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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
作者：李如龙
一、汉语方言的分区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
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从中国现代语言学兴起时就受到关注了.现在看到的最早为汉语方言区的是章太炎(1900:《訄书》),他是中国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转折发展中的大家,他的《新方言》是继承扬雄《方言》传统的两千年后的力作.稍后的黎锦熙,赵元任,李方桂等都为此做过努力.
为什么关于方言的分区会得到第一代语言家们的关注呢 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在悠久的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的征战,分合,流徙,移垦,却又未曾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反倒是诸多民族相互融合,民族间还形成了统一的书面共通语,然而在口语中则存在着品种繁多,差别巨大的方言.十里异音,一地多语的现象,随处可见.现代语言学从古代语文学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致力于现实生活的语言研究,学者自然要关注方言的研究.究竟汉语有多少种方言,这是人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这便是"方言研究必从分区开始"的道理.
然而殊异的方言区古已有之,何以先前就不关注呢 这便是学者们的主观意识所使然.汉代之后的语文学,以书面语为正,以古代语为雅,方言口语不过是粗鄙的俚俗,自不足论.没有学术观念的变革,人们是不会关注方言的. 经过百年的实践,随着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广泛和深入的开展,学者们对汉语方言的分区也进行了反复的修订,每次修订都标志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可见,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的思考和修正是方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为汉语方言分区,自然不只是为了回答"汉语有多少种方言"的问题,换言之,并非为分区而分区.方言之间有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差异,方言的分区是就方言差异进行比较和归类,这正是方言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基本任务.因此,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总结和检验. 有时,基于同样的方言事实,可以得出关于方言分区的不同结论,这是由于人们对于方言现象有不同的理解;也由于不同的语言的方言及其与通语的关系有不同的状况.例如差异多少才算是不同的方言,乃至算是不同的语言,这就必须结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地域的历史文化特点来考虑.可见,方言分区的研究,并不是纯粹的方言研究,还应该进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才能解决问题.
共时的方言差异总是语言的历史演变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语言的分化造成方言差异;方言差异以及分化后的方言创新经过整合形成了方言独特的系统;在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的共通语;通语一旦形成之后又对于各种方言施加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各方言之间由于强弱势的差异也会发生不同力度的相互作用;在通语和周边方言乃至外族语的影响之下,方言也会发生质变,——从古方言变为现代方言.凡此等等都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可见,研究方言差异和讨论方言分区,必须和历史语言学相结合.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必须和汉语史的研究相联系,相呼应,相促进.事实上,汉语方言差异和分区的研究已经为汉语史的研究付出了不少贡献.
除此以外,方言差异的比较,方言分区的研究还必须和语言教育,应用语言学结合起来,以实现它的应用价值.五十年代的方言普查的直接目标有二,一是调查方言的差异和特点,摸清方言的分区和分布,一是找出方言差异,方言特征和通语的对应规律,编写学习普通话手册,为教学和推广普通话服务.现在看来,由于整个语言学界对于应用研究的忽视,这些年来后一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但是初步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发.实际上按照不同方言区的特点不但可以设计出不同的普及普通话的方案,还应该设计出整套语言普及教育和规范教育以及制定适当的语言政策的方案.在这方面,方言学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关于方言分区的研究是很有实用意义的.
由此看来,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历来为语言学家所注目,这是有深刻的学术理念和社会原因的.研究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不但是汉语方言学的基本任务,对于汉语史,汉语语言学以及汉语应用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二、汉语方言的分区的原则
1. 要注重考察方言与通语的不同关系
为汉语方言分区,最重要的固然是对诸多方言的差异进行科学而细致的比较,提取各方言的主要特征,然而却不能就方言论方言,而应该在方言的整体的本质特征上有充分的考虑.长期以来关于方言分区的研究普遍忽略了这一点.
2.什么是方言的整体的本质特征呢？
方言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远古时期,并没有方言,各个部落都有分布在一起地域的方言,这时的方言也就是部落语言.只有诸多的部落形成了联盟,出现了民族共同体之后,各部落之间的交往才出现了共通语,这时部落语言就是真正的方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和通语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通语,也就无所谓方言.到了高度现代化的未来社会,统一的民族语言高度发展,方言差异逐臻消亡,个别残存的方言差异已经不能够构成系统,这种方言差异就真正下降为社会方言,和职业,文化,性别的差异相类似的现象,方言区的对立也就濒于消除了.如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可见,方言的整体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和共同语的对立.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民族共同语都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确实,共同语可以是异民族利用政治,经济的势力强行推行的,如早期的殖民者所做的那样,但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是各方言区的人协议筹建的.于是,不同的方言和通语之间就有了不同的差异和亲疏关系.作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方言和通语亲和力最强,差异小,相互交流和吸收也多,它们是嫡传的血亲,最具有特权.在其余的方言中,那些使用人口多,分布地域广的,又处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强势方言,它们具备保持相对独特性的资本,有时还会同通用语相抗衡.
民国初年制定"注音符号"时,吴语区的官员和学者鉴于吴语有全浊声母,就制定了一批浊声母的国音字母,改革开放之后的所谓"粤语北上",也是这种现象的表现.至于那些使用人口少,分布地域不广,又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方言,或者直接吸收通语的成分来改造自己,或者就近向强势方言靠拢,它们在语言竞争中是弱者,方言特点消磨得很快.
