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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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阳货》篇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观，是指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

群，则是认为诗歌可以有使人互相交流情感、加强团结的作用；

怨，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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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作者：王 蒙  来源：http://www.ccnt.com.cn/htm/gbpx/index2.php?col=03&file=03_0002

我想讲文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国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我们有文章济世的传统。中国的文论浩如烟海，各种的文论、诗话，《文心雕龙》，《诗品》……这一类的东西非常多。我想还是从咱们老祖宗说起，从孔子的诗教说说起。孔子一大贡献是编辑，如果给孔子评职称的话，一个是教授，一个是编审，他编辑了《诗经》，这是了不得的事。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如何如何。兴、观、群、怨，如果让古代学究们解释就复杂起来，你本来明白的也弄不明白了。现在咱们就简单地从字面上说。"兴"，起兴，就是联想和想象，诗里面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形象和想象。"观"就是观察、观赏、观点，就是可以表现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群"，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有某种沟通的作用，通过文学作品，通过诗歌，增加人和人之间相互的沟通。比较妙的，就是孔子说也可以怨，孔子挺开明，他一点儿不道学，道学是后人把它搞成的，后人道学，念经的和尚嘴歪，孔子的经很好。怨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发点牢骚，《诗经》里面很多是民谣，可以发点牢骚。

另外孔子提出来的主流的文艺标准，我觉得特别有趣，简直妙极了，他提出的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想中没有邪恶的东西。什么叫思无邪？就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个实在是妙极了。第一、他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过去不叫教育，叫教化，教育和教化不一样，教育让人想到是比较系统的、比较正规的、一节一节地上课；化，是润物细无声的意思，潜移默化，慢慢受到它的影响，这是第一点。 第二、它特别重视的是感情教化的功能。孔子他没有在题材上提出要求，没有在主题上提出要求，他甚至也没有在政治上提出要求，虽然孔子当时处在春秋战国，也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社会，大家争雄争霸，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很讲政治的国家，孔子又处在很讲政治的一个社会，但他编民间那些诗的时候，更多想到的是在感情上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教化，什么样的影响。"怨而不怒"，就是你可以发牢骚，但是不过分激烈，没有到很愤怒或者是很爆炸或者很乖戾的程度，用现在语言来说，没有要破坏社会稳定，要颠覆社会秩序，没有到这个程度。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怨。《诗经》里面，"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发牢骚的东西多得很，包括旷男怨女，这些都有。"哀而不伤"，可以悲哀，他并没有要求每首诗大家看了高兴。"乐而不淫"，乐，但没到伤害自己身心、伤害群体心理的程度。看来孔子他能够体会那些写诗、传诵诗的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复杂的立体的心情，但是反对极端化。孔子的思想真是历久而弥新。我们现在也提倡，反对极端宗教主义，反对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反对极端，因为极端没有好处。中国古人认为极端是什么东西呢？极端就是有一种戾气，乖戾之气。明朝就有人提出来，说当时那个社会弥漫着乖戾之气。我们也要警惕这种乖戾之气，六、七年以前，《解放日报》办的《报刊文摘》登过一个戾气的例子：武汉一个工人找几个哥们儿在家里喝酒，喝到午夜两点，三瓶酒都喝完了，那个工人就让女主人，让他老婆，说家里哪张床底下还有酒，你把它拿出来。女主人觉得他们喝得时间太长，也喝得太多了，在这儿折腾，她就假装去找，回来说酒已经没了，前几天来客人喝完了。她这么一表态，那几个哥们儿就走了。男主人等客人走了以后，就发火，拿起一把刀，一下子剁掉了自己四个手指头。当然这是酒后的心理，但是他心里有一种破坏性的东西，有一种乖戾的东西，乖戾的东西发展到极点，有可能成为恐怖。当然这和目前国际上的恐怖主义还不同，那里面有很多政治、宗教的矛盾冲突在里边，有更复杂的东西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孔子对诗教的这些主张，我们今天想起来，觉得仍然很有意义，起码可以供我们参考。孔子的这种主张不可能一下子实现，任何社会，除了主流的、良好的、被接受被提倡的东西以外，总还有另类的东西存在，古代中国也是一样。很难说大家都能做到一个个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特别是乐而不淫，这一条提得也很厉害，就是说好话你不能说滥了，好话一句一句加一句，就过分了，就淫了。我们也可以举例子，好话过分了也可以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当中关于毛主席的好话，什么最红最红最红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什么铭刻在脑海里熔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你好话没完没了地说，说得非常过份，也烦人，也制造戾气，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有。社会上总是有另类的东西。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书，是记载政治的。尚书中有非常符合孔子这种标准的对当时民谣的记载。其中我最喜爱的、永远喜爱的，就是《尚书·大传》里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纤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先秦还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我们伟大的中华，远古时候就有这样的好诗，就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对大自然的歌颂，这样的对人生的肯定，对这块土地，对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渴望和对劳动的赞美，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北洋政府曾经把《卿云歌》定为国歌，歌是好歌，萧友梅的曲子，但是北洋政府太黑暗太差劲了，他们不配。"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它简直就是一个极致，是一个精品，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还有中华，我们祖国叫中华，我们的名字太好听了，顺便说一个笑话。我当文化部长的时候，见一批台湾人，有一位台湾人就说，那个台湾人非常赞成统一，他说两岸统一后，中国的国歌他建议一定要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台湾所谓的"国歌"，实际上是国民党党歌，太难听了。汉字简化字他一部分同意，但是有一个字千万别简了，就是中華的"華"（繁体），他说"華"（繁体）字太美了，从篆体、隶书，一直到楷体、行书，没有比这个"華"（繁体）字更漂亮的，就像一幅小画一样。现在一简化，弄成一个"华"，上面成了变化的"化"，搞得中共政策老变化，就是简化字给简化坏了，这当然是胡扯闲谈开玩笑了。《尚书》里有《卿云歌》这样的诗，但是《尚书》里也有非常另类非常可怕的诗。比如《尚书·汤誓》中的"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可是一种极端的仇恨的情绪。那时候人写这样的诗，当然和现在的恐怖分子无关，而且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吾与汝偕亡"，这是一种恐怖情绪。你什么时候完蛋啊，到了凶险的时刻，我跟你同归于尽，拼一个赚一个。这种极端的情绪自古就有。《水浒传》第15回"智取生辰纲"里，白日鼠白胜挑着酒担子一上来就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而那边树林里已经藏好了蒙汗药，凶险的时刻就要到了。施耐庵写得真是逼真。所以孔夫子老是让大家不要极端，让大家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老是正合适，往左你别太左了，往右你也别太右了，可是社会不完全按照孔夫子的意愿走。社会矛盾乃至激化是客观存在，所以文学也表现出了一种不但怨而且怒，不但怒而且怒极，不但哀而且伤，不但伤而且伤极，不但乐，而且淫，不但淫，而且诲淫诲盗，出现这种现象。这些虽然不处在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但是仍然不断的出现。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另类的文学，就没有革命文学。还有，当社会矛盾呈极端尖锐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什么怨而不怒云云，不但是无力的，而且可能变成虚伪的反动的。事物就是这样向对立面转化的。回顾中国古代，我就讲这么一点，我主要是讲现代。

