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沿海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上海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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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沿海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上海

第五节　　上海
上海港地处我国海岸线中心，扼长江咽喉，是江、海交通枢纽。它虽随
着长江三角洲的推进，形成较迟，但一经登上历史舞台，即以其优越的地理
条件，很快发展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
一、历史早期上海地区的演变
１．古海岸线“冈身”以东地区的成陆
在今上海中部偏西，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冈身”地带，这是一条
远古时期上海的海岸遗迹③。冈身迤西掩有今上海嘉定西南和青浦、松江、金
山等县全境的大片土地，它是在第四纪最后一期大理冰期以后海浸时期逐渐
淤积成陆的，以后海岸线曾长时期稳定在这一条由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堆积
起来的冈阜带上。这条冈身很早就见于历史记载，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
记》云：“尝闻濒海之地，冈阜相属，俗谓之冈身。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
人也”。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嘉定方泰出土唐开元间（７１３—７４１ 年）的
琅邪人券版，上有“东至广浦三十步，西至冈身二十步”等语，可见“冈身”
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形成的具体时间则史无明文记载。
建国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冈身迤西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处，
为探讨冈身形成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其中在冈身以西约十二、三公里
处的青浦县崧泽遗址，经碳 １４ 测定，其下层出土物为公元前 ４０３５ 年的遗存，
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①。其下层土壤经孢粉分析，水生草本花粉远远大于海滨
盐生的藜科植物花粉，反映当时崧泽遗址土壤中的水分已因距海较远而逐渐
淡化。１９７２ 年，又在冈身以西十余公里的金山县查山，发现了与崧泽同一时
期的文化遗址，说明上海冈身以西地区至少在六千年以前即已成陆，上海先
民们已在那里劳动生息了。
冈身地带东缘的马桥遗址，下层出土器物属良渚文化类型，为公元前
３２３０ 年的遗存，说明冈身东缘的成陆，也不迟于五千多年以前。根据远古时
期居民多选择地形高爽安稳处居住的规律，当时海岸已向冈身以外伸展了。
在崧泽遗址下层出土有磨光的石■、石斧、石箭头、骨箭头、陶网坠、
陶釜、玉块以及秈稻稻粒，说明在滨海的三角洲上人们正过着以水稻农业为
主，并从事渔猎的生活。崧泽上层出土的带细砂的褐色印纹硬陶，其存在时
代为商代晚期到西周。商王国晚期军事征伐曾远及浙江，当时上海冈身以西
地区属于越地，已成为向商王朝提供贡纳的属领。《史记》记载西周建国前，
“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②，索隐释为“地在楚越之界”，当指今苏南无
锡、苏州一带，冈身以西的上海地区也就成了吴的东境。崧泽的印纹陶与无
锡出土者具有共同的特征，正是受吴的政治与文化影响的反映。
到了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前 ５８５—前 ５６１ 年）统治时期，曾“筑华亭
于其国之东，松江之南，以为停留宿会之处”①。这里的松江系指吴淞江，华
③
参见本书上册第 186 页图 4－8。
①
《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 年 2 期。
②
《史记》卷三一《吴世家》。
①
嘉庆《松江府志》《名迹志》。
亭在今上海松江县西部，那时上海地区还处于河流纵横，湖沼密布，林木茂
盛的自然景观，寿梦在游猎中筑亭以为停憩之所。松江佘山曾出土过一件镶
嵌蟠虺纹青铜尊，属于春秋中原地区的形制，南方百越文化色彩的装饰图案，
有学者推测很可能是当年奴隶主贵族在那一带活动频繁的孑遗②。
战国初期，周元王三年（前 ４７３ 年），越灭吴，上海又成为越国的领地。
周显王三十五年（前 ３３４ 年），楚灭越，“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
今嘉定县外冈镇战国墓葬出土的“郢爰”，即楚国“郢”的金币，说明上海
在楚国境内行使着统一的货币。楚考烈王十六年（前 ２４７ 年），封黄歇于江
东，以吴墟为首邑，统有今苏南上海地区。黄歇称“春申君”，后人也就以
“申”或“春申”作为上海的代称。
２．秦、汉以后上海地区的建置沿革
秦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 ２２３ 年灭楚，置郡县，“于吴、越故地置会
稽郡”③，郡治吴（今苏州市），时会稽领县二十四。上海地区即跨三县地：
除在今金山县东南置海盐县外；今嘉定及松江、青浦北境属设于今江苏昆山
县的疁县；今青浦西南和松江西境属设于今浙江嘉兴县南的由拳县。秦始皇
三十七年（前 ２１０ 年），巡游会稽，循水道及运河至钱唐时，即曾道经由拳。
汉高祖三年（前 ２０４ 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④。
会稽郡为霸王九郡之一，上海属楚。五年（前 ２０２ 年）平楚后，汉将军灌婴
又恢复原会稽郡建置，其后又先后入荆、吴两个封国境。景帝三年（前 １５４
年），吴王刘濞纠集七国叛汉，平息后，旧志引《会稽典录》云：“濞反，
诛，乃复为郡，治于吴”，上海仍隶会稽郡。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
年）左右，由于地体下沉，海盐县“沦为柘湖，又徙治武原乡，改曰武原县，
王莽名之展武”①。今金山县金山卫城东北柘山附近海滩上的戚家墩遗址，有
汉代板瓦、筒瓦出土，当为故海盐县遗址。由拳县，今青浦西南境，也下陷
而为谷水，即今青浦县的泖湖。疁县，则被王莽改为娄县。西汉一代，上海
地区或为郡，或为国，但其郡县归属不变，仍属会稽郡的疁（后改为娄）、
由拳、海盐三县辖地。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１２９ 年），会稽郡移治山阴（今绍兴），分太湖沿
岸地及浙西东部为吴郡，仍治吴县。分治之后，上海地区属吴郡。在此之前，
安帝时（１０６—１２５ 年），海盐县治武原乡又陷为湖，是为当湖（在今平湖县
北），海盐县治再移至故邑山（今平湖县南）。
早在西汉末社会动乱时，北方世族地主颇多南迁，及至东汉，“时天下
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②，“世为族姓”
③
的陆续即移居到上海地区。建安二十四年（２１９ 年），陆续五世孙陆逊，以
破荆州关羽有功，封华亭侯；吴黄武元年（２２２ 年），又以攻蜀有功，进封
娄侯，由乡侯升为县侯④。陆逊家居华亭谷，即古由拳地体下沉后的谷水，这
②
吴贵芳：《从建国以来上海考古发现看古代上海的发展》，《学术月刊》1979 年 9 期。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①
《水经注》卷二九《沔水注》。
②
《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
③
《后汉书，卷八一《陆续传》。
④
《三国志》卷五八《吴志·陆逊传》。