事实上,方言的整体(或者称为群体)和通语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整体.我们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应该包含着作为标准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和诸多的方言.在这个更大的整体中,通语和方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李荣先生曾经说过:"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这就是方言和通语的复杂的关系的概括.
通语就是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方言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但它又不断吸收着方言的成分来充实自己.方言和通语就是这样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转化,统一的关系.方言之间的种种差异都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展现出来,并且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异,互动,不断地调整,演变着的.在这个动态的变化中,通语的成分逐渐进入方言,方言的成分也不同程度地被通语接收.
从这样的整体的本质特征来考察方言差异和方言分区,我们显然应该把汉语的方言首先分成官话方言(作为通语的基础方言)和非官话方言两大类;在非官话方言中又应该按照与基础方言差异的大小分为近江方言和远江方言.所谓近江方言就是北部吴语和赣,湘,徽等方言,它们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和官话方言连片,接触多,受影响也大;所谓远江方言则是南部吴语和闽,客,粤诸方言,也可称为东南方言.它们显然与官话差异大. 这种分区法和罗杰瑞用10条标准把汉语方言分为南,北,中三大区是大体一致的.这不是偶合,而是用两种不同原则考察的结果的重合.正可以相互论证.
从这一点出发回顾历来为汉语方言新作的分区,五十年代之前把几种官话方言和其它非官话方言并列起来分区显然是不妥的.五十年代之后把官话作为一个大区与各种非官话并列是一大进步.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另立晋语与官话并列目前尚有争议,关键是要论证,晋语与其它官话方言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
2. 要兼顾纵向演变和横向作用对方言差异作整体的,系统的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汉语方言源远流长,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地方行政区划历代相因少有变动.加上语文方面,用表义的汉字作为构词材料,汉字的官音又具有极高权威,汉字的形音义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着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变化.于是用古藉中有限的关于古方言的零星记载乃至诗人们或宽或严的的用韵和现代方言作比较,长期以来在考虑方言分区时就形成了一种定式思路,以为现代方言都是从某个单一的古方言发展而来,方言差异的比较就只有一条路子:拿广韵系统作比较.
古代社会发展缓慢,汉语方言形成早,(大多已有千年的历史),后来也很保守,变化慢,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在数千年的中国史中,战乱不断,灾害频仍,一统的国家多次分裂,多个民族轮流主政,每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社会动荡和大规范的移民潮.各种汉语方言形成以来,表面维持着唐宋元明清的统一国家,实际上包藏着无数的军阀混战,农民起义,民族征讨,百姓流徙,因而所有的汉语方言几乎都是人口来源复杂,语言源流叠加的"多来源,多层次"的状况,而不是纯之又纯的从古代到现代的一对一的蜕变.唐代科举制度之后,官方推行的书面共通语对方言有强力的影响(不同的地区其影响力又有强有弱).宋元之后城市兴起,手工业作坊和交通,贸易逐渐发达,晚清以来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各方言之间的交往和人口的迁移明显加剧了.近代汉语的口语系统(近代白话)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成为现代汉语的前身.与此同时,古方言之间不可避免地经历着竞争,吞并,融合和调整.这便是汉语方言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动因——横向的作用.研究汉语方言的形成,发展所造成的方言差异及现实的分区,一定要兼顾纵向流变(自变)和横向作用(他变)这两种考察方向.
诚然,某种汉语方言早先一定有一个主要的源头,从现代方言追寻古方言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发掘这类材料,有时少少的几条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尔雅》郭璞注："水中浮萍,江东渭之薸,音瓢"."今江东呼浦澳".现代吴语浮萍不少地方还说薸,浙江的许多水边地名则以隩(岙)为通名.然而如果以为由现代方言都是从同样的古方言一脉相承传下来的,就往往不符事实.闽方言不但有古吴语的传承(为薸,澳,鲑,侬,僆),也有古楚语的留存:《方言》："盛多……楚魏之际曰夥."今闽语中,福州"几多"说"若夥" [nuo uai],泉州"无多"说bo ua,"差,愈也……南楚谓之差",今福州病情好转正是说差.这就是闽语有楚语来源的极好证明.古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后来也可能有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的成分的叠加或覆盖.闽语的文白读之中不但有汉魏六朝的古音,也有唐宋的层次,甚至有元明之后的变异,这已经是许多学者指出过的了.研究粤语的学者喜欢说现今的粤语源于秦始皇五十万戍卒入粤,至少也可以推到两汉之交赵佗的治理南粤,其实秦汉古音在现代粤语已经很难寻觅了,广州音系显然是北宋末年珠玑巷来人带来的口音覆盖过的.
一定要充分估计横向影响对形成方言差异和方言特征的作用.论历史,江皖的吴语区是古吴地,现代湘赣语分布的是古楚地,那里都是战国时期的形胜地,比闽粤的开发早多了,可是现代的吴,赣,徽,湘诸方言却比闽,粤,客更加接近官话方言,这当然是宋元之后江淮官话横向作用的结果.随着方言调查的深入,学者们从大城市转向边远山村,从方言区的核心地带转向边界处,于是发现了大量"归属未明"的"乡谈,乡谈,土话,本地话,白话,土白",不论是单点或成片,都在为划分定性而发愁.其实,这都是些不同方言区交界地带或双语多语并用地区的小方言,由于通语和多种方言的相互作用变得"四不像"了,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横向接触的巨大作用,就不会为之大惊小怪.