现代的情况又非常不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内忧外患，社会的各种矛盾，民族矛盾，包括我们民族主体汉族和执政的满清政府，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然更不用说整个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种种社会矛盾，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和三座大山，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乃至于国内地区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都达到了一个空前尖锐化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整个的社会要求着变革，而且要求着大变革，要求着爆炸，要求着翻天覆地的革命。这是当时的社会情况，这是一个现实。你现在离开那个社会情况来讨论革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能不能用更平稳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变革，其实根本没有意义。我常常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作家，左翼的作家，而且大量的和共产党和革命没有特别密切关系的，至少还没有建立很巩固的关系的作家，他们作品里面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一种对革命的召唤，对革命的期待。就说鲁迅，鲁迅作品里没有直接描写革命的，没有一篇作品直接描写革命，但他作品里面的那种沉重，那种绝望，对旧社会的绝望，那种对一场风暴的期待，显而易见。我记得解放前我十几岁上初中的时候，最爱背诵的，而且背诵起来热泪盈眶的，就是鲁迅的杂文《野草·一觉》里写的："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灵魂，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再如冰心，她的父亲是清朝的海军军官，所以她长期在烟台生活。她属于社会的上层，受到良好的教育，美国麻省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高材生。她那个时候很难算一个左翼的或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她写了很多关于大海、关于爱的作品，但是她也写了《到青龙桥去》，描写军阀混战中人们那种不幸的生活。她还写了《英士去国》，写一个留学生叫英士，回国以后看到国家一塌糊涂，根本没有他做的事情，他满心愿意为祖国做一点事情，但是他做不成，只能去国，走了。再比如说老舍的《骆驼祥子》，老舍在1949年以前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作家。1949年以后他是党的好朋友，是人民艺术家，彭真同志亲自向他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证书。可是他解放前写了《骆驼祥子》，你看完以后，你就觉得这个社会除了革命以外，甚至大杀大砍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没有办法用一种渐进的、和平的、优雅的、不伤筋动骨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而没有选择别的。没有选择民主同盟，没有选择其它第三条道路，只有极少极少的人选择了国民党。这是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一大区别。俄国知识分子选择沙皇的很少，但更多的倾向于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后，大批的文艺界知识分子，包括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吓跑了，因为对布尔什维克，他们摸不着底，都是工人、农民、士兵等赤贫的人，这些人上台以后会怎么样？他们摸不着底。著名男低音夏里亚平跑了。作家里头蒲宁跑了，后来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阿·托尔斯泰也跑了，后来阿·托尔斯泰回来了，而且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他还大力歌颂斯大林。我们现在又有聪明人回过头来分析阿·托尔斯泰，说他也有懈可击，拍斯大林的马屁拍得太过分了。作家也是难办，跑了是错误的，那么回来以后不歌颂斯大林，那行吗？他怎么做都是错误的，反正错误在那儿都等着他呢。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49年前后，大量的知识分子费尽千辛万苦，有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迫害，有的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追杀迫害，但是他们非回来不可。从香港回来的，从美国回来的，从欧洲回来的，都有。老舍当时在美国，我1980年访问美国的时候，费正清先生还活着，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他指着客厅外边一个挺破的长沙发说，那个是老舍临走的时候坐过的。费正清当时劝老舍说，你晚一点再走，你看两年再走，但老舍回答：我一分钟也不能晚，必须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最敏感的文艺界人士，尤其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真诚地选择了中国革命，真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国作家也付出了代价，比如说左联五烈士。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以为国民党很礼贤下士，对待知识分子挺好，这也是无知，把作家绑到刑场枪决，这是国民党的创造国民党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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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到了革命根据地，或者等到革命胜利以后，他们的日子过的并不顺利。他们又受到了革命本身的怀疑和试炼。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存在着作家、文艺家对革命的选择，以及革命对作家、文艺家的选择问题。它是一个互相选择，不光知识分子选择革命，革命同时要选择知识分子。

