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有教养的观众---名家会诊纪录片

湘里妹子

来源：央视国际


      钱钟书先生有言，大抵学问是荒郊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培养之事。

　　在我们的心目中，"真正的"纪录片大抵与此同理。无奈此仍为理想，而现实是"仓促的"，容不得我们从容培养。

　　下面几位学者作家的到来，似乎是一个象征，至少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和纪录片本身的品味吧。所以，我们不孤单。

　　冯骥才（作家）：纪录就是抢救

　　现在的电视媒体有两个卖点，一个卖点是政治，一个卖点是明星。政治其实新闻栏目全包了，《焦点访谈》、《晚间新闻》。明星是电视剧包了。电视剧是电视里的足球，它永远是热的，纪录片跟电视剧比，永远比不上，你不在最热的卖点之内，这是比较难的。

　　并且，纪录片已经被别的频道给瓦解了。新闻瓦解了一部分，《动物世界》瓦解了一部分，《东方时空》瓦解了一部分，杨澜的阳光卫视瓦解了一部分，还有一些纪实性的纪录片瓦解了一些，留给纪录片的空间很少，你想找自己独立的立脚点非常难，想区别于别人也很难。现在就是一个互相抄袭的时代。

　　怎么办？我最后想到那么一个问题，什么是纪录，纪录的意义是什么？纪录有多种解释。我认为纪录是一种"抢救"。纪录片记录谁，是记录现实还是记录历史，还是记录你自己？你到底是记录谁？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记录作为一个抢救来解释，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内容。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迅速消失，现在的工业化、现代化，把我们历史文化扫荡得非常厉害，每一分钟都有一批文化消失，抢救的使命就非常大。需要抢救的东西非常多，包括文化的抢救，民俗的抢救。

　　大量的文化的抢救，包括各个方面的自然形态、文化形态的抢救。这个记录还有一种抢救的意义，不是一种伤感的，也不完全是一种惋惜的，它是给后人留下来的。如果给后人留下的，拍现实的东西也是一种抢救，现实的东西非常有意思。如果从文化意义来讲，是站在明天的角度来拍现在，是为明天留下现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包括女孩子今年流行的服装，今天的人的化妆方法，这些东西都是给后人留下来的。如果进入这个视角拍，跟不是从抢救意义的角度拍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视角完全不一样。纪录片应该有一个强烈的抢救意识。

　　另外，我很强调个人化的记录，从一个普通的事件、细节进去，不是正面的切入，正面很费劲，很多人也受不了这种方式。正面的东西很难让人记住，因为正面的东西必然是说教的，很难拿起来。叙述者独自的视角，这个观点很独特，哪怕值得讨论，也是一个独特的观点。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作家）：找不到回忆的路

　　我坐在欧洲的啤酒馆，发现它有500年的历史，生活方式的记忆保留了500年。到了咖啡馆一坐，说这个地方原来是康德坐过的，这个地方谁谁来过，这个桌子是他曾经写作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记忆，很多情绪。

　　在中国，这是一个我们无法留下记忆的时代。记忆没有着眼点了，消失了，你无法在那个地方找到我们当年特定的情景，这个情景很可能是你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中的某一阶段，现在没有了。你转身出去，发生的很多变化是让你陌生的。

　　要有历史意识、记忆的意识，我们记忆的这一刻成为历史。我在说完这些话几秒钟以后历史就产生了。这些历史的丧失是跟历史的记忆有关。我们在本能里，比如访谈过程里，有的人愿意丢失某一部分历史，故意屏蔽某一部分历史。有些人愿意讲出历史，但是这部分历史未必是真实的。这个意识是一个前提，使命感是一个历史。有些东西要留下来，要有很强的文献意识来跟进，才有很明确的选择方向。

　　纪录片题材方面大概分四个。一个是文献性的，一个是问题类的，一个是现象类的，一个是思想类的。文献价值是所有纪录片的底线，只要拍到就记录了。

　　雷颐（历史学家）：留下历史的痕迹

　　因为我是搞历史的，特别注重史料文献的记录和保存。我写过文章，提倡每个人都要写日记，因为任何东西，没有图像，没有文字，在历史上就是不存在的。只有留下来一个痕迹，哪怕是文字的，或者是图片，暂时不发表，它才能叫做记录历史。我从前不理解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承认纳粹，犹太人还要一个一个调查，这个很有必要。没有这个，过了10、20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就没有了，历史就是这么记载的。比如日本人多数人都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国的南京大屠杀也没有做很多工作，使这些都没有记载。纪录片要为历史留下一个痕迹。我们不仅仅是解说历史，同时我们的生活要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录。写文章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感，尤其是政治史，中国历史的记载主要是政治史，大人物之间的你争我夺都有记载，老百姓的生活记载的很少。咱们更多的强调是怎样普及知识，记录现在，给未来的历史留下一个记录案。咱们的东西成为后人的文献片，应该有这个意识。