只有兼顾纵向演变和横向作用,才能对方言差异和方言特征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任何方言都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只有从系统出发,才能提取到真正的方言差异和特征.已有的研究由于只注重纵向演变而忽略横向作用,因而所提取的方言差异和特征,往往是片面的,局部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或多或少地低估方言的差异来自通语和异方言的横向作用呢 究其原因,中西的因素都有.西方19世纪的历史比较法的旨趣在于追寻原始母语,钩画"谱系树",用发生学来解释语言的演变.这个理论不能说都没价值,也许对于解释印欧语的分化流变是很适合的,但它绝对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方法.直到20世纪末叶还有不少学生热衷于构拟原始闽语和原始吴语,却一直走不出狭小的胡同.就中国传统来说,有两条很值得重新反思.一是以古为雅,唯古是重,一是离不开广韵系统的标竿准绳.凡是保留了上古时期的某个音类或音值,哪怕只有几个无足轻重的字,也要把它列为最重要的方言特征,作为区分方言的标准.客赣方言有十几二十个浊上字读归阴平,立刻捧为至宝,用作区分客赣的标准.闽方言有些现象是不合广韵系统的规矩的,于是成了"超广韵",立即可作为最早形成的方言的依据.其实,这些少数字的独特表现乃至某
几个特字的读音,只是方言演变过程中某个阶段的某种特点的留存,用它来说明方言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单项记录是可以的,作为现实方言系统的特征就不合适了,正如人的躯体上某个小疤痕,可以说明他何时曾经历过什么,受到损伤,并不能用来识别人的整体特征.
3. 要如实地对汉语方言作多层级和非穷尽的划分
各种方言之间,不论是语音,词汇,语法,彼此的差异有大有小,不同方言之间亲缘关系有远有近.有的特点是多区共有的,有的是一区独有的.换言之,方言间的差异和关系是分层级的,不可能都是一个平面上的并列关系.为方言分区必须反映出这种层级关系.正如朱德熙说的："方言区实际上是方言亲缘关系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方言区是给现代方言分类,可是划分出来的类要能反映亲缘关系的远近."(朱德熙,1986,249页)1963年出版《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把福建境内的方言按"群——区——语——音"分区为四个层级.1988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分为大区——区——片——小片——点五个层级,李荣说："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区底下一般分成若干片,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有些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李荣,1985)比起五十年代以前的一个平面上的一次分区,这也是一大进步. 在区分层级的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方言区的范围有大小,区内各小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亲疏远近,每个区分为几层,具体的处理不无困难.看来,必须有统一的原则——以方言差异和方言特征为依据,也应有灵活的尺寸.分布地域广,内部分歧大的可多分几层,分布地域狭,内部分歧小的区则宜少分几层.官话方言和客家方言分布地域广,但是内部差异较小,徽语和赣语分布地域较窄,但差异不小.据此,方言的区片都可以有大小,不能强求一致.同一个区的分片有时也有难处.还是应该按照分层级的原则,先从大处着眼,层层往下分.例如吴方言显然是苏,沪,宁,绍的一致性多,与通语较为接近;温,处,衢的差异大,与通语相差大,与闽语关系深,应该先区分北片吴语和南片吴语.(参阅游汝杰,2004)闽语可能先分三片为宜:福建境内西片(闽北,闽中)受客赣方言影响大与沿海的东片分立,雷琼闽语受壮侗语影响深可以并列为一片.粤语的东片(珠江三角洲)特点鲜明内部较为一致,西片从四邑到广西内部差异大,应先分东片和西片.凡是内部差异大的片,下层的分片和小片可以多区并列或多层分立,例如南片吴语可考虑分为台,温,处,衢,婺,严等小区,沿海闽语可分闽东,闽南,闽南再分泉,漳,潮三片. 为方言分区和划分行政区域是不相同的.为了管理的方便,行政区划大体应该有统一的级别系统,如现行的省,市,县,镇(乡)村的五级管理,每一个自然村都应该有它的归属.方言的分区不必求得各区所分的层级都相同,每一级的辖区大小也可以悬殊;而且,并不是每一个点都得归入某个区片.换言之,方言的分区应该可以有"余额",应该允许有归不进区片而又不宜独立为区片的点和面.
不宜归入区片也不宜独立成区片的方言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方言区的边界地带常有的两种方言之间的渐变过渡区.方言区的交界地带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因山岭,河海阻隔或其它原因没有交往,而出现断然的界线.例如长江下游江南是吴语,江北是江淮官话;武夷山北段的西侧是赣东的吴语和赣语,东侧是闽语.二是双语过渡区,例如湘南就有大片湘语(南部土语)和西南官话的双语区, 漳州地区西沿有一个狭长的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双语过渡区.第三种就是渐变过渡区.例如闽西北的闽方言与赣方言之间,沙县是典型的闽语,光泽,建宁是典型的赣语, 从顺昌,,将乐至泰宁,邵武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区.顺昌的赣语特点和邵武的闽语特点最少, 将乐,泰宁则是二者兼有, 逐渐增减.(李如龙,1991a)这种类型可以称为过渡型的方言点片.