一“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⑤的三泖地带成为豪门士族陆氏的庄园。西晋
时，陆逊的孙子陆机在洛阳为官，在其所作《怀上赋》中云：“背故土之沃
衍，适新邑之丘墟”，以其上海长谷故里庄园的“沃衍”对比中土的“丘墟”，
可见上海三泖地区经济开发的程度。
魏文帝黄初二年（２２１ 年），封张昭为由拳侯。吴大帝黄龙元年（２２９
年），改封张昭为娄侯。昭死后，子张休袭其位。明《昆山县志》载：县东
北娄侯村有娄侯庙，即为祀陆逊、张昭及张休而建。三国时期，上海地区在
东吴统治下，为吴郡十县中的娄、嘉兴①、海盐三县辖地。
两晋历宋、齐，上海地区所属郡县仍如旧制，惟东晋咸康七年（３４１ 年）
又设海盐县于马皞城（今浙江海盐县城东南）。至梁大同元年（５３５ 年），
析原娄县地置昆山县，治所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北小昆山之北；析原海盐地
置胥浦、前京二县，胥浦县即今金山县的胥浦乡，因昔人曾立祠浦上祀伍子
胥，故称胥浦；前京县旧志多谓在华亭东八十里，近年有学者考证，根据《平
湖县志》：县东南二十七里齐景乡有故邑城址，为东汉顺帝时海盐县武原乡
陷为当湖后，迁治之所，梁时故邑仍存，析海盐为南京，可能即治于其地②。
梁太清三年（５４９ 年），改吴郡为吴州。大宝元年（５５０ 年），复为吴郡。陈
永定二年（５５８ 年），割吴郡盐官、海盐、前京三县置海宁郡③。寻省郡，并
省海盐入盐官④，治所在今浙江海宁县西南盐官镇。
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地区属县分合废置无常。隋文帝开皇九年（５８９
年），改陈吴州为苏州，废昆山县⑤。十八年（５９８ 年），又恢复昆山旧制，
仍辖于苏州。炀帝大业初（６０５ 年），复改苏州为吴州。三年（６０７ 年），又
改州为郡。时吴郡领县五：吴、昆山、常熟（今江苏常熟县西北）、乌程（今
浙江湖州市）、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上海北部地区属吴郡昆山县；西部
地区原属吴郡嘉兴市，据元至元《嘉禾志》载：“隋平陈，置苏州，废嘉兴
入杭州”，即西部地区随嘉兴入于杭州；南部地区原为海宁郡境，隋平陈，
废海宁郡为盐官县，隶杭州，大业改杭州为余杭郡，则上海西部、南部地区
均属余杭郡。
唐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①，武德四年（６２１ 年），改吴郡为苏州，
上海地区除北境的昆山县随吴郡改入苏州外，西境武德七年（６２４ 年）复置
嘉兴县，由杭州改隶苏州，八年（６２５ 年），废入吴县。贞观八年（６３４ 年），
又再度恢复嘉兴县，仍属苏州。南境原海盐据明《海盐图经》载，武德七年
复置嘉兴县时，即以海盐并入嘉兴，景云二年（７１１ 年），又恢复嘉兴县建
置②，于是，上海地区又恢复到秦、汉、魏、晋时三县共有的情况。
唐玄宗天宝十年（７５１ 年），随着上海地区生产的发展，开始建置华亭
县。据《元和郡县志》载：“天宝十年，吴郡（苏州）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
⑤
陆机：《赠从兄东骑诗》。
①
吴黄龙三年（231 年），改由拳县为禾兴县。赤乌五年（242 年），又改为嘉兴县。
②
谯枢铭：《上海地区疆域沿革考》，《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1981 年版，页 8—12。
③
《陈书》卷二《高祖本纪》。
④
臧励龢：《补陈书疆域志》
⑤
据明《昆山县志》并入吴县。
①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②
《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一，苏州·海盐县条记载为开元五年（717 年）刺史张廷珪奏置。
（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三县置”③，华亭县设治于今松江县
城，其辖境北到吴松江下游（今虹口一带），东到下沙，南至海。这一上海
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城从此就一直存在，并在以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唐时，
海盐又由马皞城移至今县治处。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以苏州为中吴军，华亭县属中吴军。后唐同
光二年（９２４ 年），于嘉兴设开元府，割华亭、海盐二县属之④。后唐长兴三
年（９３２ 年），吴越国钱元瓘称藩于唐，罢开元府，重属中吴军。后晋天福
五年（９４０ 年），钱元瓘“病支郡多阙，而右藩强大”，始复邑为州，奏以
嘉兴为秀州，华亭、海盐二县又同属秀州，上海地区便成为吴越秀州的属地。
二、早期上海的港口——沪渎垒、青龙镇
１．沪渎垒与海塘的兴建
东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的开发，长江固体径流的增加，南岸沙嘴以外
新淤涨的陆地逐渐向冈身以东地区伸展。太湖入海的重要水道吴淞江的江
口，作为江海要冲的地位也就显得重要起来。东晋成帝时（３２６—３４２ 年），
虞潭为吴国内史，“是时军荒之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赈
救之，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抄”①。后安帝隆安四年（４００ 年），吴国内史袁
山松又“筑此城以备孙恩②。沪渎垒地址，据《读史方舆纪要》沪渎城条：“在
县东北。志云：沪渎垒在县北十里。《吴都记》：淞江东泻海曰沪海，亦曰
沪渎。《广韵》：沪，水名。《白虎通》：水发源而注海曰渎。陆龟蒙曰：
列竹于海澨曰沪，盖取鱼具也”③，明确指出沪渎垒位于明时上海县北十里吴
淞江下游入海处，并说明了沪渎名称的由来④。
南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３ 年）成书的《云间志》云：“沪渎垒旧有东、西二
城：东城广万余步，有四门，今徙于江中，余西南一角；西城极小，在东城
之西北，以其两旁有东西芦浦，俗遂呼为芦子城”⑤。万历《上海县志》沪渎
垒条又称：“在县北一十里，有东、西二城尽噬于江。旁有芦子渡，俗呼为
芦子城”，说明沪渎垒有东、西二城。南宋时，西城徙于江中；明时，东城
也噬于江，但夹在垒的西城两旁的东西芦浦仍继续存在。同治《上海县志》
西芦浦条称：“即古芦子浦入口处，在今曹家渡南。由康家桥、梅家桥合朱
家浜、西涌泉浜、蛛丝港西通肇家浜，西南流出芦浦桥，合龙华港，以达于
浦”，即由曹家渡引吴淞江水向南通肇家浜、龙华港。东芦浦条称：“一名
溇浦，又名丁鉤浦。引江水入，在徐公浦西合朱家浜、东涌泉浜、■港、南
北长浜，出带浦桥，通肇家浜，南入蒲公塘”，即由小沙渡（今西康路）引
③
《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一，苏州·华亭县。
④
《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云：“宝大三年（926 年），于嘉兴府置开元府，割华亭、海盐二县属
焉”，时间略有出入。
①
《晋书》卷七六《虞谭传》。
②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
③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江南六，松江府·上海县·沪渎城。
④
但同书苏州府·嘉定县·沪渎垒条又云：“志云：在县西四十里，傍吴淞江，……今青浦县青龙镇西有
沪渎村”，又误指沪渎垒在青龙镇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八三及卷一○三亦沿袭其误。
⑤
杨潜：《云间志》卷上。
江水向南至打浦桥附近过肇家浜通日晖港。根据东、西芦浦进入吴淞江的位
置，可以推断沪渎垒的东西二城当在今普陀区的光新路两侧，这里也就是东
晋时的海岸线所在。
在修筑沪渎垒后，上海人民又开始兴筑海塘，以御海潮的浸灌，使塘内
土地稳固下来，为沿海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据《新唐书·地理志》盐官