　　沈昌文（出版家）：一个老出版家的建议

　　我们做平面出版物的，现在也密切注意Discovery 。有一本书是我帮的忙出的，讲埃及艳后的，光是贝塔斯曼就销了3万。这本书的好处就是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把历史事实跟传说、故事结合在一起，从故事讲到传说，很巧妙的把冯骥才说的几个因素结合起来，能够获得市场。如果我们单纯讲一个文物，不容易获得市场。

　　做平面出版物，或者钱，或者资金，一个大路子就是跟海外合作。 我感兴趣的不仅是他们的钱，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的经验。当然，合作中会有不少麻烦。

　　《万象》是我创办的，我不参加编，但是是我筹备的。他们的宗旨只有两个字：好玩，不好玩的东西不要。《万象》是海派。我对《万象》的贡献，一个是筹备起来了，帮他们在《文汇报》旁边租了个房子，把《文汇报》的职员请过来。还有一个，我把我历年做出版工作的一本通讯录给他们了，而且授权，你可以用我的名义去组稿。我很重视海外作家。《万象》无非靠两类人给它写文章，一类是美貌的小姐，一类是80岁以上的衰老的老头。五六位小姐，一位在巴黎，一位在伦敦，一位在法国，还有一位在上海，天南海北。

　　《读书》当年的风格是受外语学院的许国璋先生影响的，他每个月要跟我谈一次，看完以后要点拨，这期注意什么，那期注意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们内部争论最激烈的，就是要不要把读书办成学术刊物。许先生说：不能办成学术刊物。你们的刊物是供给有教养的普通读者看的，这样的读者才是你们的读者对象。要有一批稍微有教养的普通读者，这样慢慢能够把事情做起来。不知电视媒体是否可以效仿？

　　李杭育（作家）：培养有教养的观众

　　我说电视的特点就是好看，在好看的前提下再谈其他。要好看，从题材到整个包装方式要吸引人。老虎灶，我来解读它，绝不是光打开水的地方，一大早就有男人们聚在那里。男人们聚集在那里总是有一些不愿意跟老婆谈的话题，男人们在一起主要谈的是女人的话题。全世界都需要有这样的公共场所，这是文化。

　　我做过一本书叫《江南旧事》，讲到妇女拿着棒槌在河边洗衣服，看上去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南方民间流长非短的很多东西，就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南方话叫河埠头，就在那里发生，这就是一种生活形态的东西。这些生活形体是有画面的，即将消亡的，如果现在你不拍这个，生态形态没有了，景物是有的，敲棒槌是会有的，但是人们怎么在那里议论话题，那样一种生活话题就没有了。

　　我不赞成电视搞得非常有文化，央视的栏目跟《读书》杂志，跟《万象》杂志不可能一样。

　　《读者》的定位是有教养的普通人。但是看电视这种经验，在中国人当中还没有多少年的历史，看电视的有教养的观众是要培养的，不是现成有很多的。依我之见，很多在别的行当很有成就的文化人，看电视的品位还是很差的，还就是看看武打片。看电视的有教养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Discovery在培养。杭州已经有出售VCD光盘，说明它有市场。

　　李辉（作家）：寻找真正的个性

　　今天大家谈的实际上是对纪录片的一种要求。纪录片部怎么把个性化更明确，别人要搞的我不搞，我们搞别人搞不来的。

　　刊物的个性，栏目的个性，一定要特别明确，相互交叉的东西有，但是基本上要有排他性，别人没有的我要，哪些东西我不要，排他性的确立非常重要。同样一个题材，同样一个人物，在人物栏目里是什么样的拍摄方式，纪录片专栏怎么拍纪录片。定位于历史、文化，有一个考虑。好处就是排除了新闻性，因为纪录片里不可能有新闻性。第二，排除了表面的反映现实的东西。纪录片要记录某一个东西的消亡，新闻报道某一个消亡，拍的过程中，肯定要有挖掘的东西。纪录片半个小时的片子，真正的个性是什么？还要进一步明确，进一步固定。

　　我强调生活的现实感，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发生的具体事情，一种是主观的现实感受。这两者都有现实性。现实性跟新闻性有很大的区别。新闻性是每天发生的事情，过两天就不新鲜了，再用纪录片反映没什么意义了。有现实感的东西，过一两个月，相对一段时间是有稳定性的。确定一个纪录片，肯定要考虑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做出来。在拍的过程中，选择人物，选择各种角度，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不排斥用一种小的角度来谈大的历史背景。对纪录片的拍摄来讲，一个节目应该有内在的故事，叙述的过程。如果没有故事的叙述过程，纪录片很难抓人。关于八方饮食，谈地方小吃，要强调个人和民间小吃有关的故事。这应该是纪录片的优势，可行性比较强。 尹吉男（学者）：重要的是表达方式