第二种类型可以称为混合型方言.这种方言有的是处于两种方言区的交界处的集镇, 由于两种方言区的人的混居,两种方言混杂, 形成了一种新的系统, 归入哪一区都不合适, 例如建阳与邵武交界处的黄坑镇, 兼有建阳闽语和邵武赣语的特点, 主次难辨.(李如龙1991b)有的混合型方言是因为在历史上经过长期迁移, 混杂不同方言区的人, 后来形成了兼有几种方言特点的新系统.例如海南岛三亚市的迈话, 就兼有海南闽语,粤语和客家话的特点.(李如龙,1996)近些年来, 边界方言和混合型方言发掘得不少了, 如果把这些新材料放在一起加以分析和归纳, 一定可以为这些不宜划入某个区的方言作一个比较准确的界定. 游离于方言区之间的方言是不同方言区之间的"中介", 两种事物之间存在着中介现象, 这是许多事物常见的, 为方言划区并不是划分选民区, 让每个人都有投票的地方, 大可不必分得穷尽.这是遵重客观实际, 而不是马虎偷懒.
4. 要适当运用历史文化背景资料进行参考性的论证.
方言是分布在一定的地域的, 为方言分区自然要考察方言所分布的地域.然而方言是人文,历史的现象, 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历史文化的因素制约的, 因此, 为方言分区也不能不考察各方言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方言分区是学者们比较和分析方言差异和特征的理性行为, 然而方言又是方言区人民世代相因, 口口相传的交际工具, 人们都有实践中形成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论分析有时未必十分密合, 但总体上说应该是可以互相论证的. 参考历史文化背景的材料来为方言分区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 要注意搜集移民史的材料.大批量的移民不论对方言的形成或演变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不同时期的批量移民都从出发地带来了自己的方言母语, 如果先后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 往往先到为主, 后到者让步汇入.如闽南方言区宋元之后也有客家人进入, 但客家方言特征并未大量进入闽南话, 因为年代不同, 批量也不同.有的也可能是叠加的, 例如闽南话形成过程中就有六朝,中唐等时期的来人渗入, 从现状看,几个不同历史层次的特点是叠加的.还有的是覆盖式的, 例如珠江三角洲至少汉代就有一些中原移民进入, 初唐开通五岭之后也有人南下定居, 但是批量最大的是宋元之交经由珠玑巷南迁的汉人, 从今天广州话的语音系统看, 显然是第三次把前两次移民带来的母语覆盖了.移民史的材料, 历史有记载, 但往往不详; 族姓的谱牒常有详细记录, 但明以前的往往不实; 而民间口口相传的说法有时倒是十分可靠.从潮州到雷州到海南都有"祖上来自福建莆田荔支村"的传说.查证史书上的人口记录, 确实宋代之后莆田人口外流不少,而潮,雷,琼则不断增加.对照方言特点看, 也可发现不少语词是莆田话越过泉漳而和潮, 雷, 琼闽语相通.(例如桌子说床, 开水说沸水, 肥肉说白肉).对于方言区的"飞地"和方言岛, 移民史的材料就更加重要了,这种方言的形成往往有十分具体的历史原因和年代,来源地.例如粤北,粤东的客家人清初移居四川是官方组织的.闽南人到闽东, 浙南则是清初前往捕鱼,烧瓷的.
其次是行政区划和经济交通的历史状况.汉语的方言大多在唐宋之后定型的, 那以后的州府设置长期相承, 少有变动, 自然经济又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 州府内部交往较多, 经过明清两代,各方言区的疆界更加稳定下来,许多方言的现代分区和分片大多与当年的州府相符合.这一点在浙江和福建表现最为充分.经济和交通是人民交往的最主要条件, 对于方言的分布和方言差异的形成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粤语之所以东片内部差异小,西片差异大,就是由于这一点不同.珠江三角洲是河网地带,早有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往频繁,所以内部差异小; 西片的交通和经济发展相对迟缓,所以方言差异大.闽南方言区沿海的泉漳厦宋元以来就发展了航运和商品贸易, 所以差异小,西部山区的大田,龙岩,尤溪因为交通阻塞,经济落后,所以方言分歧大.
第三,还要适当参考方言区的通话情况和人们的语感和认同感.一般说来本地人称自己话是什么话,和哪些地方相通,和什么话不同,这种感性认同和科学分区的情况通常是相一致的.赣南和粤北地区都有本地语和客家话的不同语感,这和当地的两种差别较大的口音相应.雷州半岛有闽,粤,客三种方言,闽语叫黎话,粤语叫白话,客家语则称"大涯,小涯",民间语感和调查结果也相符.
不过,方言的语感和区片是否形成经济文化中心和有无代表性的权威方言有关.在福建北部,因为福州成为经济文化中心,福州话有较大权威性,所以闽东人都认同"福州话系统",而闽北人则缺少闽北方言的认同感,问他们说什么话,都按县名甚至乡镇名来称呼.
