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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先生（1931）曾经对切韵时代能够区分鱼虞的方言作过详细的考证，并且断定这个方言区域只限于太湖周围以建康为中心、北起彭城南讫余姚的范围之内。需要说明一下，罗先生文章中的虞实际包括虞、模两韵，主元音为[ u ]，跟鱼韵的主元音[ o ]相对立。为了避免混淆，下文把前者改称虞类，后者改称鱼类。如果需要特别提及各韵，则一仍《广韵》之旧，分称虞韵、模韵、鱼韵。在韵谱中，鱼类字下加着重号，以求醒目。
罗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汉语史上公认的权威之作，尤其是讨论《切韵》性质的时候，更不免要引到它。由于罗常培先生学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很少有人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材料产生过怀疑。即有不同看法，也总是改从罗先生的。例如，年黄淬伯（1930）曾通过反切系联的科学方法得出长安方言能够区别鱼虞的正确结论。但是罗常培先生在上面这篇文章中对黄先生的结论提出了异议之后，黄先生就在《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观点》一文中《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2期，改用了罗先生的意见，实际上是对自已的正确观点进行了修改。罗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海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在最近，梅祖麟教授的《吴语情貌词“仔”的语源》（Mei,Tsulin 1979）、张琨教授的《切韵的综合性质》（Chang,Kun1979）都引用了罗先生这篇文章的结论。
所以，象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章对它的材料是否确实、观点是否全面重新作一番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此外，本文还打算通过对鱼、虞两类的分析，就《切韵》时代的方言概况以及《切韵》的性质作一些粗略的讨论。
罗常培先生在文章中列举三十七位北方诗人的用韵情况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他在材料的选取上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偏见，甚至有歪曲的地方。略举数例本文的韵文材料来自《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庾信，籍贯新野，属于罗先生所定的北方诗人，也就是说鱼、虞是不分的，罗先生举了他的《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作为例证。为了全面了解庾信的用韵情况，我们把《全北周诗》中他用过的鱼、虞韵脚都列举出来。
《道士步虚词》初虚舆书鱼墟，《燕歌行》居疎书，《奉和山池》舆渠疎鱼馀，《游山》聚舞雨竖，《奉报穷秋寄隐士》沮锄书鱼渠疎庐，《咏怀》株无跗奴愚，《夜听捣衣》杵鼓缕，《和章文内史入重阳阁》疎渠书蕖居舒妤，《寒园即目》居墟书舒馀鱼疎。《有喜致醉》珠弧夫厨须株雏，《别张洗马枢》顾路渡菟，《别庾七入蜀》乌都图枯株，《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谟图都夫疎狐乌蒲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誉锄蘧舒如裾璩舆虚墟居初除闾妤车馀疏睢书初余囷渠於沮袪葅诸嘘庐徐鱼樗渔挐书蔬胥疎璵，《咏画屏风诗》壶厨孤垆，《寄王琳》疎书，《和江中贾客》浦鼓。
庾信诗中存在鱼虞的区别一望自知，不需讨论。《言志》一诗四十韵，鱼韵到底，尤足以说明问题。
徐陵，东海郯人。罗先生举了他的《骢驱》为例，说明郯人是鱼虞不分的。但是他的叶这类韵的诗除上面一首以外，还有两首。
《长安道》都图珠吾，《同江詹事登宫城南楼》孚趋儒枢瑜巫厨诛。
这两首诗中不杂一个鱼韵字，怎么能够根据一首诗就否定另外两首的用韵情况呢？
跟徐陵同郡望的，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诗人何逊。我们不妨也把他的这类诗的韵脚全部列出来。