（县）条下记载：“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①。既云开
元元年（７１３ 年）为重筑，则早在开元以前，即已兴建。又据绍熙《云间志》：
“旧瀚海塘，西南抵海盐界，东北抵松江”，可知起于海盐南盐官的捍海塘
乃向东北延伸至吴淞江。近年来，地质工作者发现北起宝山县盛桥、月浦、
江湾，南经川沙县的北蔡、周浦、下沙，至南汇县航头的一条断续的地下砂
带，正是上述开元海塘的遗迹，表明今上海市区唐时已大部分成陆。
随着海岸线的推进，唐代横贯上海大陆北部的吴淞江入海口，在今江湾
与北蔡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喇叭形海湾。嘉庆《松江府志》谓：“吴淞江唐
时阔二十里”，当即指这一“深广可敌千浦”②的介于江海之间的沪渎港而言。
２．上海地区最早的港口——青龙镇
沪渎垒和海塘的修建，随着塘内土地的逐渐垦殖，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
展。由于生产发展和商品交换，开始具备了出现集镇的条件，位于吴淞江畔
沪渎港的西端开始有青龙镇（今旧青浦）的兴起。青龙镇座落在吴淞江南岸，
去华亭县北二十七公里，有一条顾会浦与华亭县城相通，东距沪渎港海口不
远，溯吴淞江西北可直达郡城苏州，经大盈浦西南行，可到嘉兴，扼水路交
通的要冲。其建镇时间，据明顾清《松江府志》云：“青龙镇在青龙江上，
天宝五年（７４６ 年）置”，又据嘉庆《松江府志》载：唐时镇上于天宝年间
（７４２—７５６ 年）和长庆元年（８２１ 年）先后建成报德和国庆院两寺，分别称
为南、北寺①，“重楹复殿，观雉相望”，备极宏伟。报德寺有七级宝塔，建
于长庆年间，历代屡经修缮，至今仍矗立于古镇的田野上。据《宝塔铭》说：
建塔之前，沪渎港“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入港船只，“常因此失势，飘
入深波”；塔成后，为入港船只起了航标的作用。以上寺院浮屠的建筑，正
是中唐时期青龙镇海上贸易兴起的证明。
唐代中期太湖流域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苏州已是“珍货远物毕集于吴
之中”②，成为江南道国内贸易的中心城市。白居易诗：“霅川（湖州）殊冷
僻，茂宛（苏州）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说明苏州作为浙西
地区的商业都会，其地位超过杭州。华亭也因有“鱼稻海盐之富”而商贾辐
辏。青龙镇以其“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③的有利地位，成为两地海上交通
和转口贸易的活动中心。杜甫《昔游诗》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之
句，即反映了苏州一带的贡物经吴淞江、沪渎港转口北运的情况。唐代青龙
镇已是江南沿海最早的海上交通与贸易港口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上海地区大力修整圩田，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
发展。时吴越国陆路交通受阻于南唐，与北方及邻国的交通与贸易多取海路，
①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②
范成大：《吴郡志·水利下》。
①
宋时分别改称隆福寺及隆平寺。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海道。
③
陈林：《隆平寺经藏记》。
因“广置博易务，听南北贸易”④，青龙镇为其北部通商口岸，贸易之盛，当
有过于唐时。
青龙镇作为上海地区的港口城市，至宋代达于鼎盛，以其“控江而浙、
淮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①的有利形势，成为“岛夷、闽、粤、交、广之
途所自出，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②的港口
城市。时青龙镇已设置市舶务，置于两浙市舶司的直接管辖之下，并设有管
界水、陆巡检司，以稽私巡逻。时人梅尧臣在所著《青龙杂志》一书中，记
载青龙镇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③，惜因该
书亡佚无考。光绪《青浦县志》记载北宋青龙镇“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
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松江南，论者比之杭州”，其盛况可见一斑。
靖康之役后，宋室南渡时，“华亭据江瞰海，……胡马南渡，所过燔灭
一空，而独亡恙”④，当四方之民云集两浙时，华亭人口骤增。据绍熙《云间
志》载：“华亭一邑，旧图经所书，主户五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今见管户九
万七千”，增加近倍。中原人士的大量迁入，更促进了华亭县的繁荣。当时
青龙镇的地位愈益重要，《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记载：绍兴二年（１１３２ 年）
诏：“三月三日，两浙提举市舶，移就秀州华亭县置司”，统辖临安、明州、
温州、秀州及江阴军五处市舶务。提举市舶移就华亭后，青龙镇作为南宋对
外贸易的港口之一，达到其繁荣的顶点。
３．水系变迁与青龙镇的衰落
就在青龙镇鼎盛的时候，由于沪渎湾口沙洲的发育，吴淞江及其支流诸
浦河床淤塞的情况越来越重。北宋景祐二年（１０３５ 年），范仲淹亲自领导疏
浚工作，开五大浦疏导诸水，东南入吴淞江，东北入海，曾收效于一时。庆
历二年（１０４２ 年），因吴淞江风涛常颠覆江南运河上的漕运官船，为保障漕
运的畅通，在太湖出水口筑长堤以减缓流势，导致吴松江诸港泥沙的涨塞⑤，
再加上青龙镇西北安亭港的宋监司为制止走私漏税而堵塞江流，淤塞情况愈
趋严重。此后疏浚吴淞江及青龙江之役，史不绝书。嘉祐年间（１０５６—１０６３
年），曾进行较大规模的疏浚。元符初（１０９８ 年），又“遽涨潮沙，半为平
地”①。崇宁（１１０２—１１０６ 年）中，再加疏浚，将青龙镇西白鹤汇到盘龙浦
（今诸翟镇略北）之间一段逶迤曲折的河道取直，使“直泻震泽之水，东注
于海”②，青龙镇的舟楫之利得以维持下去。
北宋末，“宣和元年（１１１９ 年），秀州开修青龙江浦，船舶辐辏，请复
置监官”③，这次疏浚，带来了南宋初期青龙镇港的短期繁荣。绍兴二年（１１３２
年），又设置两浙提举市舶司于华亭县。然而，好景不长，吴淞江河床日益
淤浅，江面不断束狭，海舶难以溯江而上，以致“蕃舶鲜至”。乾道二年（１１６６
④
《吴越备史》卷二。
①
应熙：《青龙赋》。
②
陈林：《隆平寺经藏记》。
③
转引自光绪《青浦县志》。
④
孙觌：《鸿庆居士集》《朱公墓志铭》。
⑤
单锷：《吴中水利书》。
①
[明]沈■：《吴江水考》。
②
绍熙《云间志》卷中，《水》。
③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年），终因青龙镇日益失去海港的作用，以“两浙路（市舶）置官，委是冗
蠹，乞赐废罢”④为由而罢撤，仅留明州市舶一处。
乾道八年（１１７２ 年），在唐捍海塘外又新建里护塘，加速了海岸线的东
移，海口与青龙镇的距离日远，吴淞江淤塞情况也更趋严重。元大德八年（１３０４
年），任仁发疏浚吴淞江，使江流得以通畅，青龙港又一度复通舟楫。元末
张士诚及元军先后两次劫掠青龙镇，寺观民舍俱化为灰烬，死者填塞街巷⑤。
青龙镇经此浩劫，“遂鞠为茂草，潮淤水涸，民业渐衰”⑥。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
年），石继芳以青龙镇“僻在偏陬”，拆除其旧廨，将建筑材料运往唐行镇
建筑青浦县城。从此，青龙镇更是“闾阎凋瘵，几成丘墟”。清初，青龙镇
“所巍然存者独一塔也”⑦。
三、宋末、元、明时期上海港的兴起
１．南宋末江、浦合流与上海镇的建立
宋时改秀州为嘉兴府，华亭县亦改隶嘉兴府。南宋嘉定十五年（１２２２
年），析昆山县置嘉定县（以年为名，在今嘉定县），属平江府（治今苏州
市），时青龙镇因吴淞江日渐淤塞而渐趋衰微。嘉定县位于吴淞江接海口附
近的江湾镇，因“系商贾经由冲要之地”，一度兴旺起来，商旅多在江湾浦