　　这里有一个讨论方式的问题，一个是讨论纪录片本身，还有一个是讨论《纪录片》栏目。

　　纪录片有政治视角的、文化视角的，我觉得应该讨论栏目内的纪录片。定位成历史、文化范围的，讨论历史、文化视角的纪录片，它的选题、工作方法，这是一个比较出新的东西。还有关于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在国内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冯骥才提出的抢救纪录片，通过消失的事物，还有一些痕迹，通过这种方式记录下来，但这还不是个片子的概念。片子的概念，按文化历史类的纪录片，怎么把抢救的素材变成一个片子？这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种理念，需要一种新的问答关系，通过一种新的工作方法。理念、工作方法和质感非常重要。很多老百姓用录像机记录，他用什么方式记录？他如果用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记录，所有的素材都没用，在云南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用傻瓜相机拍，但是傻瓜相机的拍法，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来拍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是超越了主流的观察视角，拍的影像才有价值。所以，方式比较重要。尤其是合作也会有一些问题，很在短的时间内聚集编导，而这些编导都没有经过培训，用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工作，他不熟悉。过去的纪录片，有艺术家的纪录片，还有一种是政治视角的，以解说词为主导的。所谓的专题片，这两个模式对纪录片有很深的影响，大家很难摆脱这个东西。

　　这个栏目的定位是历史、文化类的。实际上，文化、历史类的纪录片的工作方法和程序是最关键的。方法和程序如果不明确，不能操作，如果达不到这个理念，只好用解说词来代替，或者要用一种文学式的抒情方法，通过煽情的方法带过去了，质感就是要产生历史份量的东西。有质感的东西变得没有质感的，变成一般抒情性的东西，很多复杂性的联系看不到了，变成报告文学化了，好的东西没有交代。

　　方法还是比较重要的。不是把已有的书，已有的文字电视化了。而是运用电视独立的一种表述方式，用它的特殊的工作方法，去发现历史，进行历史表述，这个东西跟文字和其它媒体的表述方式有比较大的区别。

　　邱华栋（作家）：个人化的纪录很可贵

　　最近看了几部纪录片，印象挺深的。泰国的一头大象误闯进柬埔寨的边境上，把一条腿炸了，然后它的主人把它从柬埔寨带到泰国，非要把大象的腿治好，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特别好，我觉得特别棒，非常打动人。还有比如《不幸福的人不止一个》，《北京的风很大》，还有吴文光的片子，他的《四海为家》、《流浪》。

　　我确实喜欢个人化的方式，特别打动普通人。哪怕在大栏目再开一个小的空间，在央视的频道里，比较个人化的方式进入的东西，空间能不能再增大一点？因为这是非常可贵的东西。

　　丁亚平（学者）：副刊的使命

　　这个栏目的定位很重要。放到11多钟播出，快12点了，如果是一般的休闲，或者是一般的娱乐，绝对不可能看这个节目。这个栏目实际上非常重要，相当于报纸的副刊，一个频道也好，一个台也好，标志性的东西是什么？新闻或者是娱乐，每个都有，尤其是在我们的体制之下，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是市场化的潮流都需要。但是，靠什么东西区别出来呢？纪录片很可能是中央一套节目里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个性化的东西，像副刊，一版、二版，重要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都差不多，但是我要看它的副刊，尤其是大的副刊，纯艺术、纯文学的副刊有特点。所以，这个栏目一定要做好。定位是定位于历史、文化，这个起点非常高，非常有文化含量，非常有品位。但是不是最好定位于历史、文化与现实？

　　长纪录片或者专题片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短的纪录片可能更有特点。这个栏目要做文章就做长文章，要写书，但是要有历史档案，又要有笔记。纪录片跟专题片、新闻比较起来，多了一个创作，这里最能体现我们的特色、个性、创造力和我们的想象力。

　　咱们的栏目在这块能不能做一点尝试，做一点实验的用短的纪录片吸引我们，因为我们不可能连着坐四、五个晚上看这个节目，又那么晚的时间，但是偶尔打开一看，特别能记住，以后经常性的等候这个节目，因为想象的艺术吸引着我。

　　徐友渔（学者）：纪录重大历史关头

　　我心目中有两个电视印象最深的，是纪录片最好的。第一个是大概60年代，叫做《条顿舰在行动》，第二个是1999年，看到英国BBC拍的纪录片，写科索沃战争的。我想冒昧的给纪录片下一个定义，纪录片最精华的，是最重大的历史关头的精彩镜头，这个才是最震撼人的，我最欣赏的东西。我心目中有一个很顽固的想法，纪录片最精华的就是重大的历史关头的精彩镜头。

　　中杰英（作家）：功德无量的坚持

　　你们的节目我看过，我觉得你们的气派挺大的，这个工作功德无量。我很纳闷的是你们好像宣传、包装做得差一点。反而是有些文化垃圾在大吹、瞎吹。

　　这个节目有一些固定的观众，有的就找着看。现在确实是生存环境困难。这事还得干下去，五年、十年都得干下去。将来，你们会在中国纪录片或者在电视的历史上，会立下一座丰碑，人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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