《落日前墟望赠范广州云》舒馀疎车渔，《答丘长史》路雾趋句喻鹜树赴赋务驱务屡，《下直出谿边望答虞丹徒敬》楚阻语许绪炬举，《赠江长史别》处汝叙楚所旅阻与渚溆举语许，《送韦司马别》渚侣绪举，《初发新林》楚与暑许举侣渚屿拒许所语，《宿南州浦》苦浦五鼓莽土，《秋夕叹白发》扶殊隅珠躯须庑隅愉枢株凫嵎，《野夕答孙郎擢》露树趣注，《晓发》雾树趣赋，《为人妾思》处去。
总共十一首诗八十三个韵脚中，竟没有一处鱼虞相混，这对于证明郯人鱼虞不分显然是不利的，罗先生干脆就把何逊的诗撇在一边，弃置不顾。
张正见，清河东武城人。他的全部诗中没有一首鱼虞混用，尤其象《置酒高殿上》全诗十二韵 ，《帝王所居篇》十韵，都是一韵到底。罗先生为了证明清河东武城人鱼虞不分，就举了他的《赋得梅花轻雨应教》一诗为例，认为这首诗叶雨去聚柱舞。下面我们就把这首诗抄出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梅树耿长虹，芳林散轻雨，蜀郡随仙去，阳台带云聚，飘花更擢枝，润石还侵柱，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
原来，“去”字在奇数句，而且又是去声字，不跟上声字押韵，按诗律自然是不能算作韵脚的，不知罗先生何以把它拉进韵脚举为例证了。
隋文帝，华阴人。罗先生举了他的《宴秦孝王于并州作》为例证明华阴鱼、虞不分。隋文帝以鱼虞押韵的诗仅这么一首，而且只有三个韵脚：臾除无，实在不能说明问题。倒是他的儿子隋炀帝和他的同乡杨素一共有七首这类诗，二十九个韵脚，没有一处合韵。这对罗先生的说法是强烈的反例。
柳恽，解人，他一共有三首这类诗。
《赠吴均》浦渚楚旅举，《七夕穿针》绪缕聚柱取，《擣衣诗》暮素树务。
象上面这样的押韵情况，与其说是鱼、虞不分，倒不如说是鱼、虞能分。
江淹，济阳考城人。他的用韵是比较宽缓的，不象他的儿子江总那样。江总的诗中是鱼、虞分用的，所以罗先生的材料中就没有用上。但是江淹的诗作是不是纯然鱼虞不分呢？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的全部这类诗吧。
《郊外望秋答殷博士》芜蹰瑜都模濡初书居，《池上酬刘记室》暮路树度露赋素，《班婕妤咏扇》素雾故树路，《张黄门协苦雨》渚礎序举侣楚伫，《刘太尉琨伤乱》雾据骛遇举故度路树虑素数，《殷东阳仲文兴瞩》趣遇树素雾慕虑，《悼室人》无都舆隅居。
上面七首诗中有四首是合用的，罗先生就仅仅举了这四首为例。实际上，这四首诗中， 《郊外望秋答殷博士》可以看作是换韵，《殷东阳仲文兴瞩》全诗七个韵脚，只有最末一个韵脚合用。这二首都不足以用来作鱼、虞不分的依据。
除了上面提到的诗人以外，如果按照罗先生确定诗人地域的方法，南北朝和隋代还有一些北方诗人是分别鱼、虞的，罗先生的材料中都没有选上。这些诗人有：
范云，南乡舞阴人；温子升，济阴人；邢邵，河间鄚人；魏收，钜鹿下曲阳人；王褒，临沂人；释亡名，南郡人；王僧孺，郯人；王筠，临沂人；江洪，济阳人；谢徵，陈郡阳夏人；褚翔，河南阳翟人；阴铿，武威人；周弘让，汝南安城人；卢思道，范阳人；孙万寿，武强人；牛弘，鹑觚人；魏澹，下曲阳人；许善心，北新城人；王胄，临沂人；薛道衡，汾阴人；袁朗，长安人。
这样一来，能够区分鱼、虞的方言区域就不仅是罗先生所说的太湖一带，而是一个北起幽燕、南讫吴楚、西自秦陇、东至齐鲁的广大地区了。而且同是一个地区的诗人，有的能够区分鱼、虞，有的却不能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6年，王力先生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试图用语音的历史演变来解释这个现象。他把南北朝鱼、虞的演变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何承天至张融，鱼虞不分，到第三时期，即从庾信至隋炀帝，鱼虞分韵，第二时期处于过渡交错阶段。王力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汉语史研究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接受一半，因为早在第一期以前，韦昭、陆机、陆云的诗歌和东吴的民谣里，鱼、虞已经区分得很清楚了。而在第三个时期，《北齐太上时民谣》、《北齐后主时谣》等邺下民谣中，鱼、虞仍旧混用，这自然是跟王先生的看法发生牴啎的。所以问题最后还只得回到南北方音的歧异上去找原因。实际上，《颜氏家训•音辞篇》本来说得很明白：“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鱼、虞不分只是“北人”特 有的方言现象，不过“北人”的概念需要作进一步规定罢了。我们决不能同意罗常培先生把这个概念扩大到整个北中国。至于鱼、虞不分的方音区域到底有多大，我们留待最后考释。这里先来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既然鱼、虞不分仅仅跟“北人”有关，那么上文提到的能够区分鱼、虞的诗人为什么会遍及全国广大地区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原来罗常培先生在考虑诗人地域分布的时候，所根据的仅仅是史书所载的诗人郡望，而没有进一步从诗人一生的行状中考明他的出生和成长的里居。我们知道，郡望往往是诗人好几代以前老祖宗的出生地，对于诗人所操的方言，并不能提供什么说明。由于用诗人的郡望来代替里居，在材料上发生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把一批江南诗人错误地看作北方诗人，例如：