关于方言的通话度也有另外的制约的因素.经济文化交往多的,即使方言差异大,也较易通话,在穷乡僻壤,由于交往少,哪怕大同小异的方言之间通话度也低.到闽西连城县一问,都说县内有几十种不能相通的方言,实际上大多是略有差异的客家话. 以上所说的各种历史文化背景因素中,究竟哪一项是主要的,哪一项是从属的,在不同的方言可能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移民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通行什么地方剧曲,都可能成为重要的考察内容,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而且这些外因总是通过方言差异的内部整合的内因起作用的.为方言分区的最重要依据还是方言差异和方言特征,最艰巨的工作还在于方言事实的比较分析,从中提取合理的划分标准.
三、汉语方言的分区的标准
1,宜采取综合性标准
这里说的综合性标准包括以下几点：○1不以语音标准为限或为主,而应该包括词汇和语法.○2不论是语音或是词汇语法都不能用一条或少数几条标准,而应该精选一批条目作标准.○3.必须充分注意字音的文白异读和多音词连音变读的差异,包括连读变调,轻声,儿化,小称,变韵,合音等.下文先就此作些简单说明.
以往关于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都以语音为主.在方言的结构体系中,语音系统性强,也最容易提取方言差异.因此,已有的分区以语音为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以为本来就应该如此,就不对了.因为：
第一,方言是一个完整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相结合的体系,汉语方言的差异不仅在语音,词汇上的差异也很大,近些年来"方言语法差异不大"的提法遭到越来越严厉,也越有力的批评.我们对方言词汇和语法研究得不够是应当改进的,但以此来论证,方言分区应以语音标准为主是不妥的.
第二,事实上,多年来方言词汇语法的研究成果辉煌,也有了许多新的理论.例如关于方言的基本词,核心词,特征词的研究,关于若干封闭性词类的研究,关于方言虚词的研究和若干常用句型的比较,都有重大的进展.
词汇语法也有系统性,并非无从捉摸.如果根据常用性,重要性和构词能力强的标准提出一个核心词表,经过比较提取一批鉴别词,时至今日已经不难做到.罗杰瑞提出的十条分区标准中就有8条是属于词汇语法的(名词:儿子,房子,母鸡,动词:站,走,代词:他,助词:的,否定词:不)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所选取的条目也很能展示方言差异.我主张制定一个100-200的核心词表,包括适用于汉语的斯瓦廸士200词和各地多有差异的"万能"动词,副词,量词和最常用的虚词,用它来为汉语方言分区,想必有很大的效能.
第三,方言差异在语音方面和词汇语法方面未必是相应的,客赣方言之间语音差异小,词汇差异大,已经有许多专家论证过了.湘语和吴语的语音差异也可能比词汇语法差异小,而几种闽南方言中词汇语法的共性则可能比语音的共性多.
第四,就感性常识说,不同方言间的学习和沟通,难的也是词汇语法而不是语音.闽粤方言词汇差异大,改革开放后许多外地人都想学,学会的却很少,多半是词汇难学.可见,方言间的词汇,语法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以语音标准作为区分方言的主要标准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用一条或几条语音或词汇标准来区分方言,只能说是简便,易于操作.如果这少数几条标准是经过大量的比较之后从许多标准选取最重要的条目,也可能切中方言差异的某些要害,但总是容易造成以偏盖全,不能完全切合实际.如果提取十来条重要的语音标准,选用100条最能体现方言差异的词汇和20种语法例句,就这些小批量的条目进行比较,对于其中的主次轻重作适当的加权,进行量化统计,也许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展示方言差异,区分不同方言的主要特征.
关于连音变读,近20年间发掘了大量的方言差异,这是方言研究的可喜收获.连音变读是多音词大量扩充,语法化的步伐加快之后带来的变化,是现代汉语有别于古代汉语的重要特征.由于多音化和语法化的进度不一,方言间在连音变读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看来,轻声,儿化在官话方言是普遍存在的特征,连读变调和小称音变在吴方言最发达,粤方言有语素变调,客方言则偏于保守,连音变读还在酝酿之中.而在闽方言,闽东的花样最多,有变声,变韵,变调,闽南有普遍的变调和某些轻声,闽北则基本没有各种连音变读,用这一条来区分三片闽语十分有效.连音变读并非单纯的语音现象,而与词汇的构成和语法意义的形成有关,应该说这是最具"综合性"的方言差异.此外,文白异读的现象也是现代汉语方言的重要特征.它反映了语音的不同历史层次是为何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也体现了同样的语素在词汇意义上的不同分工,体现着词汇的历史层次.文白异读多,是晋语和闽语的重要特征,在闽方言之中各地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闽南有文白读的字最多(大体过半),闽北最少,在潮雷琼方言则白读多文读少.文白异读最少的是粤方言,它可能是宋元的文读层覆盖了先前的白读音的结果.