作家对革命的选择，带有一种正义感，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带有一种对大众，特别是对劳苦大众普罗大众解民于倒悬的使命感，同时带有一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就是认为革命是非常理想非常浪漫的事情。比如说巴金，巴金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巴金的书一上来就描写革命，灭亡、复活、新生，都是描写革命。他描写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呢？是俄国虚无党人的那种革命。巴金作品里多次提到波兰人廖亢夫写的反映俄国虚无党人革命的话剧，叫做《夜未央》。《夜未央》确实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它写一个革命志士，这个革命志士拿着炸弹，多少有点，我无意给他们等同和类比，多少有点人体炸弹的味道。他拉响炸弹以后和总督一块儿"吾与汝偕亡"。谁来观察总督的到来、给这个志士发攻击的信号呢？是他的情人，他最爱的姑娘苏菲亚。苏菲亚看到总督的马车一过来，立刻把灯推翻，于是炸弹响了，志士和总督同归于尽。这种革命真叫厉害，爱情真叫厉害，能有比这样的爱情更惨烈更决绝也更浪漫的吗？

但是对革命抱相对清醒态度的也有，就是鲁迅。鲁迅有一些话，我那时看了很不舒服，因为我当时很追求革命，又很追求文学。鲁迅那时就说，革命文学大兴起的时候，其实是革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是大革命的前夜。真到革命大兴起，大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就没有那么多革命文学了。鲁迅的这个话真是太清醒了。大家忙于革命了，哪儿还有那么多人，整天在那儿写诗：燃烧吧，大地！震响吧，惊雷！真打仗了，匍匐前进的匍匐前进，拼刺刀的拼刺刀，冲锋的冲锋，做思想工作的做思想工作，歇晌的歇晌，喂马烧饭打柴禾的喂马烧饭打柴禾，哪有那么多人在写燃烧吧大地震响吧惊雷，不可能的，所以鲁迅说得对。鲁迅还说过：革命的作家，你们千万不要以为革命胜利了以后，人民就拿着面包，捧着盘子，说你是革命作家，你们快吃吧！这不可能的。而且鲁迅说，革命里头有血污，有琐碎，有卑贱的工作，等等。所以说作家、艺术家都喜欢革命、都选择革命、都投共产党的票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使国民党恼火得狠，所以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它也汲取教训，封了一些书，连老舍的书都封，那时候谁要看鲁迅的书，谁就可能进监狱。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革命本身的情况，我们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呢？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军事手段为主。用军事手段，我们的士兵，我们革命的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那么这样的一个革命武装，它并不是每一个做着革命罗曼蒂克梦的先生来了都欢迎。它招待不起。一看一个伟大作家来了，啊，太好了，你高高坐上，给我们朗诵诗吧！这当然是罗曼蒂克梦。革命要选择的是什么呢？它首先要选择遵守纪律的人。武装斗争你不能不遵守纪律，随便打枪随便乱说还行吗？吃苦耐劳，敢于斗争，绝不手软，不怕牺牲，勇于献身，它要的是这样的人。说得再简单点，通俗点，它要的是不怕死的人。如果你满脑子天花乱坠的想法，到时候一只鸡都不敢宰，心慈手软，遇事退缩动摇，又自称是独立思考，上级说什么你都怀疑打个问号，这样人多了怎么打仗啊？作家选择革命，你老在白区那儿选择革命，其实你非常聪明，冲呀，干呀，打呀，你喊吧，可你真正到根据地了，你的表现却不符合革命的要求。你到根据地牢骚满腹，在延安时期就出现了萧军挨批，艾青挨批，丁玲挨批，出现了这种情况。最突出的一个事件是王实味，《野百合花》，最后把脑袋都批没了。于是就产生悲剧。悲剧的原因就在于革命和知识分子是互相选择的。选择了革命的作家却受到革命的负面选择乃至淘汰，这确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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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到了1949年以后，由于历史的惯性，由于革命的惯性，这样的一种互相选择，互相摩擦，当然也有互相配合的一面，我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直到49年以后，还延续着。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立足未稳，受到国内外敌人致命的威胁。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联合国席位还是国民党蒋家集团在那儿占着，台湾整天叫着要反攻大陆，国内各种被推翻了的敌对势力，都并不甘心失败。我们目前有法轮功邪教，那时候有一贯道、圣母救国军。河北西柏坡那里还有人制定刺杀新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大的计划，是买通了农会的一个人，计划谋杀新中国建立时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所以在这那情况下，新政权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仍然是政治性的。首先是立场的要求，你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敌对势力那边，你有一句话说的不对，你就有一个往哪儿站的问题。作家们喜欢用一些花花哨哨的语言，喜欢什么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好话赖说，赖话反问这一套，他是吃词儿饭的，他手里没点词儿，他怎么当作家，就像小贩身上得有零钱一样。可是这些东西都在政治上受到了非常高度警惕性的注意。胡风反革命集团，现在看来无非是文人之间有时候发些牢骚，有一些不平的意见，有时候神侃几句。当时批胡风攻击何其芳，胡风说：什么叫何其芳？说成白话文就是多么香，何其芳，多么香，现在咱们看它就是一句闲话，对何其芳本身也不能说有什么不敬，不能牵扯到他的政治立场上。但是当时就牵扯了，越弄越悬，越弄越玄。所以这样的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那种被夸张了的和历史延续下来的思维的惯性，斗争的惯性，革命的惯性，造成的一次又一次的对文艺家的整肃和斗争。