江淹，史载考城人。但是他父亲江康是在南朝南沙（今江苏常熟一带）做小令的。江淹从小就在江南长大，在江南度过他的一生。《南史•江淹列传》，《周书•江淹列传》。
徐陵，史载郯人。而他的父亲徐摛在南梁作员外散骑常侍，徐陵应该出生在建康。《南史•徐摛列传》。
庾信，史载新野人。早在他祖父庾易的时候就定居江陵。他的父亲江肩吾是南梁著名的诗人。简文帝开文德省置学士，庾信充其选。可见庾信应属于江南诗人。《北史•庾信列传》。
张正见，史载清河东武城人。他的父亲张脩礼原为魏散骑侍郎 ，后来归梁。张正见十三岁的时候向简文帝献颂，所以他的青少年也在建康度过。《南史•张正见列传》。
李顒，史载江夏人，祖矩为晋江州剌史，永嘉之乱，率众南归。父充辟丞相王导掾，所以李顒是在南渡不久生活在建康的。《晋书•李充列传》。
王僧孺，史载东海郯人，齐尚书仆射，曾祖雅已经在东晋做光禄大夫，世为南朝仕族。《南史•王僧孺列传》。
其他如顾延之、谢灵运、谢徵、王融、王思远、王褒、王揖、范云、阴铿、褚翔、周弘让、许善心等都是南方诗人。
第二个错误，把一批洛阳、邺下一带的诗人，看作是北方其他地方的诗人，例如：
曹摅，史载谯国人，为魏大司马曹休的曾孙。曹氏从魏武开始即定居邺下。史载“摅少有孝行，为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王衍当然住在洛阳。所以曹摅的里居不是邺下就是洛阳。《晋书•曹摅列传》。
傅咸，史载北地泥阳人，为晋司隶校尉傅玄之子，应当随父居住洛阳。《晋书•傅玄列传》。
阮籍，史载陈留尉氏人，他的父亲阮瑀少受学于蔡邕，后为魏丞相掾，阮籍少时无疑是在邺下度过的。《晋书•阮籍列传》。
挚虞，史载京兆长安人，他的父亲模在邺下为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谧住在新安，即今河南渑池，可见虞的里居不在长安，大概在洛阳一带。《晋书•挚虞列传》。
潘岳、潘尼，史载荥阳中牟（即今河南中牟县东）人，西晋诗人。《晋书》说潘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神童”，潘尼在永嘉之乱的时候，“洛阳将没，携家属东出成皐，欲还乡里”，可见他们少时也许住在中牟，后来在洛阳作官。中牟在洛阳东面，可视为洛阳邺下一带的方言区。《晋书•潘岳潘尼列传》。
魏澹，史载钜鹿下曲阳人。薛道衡，史载河东临汾人，周祖谟先生的《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已考定他们的里居在邺下，兹不赘述。
其他如曹毗、阮咸、成公绥、程晓、邢邵、孙万寿、何邵、孙绰等都是洛阳、邺下一带的诗人。
仅仅根据上述这些诗人的里居，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一）南方诗人，鱼、虞分用。
这些诗人除了罗常培先生所列举的二十七位江南诗人以外，还应该包括被罗先生错划为北方诗人的张正见、柳恽、江淹、徐陵、庾信，以及罗先生文章没有提及的江总、何逊、袁朗、范云、阴铿、王揖、王筠、王胄等等。
（二）洛阳、邺下一带诗人鱼、虞同用。
这些诗人有应贞、曹毗、曹摅、程晓、傅咸、何劭、卢谌、刘琨、孙绰、挚虞、王伟、成公绥、潘岳、潘尼等等。
此外，还有几位南方诗人：颜延之、王融、王思远、王秀之、谢灵运、李顒，他们的诗歌却是鱼、虞同用的。有几位邺下诗人：卢思道、魏澹、薛道衡、邢邵、孙万寿却能区分鱼、虞。这就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二个问题。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南朝建康所使用的书音，是南渡的士大夫带来的洛阳旧音《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9卷2期，1949。我们从曹丕、曹植、陈琳、嵇康等人的用韵可知，早在曹魏，洛阳、邺下一带已经鱼、虞不分了。所以当晋室过江不久，带到建康来的书音也当然是鱼、虞不分的，以上颜延之等几个南方诗人的用韵情况正反映了南朝比较早期的书音特点。但是，当时的吴地土著却说着自已的方言，这个方言的一个特点就是鱼、虞不同韵，我们可在吴地歌谣的用韵中找到它的证明。这样，在建康就存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士大夫所使用的雅言，一种是民间所操的土语。