路直接上下，不到青龙镇地头纳税。早在绍兴六年（１１３６ 年），昆山县知县
张汉之鉴于“走失课利”，曾上书“乞于江湾浦口置场，量收过税”①，另外，
长江口南岸的黄姚镇（今宝山县月浦附近），也成为商舶停泊之所，南宋政
府特在此设立税场。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记载，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 年），
黄姚税场已成为“二（两）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
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但是，这两座税场都没有能够取代青龙
港发展成为海港市镇，因为另一处条件更为优越的上海港巳代之而兴。
根据各志的水文历史记载，早期作为太湖三江之一的经淀、泖湖群南向
入注杭州湾的东江，自东晋以后早巳湮废不存，其支流黄浦东向冲涤出口，
从今闸港、新场一带入海。自唐、宋两代兴筑海塘后，沿黄浦一带形成盆地，
众流汇聚。宋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年），丘崈在其水利条奏中谓：华亭县东北“有
俞塘、黄埔塘、盘龙塘通接吴淞大江，皆泄里河水涝”②。这是黄浦名称的最
早出现，说明当时巳汇成一支主流，向北入注吴淞江合流入海。在此以前，
乐史《太平寰宇记》即有“谷水下通松江”的记载。“谷水”，指黄浦上游
的泖湖；松江，则指吴淞江，可见早在宋初太平兴国年间（９７６—９８３ 年），
江、浦已相沟通。南宋淳祐十年（１２５０ 年），高子凤为西林（今浦东三林塘）
积善教寺所撰碑记，碑文说：西林“东越黄浦，……盖所谓江、浦之聚也”。
时黄浦水源更为充足，正如明代巡江御史林应训所云：黄浦汇集杭、嘉之水，
又有淀山湖、泖湖从上游灌注，“是以流皆清驶，足以敌潮，不能淤也”。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
⑤
《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元纪》三一，顺帝至正十七年。
⑥
光绪《青浦县志》。
⑦
[清]褚嗣郢：《重修隆福寺记》。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三六。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九。
于是原来无法再溯沪渎而上青龙镇的海舶，便改从江浦合流处向南碇泊于上
海浦前，即今南市小东门十六铺的岸边，这个原来很小的聚落，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港口镇——上海镇。
北宋郏亶《水利书》云及吴淞江南岸自小来浦至海口有大浦一十八条，
中有上海、下海二浦。据元大德年间（１２９７—１３０７ 年）麻合马等集议治水时
提出：太湖“并淀山湖之水，望东南流于大曹港、杨泽塘、东西横泖，泄于
新泾并上海浦，注江达海”。上海浦当系自南而北流入松江的一条大支流，
上海镇当即得名于上海浦。至于上海建镇的年代，史无明确记载，据谭其骧
先生考证，应在南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３ 年）之后，咸淳三年（１２６７ 年）之前①。
由于南宋末上海已成为“海舶辐辏，商贩积聚”②的贸易港口，咸淳三年
（１２６７ 年），正式设置了市舶分司，由提举松江府市舶的董楷“分司上海镇”
③
。董楷在为上海镇内受福亭（其遗址在今方浜路积善讲寺旁）所撰碑记中描
写了“一市阛阓之所”的兴盛景况。坊、桥、亭、宫、祠、寺规模备具。当
时的市舶司即后来的上海县署所在，坐落于今小东门内方浜路南的光启路
上，受福亭即在市舶司西北拱辰坊后的益庆桥南，亭前即中心市场，东面回
澜桥北并有“上海酒库”。从此，上海镇继青龙镇之后，成为江南的一大贸
易海港。“风驰浪舶之上下，岛夷、交、广之涂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
腴之区”①。
２．元代上海县的成立及其港口的兴衰
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 年），置松江府于华亭县，上海镇属华亭县。元贞
元年（１２９５ 年），升嘉定县为州，仍属平江路。
元初，上海镇的海上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 年），上
海镇同庆元、澉浦同时立市舶司②。时本国土产，从泉州、福州运上海者，行
单抽制，蕃货入港，则行双抽制。由于国外海船进出频繁，贸易鼎盛，市场
繁荣。据弘治《上海县志》引元大德六年（１３０２ 年）三月唐时措《上海公署
记》称：“上海襟海带江，舟车辏集”，镇上“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
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③；
继谓：“元壬辰（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 年）春，圣天子以华亭地大，民众难
理，命分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凡二十六保，立县上海，因
以名，隶松江府”④。后世志书多采其说，咸认上海设县于至元二十九年。但
弘治《上海县志》引张之翰《元贞建学记》则谓：“上海旧为镇，……至元
辛卯，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①，辛卯为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 年），对照《元
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分华亭之上海为县”的记载，设县年代应以至
①
谭其骧：《上海得名和建镇年代问题》，载《文汇报》1962 年 6 月 21 日。
②
嘉靖：《上海县志》卷一总叙。
③
弘治《上海县志》卷七《惠政》。
①
嘉靖《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③
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公署》。
④
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公署》。
①
弘治《上海志》卷五《公署》。
元二十八年为是②。
上海县航运事业日益发达，“江南数郡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
琉球、日本、满剌、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③。民间海船有数
千，从事船舶梢水的人员不下数万④，以至“地方人士半是海洋贸易之辈”⑤。
元时漕粮北运大都，常取海道，大多从刘家港放洋，但据《元史》记载：“吴
淞江实海口故道，……况海运亦由是而出”，并因有“漕河”之称⑥，因而元
初上海也是漕粮北运的港口之一。
但是，元代上海港的发展，因吴淞江的淤塞而受到限制，其上游因江流
日弱，“两岸涨沙，渐与岸平，其中仅存江洪一线”，而“入海故道，潮沙
久淤，凡湮塞良田百有余里”⑦。大德八年（１３０４ 年），都水监任仁发率领
民工疏浚吴淞江下游三十八里，十年（１３０６ 年），再次疏浚，但收效甚微，
诚如都水庸田使麻合马嘉上书所言：“因上源吴江州一带桥洪塘岸樁钉坝塞，
流水艰澁。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泖诸处，权豪种植芦苇，围裹为
田，边近江湖河港，隘口沙滩，滋生茭芦，阻截上源太湖水势，以致湖水无
力，不能汛涤潮沙，遂将江口淤塞”，因而“吴淞江渐成废疾，不可救疗”⑧。
正因为吴淞江已失去海港的作用，在元代各志书中，再也没有出现“海舶辐
辏”一类词语，早在大德二年（１２９８ 年），即并上海市舶司于庆元市舶司⑨。
由于“太湖不入松江，而北流入至和等塘（即昆山塘），经由太仓，出
刘家等港注于海”①，上海港便逐渐为刘家港所取代。
３．明代上海港的再度恢复与上海县城的建设
明代上海地区属松江府，府治华亭县（今松江）。时松江府直隶南京（迁