胡风的例子比较典型。胡风曾写过长诗《时间开始了》，发表在1949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那是一首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从头到尾，充满感情地歌颂毛泽东。至于他诗歌创作的艺术水准，这另说，胡风毕竟是理论家，以一个文学派别的领导人，而不是以诗人著名于国内外的。但是他那么热情真诚地放歌毛泽东，甚至到了个人崇拜的程度。我记得当时也批判，他歌颂毛泽东的作品也遭到批判，批他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不见得是胡风的原词，带有对他调侃性的）说我要大，毛主席越来越大，我要小就越来越小，竟然把毛泽东写成妖怪了。但是胡风的本意，绝对不是丑化毛泽东，而是说毛主席顶天立地，从大了来说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顶天立地，从小了来说，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是我们老百姓当中的一员。从艺术上讲，我也觉得胡风诗写得不算多么好，但是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一边歌颂着革命领袖，一边被革命组织进行思想整顿。这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奇观。这种奇观我们以后可能不会看到了。现在你们哪位愿意写诗，好好歌颂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你们绝不会碰到悲剧，很可能得益于这种伟大的创作。但是要写得太差了也不行，写太差了我也帮不上忙，你如果写得还过得去我愿意帮忙，不光你得益，我也得点益。但是在《时间开始了》的时代，你越歌颂，你越检讨，越说你是假的，越歌颂越说你是假的，历史太耐人寻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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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就因为这是革命历史的惯性。这历史有两个惯性。一个惯性就是我们一些执政者革命者，对文艺家的某种事出有因的警惕。所谓文艺家这些人有的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有的自由散漫，有的思想不切实际，这些人嘴上虽然倾向于革命，实际上对革命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文艺家里头绝对有这一面。现在仍然有这一面。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文艺家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但你要事事听文艺家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有个外国人跟我说这么一个事儿，大家也琢磨一下，到底什么意思。他说在美国，知识精英们，包括大学教授、艺术家、作家们都很聪明，但老百姓相当的傻。美国老百姓的傻劲我见过，包括牧师们在那儿传道，老百姓傻听着样子，真叫傻。可是中国呢，他说了这么一个观点，我为之一惊，但没有完全理解，他说中国老百姓相当精，什么政策是真的，什么政策是假的，什么政策对他有利，什么政策对他不利，他们一眼就能看穿，如果他们不信，你说下大天来人家也不信。这好象也有点道理，比如1958年，北京报纸上说一亩地丰收了80万斤白薯，老百姓死活不信。我当时在农村劳动，有个农民就对我说：一亩地80万斤白薯，老王我告诉你，那白薯个个跟你这么大，你站一亩地，根本不够80万斤。可是中国的精英，那个外国人认为相当的傻，对他有利的事他反对，对他没有利的事他坚决要求，办不到的事他坚决要求，办到的事他一概拒绝。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咱们可以作为笑谈。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得看到这一方面。革命历史的另外一个惯性，就是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甚至于说是浪漫主义的政治观，和那种政治参与。作家王晓波提出来"少瞎浪漫"，他就提出这么一个口号。知识分子们这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的政治拥抱、政治参与、政治燃烧，也作为历史的惯性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有的时候会发生矛盾，发生悲剧。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一种事实，这是任何别的国家、别的社会制度底下是很难有的，就是说这个社会，非常关注文学艺术事业，文学艺术事业受到从领袖到基层干部到老百姓的广泛重视。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连称呼都不一样。我们中国叫作家，一叫"家"好像就了不得了，英语是Writer，写字的人，我在这儿写字，我就是Writer。俄语里、中国维吾尔语里也是写字人的意思，日语"作家"读作Sakka，都不太含有作家、成名成家这种意思。我前后有四次在美国呆了几个月，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位美国朋友就跟我说，你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最好不说你是Writer，你说你是Writer，对方会觉得你是没有正当职业和没有稳定收入的人。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你就说是教授，他立刻知道：第一，你好好学习过；第二，你有稳定的收入；第三，你有正当职业。你的社会身份是很清晰的。如果你说是原文化部长，那也行，那也不像瞎胡混。因为人人都可以说自己是Writer，三个月不上班不干什么，乱七八糟瞎写点东西，你就是Writer。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活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最多的国家，索尔·贝娄、托尼·莫里森这些人都活着，他们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电视里出一个镜头，基本上就完了。中国幸亏没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真有人得，不成活神仙了嘛，谁伺候得了，文化部、中国作协一边呆着去吧。当然国外很多观点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有个美国人跟我说，他是共和党人，他说如果你问我共和党最不关心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文学。他说：不知道你们共产党怎么那么喜欢研究文学？我说这不很明显，你叫共和党，我叫共产党，差一个字嘛。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改造整个的社会，包括文学，跟你的观点和道路不同。美国总统发普利策奖完全是充当一个工具，组织者告诉他给谁发奖，他就来发奖，祝贺你，握手，给证书或者有少量的奖金，奖金数额也不太大，再握手，聊两句，走人。哪有在中国这么风光的，当作家能当成文化部长，写小说写成文化部长的没有，除非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对作家算是特别重视了，特别关心，而且写几篇小说就调到哪儿去了，起码成了著名作家了。得了奖了，领导接见，回到单位分房子、提级，一系列的事势如破竹。我们有特别好的一面，但是也有摩擦的别扭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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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说的这些都已经俱往矣。现在中国的作家，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生活待遇，他们受到的关怀，包括他们写作上的自由度，都是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老实话。因为我前前后后去过四五十个国家和地区，我退下来后和部里其它司局接触不多，但是和外联局的干部接触得比较多。因而我有机会接触过很多国外的作家，各式各样的作家，和其它国家比较，由于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这几年国家的稳定发展，我要说目前处境最好的是中国的作家。有人说中国不是那么自由，那看你干什么了，你非得写小说歌颂法轮功，你觉得不自由，那您就请吧，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去，现在起码有人请。有人说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但是世界上没有作家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没有在真空里写作的作家。好多年前我在纽约，在华美协进会演讲，这个团体是当年胡适等人创立的。一个美国人就问我：解放以后中国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您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能出现伟大作家？我说中国解放以后有没有出现伟大作家，这个另外讨论，但是政策和出现伟大作家之间的关系，起码不像你想的那样。因为我要问你，曹雪芹是怎么出现的？托尔斯泰是怎么出现的？屠格涅夫是怎么出现的？是由于尼古拉二世贯彻双百方针贯彻得好？不可能，沙俄那里流放犯多了，还有其他各种麻烦。中国历史上，李白有过麻烦，杜甫、王维也有过麻烦，李商隐麻烦更多，一辈子闷闷不乐。目前中国作家的处境是相当不错的。中国目前实行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主，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一直发展到以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发生了作家、艺术家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之间的互相选择，又出现新的问题。