2,反映历史和现状的统一
关于区分方言的语音标准,丁邦新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丁,1982)里提出了:"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20多年以来,这个理论已为学者们所熟知,也得到不少学者认同.它的特点是为各种分区标准分出了不同的历史层次,并发现这种历史层次正是和方言的发展过程相配合的,既有应用价值,也有理论意义.汉语的方言多数是在汉唐之际打下基础的,在它们的形成阶段,各方言都反映了当年的不同语音特征.分道扬镳之后,各自又有创新,这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丁先生所列举的"历史性"条件多是管字多的音类,"平面性"的条件则多为音值的变异.音值的变异总是经常发生,迅速变化的,往往是音类分合的先奏.区分方言的标准无疑是应该更注重音类的变迁.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两点,似乎可以做一点"微调".一是提法问题,还是说"区分方言的标准应该反映历史和现状的统一" 较为概括."历史性条件"和"平面性条件"并用,其实也就是历史和现状的统一,但是两种历史条件有时很难分出早晚,有的勉强分开再与平面性条件一道定性分等并且和方言区的大小层级一一对齐,就会显得生硬而缺乏灵活性.
事实上,汉语方言形成年代有先后,形成之后的演变速度有快慢,近期的种种变异也有大小,一刀切地把语音的不同层次和分区的不同层级直接对号入座,有时难免与复杂的情况不相适应.例如有无入声韵和入声调是官话和非官话区之间的差异,但是江淮官话和晋语又还保留着入声韵和入声调,而官话区下的各个小区之间,有的是不分清浊都归入阳平(如西南官话),有的是先分清浊而后派入平上去三调,"入派三声"的表现显然不是两次分化的结果.又如全浊塞音清化,是多区方言的走向,但有的是先清化为送气清音而不论平仄,有的先清化而后按平仄再分送气与不送气,从历史层次来说也有差别.此外,近期的平面性差异未必比早期的历史性变异更不重要,也未必是小方言之间的差别.例如多音词语的连读音变,按时间说是清代之后的近期演变,但是轻声,儿化显然是官话和非官话之间的差异;小称的有无和不同形式则是各大区之间的差别,而变声,变韵则是次方言之间的识别标准.这些多音词连读音变已经是现代方言的结构性,系统性的,牵连到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的现象,显然应该把它列为区分方言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关于语音分区标准问题,还是应该反映历史和现状统一,这样的提法可能会更概括,也更灵活些.历史和现状的统一是各方言共同的,但在不同的方言,有的变化慢,存古多,有的发展快,创新多,存古和创新如何整合成共时系统,还得就不同的方言作具体的分析.
此外,关于历史性的语音标准及其历史层次的认定也有些条目值得进一步讨论.轻唇音读为重唇,舌上音读为舌头,这是初唐以前的现象的留存,除此之外,精,庄,章(部分)不分(东南方言中有继承上古音不分的如吴,闽语,也有精与庄章分后再合的,为客,粤语).全浊塞音的清化和阳声韵尾,入声韵尾的脱落(又分合并简化或鼻化乃至脱落几种模式)都是《中原音韵》之后的层次,再后来是舌根音的颚化,效蟹摄元音韵尾的脱落都是些有区别作用,覆盖面也比较大的特征.
总之,语音特征的分区标准既要重视早期语音特征的留存和演化,也要重视晚近的变异和创新.既然是为现代方言分区,还应该立足于现代的方音状态,考察继承,留存和变异,创新是如何整合的.努力做到历史和现状的统一,用词汇,语法的情况来检验上述关于语音分区标准的分析,也是完全贴合的.一般说来,古词语在东南方言多些,官话区少些.例如食—吃,拍—打,寒—冷,惊—怕,行—走,曝—晒,但也有不少古今词并存于官话的次方言中.例如晏,迟,晚,寻,找,(粥)稀,清,择,选,拣,挑,等等.可见,不宜提倡用古词语来划分大区,用后起词语来划分小区.单音词鼻,耳,只有个别方言说着,大多数方言已经加了后缀,说鼻子,鼻哥,鼻头,鼻囝,鼻公,耳朵,耳公,耳仔,耳空,耳头,耳囝.分区条目就应该多收此类古今并存,新旧兼有,能显示大小区片的特征的条目,还是以"厚古而不薄今"为妥.
3,合理处理普遍性和局部性的标准
丁邦新先生在他的论文中还把分区标准分为普遍性和独特性两类.普遍性标准是涵盖面广的,不同的方言多有不同的表现;独特性标准是只反映个别区的特点的.前者用来作为分区的主要依据,后者则是对个别区所作的补充条件.从理论上说,这种区分反映了方言差异中的共性和个性是合理的.从应用上说,精简了大面积比较的项目,却又不遗漏个别性的区别性特征,也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某个区独有的特征是很少的,"独特性"的说法还是改由"局部性"更为准确.例如舌上读为舌头,丁先生作为闽语独有的特征,其实在湘语也有反映,在客家话里也有个别字的表现(如知读ti),关中方言的pf ,pf声母,在潮汕闽南话里也曾发现,边擦音 则见于闽语莆仙话和粤语四邑话. 词汇和语法的分区标准中也有普遍性和独特性之别,大部分基本词汇和语法形式都是各方言共有的,只要发现有可用来区分方言区的条目就可作为鉴别的标准,例如三身代词分单复数是普遍的,第一人称复数式分包括式和排除式是局部的;指代词分近指,远指是普遍的,中指是局部的;被字句是普遍的,把字句是局部的(已经发现有的方言没有把字句,把宾语提前做为受事主语)有些常用词在一些方言区没有相对应的方言词,也不能作为普遍性的条目作比较.例如"回家"在一些方言要说成回来或回去;"早饭,晚饭"在一些方言也不单说;闽南话的"有影,无影"(有这事,没的事)也是一区独有的词目.