都后称南直隶）。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 年），析华亭、上海两县西北境置青
浦县，初置青龙镇。万历元年（１５７３ 年），移治唐行镇。北部嘉定及崇明两
县及吴淞江所（今宝山县）、宝山所属苏州府。
明初，吴松江的淤塞巳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自下界浦抵上海县南跄
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壅障，茭芦丛生，巳成平陆”②。吴淞江的淤塞，
太湖之水难以宣泄，泛滥成灾。永乐二年（１４０４ 年），苏、松、嘉水患特甚，
诏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江。夏原吉采纳叶宗行的建议，放弃巳成痼疾的吴淞江
下游入海的旧江，以畅通黄浦为主，鸠工开浚范家浜，即今外白渡桥到复兴
岛的一段，计疏浚一万二千丈，合 ４０ 公里，再东向经东虬江至南跄浦口入海。
在疏浚范家浜的同时，夏原吉又在吴淞江上游“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
茅（茆）二港，使直注江海”③，时刘家港水道较上海港通畅。永乐、宣德年
②
参见周维衍：《上海设县年代辨正》，《复旦学报》1980 年 2 期。
③
崇祯《松江府志》卷一《城池》。
④
嘉靖《上海县志》卷四《名宦》。
⑤
嘉靖《上海县志》卷六《顾从礼奏疏》。
⑥
《元史》卷二一《成宗记》。
⑦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一，三江。
⑧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一，三江。
⑨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一，三江。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一，三江。
③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江南一，三江。
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即多从刘家港出发。后来，黄浦江因南跄
浦口海外沙洲发育，在海潮冲刷力量的摆动下，大跄浦（今吴淞口）决通，
逐渐取代南跄浦及东虬江，使黄浦江的入海口移向正北。范家浜初开时河道
阔三十余丈，以后在潮流的冲刷和继续疏浚下，扩展到二里许④，成为一条通
海的深水河流。从此，太湖之水十之八经黄浦江排入长江，黄浦江成为太湖
流域的总泄路，以及海上航运的枢纽，“自范家浜而巨舰可直驶郭（上海县
城）下”，上海近代良港从此形成。其时应不迟于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 年）
沈■《吴江水考》成书之前。
原来太湖入海的主流吴淞江，逐渐南移，成为黄浦江的支流，并日益束
狭，其“狭处仅若沟渠”①，这就是现在的苏州河。原松江旧迹，则系今青浦
县北和嘉定县南虬江，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宝山县沈行北虬江，以及川沙
高行北虬江和南虬江。
自黄浦江由范家浜吴淞口入海后，“上海为海运要津，东南通闽越，西
北距江淮”，海商“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②，只是由于有明一代
屡行海禁，影响了上海港的发展。隆、万时，海禁重开，对外贸易又趋活跃。
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吴中丝绸、松江细布及景德镇陶瓷等由上海港大
量出口，处于出超的极有利地位，白银输入每年多达几百万两，松江府城及
上海县城也随之繁荣起来。
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 年），上海人民为抗御倭寇侵扰，起筑上海县城垣，
周长七里，城高二丈四尺。城门六座：东名朝宗（即大东门），南名跨龙（即
大南门），西名仪凤（即老西门），北名晏海（即老北门），东北小东门名
宝带，东南小南门名朝阳；水门三座：肇嘉浜横贯县城，东西各置水门一座；
方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也建水门一座，与城壕相通；敌楼二座；平台二座，
雉堞三千六百余。城壕长 １，５００ 余丈，宽 ６ 丈，深 １．７ 丈，环抱城外，接通
潮汐③。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年），增建敌楼三座，沿城增箭台二十；北门与小
东门之间要害处建城台三座：振武台、制胜台、万军台，后于其上分别建真
武庙、观音阁及丹凤楼。万历年间，又在城西北隅的一座箭台上建筑了大境
关帝殿。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 年），又加高城墙五尺，并增开小南门水门一
座，引黄浦江水联通城内薛家浜④。
上海县城内有南北、东西走向整齐交叉的街道，三牌楼街、四牌楼街及
新衙巷等十条街巷。城内河道纵横，除肇嘉浜、方浜、薛家浜外，还有侯家
浜、中心河等，从而解决了城市居民用水的需要。上海县署设于元市舶司署
地（今光启路附近），城中寺观园林甚多，主要有永乐年间所建城隍庙，嘉
靖年间所建露香园，万历年间所建沉香阁、豫园等。
明代上海县地域，西与华亭相连，北隔吴淞江和嘉定县接界，东至于海。
四、清代上海港的繁荣
④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六册《苏松·上海县志》，四部丛刊本。
①
[明]张弼：《治水议略》。
②
弘治《上海县志》后序。
③
潘恩：《筑城志》，转引自乾隆十五年《上海县志》卷二。
④
同治五年（1866 年）为阻挡太平军又在晏海门东新建“障川”门。
清代上海地区属江苏省松江府，于今松江分置华亭、娄县二县，于原朱
泾镇置金山县，南桥镇置奉贤县，南汇咀中后所置南汇县，川沙堡置川沙厅。
北部吴淞江所置宝山县，与嘉定、崇明县同属太仓州，州治今江苏太仓。雍
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分巡苏松道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从此，上海县事务
直接置于“上海道台”管理之下。
自明代中期欧洲殖民主义者东侵，清政府建立后，为巩固其统治，即采
取闭关政策，不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接触；另一方面，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抗
清政权，清政府为了隔断沿海人民和台湾的联系，厉行海禁和迁界。欧洲各
国来我国贸易的商人都集中到澳门，而沿海商船和渔船一律不准下海，直接
阻碍了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港口的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的抗清政权。次年，开江、
浙、闽、广海禁，上海港口重新趋于活跃。二十四年（１６８５ 年），清廷设江
海关于华亭县滨海的漴阙，旋移驻上海县城宝带门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
又移宝带门外。时“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邑商有愿
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者居多”①。据《上海县志》
记载：“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者，皆由吴淞江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
舻相接，帆樯比栉”②。
上海松江地区，早在明代中期即成为棉花棉布生产的中心，有“衣被天
下”之称。到了清代，棉纺织手工业已遍及上海各城镇，上海县城也发展成
为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并为棉布加工、印染、踹■业的集中地。至道光初，