市场经济和文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作家整天不希望很多人干预他们的写作，真没干预了，他们火气又上来了。为什么呢？他提出来，现在市场经济一发展，文学艺术堕落了。所谓堕落，就是那种教育性、指导性、权威性的写作越来越少了，而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的写作越来越多了，很多写作逐渐变成了一种满足人们精神消费的文化产品。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特别是有一批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中年或者中年偏大的作家，他们常常痛感到自己的优秀作品少人问津，而一些庸俗的消费性的作品大受欢迎，所以感到非常愤怒。有的地方还组织过关于作家的写作是一种悲壮的抵抗的文学活动。我就对作家写作是悲壮的抵抗这类说法，窃有不服之心。有的作家您哪儿悲壮啊？您刚得一个奖，得了5万；回到本省，本省宣传部又给了一个奖，5万；分房子补助，10万，这一悲壮就能进来二十万。那人家下岗的，在街上卖点熟食、卖点面食，一天挣几十块钱的人，人家倒没有这么悲壮。这些作家悲壮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随着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在满足人们的各种精神需要的时候，有一部分，也不是全部，它满足群众精神需要中的娱乐、休闲等这类简单的消费需要。面对这个转化，我们是痛不欲生，痛心疾首？还是视若平常？文化市场里面确有很多消极的东西，我们文化部孙部长这里整天抓文化市场的整顿，文化市场的管理，扫黄打非，查抄制假，反正有很多政策措施和提法，我也没好好学习，说不全，我知道咱们没闲着。咱们得管这些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例如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些通俗的消费性的作品，那准是一件好事么？比如武侠小说，我们解放以前有很多武侠小说，郑证因的技击小说，还珠楼主的神怪小说，白羽的武侠小说，我小的时候就看过。这武侠小说起码并无大恶，有些写得还蛮好。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大受市场欢迎，我也看过，我觉得在武侠小说里边，金庸达到了一个顶峰，在短期之内，你想超过他，非常的难。至于说这种小说有没有局限性，当然有局限性，因为它有很多套子，什么寻找秘籍，寻找解药，门派之争，江湖之争，它要没有这些，就不是武侠小说了。所以王朔批评金庸的小说一上来就打，王朔我也熟悉，但是金庸写得是武侠小说，当然打戏多，它一上来就说"妹妹我爱你"，那就是言情小说了。那么言情小说，写爱情的小说，我们有一个时期，起码在文革当中是不能写的。《沙家浜》里面只有阿庆嫂，没有阿庆嫂的丈夫，阿庆跑单帮去了。江水英的爱人是谁，去世了出差了还是怎么了，我们也闹不清楚。李玉和的家庭有妈、也有女儿，但是没有配偶。那时候我们连爱情都不能写的。所以新时期刚开始刘心武发表《爱情的位置》这篇小说的时候，现在看这篇小说有点概念化简单化，但是当时就不得了了。那时我还在新疆，我去理发，收音机里正播《爱情的位置》。理发员听到高兴的时候，走到收音机旁边坐那儿听，我的头发剪到半截，头发茬子扎着脖子，他就搁那儿不管了。他一会儿坐下来听，一会儿走过来给我几剪子，由于刘心武，那次我头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如果没有爱情，没有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缺陷。过去我们还批过茹志鹃的家务事儿女情，但是文学离不开这些东西，必然有家务事儿女情。但是目前文学消费品当中这些东西它又不是平衡的单纯的，比较复杂，有的里头也有很多糟粕。因此我们碰到很多处理上的困难。文化革命以前，我们国家平均每年出10部长篇小说，现在每年出5百部至7百部。只出10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你不要说它不好，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清楚出了什么书。很可能你要去买，因为除了这个别无长篇小说可看。任何一部长篇出来，都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总共十部，一个月还不到一部呢。可是现在一年出500-700部，你反而觉得一部好的都没有了。你看这个，还不如那个，看那个还不如那个，拿不准哪部最好。我现在看电视常常感到，由于北京电视频道太多了，我一晚上什么电视都没看，刚看北京1，又跳北京2了，然后又跳浙江台，刚看浙江台又看别的台。我非常怀念只有两三个频道的时候，甚至于我在新疆就一个频道的时候，就新疆电视台一个频道。那时侯我家算是买电视比较早的，一到晚上，连周围的小朋友们都到我家来看电视，我女儿那时候还没有上学，她看电视学会了几个词儿，一个是"停电"，还有一个"故障"，在新疆看电视，看着看着经常停电，频道也老出故障。记得那时候播放电影《红雨》，《红雨》我起码看了七遍。演《春苗》我就看《春苗》，还有《地道战》什么的。那时候每天看了什么，脑子里都清楚，而且记忆非常清晰。现在我看一晚上电视，你问我看什么了，我很可能忘了。最近还好，《刘老根》这个电视剧名字我记住了，但又播完了。现在的书太多了，选择性非常强，好的书少数好的书，淹没在大量的平庸的书里。读者又不接受你指导，你想指导他，看这本不要看那本，他往往不接受。你评了奖，他还是不看，你没评奖的，他非看不可。你真是没办法。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消费性大众性与文学质量文学精英之间的矛盾。