东南方言中不少地方手和臂合称为手,腿和脚合称为脚,和其他方言也不能对齐.可见,大面积的比较分区只能选取普遍性条目,局部性条目只能作为同区的小区间的比较条目.提取词汇语法条目可以从普通话出发,但一定要经过其它区的初步检验,把那些对不齐的局部性条目删去.已有的词汇语法调查表格都是从普通话出发拟定的,不少条目到了方言区就问不出来,有些多义词用作比较条目意义和用法没有经过限定,调查后对不齐,成为废条,例如"打" 在普通话可以是量词,动词,介词,作为"万能动词",打伞,打听,打滑,打往等等在许多方言根本不说.反之,有许多很有特色的方言词却因没有机会出场,调查不出来.例如个子高.,吴语说长,闽东说悬,闽南说身劳.天气凉,冷,冻则在粤语很难分得清
看来,这个普通性和局部性的理论还应该做一点引申.语音分区条目和词汇分区条目不也是应该多提取在字,词上涵盖面大的条目吗 而那些覆盖面窄但又很有特色的也可以作为局部性条目备用. 正如上文所说过的,由于厚古薄今,以古为雅的传统影响,在研究现代方言分区问题的时候,对于语音,词汇上与古代汉语相同,相似的一些方言特点,虽然在熟悉古汉语的专家看来很显眼,很容易引起关注,因而被列为重要的分区标准,其实那些管的字少的语音特征,以及未必很常用也未必很具构词能力的古语词在整个语言系统之中,在本地人的日常交际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简直是微不足道.把这些条目突出出来与那些管字多的音类特征以及那些牵连到全局的变调规律之类的特征并列在一个平面上是很不合适的.例如古浊塞音声母字,阳声韵字,入声韵字都是管字多的大音类,而客赣方言的归入阴平的浊上字,闽方言读为群母的匣母字,读为塞擦音,擦音的以母字,客粤方言读如晓母的溪母字等等就都是字数不多的小音类.甚至十分著名的闽语的"轻唇读为重唇",其实辖字也不多,据厦门话统计,《方言调查字表》非组字151个,读为重唇音的字非敷奉和明母各占一半(38字),不计明母(其它方言读如明母的也不少),则只占
四分之一.
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分区标准也必须精选那些口语常用的构词能力强的核心词和那些常见的虚词和句式.例如脸—面的区别就连带着一系列合成词：脸色,脸皮,脸形,脸毛,丢脸,白脸,红脸等等.兼用为给予义的动词和被动义的介词"给"也十分常用,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并存,而且各大方言之间区别明显：官话说"给",吴语说"拨",湘语说"把",赣语说"搦,畀",客语说"分",闽语说"乞",粤语说"畀".
如果不把普遍性和局部性的分区标准区别开来,就会造成方言分区上的误判.闽赣交界处的邵武,光泽话被定为闽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语音方面,邵武话确实也有些闽语老底的特征,例如清唇读为重唇,舌上读为舌头(字数均已减少)心邪书禅等擦音读塞擦音,来母字读s-等,但都是字数不多的带残余性质的局部性特征,而与赣语相同的则多是普遍性的特征,例如全浊声母字读为送气清音,轻唇音含晓匣合口字,古咸,山,蟹一二等字韵母有别,透定母字读h-,清从母字读th,等等.在词汇语法方面,我们比较过250条常用词,闽赣多数无别的20条,邵武同闽不同赣的31条(如厝,囝,箬),同赣不同闽的则有97条,再加上许多儿尾词,那些古老的闽语特征词已处于被淹没的状态.(李如龙,1991)正是基于这些比较,我们给邵武话的定性是已经赣语化的闽语.
根据综合性的要求,历史和现状的统一的原则和处理普遍性和局部性的关系的方法,拙作《汉语方言学》关于区分方言的语音标准,词汇标准和语法标准都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案,例如语音方面的普遍性,独特性标准各10条,词汇语法方面开列了100条参考词目和50条语法例句,可供参考,此处不再列述.
4,正确理解分区标准的特征性
为方言分区,从汉语整体说是要对现代汉语的方言差异进行科学的分类,并且把这些类型和方言的地域分布联系起来;从方言个体来说是要展示该方言的特征.因此,提取区分方言的标准时都必须密切注意并充分体现方言差异的特征性.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然而对"特征性"的理解似乎还有些歧异,因而在调查,比较的过程中也就有不同的方法,即使用的同样的材料也会有不同的取向,下文对此作三点讨论.
第一,分区标准是应该突出体现方言的特征,但是也必须能体现方言的系统.任何方言都是一个自足的系统,选取分区标准不能只顾系统,而应该从系统中抽取特征,用有限的特征体现完整的系统.例如语音方面,汉语的语音系统是多层级的,有音位(音值及其区别性特征)系统,音节结构系统,音类演变系统,字音分布系统和连音变读系统.分区语音标准可以把重点放在音类演变和连音变读上,但必须努力兼顾对别的层级有所反映.例如声韵调的组合规律和文白读的分布规律可能对二级分区有重要意义.