巳“甲于松、太”③，凌驾松江之上。所产木棉，不仅“行于浙西诸郡”④，
闽、粤商人亦于每年二、三月载糖霜来卖，入秋购买棉花运回，“楼船千百，
皆装布囊累累”而归⑤。上海出产的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
则“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⑥。上海沙船，装运布、茶、南货北运山东、
直隶、关东，载回豆、麦等粮食①。到乾、嘉时，上海“南市十六铺以内，帆
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
而去”②
自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清政府因运河浅阻，漕运艰难，实行南漕海运后，
上海港又成为漕粮北运的港口，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的粮食，全
由上海港出洋海运，当年即雇佣沙船千艘，“三不象”船数十艘，分两次装
运一百五、六十万石，并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分局于天津③，规模之大，可以
概见。
位于我国海岸线中心的上海港，清代成为南北航运的枢纽。“出吴淞口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建设》。
②
乾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③
《安民四种·齐民四术》，《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文》。
④
《阅世编》卷七《食货志》。
⑤
褚华：《木棉谱》。
⑥
《阅世编》卷七《食货志》。
①
《见闻续笔》卷二。
②
《上海钱庄史料》页 6。
③
《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海运。
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
行驶北洋的是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沙船，航运南洋的为来自南洋的乌
船，其他还有从浙江来的■潭船，福建来的三不象船，广东来的估船，山东、
直隶来的卫船，长江沿岸城市来的江船等。据《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当
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这些大、小船舶云集在黄浦江上，“自
南及北，五、六里密泊无隙”。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 年），沙船业行会组织
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乾隆至嘉庆朝，又先后建立泉漳
会馆、潮州会馆及浙宁会馆等。在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行号集中
的洋行街上，船商商号、铺户、会馆林立，“阛阓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
江城”④。
上海港在清朝也是对外海上贸易的商港。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 年），上
海拥有数十艘商船的巨商张元隆开设洋行，立意造洋船百只，“请关县牌照，
籍请贸易，往来东、西两洋及关东等处”⑤；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曾
有商船十六艘，携?缎五百二十八卷，银三十八万四千余两，并置买药材糖
货，“责成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上海二处官员照例秤验输税出口，办铜供铸”
①
，由上海放洋去日本。嘉庆《上海县志》叙述鸦片战争前夕，“闽、广、辽、
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按指今西南太平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
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②。清政府限广州一口
对外贸易的禁令早已松弛。
上海港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也反映在江海关税额的增加上，康熙二十九
年（１６９０ 年），关税税额 ２３，０１６．３３ 两；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增至 ６２，
０００．００ 两；二十九年（１７６４ 年），更增至 ７７，５０９．００ 两。
正如《枭林小史》弁言所描绘的那样：“迢迢申浦，商贾之集，海艘大
小以万计，城内外无隙地”。鸦片战争以前的上海港，已成为仅次于广州的
东南沿海最大的海港。
五、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
１．西方殖民主义者租界的设置
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者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上海首当其冲，
成为《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正式对外开埠。二十五年（１８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利
用“虎门条约”第七款中有关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基地的规定，迫使上海道
公布《上海土地章程》二十三款，在上海取得了东临黄浦江，南至洋泾浜（１９１５
年填平，即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庄（今北京东路）地。次年（１８４６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又议定西界为界路（今河南中路），面积为 ８３０ 亩的第一块居留
地。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英新任领事阿礼国，又迫使上海道台
应允扩充租界，西面推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面推展到苏州河（即
吴淞江，西人以其通达苏州称苏州河），扩大后的面积达到 ２，８２０ 亩，比原
④
乾嘉《上洋竹枝词》。
⑤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一，《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②
嘉庆《上海县志》陈文述序。
来增加两倍多。同年，上海道应允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的要求，将苏州河
北岸虹口一带作为美侨的居留地，但无正式协议。翌年（１８４９ 年 ４ 月 ６ 日），
又应法国领事敏体尼的要求，发布公告，将南起护城河（今人民路），北至
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东至潮州会馆（今龙潭路
附近）沿河到洋泾浜东南的 ９８６ 亩土地划作法侨的居留地，这就是英、美、
法三国最早在上海建立的租界。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法国又借口 １８４９ 年划界时误将福建会馆当作
潮州会馆，迫使上海道同意将租界扩展到小东门外城河地区，面积增加到 １，
１２４ 亩。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美领事熙华德迫使上海道台议定美租
界界址：西起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约当今西藏北路南端），向东