虎子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现在有没有大师的问题。现在文学界讨论的比较厉害，其中比较普遍的一句话，有人说中国近百年来，有一个鲁迅，很光荣，但是只有一个鲁迅，太可悲了，没有第二个活着的鲁迅。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人跟鲁迅一样，是精神的导师，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火炬，是不屈的斗士。现在没有人被推选也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我就是，绝对没有。可是对这个事儿我也老琢磨，鲁迅有鲁迅的条件，鲁迅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鲁迅的社会处在解体的过程。那个时候，真理是没有声音的，恰恰是一个作家，他说出了真理，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社会解体的过程中，诗家，作家，他道出了人们的愤懑，他道出了对那个社会的绝望，他道出了对一场历史风暴的渴望。那么他就成了导师，成了良心，成了火炬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处在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社会，尽管社会上也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复杂的事情。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很难设想一个作家，以人民导师、正义火炬、社会良心、真理化身的面貌出现。如果一个作家以这样的面貌出现，你甚至觉得他有点儿可疑，是不是？是不是哪样药吃错了？怎么现在他成了鲁迅了？成了先知了？伊斯兰教也只承认穆罕默德是唯一的先知，没有第二个先知。情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作家，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人民的朋友，是精神的花朵，是文化的果实。我们可以想想，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能够成为鲁迅那样的导师形象的，极少极少。曹雪芹是伟大作家，他可不是精神导师，曹雪芹怎么会是精神导师呢？他树立了什么光辉榜样？贾宝玉是榜样？林黛玉是榜样？晴雯？王熙凤、薛蟠？晴雯咱们歌颂得多，但晴雯也不是榜样，你要学晴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而且晴雯也很可怜。曹雪芹并不是导师。文学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老拿鲁迅来要求今天的作家，让今天的作家们太为难了，今天的作家做不到。我这些话很不容易说清楚，很容易引起争议。只有一个鲁迅，那当然，曹雪芹也只有一个。李白也只有一个，李贺是第二个李白？没听说过。有老杜，有小杜，然而杜牧也不是杜甫的重复，不是杜甫的COPY。越是大师越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这个问题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但是可以一起探讨。到底现在我们有没有伟大的作家？没有，没有也没有办法；真有，那咱们也闹不清楚是谁。鲁迅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认为他是伟大的作家，相反很多人攻击他，很多人贬低他，和他闹矛盾的人多得很，连郭沫若都骂过鲁迅，说他是法西斯什么的，上纲上线，扣大帽子，当然郭沫若后来不那么说了。苏雪林那些人更不用说了。

当今伟大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作家？为什么我说他应该是一种精神的花朵，是一种文化的果实呢？我们当今要求的作家，恰恰是能够把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和我们改革开放时期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能够集于一身，能够为我们的民族，能够为我们的人民，能够为全人类缔造出一个精神的成果，语言的成果，情感的成果，文本的成果，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我觉得如果完全用什么大师、经典，或者以某一个历史上的作家作为标准来剪裁今天的文学事业，未必能够做出一个公正的合理的结论。当然我的意思不等于说鲁迅的精神我们今天就不继承，当然要继承，鲁迅的深刻，鲁迅的清醒，鲁迅的使命感，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精通和那种超越，不光是精通而且超越，包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毛主席最欣赏的，硬骨头精神我们当然是要继承，要学习的。