《颜氏家训》云：“南方士庶，数言可辨”，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当两种语言发生接触的时候，势必要互相影响。在土语的影响下，书音中也出现了鱼、虞分用的趋势，到了王力先生所说的第三个时期，鱼、虞就完全分用 。这个演变不仅发生在建康，看来还越过长江影响到洛阳、邺下。《颜氏家训》说了北人不能区分鱼、虞以后，特别表出李季节独能 区分：“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桓公口开而闭，故知所言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这显然是在建康书音影响下流行于个别“知音人”口中的新的语音特点。卢思道、魏澹、薛道衡、邢邵等人的鱼、虞分用 ，正反映了部分邺下诗人用韵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认为王力先生的观点至少有一半是对的，不管建康也好，洛阳也好，语音都在演变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北人”的区域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上来，也就是说，除了洛阳、邺下一带以外，还有哪些地区是鱼、虞不分的；除了太湖周围，还有哪些地区能够区别鱼、虞。由于文献资料不足，我们只能作一些很粗略的讨论。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长安附近的西北方言能够区别鱼、虞。
这方面最重要的证据当然是慧琳《一切经音义》；此书反切取则于元廷坚《韵英》。《韵英》是秦音的记录，大概是没有疑问的。黄淬伯先生用反切系联的客观方法，考定长安方言中能够区分鱼、虞，这个结论当属可信。
又据日本大島正二的《颜师古汉书音义研究》，颜师古对，汉书》注音中所透露的长安音，其韵类虽比《切韵》少得多，但是鱼、虞却是独立成韵的。引自张琨《切韵的综合性质》。
隋炀帝、杨素、牛弘等西北一系诗人的诗歌中都是鱼、虞分用的。长安附近的民谣，如《长安谣》《大业中童谣》《咸阳宫人为咸阳王禧歌》，也都反映了这个特点。
此外，敦煌石室所藏的汉藏对音写本《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金刚经》《阿弥陀经》四种残卷和注音本《开蒙要训》的注音，据罗常培先生考，系代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开蒙要训》鱼、虞、模分韵，其他四种残卷的藏文对音虽有部分混淆，但是分韵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模韵基本上用对音，虞韵以ｕ对音，鱼韵有部分字以ｕ对音，但有相当一部分字以ｉ对音。可见西北方音中的鱼、虞对立现象直到唐季和五代还留有痕迹。引自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
日本的汉音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公元年）开始派“遣唐使”“留学僧”“留学生”到长安，所传读音为“唐京雅音”，指斥古所传汉字音为吴音。延历十七年，格太政官宣曰：“诸读书出身等令读汉音，勿用吴音。”可见汉音即是唐初长安方言的译音。在汉音中，鱼韵作ｏ，虞韵作ｕ，划然两类。洪笃仁《万叶仮名与广韵对照》,《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1期。
最后，我们还可以引用《大唐新语》中的一段轶事，来证明长安方言中的鱼、虞对立。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株（鱼云）虞（驴云平）缕，（俱云）居不得（喫云）诘。空（喫）诘（米云）弭（面）泥去。（如）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俱以鸡猪之事对，则天大笑，释献可。
侯思止不是长安人，而且不识字，所以他的话中鱼、虞不分，士大夫们都笑他，武则天听了崔献可的转述也忍不住大笑起来。试想，如果当时长安方音中已经鱼、虞不分了，侯思止至多不过是不能操雅音，说话显得俚俗而已，决不会滑稽到令人捧腹大笑的程度。