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从此向西划一直线，
回到护城河对岸的起点。但未细加勘定，树立界石。同年 ９ 月 ２１ 日，英、美
二租界正式合并，成为英、美公共租界。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美领事熙华德提出重定虹口租界北面界线，拟
从租界西面苏州河北岸起点，划一直线到老靶子场（今武进路、河南北路附
近）稍北之处，然后再由此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杨树浦以北三华
里处，这一界线后被外人称为熙华德线。在上海道台拒绝承认的情况下，租
界当局工部局擅自扩大其管辖及于该线以内，置上海道台历次抗议于不顾。
至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最终迫使上海道台认可，此界内面积 ７，
８５６ 亩，连同苏州河南原英租界 ２，８２０ 亩，使英、美公共租界总面积增至 １０，
６７６ 亩。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 年），法殖民主义者制造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胁迫清政府将八仙桥附近一百多亩土地划入法租界。翌年，英、美殖民主义
者又胁迫清政府扩充公共租界，经扩张后之公共租界其四至为：北自小沙渡
（今西康路北端）起，沿苏州河，至接连泥城浜（今西藏路新垃圾桥）之西
约七十码之处。由此朝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之交界线（即今海宁路西端），
循此界线（即经过今海宁路西段，浙江路、河南路北段），至接连虹口河（今
横浜河）地方（今虬江路东尽头嘉兴路桥北首），朝东直至顾家浜口（今军
工路平凉路口）；东沿黄浦江，自顾家浜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
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自洋泾浜口至接连泥城浜处（今西藏路），由
此向西循大西路北首支路及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至静安寺镇后面之五圣庙
（今延安西路东端）；西自五圣庙朝北至苏州河小沙渡”①。公共租界从这次
扩张中，新取得面积为 ２２，８２７ 亩，连同旧有洋泾浜北首租界面积 １０，６７６
亩，“总计面积 ３３，５０３ 亩”②。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法国胁迫上海道台承认其对法租
界的第二次扩张，东至城河滨（今人民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
庆中路、重庆南路北段），南至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今方滨西路、西
门路、顺昌路、太仓路），北至北长滨（今延安东路西段、延安中路东段），
总面积由原来的 １，１２４ 亩增至 ２，１３５ 亩，增加几近一倍。
①
《1899 年工部局报告》页 268。
②
《费唐报告》卷一，页 30。
此后，英国又力图进一步扩充租界，将宝山全县划入界内③，在中国各界
人士的反对下，未能得逞。他们便采取“越界筑路”这种“借取巧和法律以
外”的手段扩展其地盘，即在租界境外收买土地，修筑道路，并派出警察进
行巡逻。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后在界外修建了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大西路
（今延安西路），虹桥路、罗别根路（今哈密路）、北四川路等多条马路，
就这样，“几乎未被人所查觉，租界的界限渐渐在向外推展”①。
法租界也在界外陆续修筑了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吕班路（今重庆南
路一段）、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等多条马路。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年），又乘袁世凯卖国求荣之机，攫取了“北自长浜路，西
自英之徐家汇路，南自斜桥徐家汇路沿河至徐家汇桥，东自麋鹿路、肇周路
各半起至斜桥为止”②的 １３，００４ 亩的大片土地，使其越界所筑以上一些马路
地区均并入法租界的范围。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租界的大扩张，殖民主义者在这近五万亩的土
地上，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系统，成
为近似殖民地的“国中之国”。他们从房地产投机事业中获取巨额利润，征
用大量中国劳动力，兴建楼房，开辟马路。原英租界马路南北向者多以省名
命名，如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浙江路等；东西向者多以重要城市命名，
如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天津路、南京路、宁波路等①，其中南京路“市
街广阔，房屋高敞，为沪上冠”，而“福州路、广东路、山东路、山西路、
河南路、福建路、湖北路等，皆为繁盛之区，店铺林立，货物山积，往来行
人，毂击肩摩……”②。原美租界即虹口一带也人烟稠密，“百老汇路（今大
名路）及北四川路等，亦有市肆嚣尘之势”③。法租界马路多以法国人名命名，
如霞飞路、吕班路等，其繁华“以公馆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为最”，“余
如兴圣街、吉祥街、紫来街等处，皆为商贾荟萃之所”④，以上商业区的形成，
显示了上海作为现代化城市的繁荣风貌。
被称为“外滩”的原来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以其临江（黄浦江）靠河（苏
州河），南近县城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更被开辟成宽阔的沿江马路，高层建
筑鳞次栉比，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心脏，洋行和银行的集中地。
２．华界面积的扩大与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租界扩张向上海西部境线迅速延伸时，华界
也向北部及南部扩展，有了闸北的兴起以及县城和南市的改造和扩大。
当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公共租界大扩张与苏州河以北的闸北南境毗
邻时，闸北地区还是一片村舍寥落的旷野。上海、宝山两县地方人士为抵制
殖民势力的渗入，共同发起组织“闸北工程总局”，后改为官办的“上海北
市马路工程局”，辛亥革命后成立“闸北自治公所”，翌年改为“市政厅”，
③
郭泰纳夫：《上海自治区与华人》页 35。
①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上海法租界推广条款》。
①
广州路因英语为 Canton，译成广东路，后即相沿使用，成为例外。
②
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指南》。
③
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指南》。
④
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指南》。
积极领导市政建设。二十世纪初，宝山路、新大桥路、新闸桥路、南川虹路
等马路先后建成，楼房平地而起，协和、久成等缫丝厂首先创办起来，接着
织布、制革、碾米、水电厂以及肥皂、面粉、火柴公司等一些规模较大的近
代化企业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业区。１９０９ 年，沪宁铁路通车，