第三、我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怎么样走向世界，怎么样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公认？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也出现许多摩擦。最明显的就是电影，电影界有人用一些不完全合理的，或者说不完全合乎规章制度的方法，把自己的作品推出去，就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国际的奖。也有些在国际上得了奖以后，我们这儿干脆不能演，什么《活着》、《蓝风筝》，有一批这样的东西，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在文学上这个问题就更麻烦，因为文学里面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一点，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是意识形态，那也不可能，因为那里面还有民俗等大量别的东西，但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更多。另外民族之间语言之间的隔膜和距离，它有所谓不可通约性，你翻译以后味儿就变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于是有人说，中国的作家太没有出息了。中国作家有两大罪名，第一个罪名是至今没有出现当今活着的鲁迅，刚才我已经做了一些无力的辩解，因为我也找不出一个很好的理由能够说清楚。第二个罪名，就是中国作家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幸亏2000年有一个高行健在国外得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高行健的作品，起码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得起来不是那么困难，不是中国人永远得不了，永远矬三分。至于给高行健奖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意图，我这里不细说。直到高行健得了诺贝尔奖了，还有报刊在登一位作者以前写的文章，说中国作家由于先天的缺陷，环境的限制，这个那个的，不仅20世纪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21世纪也得不了，22、23世纪再说吧，还有这样的言论。所谓文学走向世界，特别是文学作品被外国所接受，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很多，像刚才那种理论其实非常幼稚，自己骗自己。外国专家也指出过这一点，我记得还是1986年，在上海金山开中国当代文学讨论会的时候，一个英国汉学家叫比尔·杰内尔的，他就奇怪：怎么中国这么崇拜诺贝尔文学奖？他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北欧有一个国家叫瑞典，瑞典有一个地方叫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有10来个老头儿，那10来个老头儿按照自己的意思今年一高兴就给了这个，明年一高兴就给了那个，给的钱还很多，几十万美元。现在涨了，将近100万美元了。就是这么一个奖项。老有人问我中国作家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我就建议，将来咱们搞一点大点的奖，咱们弄不了100万美元，弄一个100万元人民币好不好？省得老让别人掌握着舆论，在那儿热炒。我觉得有一个微妙的事实，就是自从高行健得奖以后，那些放言的年轻评论家倒是蔫多了。

虎子

当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成为事实，当一个相对稳定的而且日渐提高的生活环境成为事实的时候，作家们仍然觉得不那么踏实，搞文学的人总是要讲一点理想主义的，而没有理想主义，没有对于社会的批评，就没有进步。这样他们仍然要找点事儿，仍然要发点牢骚，仍然要提点批评，仍然要表示一点儿悲壮，或者是表示一点儿孤独。有的作家喜欢强调孤独是作家最伟大的品质。在一个文艺讨论会上，有人一边谈着孤独，一边抢麦克风，别人正在用麦克风发言呢，他过去把人推开抢麦克风呼吁：我们要孤独！人家说你要孤独就别来参加这个会，你抢麦克风呼吁，起码让200个人都和你一块儿孤独吧，200个人和你一块儿孤独，就不孤独了，多热闹啊。

我觉得我确实是一个做写作的人，我说我是一个作家，不管给别人有正当职业还是没有正当职业印象，哪怕给别人一个可疑的印象，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写作的人。我愿意使大家能够了解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同时也企望作家们艺术家们了解我们国家和社会在发展。这也是我的始终有的一个愿望。可能我做得并不好，有时做得很差。但我一直想着充当这样一个桥梁，使我们国家的党的领导层，能够更多的理解从事文学的这些人们，也能够让这些喜爱文学、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人，更加理解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大政方针运作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今天介绍了一点所谓文学与社会互动的问题，互相选择的问题，有些也属于信口开河的形式，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原谅。谢谢！

（以下为答听众问）

问：东西方的作家，对文学的理解有多大差异？

答：东西方作家对文学的看法，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差异那么大。西方也有许多关注社会、批评社会、关注老百姓特别是关注工人、农民、市民生活的作家。比如我几次去英国，都见到他们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叫玛格丽特·德拉伯尔。她写了很多关怀老百姓处境的作品，我就跟她开了句玩笑，我说我怎么觉得有的中国的作家比你还新潮，跟他们比，您这不算太潮。再比如说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女士，她一直站在反对种族主义反对白人种族隔离统治的最前沿，甚至在南非有一些白人作家由于反对种族主义隔离坐了监狱。再比如在中国影响极大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百年孤独》的作者，他最近也很活跃，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他批评美国非常尖锐。1986年1月我去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的时候，当时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会上发言，下面人起哄，有的把皮鞋脱下来敲桌子，他们就大声抗议：耻辱！耻辱！就是指一件事，加西亚·马尔格斯要到美国来，美国不给他发签证，不准他入境。还有葡萄牙共产党员作家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得的诺贝尔奖，他特别同情巴勒斯坦人，几次去巴勒斯坦，前一段还在那儿发表对以色列的批评，我知道西方作家持这种立场的，不是他一个。西方作家大多是没有组织的，只有最可怜的小作家才加入作协，因为西方国家的作协整天跟着出版商、跟着盗版的在那儿办交涉，它是一个行业协会，行业保护性质的组织，那些大作家他根本不参加这类文学组织。但是西方社会是消费社会，他即使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不够一家衣食住行的。那些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部分都是教授，索尔·贝娄是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教授。这些著名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文学观念，我倒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当然西方确实也有很自由的一面，你爱采取什么稀奇古怪的主张，也没有人管，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主张。比如说主张自己写作，认为作家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不要想自己要写什么，他坐在桌前，拿起笔，铺张纸，就写，有点像下神儿，不要想，不要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写完后不要想写的是什么，然后发表让读者看，说这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可这种主张，咱们中国也有。湖南有一个作家叫残雪，她就说她在动笔以前从来不考虑写什么。她在美国演讲这么说，有的美国听众也不信，就跟她争。我对这个事的看法是这样，残雪以为她什么都没想，她并不是故意说谎，也不是故做惊人之举，她更多的依靠她那种直觉的潜意识的感情的喷发来写作，这个有可能。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有这么一位女士用这种方式写作，我觉得也挺好，多了也不行，有个把人，聊备一格，也挺好。