中古汉语西南方音的材料要少得多了。我们可以利用的比较可靠的韵文材料，要数李白诗歌。李白从五岁到二十六岁都生活在蜀中。根据鲍明炜同志的《李白诗的韵系》《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1期统计，李白诗中鱼类独用三十一例，虞类独用四十八例，鱼、虞同用十八例，鱼、虞两类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里可能会碰到一个疑问，唐初以诗取士，李白的用韵会不会受官方韵书的影响呢？不过我们只要把李白的用韵情况跟杜甫等其他诗人比较一下，这个疑问是可以消除的。据封演《闻见记》载，《广韵》的独用同用之注为唐初许敬宗等为了便于诗人作诗详议而定的。这一点王应麟等虽有异议，但是从唐初诗人的用韵情况来看，大致不会错。比如鱼、青韵，《广韵》都注明独用，杜甫等人是严格遵用的。但是李白的诗歌中青韵却不然，青与清庚耕同用者二十四例，独用仅一例。要是说李白的鱼、虞分用是受官方诗韵的影响，那么为什么独青韵就不受影响呢？可见李白诗歌中的鱼、虞分用是反映了蜀中方言的语音特点。
唐纳（Downer ）发表了一篇《瑶语勉方言中的汉语借词层》，文中鱼韵借词的对音有，，，，，，虞韵借词的对音有，，，。很明显的，至少有一些借词层是反映了鱼、虞的对立。这些借词层的具体年代和地域已很难确定，但是除了鱼韵的可能是上古的借词以外，其他的音大概都是来自中古和中古以后的汉语。此外，唐纳的这些材料蒐集自老挝和泰国的北部，所以它们原来可能借自我国西南的方言。又据周法高先生的《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李方桂先生所调查的某些广西泰语借词里还保存着鱼、虞对立。
能够对中古华南方音作出说明的直接材料，当然是汕头方言中的鱼虞对立，此外大概只有越语借词了。我们说汉越语借自中古华南方言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汉越语的音系跟借自中古北音和吴音的日语汉音、吴音不大相同。例如登、蒸两韵，在汉音、吴音中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汉越语中前者作，后者作，这跟广州话的登作、蒸作正相一致。只要把汉越语跟广州话细细地作一历史比较，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汉越语是来自华南汉语的借词。（关于汉越语跟中古华南方言的关系，桥本万太郎有精辟的论述。）汉越语的模作ｏ，虞作ｕ，鱼作或，丝毫不紊，再结合到汉越语形成的年代考虑，我们说中古的华南方言能够区分鱼、虞大概是不会有差错的。越南、高丽材料引自高本汉（1946）
比洛阳、邺下更北一些的中古方音，我们知道得更少了。晋《幽州民为王浚谣》、《北史熊安生传》的《冀州人语》似乎都是虞类独用的。此外，高丽的汉语借词鱼韵作，虞韵作。如果我们能够考定这些借词是经由中国北方传入高句丽的，那么比洛阳更北的方音中可以区分鱼、虞就寻到确凿的证据了。
至于鱼、虞不分的方言区域，当然也不仅仅限于洛阳、邺下一带。北面可能至河北南部，例如上文提到的侯思止，《新唐书》载“桓州剌史裴贞笞吏，吏积怨，教侯思止告舒王与贞谋反” 《新唐书•侯思止列传》，桓州即今河北的正定一带，可能就是侯思止的居处，这个区域的东面也许到山东。左思史载临淄人，《晋书》说他的家庭直到他的妹妹芬入宫，才移居京师，那么左思诗歌的鱼虞同用是不是反映了临淄方言的特点呢？《晋书•左思列传》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左思也许从小就跟在做殿中侍御史的父亲身边，说的是洛阳方言。鱼、虞分用的诗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陶潜。他是陶侃的曾孙，史载浔阳柴桑人《晋书•陶潜列传》。但是他的祖父和父亲的生平都不见于正史，别处的记载也都参互不一，所以难以确定其居里。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鱼虞不分的个别方言点有可能一直延伸到长江附近。
至此，我们可以把全文总结如下：
（一） 中古汉语鱼、虞不分的方言区域主要在河南及其周围。
（二） 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的中古方言是能够区分鱼、虞的，幽燕一带的方言也可能属于这一类型。
（三） 《切韵》音系不可能代表“洛阳今音”（指《切韵》时代），也不可能是“洛阳旧音”，因为不论是《切韵》时代的洛阳音，还是更早一些的洛阳音都是鱼、虞不分的。
（四） 《切韵》的鱼、虞分韵主要反映当时建康的书音特点，但是早期的建康书音也是不分鱼、虞的，大概从刘宋开始，在吴地方言的影响下鱼、虞才开始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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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24 17: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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