设在宝山路西边的上海车站成了上海对外陆路交通的枢纽，更大地促进了闸
北地区的繁荣。火车站、宝山路及新闸附近成了闸北地区的繁华中心。闸北
的兴起，扩大了上海城市的北部境界。
租界的建立，使上海出现了南、北两市，人们称十里洋场的租界为北市，
县城外十六铺以南为“南市”。租界的畸形繁荣，映衬着上海县城的衰落；
“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①。在城市近代化建
设的不断推动下，县城和南市的市政建设终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县城内的
城河由于潮汐日至，带来泥沙，日益淤塞浅狭，“上洋潮退，河沟皆涸”②，
海潮盛时，咸水侵入，兼以居民倾倒生活垃圾，水质污染，“多不堪饮”；
傍河居民，侵河筑建，展拓屋址，既阻隔交通，又影响卫生，妨碍市政建设。
清末民初开始填没污浜，在上面开辟街巷。如填肇嘉浜为今复兴东路，方浜
为今方浜路，侯家浜为今侯家路、福祐路，薛家浜为今尚文路、黄家路等，
也造起了不少楼房。
为开发县城南面的旷地，地方官吏以“一经马路开筑，市面既兴，地价
必昂”③为由，奏请开辟沿江马路。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清政府成立
南市马路工程局，次年（１８９７ 年）十一月，建成沿浦江的长 ８０４ 丈的“外马
路”，“昔日之瓦砾荒滨，今则化为康庄大道，从此铺户繁多，商贾屯集，
市面为之振兴”④；继又在外马路内侧建成一条“里马路”，与法租界外滩的
滨江之路相衔接。县城南门外南达浦江，西抵龙华的大片土地，也开始得到
开发，包括城南的东西干道陆家浜路，西南的南北干道黄家阙路——车站路，
方斜路——肇周路，以及一条从制造局经日晖桥、大木桥、小木桥、新桥直
达沪上名刹龙华寺的长道龙华路相继建成。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年），地方绅商鉴于“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
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
皆舍而弗顾”①，严重地影响了城内外的交通及市政建设，具禀上海道，建议
“拆去城垣，环筑马路”，但遭到守旧顽固派的反对。后经折衷派“作调停
之策”，于宣统元年（１９０９ 年）新辟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
福祐门（新东门），并拓高放宽宝带、朝阳、晏海三门，至此上海县城增至
十个城门，但交通阻遏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军政府明确表示：“为商业一方面论，
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地方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
除，以便整理划一”②。上海市政厅成立了城壕事务所，筹款集役，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正式开工拆城，于城壕下埋设瓦筒作为阴沟，上面修建环城的“民
①
《上海县续志》卷二。
②
[清]葛元煦：《沪游杂记》，1876 年版。
③
《上海县续志》卷七。
④
1897 年 12 月 4 日《申报》。
①
《上海县续志》卷二。
②
《时报》1912 年 1 月 15 日。
国路”（今人民路）、中华路，并继续建起四通八达的马路，使公共租界、
法租界、华界的南市和闸北“三界四方”联系在一起，融成为近代上海的新
城市。
３．上海港成为外国殖民者经济侵略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自五口通商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战略重点，由华南移向长江流域，
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以攫取到的租界为阵地，从事掠夺性的商
业活动。自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上海开埠后，仅一年（１８４４ 年），英、
美即在上海设立了 １１ 家洋行。十年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外商在上海
设立的洋行便激增至 １２０ 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沙逊、旗昌、颠地、仁
记等洋行以及大英轮船公司等。他们利用“协定关税”的特权，大量倾销商
品，输入布匹、毛呢、铁皮、玻璃器皿等，其中仅布匹一项，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 年）即进口 １４４ 万余匹，价值 １１２ 万余英镑，使上海地区的手工棉纺
织业受到沉重打击，“松、太布市，销减大半”①。尤其是鸦片的大量输入，
更毒害了中国人民。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上海进口鸦片 １６，５００ 箱，
价值 ８３４ 万余元；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即增至 ２２，９８１ 箱，价值 １，３４０
万余元；占全国消费数的 ５３．３％②。
中国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出口，也操纵在外商手里。江、浙、皖出产
的大宗丝、茶，上海开埠后即不再绕道南海广州而径由上海出口。道光三十
年（１８５０ 年），丝和茶即分别占上海港出口总值的 ５２％及 ４６％；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 年）以后，中国生丝出口即为上海港所垄断，茶叶也绝大部分由上海
港出口。上海港出口货值在整个中国出口的比重，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年）
还只占七分之一，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年）即增长至三分之一，在紧接的以后几
年中，就超过全国的半数以上③。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上海港进口船舶 ４４ 艘，合 ８，５８４ 吨；咸丰
二年（１８５２ 年），进口船舶 １８２ 艘，７８，１６５ 总吨；五年（１８５５ 年），增至
４３７ 艘，１５７，１９１ 总吨④；十年（１８６０ 年），更达 ６２５，０００ 总吨⑤，自道光
二十四年起，在短短十六年间增加了 ７１８ 倍。
上海港凭借其水深、道宽、流缓，以及地处全国海岸线中心，扼长江入
海之咽喉的优越条件，不仅长江上、中游的商品可顺流而下，沿海也北通旅
顺、大连，南连广州、香港，均有航线可达。国外航线方面，北至海参崴，
东至日本、美洲，南至南洋、澳洲，西至欧洲各国，都可通达。从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开始，便取代广州港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在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与垄断下，上海港又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都市，
造成了畸形的繁荣。
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
②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页 173。
③
莫尔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页 357，385。
④
莫尔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页 357，385。
⑤
《上海港口大全》1920 年版，页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