第二,所谓特征性并非独特性,分区标准可以是独有的,也可以是多区共有的.独有的特征展示单区方言的个性特征,两区或多区共有的特征则展示几个区的共性,但对其它区来说仍然是个性.例如语音标准中,全浊皆读为送气清音,从关中方言到通泰方言到客赣方言,总体上是相同的,但具体的分类也还有彼此的差异.尤其是客与赣,因为有这一共性(其实还有差异的,赣西北就有次清混入全浊的)有些学者就据此力主把客赣合为一个区.在讨论方言区的特征词的时候,也常常听到对多区交叉共有的特征词的非议.拿,福州话,宁波话都说驮;桌子,广州话,上海话都说"台子",这种交叉现象不但说明它与通语是对立的,与其它方言有别,只与一两处方言共通,正是如实地展示了它与通语及诸方言的多层多样的关系,不但是可用的区别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它的特殊价值.因为方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远有近,方言差异及方言特征自然也就有独有的和共有的,这本来就是正常的现象.
第三,为了确保体现特征性,对分区标准的掌握是否应该严之又严,越少越好呢 讨论分区标准的学者多半主张标准越少越好,这是传统的定性研究的风格.从计量研究的需要说,则应该有一定的批量.定性研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的,但定量研究的优点也不能漠视.看来还是应该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定性研究开路,定向,通过定量研究做周密的检验.各得其所,各显神通,取长补短,以臻科学,何乐不为呢 我主张不要为了便于操作而力求其少,也不要追求缜密而力求其多.太少不能反映系统性,也不能反映方言间多种多样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太多则又难于区分主要特征和次要特征,计量结果难免走样.总之,多到便于区分主次和权重,少到能反映系统和方言间的多层关系.至于有人甚至还鼓吹过只用一条标准(一个语音特征,一个词)来分区,不说它形同儿戏,招来挂一漏万,矛盾百出的非议怕是难以幸免的.
三、 结语
汉语方言的分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眼下又还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今后便应该继续研究下去.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多次的反复,才能切近语言实际,得到科学结论. 最近的二三十年间,汉语方言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如今发掘的语言事实多了.方言间,方言与古今通语间乃至方言与民族语言间的比较也多起来了,不但有单点的描写,也有面上的综合和整体的比较.关于理论问题的探讨也逐渐引起了重视.但是,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目前还难以做出总结.因为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有欠缺.
在语料方面,由于以往的调查表格有明显的缺陷.语音方面多停留于单字音,对于语音结构的考察和分析不够,无字可写的许多方言词记录不多.词汇调查表格历来是从通语出发拟定条目的,许多富于方言特色的词汇就调查得不够.方言语法现象的调查近些年来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深入的研究刚刚开始,我们对各方言的语法特征还认识得很少,语法例句的调查就更没有把握.
此外,对于方言边界点的调查,小地方的怪方言的调查还有不少空白.在语料不足的情况下,分区结果自不可能完善. 在比较研究方面,我们的经验也还很不够.语音的纵向比较,由于有音韵学成果可供借鉴,成果较多;横向的共时结构特征的比较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词汇语法差异如何比较就更是心中无数,还没有摸索出较为规范的比较模式.由于比较研究的欠缺,许多展示方言差异的重要方面,我们还若明若暗,更未能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因而干脆就把这些现象的考察排除在分区的依据之外.例如变调的模式有多少种 轻声,儿化及其它小称的发展过程如何 声韵的组合方面,古今南北的差异有哪些类型 在各区方言都无法提取出特征词表的情况下,如何比较方言的词汇差异 近代汉语以来,各方言的语法化进程明显不同,其演变类型和发展阶段怎样,目前也未能解答.为方言分区是对方言差异,方言特征的比较,比较上不去,分区怎能有大进展。
在理论方面,围绕着分区问题也有许多尚待探讨的课题.方言的分类和分区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 有的学者说,方言的比较和分区是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的,对不对 对于共时的结构系统来说,早期的发展和晚近的变异,何者更为重要 语音的发展和词汇,语法的发展是否同步的 如不同步,又是如何关连的 是否只有洋泾浜,皮钦语那样的不同民族语言的混合才算混合语 汉语方言如果有混合语,如何界定 能否用语音分区,词汇分区,语法分区,文化分区等不同角度对方言作不同的分区
可见,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现在还不必急于分清是非,作出结论.关键在于扩充语料,加强比较和探讨理论.过了一个阶段可以来一番梳理,肯定共识,提出问题,再分别去深入研究.提出新的论点,都要针对不同的方言区进行检验.任何科学的分区都要经过检验.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运用多种方法去研究同样的问题,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方面不同流派的学者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前人做过的同言线研究,还是有效的方法,关于语音的结构,可能还用得着实验语音学的成果.建立方言字音,词汇和语法的可供比较的数据库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只有在大面积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经过提纯,浓缩,制定出合理的分区标准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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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关于闽语,客赣语的书文恕未另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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