。“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应该利用外国人士的著作，这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该书说：“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方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的方言了。……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页30）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清楚、明确多了。大概是中国文士身在此中，习焉而不觉其可贵；而外国来客，最为敏感的就是语言，故详加记述。
§3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学术界最初主张北京方言说。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云：“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拙文指出：“《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4 《利玛窦中国札记》：“（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神父……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页378）“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页383）“正在此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页384）“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页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页391）后来利玛窦、庞迪我及其同伴到达了北京，“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正确地写中国字。有这两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页471－472）（尧按，请注意：该书没有说“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北京话”！）后来为了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利玛窦墓地，连连奔走于官府，到众多的大官僚处走后门、拉关系，全靠庞迪我，如果他的中国话不娴熟怎能成功？可以再举一条史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翻译者、增补者金尼阁后来著《西儒耳目资》，此书被当时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赞为“千古所未发”的奇书，在今日看来，它确是汉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金尼阁在天启六年即1626年写的“自序”，述及此书的撰作，他表示谦虚：“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老朋而已。”金尼阁所推许的三位泰西汉语学者即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他按中国人的习俗，称字表敬。从金尼阁的话可见庞迪我的中国话的水平和中国语学的水平后来都很高，成了《西儒耳目资》的先驱者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10年耶稣会中国教团监督利玛窦死于北京，庞迪我任代理监督，即向明神宗申请墓地，“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页618）奏疏中有这几句话：“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路，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朝廷。”（页618－619）我们不禁要问：“庞迪我说的‘另外三个同伴’是谁？”，前面的引文中已经讲明两个了，即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钟鸣仁这个人物多次出现。一同晋京的还有谁呢？看来就是这个太监送给外国传教士的礼物，即“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两个洋人中，尤其需要学习中国话的是新来的庞迪我，利玛窦已经会说中国话了，他必然也会自觉地教庞迪我的中国话，可是若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话的教师，利玛窦无论如何总是不适宜的，他会有自知之明，应该由中国人担任教师！赴北京的途中起初只有两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钟鸣仁和游文辉何许人也，请读该书前面的叙述：“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苏会作为修士。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 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的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页317）于是我们清楚了：利玛窦、庞迪我和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搭太监的马船从南京出发经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的途中，教庞迪我中国话的任务主要由钟鸣仁、游文辉承担，不过此二人是澳门人，而且是葡化的澳门人，这样的中国话教师显然也是不够格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太监当然是操的地道中国话，在与传教士结伴的长途旅行中自然对庞迪我学汉语的尴尬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先回北京，扔下了传教士们，为了表示歉意，投传教士之所好，知道传教士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必然也就是最贵重的，于是太监送了个“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从临清以后，这男孩就成了这个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了。他“不负重托”，果然使“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洋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一直在北京深宫的操道地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这在今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
§5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的这一段史实实在太发人深省了！短短52字迫使人不能不提出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假说。我的旧文云：“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
§6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中译本是根据Louis J. Gallagher译自金尼阁的拉丁文的英译本。“中译者译言”云：“（《利玛窦札记》）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他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1942年德礼贤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页2－4）于此可见：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对勘往往有重要学术意义。
§7 杨福绵教授长篇论文《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述及太监将南京男孩送给庞迪我让他学“纯粹的南京话”这一段时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这一段记事是译自由金尼阁改订出版的《利马窦中国传教史》而不是译自利氏意大利原文。这一段记事的原文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孩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 bene［la］ 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金尼阁把利玛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达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页70，商务印书馆，1995年）杨福绵教授本人是耶稣会士，到过梵蒂冈，他懂意大利文，能读到、能读懂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或其印本。杨福绵先生长文中翻译的利玛窦原稿的一段话的根据是Pasquale M. D’Elia（德礼贤神父）所编的Fonti Ricciani（《利玛窦全集》），杨先生的译文当为可信，他的论断也当为可信。
前面已经讲过，《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跟利玛窦意大利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改动，有增补。在叙述太监送给耶稣会士南京男孩的目的时，金尼阁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改动，但是不管无意、有意，这一更动却泄漏了“天机”。
§8 李思敬先生极为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关于明代官话的珍贵资料。他在1997年应我之请为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补写的“提要”说：“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索。这些关键性材料是：一、当时除各地方言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二、‘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三、利玛窦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本文推断：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的内在联系。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确定性的，根据这些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关键性”的观点：
◇ 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的“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拉丁文本的“纯粹的南京话”
◇ 让西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的是什么人？是太监！太监是什么人？皇帝身边的仆役。众所周知，太监自幼即净身入宫，那么太监操什么话？按照今人通常的理解，太监说的不是北京话是什么？可是那太监却叫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即标准的中国话！
◇ 利玛窦、庞迪我、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是在1600年（万历28年）5月18日从南京启程的。（页384）太监向利玛窦、庞迪我赠送南京男孩就在这一年。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五人抵达北京。（页402）请注意，明朝亡于1644年，《利玛窦中国札记》泄漏的有关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天机”时值明代末年，那么整个明代汉语通语的情况可知矣！
◇ 研究语言史当然应该重视语言的本体研究，但是语言本体的资料对语言史的研究未必能提供所有的，或者足够的信息。而且，就汉语语言史而言，它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语言史也应该重视有关语言史的文史资料的研究。“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条关键性的史料其价值完全可以超过上千字的对语言材料的分析，我认为，“文史语言学”值得大力提倡！1600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给传教士的目的，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拉丁文本的对勘后发现差异，对此主张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非南京话的学者却回避不予讨论，这令人不免有点遗憾。     
03/07/18



[此贴子已经被棠邑书生于2003-7-30 9:42:20编辑过]
----------------------------------------------
天空是藍色的，鳥在其間飛。
  


--------------------------------------------------------------------------------
  发贴时间： 2003-7-30 9:42:20     


  


水電工2     
  
  
  等级：大师
  注册：2002-8-21
  文章：4695
  鉴定：保密
  

2楼         

--------------------------------------------------------------------------------
  
《太祖實錄》卷九十八：“是月(三月；洪武八年/1375
A.D.)《洪武正韻》成。初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
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風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
之”。
沈寵綏《度曲須知》云：“迨後填詞家竟工南曲，而登
歌者亦尚南音，......盡反《中原》之音，而一祖《洪
武正韻》焉”。
另有“北准《中原》，南尊《洪武》之說”。

Artvine

看看港劇楊小樓演明代太監的口白，分明不對，那時R音哪那發？

暮鴉

「初，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風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
之」

的確這是個問題。中原音韻，亦說自己是中原正音，但與洪武正韻的分韻有差異。

況且，說舊韻起於江左，分明是就是錯的了。切韻的編者，分明是河南陸。而很多人都以顏說爲據，認爲這個音系就是金陵與洛下的綜合音系，但切韻的音系又分明與顏註漢書的反切體系不盡一致。

呵呵。可見這個問題還很深奧呢。

我傾向認爲，客家話纔該是明代的雅言的主要強勢方言。理由嗎，我哪天把文章發上來吧。不算是證明，衹是一個推測而已。

暮鴉

呵呵，剛發現一點，「官話」的註音是「Quonhoa」。官字的發音與客家話、廣州話、南昌話更接近呢。而與洪武正韻的分韻，似乎並不一致，洪武正韻「寒刪」分立，但不是開合口的分立。

可見說官話以中原爲正音，在現在的方言地理分佈上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