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前言

湘里妹子

作者：刘凤泉 来源：http://blog.163.com/fengquanliu@ ... 91433660/2011-11-19 13:14:01   

选读古代文论的篇章，历来是学习研究古代文论的基本门径。自从上个世纪古代文论进入大学课堂以来，便有古代文论选一类著作问世，如程千帆的《文论要诠》，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随着这门课程的兴盛，这类著作更是异彩纷呈了。

也许有人觉得，这类著作接近于资料整理，还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实不然，资料的选择与解读，正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倘若连资料还没有弄通，那理论观点的阐发，理论体系的建构，又将从何谈起呢！常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代文论的学习研究，看来也要从选读文论开始啦！

选读古代文论，首先要突破语言的阻碍。古代文论篇章大多以文言写成，而五四以来废文言而用白话，读书人连思维方式也受到了影响。因此，读懂古代文论篇章，语言转换成为首要任务。别以为文言容易，甚至连专家也会出错呢。如明人钟惺《诗归序》有段话：“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这是批评公安派标新立异而流于俚俗的。而有人却翻译为：“让走捷径的人来矫正这个毛病，必然在古人之外，自己制作一人的诗表现与众不同，而它的与众不同，又都是模仿古诗中险韵僻字，而不效法古诗中的通俗辞句，这怎么能使学古诗的人心服！”竟陵派欲矫正公安派之俚俗，怎么会批评他们“不效法古诗中的通俗辞句”，这里意思岂不是给完全弄反了吗？问题出在“不则”。“不则”是虚词，词义为不只、不止，而译者望文生义，将它译为“不效法”，真是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至于名词故实，稍有疏忽也会铸成错误。如初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有句话：“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正始是曹魏齐王芳年号，正始之音指曹魏后期以阮籍、嵇康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意思是说东方虬的《咏孤桐篇》颇有正始文学的风格，而正始文学尚有建安文学的余韵，建安诗人地下有知见此自然也可以感到欣慰了。可是，一部流行教材却这样解释道：“正始之音，指《国风》的优良传统。《毛诗序》云：‘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正义》云：‘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说曹魏齐王芳年号出自《毛诗序》倒不算错，说正始之音是《国风》的优良传统，便显然有些张冠李戴了。由此可见，正确的解释，准确的翻译，对于读懂古代文论篇章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选读古代文论，关键是领会文章的义理。古人发表看法，有其思想精神，脱离思想精神，便难以准确理解古人。譬如，庄子论“道不可言”，他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这是说书不可贵，语也不可贵。那么，“意”是否可贵？“意之所随者”又是什么？有人解释说：“随，存在。这句说，意是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是不能用语言来传达的。”可是，翻遍辞书也找不到“随”有“存在”的义项。如果把“意”理解为存在，那么，“书”是不是存在？“语”是不是存在？为什么“意”就不可以言传？这个理解与庄子的思想精神何啻天壤之别！其实，“意有所随”，乃如影随形。“意”如影子，“意之所随者”如形，说白了就是“道”。影子可贵吗？影子不可贵，自然“意”也不可贵；真正可贵的是“道”，而“道”是不可以言传的。当然，理解古人的思想又难以做到完全还原。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这自然渗透到对文章的理解中。譬如，鲁迅称：“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征之于《典论·论文》，实在言而有据。从创作主体言，他提出“文以气为主”，强调主体的精神个性；从作品文体言，他提出“文本同而末异”，指出文体的审美特征；从文学批评言，他提出“审己以度人”，确立文学批评的原则。这些文学自觉意识涵盖了文学活动的三个重要方面，难道还称不上是文学的自觉吗？至于有人指出“唯干著论”不属于文学，以此否定鲁迅的观点，那实在是皮相之论。当然也应该看到，对曹丕文学自觉的理解，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的思想背景下作出的，自然打上了时代的思想烙印。其实，文章的解读乃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在这种对话过程中，古代文论似乎也悄悄地发生着向现代的转化。

选读古代文论，更需要开阔理论的视野。开阔理论视野，就要不仅对文论篇章文学观点的理解，而且也要加深对文学思想发展和文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就文学思想发展而言，有大量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可供参考。一九二七年，陈中凡先生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随后有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朱维之等人也撰写了同类著作。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郭绍虞、刘大杰、黄海章、周勋初、敏泽、蔡钟翔、张少康、蔡镇楚等人均有著述，而顾易生等人编撰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尤以内容丰富而著称。选读古代文论，配合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必然能够加深对文学思想发展的认识。就文学理论体系而言，这方面研究尚是薄弱环节。透过纷纭复杂的文学观点，建构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从总体上把握古代文论，无疑是重要的研究任务。任务尽管艰巨，坚冰也在打破。如美籍华人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借鉴和改造了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理论框架，将古代文论分为六类，即形而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从整体把握古代文论，开始了对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林衡勋的《道·圣·文论》，则立足于中国文学思想实际，在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化的有机联系中，勾勒了古代文论道-圣-文的内在逻辑理路，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选读古代文论，同时也联系到理论体系的思考，必然能够加深对古代文论的整体把握。由此可见，选读古代文论原不是孤立地理解文论篇章，也需要开阔理论视野，加深对文学思想发展和文学理论体系的认识，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本书的编写，出于教学需要。每篇选文都有简介、正文、注释、译文、提示五部分。简介，简要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及著作的情况。正文，选有八十四篇文章，对较长选文采取了节录或选录的方式；选目首先考虑文章自身的理论价值，同时也考虑文学思想的发展线索。注释，有略有详，凡译文能够说明处，注释从略；凡译文未能说明处，作出详细注解。译文，主要采用直译，比对原文字句，不作多余补苴。提示，简要揭示文章要点，不作引申发挥，以免喧宾夺主。这样安排是否对读者有益，自然需要实践的检验。至于书中如有瑕疵或错误，则完全由编著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