问：您刚从印度回来，印度和中国是两大文明古国，您觉得两国有什么不同？

答： 印度文学我了解的不多，解放初期读得多一些，譬如泰戈尔的作品。这牵扯到整个的印度文明，在印度文明里头，宗教占很重要的地位。它宗教里头既有超人间的，所谓禁欲的东西，也有人间重欲的东西。我这次去印度参观了一个庙，那个庙里供着神佛那些东西，壁画上全都是性活动的内容，而且它最深层供的是男女生殖器，有人还点着蜡去膜拜，这和中国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完全不一样，虽然中国古代佛教中也引进过这种东西，但是还是很不一样。印度的歌、舞、雕塑、绘画、电影，他们的艺术确实是好，可是印度城市那种肮脏、垃圾、那种城市面貌，让你觉得它那里三个代表实在还是个问题，这让人怎么办呢？

问：您刚才说到您希望成为作家和政府之间的桥梁，我特别理解。我们许多作家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个体行为，观察社会、展现作品也是在很个体的状态下，我们这么多年提倡建设艺术家与政府合作，来关注大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心态没有转变过来，要保持什么独立、悲壮，孤独？从作家本身全面的修养和我们目前国家发展的需要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答：各个作家的情况很不一样，你很难以一个作家作为榜样和标尺来把握作家群体。我们有所谓遗老遗少式的作家，你无法禁绝，他们更多的兴趣在中国古代文化上，喝喝酒，写两笔字，画上两笔，烧个菜，讲点过去的事儿，他们更偏于这方面。还有书斋型的作家，基本上是书香门第，他们一直生活在书斋里。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边人见到一个读书人，就告诉我，这可是好人，一脸的书气。一看他那个脸，大概是苍白的，或者近视眼的，一看就觉得这人书读的特别多，也有这样的作家。也有在基层摸滚爬打出来的，还有什么流浪型的，现在作家的式样也各式各样，各有不同。另外文学本身个性化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常说少数服从多数，但它相对于文学的意义就很小。要让作家们对各种问题的见解很统一，很合作，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提倡沟通，应该提倡善意的理解，也应该提倡应有的批评，提倡明朗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到，起码有助于情况的改善。

问：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作家，人生有特殊的经历，又当过我们的部长，前一段您出了一本书，叫《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深刻，很现实，而且从部长经历这个特殊角度，对我们也很有指导意义，我想问一句话，可不可以通过《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这本书来解读您，解读王蒙？

答： 我想任何一本书，你不管下多大决心想让它包容一切，实际上它不可能包容一切。书就是把语言文字化，任何一种语言，即使最精确的表达，当它表达出来以后，它都有各种先天的缺陷，它有时会顾此失彼，有时会显得将就，有时显得太灵活，不易掌握，有时它又有被推向某一个极端的可能，所以孔子就讲"述而不作"，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诗家讲"得意而忘言"，禅宗也讲"不可说"，就是他们洞悉了语言本身的能量、力量，同时也洞悉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书都不是全部，本本主义永远是要吃亏的。包括您要是想理解我，您光看我的书，您会有所收获，但是肯定也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完）

*本文是作者2003年2月28日在国家文化部机关所做的演讲录音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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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gongjushu.cnki.net/kns50/crfd/detailcrfd.aspx?QUERYID=31&CURREC=3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文艺思想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兴观群怨”说出自《论语·阳货》: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是就文学作品的美感作用而言的,所以朱熹解释为“感发意志”(《四书章句集注》),指人在吟咏鉴赏诗歌的过程中,诗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读者的思想感情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说“兴”是指“引譬连类”,朱熹在《诗传纲领》中又释“兴”为“托物兴辞”,这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诗可以兴”的美学特征的说明。诗歌的这种美学作用,可以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有时,这种联想也可以是抽象的。如《论语·学而》记载:“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由《淇奥》中的两句诗联想到一个人在道德品质的修养中,反复琢磨,不断提高,表明孔子重视从具体生动的形象联想起某种抽象的一般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兴”主要指的是文学的审美特征,不是后来诗歌具体表现技巧的“兴”。

    “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的。《论语集解》引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为“考见得失”。就是说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因此通过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盛衰和政治得失。从“诗可以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他要求文艺能比较具体、确切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群”,是就文学作品能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而言的。《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 “群居相切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是“和而不流”。就是说诗可以帮助人互相沟通情感,加强团结,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孔子又说过“群而不党”,说明孔子的“群”不是搞小宗派,不是少数人以利益结成的小团体,而是在“仁者爱人”、“泛爱众” 基础上的“群”,反映了孔子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